碧溪之路，给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农村，都提供了一个发展新模式，那就是利用小集镇的工贸商辐射优势，带动一方农民致富这样符合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村实际经验。许多今天到苏南参观或路过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受，那就是在这儿已经基本看不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了。而这种厂连着厂、城连着城、市连着市、城在乡村中、乡村在城中的景观，正是当年的“碧溪之路”延伸的结果。
碧溪镇就在常熟，而创造“碧溪之路”的常熟人，自然更早、更多地从碧溪的经验中为自身的发展获得了营养。看一看常熟的一个又一个美丽、气派的现代化乡级集镇，你就仿佛置身于嵌着繁星殷的庞大花园城市之中。
从元和村到碧溪镇，仅一眨眼的功夫。我刚刚参观完这两处曾经为中国新时期农村改革开放作出特殊贡献的成代化村镇，二常熟主人又把我带到了紧临长江的东张镇。
这个在当地百姓的口中还叫作“张家市”的小镇，别看它不怎么起眼，它可是当年元朝名士、一度称王的张士诚在此依军建市之处，故俗称“张家市”。后因常熟西乡也有一个“张家市”（即现今的张家港市），所以张士诚的这个张家市，就被今人叫作了“东张镇”。
东张镇位于常熟之东，它的身后是一眼望不见边的滚滚长江。“东张西望，这儿有没有‘西望’呀？”我想起了东张西望这个成语，就笑间陪同的市委宣传部的同志。
“‘西望’倒还没听说，但过去东张却真的老西望。”
“为什么？”
“穷叹。赶不上别人发展的步子。现在可大不一样了。”宣传部的同志显得很自豪地告诉我：“过去东张人‘西望’，是希望上面多给他们点优惠和照顾。这几年他们东张‘西望’是看中了改革开放好形势和像元和、碧溪发挥本地优势搞发展的经验，所以东张人的‘西望’，可真是望出大名堂了”。
“怎么个大名堂法？”我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你往地里看——”常熟人用手指指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发现没有？这儿的地跟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
我细细看去，嗯，好像地里种的东西比其它地方多似的。
“对了。这儿的农民如今光种地也能致富的已经遍及全乡。他们家家户户都现实了一个‘露天小银行’……”对我的不解，主人忙解释道，“说的是他们东张农民科学种地，在同一块田里、同一个季节里种上几茬经济作物，每年从种田这一块就可实现一亩多收三千元、每家每户一年增收万元钱的巨大经济效益。”
过去都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走遍大江南北，还没听说“务农也能富”的，我的兴奋点已经超过了好奇心，忍不住下车踩进眼前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江南的3月，是最美的季节，可是我发现这儿的地里竟还留有一茬茬早该摘掉的陈棉花杆，在秃枯的棉花杆下，是一丛丛嫩得快要滴水的荷兰豆苗和或是青鲜的蚕豆、刀豆苗……这时正好有位老乡在田埂的另一头走过来，我便间他，为什么地里的陈棉花杆没摘掉、为什么一块地里种了许多种作物，为什么……？
老乡笑了，说：“为了让地里产出更多的钱来叹。”
我也笑了，“哪你搞这套夹种，一年能比单种棉花一种植物多收入多少？”
“好年景，多三四千元。一般也不少于两千元吧。”
“套种这一类蔬菜，会不会影响棉花产量？”
“不会的。棉花反多收哩。”
我笑着摇头，表示不明白。
“棉花跟像荷兰豆一类的蔬菜一起生长种植，对土壤改良好处多着呢。一是有机肥比过去多下地了，二是作物残株落叶翻耕还田后另加豆料作物根瘤菌含氨高残留田后，两样一加合八公斤标准肥哩！你可听说过？这么多肥下去，对棉花生长有力，肯定丰收丰产么。”
“你这些知识哪儿学来的？”
老乡笑了：“技术员说的呀。”
“去年你全家种了多少亩这样的套种作物？”
“我全种了，共六亩责任田。”
“共创多少收入？”
“不算多，两三万元吧。”
“算不算棉花收入？”
“加棉花还多些。”
“棉花产量高吗？”
“高。我们这儿年年棉花超双纲。”
“那种一亩经济作物是不是比种一亩棉花收入多？’
“肯定多。”
“多多少？’，
“一亩多千儿八百元的还是有吧。”
“谢谢。”
当我站起身时，这位老乡用疑惑的目光看看我，“你是干啥的？哪儿来呢？”
“从北京。”
“听说北京人就爱吃这荷兰豆苗，是吗？”
“可能是吧。不过旺季时吃得起，到冬天就吃不起了。”
“那时多少钱一斤？”
“说不准。十块八块可能还不止。”
“天，这么贵呀？我们这儿才卖一两块，有时还只有几毛钱一斤！”老乡似乎有些生气地一蹭脚，差点把几棵荷苗踩倒。我又见他很心疼地弯下腰，就再也没有理我。
在镇政府大楼里，听了年轻的镇党委书记陈惠良和江振球镇长的介绍，更令我感到激动——
东张镇基本是个纯棉种植区，全镇有棉田2万余亩。在“以粮为纲性、“以棉为纲”那个年代，一直单一种棉的东张人，辛辛苦苦三百六十天也只能收入百十来元。改革开放后，东张镇像所有常熟所属的乡镇那样，二、三产业迅速地发展，许多“能人”靠办厂、做生意发家致了富。可是那些勤勤恳恳常年“脸朝黄土背对天”的种田人，反倒不能过上与别人一样的富裕生活，·这无疑给农村的第一产业带来不利因素，农民的务农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挫伤。过去大家嘴上说“无农不稳”的较多，东张镇常委、政府认为光看到“无农不稳”还不行，只有让农民们真切感到“务农也能致富”，才能最终实现农业稳定的大局。为此，这个乡提出了“向土地要‘外快’，在承包地上建‘银行”’的口号，组织科技力量，主攻土地“立体种植”的难关。这个种植战略思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老乡们纷纷提建议，出主意。有人说，在棉田里套种过去就有过，那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许多农户就因为靠口粮填不饱肚，就偷偷在棉花田里插种些箩卜、青菜什么的，以缓饥饿。以后吃饭不用愁了，这棉田夹种也就渐渐消失了。镇领导和技术员们一合计，认为棉田套种行得通，且农民又有一定经验。只要选择种植的产品是有经济效益的作物，完全有可能让从事耕作的农民不出地也能赚大钱。为了有效开展这项工作，镇上特意组织农业公司、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和供销社等单位有关人员，相继多次到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大中城市了解那些适宜棉田套种的蔬菜种类。后来他们发现市场上较受城市居民喜欢的荷兰豆，既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又可以套种在棉田的新型经济类蔬菜作物。为此，镇上不惜重金通过上海外贸部门，从境外引进荷兰豆种子，当年有十来户“敢吃螃蟹”的农民，参加了这项套种试验。结果凡进入试验种植圈的农家，都在来年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亩套种荷兰豆的纯收入达360元。在1985年的当时，这等于是麦子收成的四倍。一
“往口袋里装钞票的事体，啥人勿干是神经有毛病”。老乡们用最朴实的话表达了对镇政府号召的响应。打那以后的这些年来，东张镇推广棉田套夹种的行动，就像星火燎原，迅速燃遍了全乡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角落矛“种地也能发财”、“种地也是做生意”这样的新概念、新观点，深入到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心坎里，并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镇政府这时又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从而使得“立体种植”在全镇农民中得到推广。到19％年，东张镇的套夹种面积已扩大到20651万亩，实现了棉田全部“立体种植”的战略目标。在套夹种的品种上已日趋多样花，由开始单一的荷兰豆、到现在的青豆、刀豆、大蒜、洋葱、日本毛豆和蚕豆等十几个种类。
“这等于我们全镇的2万来亩耕地一下增值到五六万亩的效益，而且我们的棉花产量从来没有因此受到过影响，已经连续好几年超，双纲，、了。”陈惠良书记兴奋地告诉我们，“咱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又离上海·苏州这样的开放城市近，前几年农民们虫间有匆说：‘从田埂上走到公路上是聪明、从公路走到柏油马路是高明心从贝埂走到田埂的只能等天明。’这话的意思是有小本事的人到附近的中小城市做生意，有大本事的人往大城市跑，而只有那些没本事的人还在靠天吃饭。自从套夹种以后，这种现象开始倒了过来。因为不管做什么贸易还是其它生意，都有很大风险。而过去一向不被重视的种庄稼活，现在反被一些生意场上的‘聪明人’、‘高明人’看好，原因是像我们常熟这样几乎种一季熟一季的地方，把本钱下在庄稼地里一般到年终总是稳产稳收。而套种一亩蔬菜下的人工与本钱极小，又几乎无任何风险可言，所以以往那些在夕撇生意的人这几年反从‘柏油马路’、‘水泥公路’上返乡回到田埂上来了。”
正是一着巧棋盘活了全局。精明的东张人，从棉田套种中尝到了．“立体种植”的甜头之后，又举一反三，大抓产后货物的商品化。“别看这小小的一步棋，这对农民们来说可算是一个不小的历史性进步”。陈书记说，以前在计划经济下农家人养成了只管埋头种收、从不过间产品的销售与贸易环节公事实上过去也没人让农民们有过这种机会和权利，埋头出力流汗三百六十五天，到收成季节时把成熟的粮食收上来，卖多少钱一斤，怎么个卖法不都是别人说了算的，哪有农民们自家一点儿权利？ 日久天长，渐渐地这种违反商品规律的生产关系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可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民们终于懂得，事实上也刚刚开始有了这种找回自己在生产关系中应有的权利和价值的时机。这回他们和她们变得聪明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凡是可能为自己挣得利益的地方便决不放弃。实施套种后连年从原来同一亩地里得到两至三倍收益的东张人，被一条信息刺激得蹦跳：上海人从他们这儿收购一斤荷兰豆后，稍稍一倒手就赚了比东张人流血流汗好几个月还多几倍的钱！如一吨荷兰豆的收购价是2400元，而经加工后每吨出口价就升至800（）到1100（）元，为初级产品的三四倍。不行，我们再不能光知埋头耕种而不管赚多赚少了。
也许被人狠咬一口后方能明白过来。打这起，东张人首先来了个“统一收购、一致对外”，把荷兰豆等市场上好销的蔬菜作物销售口子管了起来。其次，再由镇政府出面同上海等大城市的食品公司、蔬菜市场和食品外贸进出口公司直接打交道、谈价格。与此同时，他们在每年蔬菜播种前和收成时特邀像日本八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荷兰豆客商，到东张来进行实地贸易洽谈活动，交流蔬菜市场信息、先期共议种植范围、商谈产品加工措施、敲定商品收购价格等，使得农民们在未种植之前，就已知来年收成情雨表，从而达到种的人放心、销的人安心、买的人开心之皆大欢喜目标，另一方面，也使东张的种植业在普夭下名声大噪。
“你要是晚一个来月来，那准会看到我们东张近4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产收销贸的热闹场面。”陈惠良书记的话令人有一种不见不罢休的冲动。“别说你，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在那时，光我们镇政府就要组织十几个部门的二百多号人的专业队伍外加几百人的临时工共上千人的‘收购大军’，分兵十几路，到各村分摊设点，上门收购……那场面你说有多热闹就多热闹。”
东张人简直把我带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江南所特有的诗情画意中。
主人进而告诉我，为了让他们的这片已经形成的蔬菜基地更好地发挥经济潜力，加大商品化产出能力，使每一寸土地获得更大更多的效益，1994年以来，他们与台湾一家客商合作兴建了两个具有现代化加工水准、年生产加工能力分别为3000万吨和5000万吨的蔬菜加工企业。由于这两个现代化加工企业的投产，使东张蔬菜完全进入了从简单种植到商业化产销和走向国际市场这三大步质的飞跃。农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没有影响棉花种收同时，竟多出了如此几倍的经济效益，而且靠自己那双又粗又壮的双手种出来的带着泥腥味儿的菜苗苗，竟远销到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赚回的还是外汇呢，你说邪不邪？
镇长江振球介绍道，这“蔬菜市场商品化”，仅仅是他们东张“农民走入多元市场经济中的“一元”而已，·他们还有比这更强大的市场领域。“我们概括为四个一，即‘一件衣、一只针、一根木、一棵菜’工程。”
“‘一棵菜’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衣’是不是就是你们东张一个乡出了两个全国闻名的品牌‘圣达菲’和‘雄’牌吧？我此时到东张本来就是冲这两个名‘衣’而来的。不过我还想听听‘一只针’、‘一根木’是怎么回事？”我问镇长。
镇长笑道：“‘一只针’是我们常熟整个市的特色，何况我们东张镇又是纯棉区，纺织业自然少不了我们参与。这方面你可能已经了解不少了吧？那就谈谈我们东张的‘一根木’怎么样！把最精采的‘一件衣’留在最后如何？”
巴不得如此。在此也请读者谅解，因为谈起东张的“一件衣”时，你听后肯定与我一样，可不仅仅是那种简单的激动，而是一种神往——所以我们留在后面说。
“咱们常熟有‘鱼米之乡’，有‘纺织之乡’、有‘服装之乡’等美称，你可能还不知道常熟，还是‘红木之乡’哩！”江镇长再一次把我带进了常熟这个“天堂中的天堂”里去，并给我讲了一段美妙的故事：1972年，中国健儿的一只乒乓球，把中国人民的友谊传到了美国，使处于近30年冻结状态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下榻上海锦江饭店。当他在总统套间里置身在一件件古色古香、雕龙刻凤、巧夺天工的红木陈设之中，情不自禁地向中国官员询间这都是哪里所产？当中国官员告诉总统就离上海不远的常熟所产时，尼克松连称中国不愧是鲁班的故乡。从那起，常熟的红木家具便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市场，特别是美国总统这样的高级家庭。据称，自尼克松喜爱常熟红木工艺家具后，美国历届总统官邸内必有常熟红木家什。最有趣的是素有‘中国通’之称的卡特总统，对常熟的红木简直到了如痴的地步。他在自己的家乡亚特兰大的家中，珍放着一套香红木罗甸沙发，因为不小心碰坏了一个地方，总统十分惋惜，有美国名匠知此事后上门想讨卡特好，可总统执意要修就得找中国常熟红木匠师。后来真的请了一位名叫陈运来的常熟师傅不远万里，到亚特兰大的总统家里把那套沙发给修复好了。望着恢复如新的珍爱之物，卡特总统兴奋不已，搂着陈运来连连说，中国常熟红木和常熟红木匠师“OK“
“你肯定不知道常熟红木的最好匠师在我们东张吧？”江镇长颇为得意地对我说，“所以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东风，我们便从自身优势抓起，大力开发传统的红木加工工艺，并很好地发挥了这‘一根木’的名牌效应。把全镇的红木匠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批专业红木家具生产厂，集中攻坚我国红木产品的最大市场——上海。如我们的‘东达’红木家具，是常熟红木加工的创始厂家，这个厂生产的家具，现在上海红木市场上无论是质量还是销量及其信誉，都是首屈一指。上海去年市场的红木商品共有4亿多元份额，以我们东张为领衔的常熟红木占市场总份额的80％以上。”
这就是常熟一个小镇在市场经济革命中所展示的风流。
正是因为他们从本地实际出发，抓住了具有特色的“一件衣、一只针、一棵菜和一根木”这些优势产业，使得全镇的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溶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并在各自的产业中成为左右逢源、一展丰采的主角。难怪东张人自信而又豪迈地说：“当‘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走过之后，现在该是我们东张人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我的眼前，我看到的正是像元和村、像碧溪镇、像东张人这样组合起来的整个常熟的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冲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