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议和与新政的开启，使中国历史重新回到了一个上升的轨道。今天我们以后来人的眼光回看历史，1901年之后，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实质性的启动。比如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清政府确实是想按照立宪的原则，模仿日本的政治措施，设立商埠和一些新的机构。可以说，1901年的新政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的这种成功经验，对中国启发非常大。甲午战争后，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中国很快就调整过来，开始学日本，留学日本一度成为热潮。而之后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打击也很大，辛丑议和之后，中国的新政开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说，那还得学日本。所以，中国近代的几次改革都是学日本，我们今天要对近代史建立一个新的认识，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改革虽然在发展，但是也有它的问题，也有它的瓶颈。我们看1898年，维新最重要的诏书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这标志着新教育的重新启动。但是由于排外问题一直没解决，在1900年的战争中，不仅新教育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京师大学堂都被义和团占领了，后来被八国联军征用过。

　　在1901年新政开启之后，新教育真正迅速发展起来，全国各地的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我们今天的大学、中学、幼儿园这一套现代教育体制，就是1901年之后开始建立的。

　　在1901年到1903年期间，司法改革也有个重大的进展。1903年发生了新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慈禧太后因为中俄外交谈判的泄密案，把著名记者沈荩给打死了，说他泄露了中俄谈判当中的一个消息。中俄谈判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前面我们讲过，义和团受阻于淮河防线，无法进入南方，所以他们只能往北方走，再从直隶往东北渗透。义和团往东北渗透的时候，俄国人一点不客气，出兵把东北占了。等到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义和团基本上就被平息了。

　　俄国作为八国联军中重要的一方，也参与了对《辛丑条约》的修订。同时由于俄国单独占领了中国东北，它和中国之间还有个关于东北的善后问题需要进行谈判。善后谈判究竟进行得怎么样？沈荩作为新闻记者，就想要将其中的消息告诉民众。这个时候沈荩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媒体记者，他通过任何一种手段挖到的消息，当然都有权利发表了。新闻记者不存在泄密的问题，他们的职责就是替人民谋求新闻嘛!沈荩把一些消息透露出去之后，清政府就把他抓住了，据说慈禧太后下令，活活把沈荩打死了。

　　沈荩之死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外国抗议，要清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提出要对中国的新闻体制进行改革，同时必须调整司法体制。中国的司法体制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下来，有自身农业文明的东方性，中国古典司法和近代司法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古典法律非常野蛮，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像是大辟之罪、凌迟处死、在脸上刺字。西方经启蒙运动之后，就认为人要死得有尊严，怎么能够凌迟处死呢？杀人不过头点地。这种凌迟处死的处罚多残忍啊!3000多刀!要割三天三夜!其间还要保证犯人的大脑清醒。任何一刀割到血管、动脉，都会造成犯人的死亡，这样就没法完成这一刑罚了，从技术角度看，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刑罚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的犯罪率是极低的，这就导致古代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员，往往是行政官兼管司法。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应该把中国古典的法律看作是一种威慑性的条款。

　　所以我们读中国历史会发现，虽然凌迟处死这一刑罚确实存在，但是各位掰掰手指头算一算，历史上真正凌迟处死的有多少？数量没那么多。我们知道袁崇焕是被凌迟处死的。当年袁崇焕在满洲人的反间计下，被指控犯了严重的叛国罪，这才被凌迟处死。但是这种案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

　　沈荩案之后，新教育的改革、司法改革被提上日程，清政府下最大的决心，让沈家本和对西方近代司法体制有深入研究的伍廷芳(曾是李鸿章的随员)，重构中国的司法体制。1903年沈荩案引发的司法改革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重构了一个近代的司法体制。这个司法体制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国民政府时期。民国建立后，政府就宣布：在某一个法案没有全面公布的时候，就按照清帝国改革之后的司法执行。所以过去我们讲清承明制，汉承秦制，很大程度上，民国是延续了清代的政治。所以为什么民国初年没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因为它只是国体的变革，从帝制变为共和，满族退出统治舞台，但是它的政策、外交关系、内政的基本原则都没有变。

　　新政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到了1903年、1904年的时候，改革走着走着就走到瓶颈了，中国的根本制度究竟怎么办？改革新教育、办学校、增加警察、增加市政设施、改革司法……这些措施都是对的，但是始终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问题。

　　1901年，新政改革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在他的《立宪法议》中就提出了中国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架构。当时全世界的政治架构有三种：一个是美国这样的共和架构，梁启超认为共和架构不适合中国，因为它太激进了，且对国民的素质、能力要求比较高；第二种是中国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架构，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这种君主专制；第三种，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那就是世界上主流国家正在执行的，也是中国应该采纳的方向——君主立宪架构。在当时，梁启超的这种看法可以称得上是先知先觉了。

　　在1901—1903年，大家都不觉得不改变根本制度有什么问题。但到了190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日俄战争爆发。在义和团战争中，俄国人趁机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在与清政府的善后谈判中，俄国人答应把东三省交还中国。但是俄国在之后的过程当中，拖拖拉拉开始耍赖了。

　　东三省被俄国占领，这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当时日本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和欧美诸强竞争，东三省是其战略的关键所在。俄国人在东北横插一杠子之后，就侵犯了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把俄国人赶走。中国虽然有这个心，却没有这个力。这个时候，日本说：既然你没力量，那我帮你。日本就和俄国交涉，要求他撤走。俄国人当然不愿意。于是日本人就和俄国宣战，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日本在十年前，以一个岛国的身份打败了中华帝国——甲午战争；十年之后，它又是以一个岛国的身份，和一个欧洲的大国开战。要注意，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则从1868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已经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君主天皇就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的君主。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俄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了，大清的最高领导人却对之坐视不理。这真是太荒唐了——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只能冷眼旁观。中国方面只是把在可能爆发战争的地点附近的军政人员撤出来，老百姓实在撤不走。战争发生之前，中国朝野各界对这场战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未来有所判断。基本上有两种看法，清政府的最高层希望俄国能打赢，因为这可以证明君主专制的体制更优越，从此不要跟我谈君主立宪，一切一如既往。在野的以及朝廷体制内的中下层官员、知识精英，他们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觉得日本应该能打赢，而且必然大胜。我们看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都参加了军国民教育，参加义勇军，支持日本。这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日本跟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中国人作为个体出来支持日本。日俄战争打了一年，打得非常激烈。日本一个小国打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俄国一开始也是盛气凌人，但是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出来后，日本还真就和中国的非主流的看法一样，战胜了俄国。

　　日本胜利直接导致了俄国对自身进行调整。俄国在战争中，就开始调整政策，放开言论自由，开始改革俄国的杜马(俄国的议会)。这一系列改革，反过来对中国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清政府开始思考是不是也要进行体制的改革。

　　日俄之间一场大战落下帷幕后，一直旁观的美国人终于出手了，开始出面调解日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只能干看着。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结果战后安排和中国无关，中国的外交官杨儒就觉得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侵犯。于是，他就建议朝廷，应该有所改革，应该让西方国家觉得我们是一个与他们差不多的、可以交朋友的国家。

　　另外，这次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俄国大败，还给了中国的革命党一个重大启发。我们可以回溯一下中国革命党的崛起。中国的体制性反抗是从1894年开始的，但起初只是一股非常小的力量。

　　孙中山1894年6月去找李鸿章，和他谈的是改革。我们今天看孙中山写给李鸿章的这份建议书，里面没有什么革命的意思。在甲午战争进行的时候，他看到了国内清军、清衙门的腐败。此时他对战场上的情况并不清楚。之后，他离开中国到了檀香山。到了那儿后，他获得的信息就完全跟国内不一样了。为什么四亿人，只有一个孙中山在这场战争当中觉醒？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过像他那样的经历：战前到了李鸿章衙门，看到过清政府的腐败；战争过程当中跑到檀香山，在一种自由媒体状态下，看到战场上中国的惨败，而中国的媒体给国内传导的信息是：好像有这么一个冲突，但中国表现得并没有太丢人。余姚人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讲，到了1900年的时候，余姚人都不知道有甲午战争!

　　孙中山在1894年觉醒。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后来1896年在伦敦蒙难[6]，使他从一个小小的反叛者迅速上升为一个很有名气的领袖。清政府竟然到国外去绑架一个反体制的人，一下子把清政府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后来我们很多研究者讲，清政府是革命者的制造厂，革命家不是他自己干出来的，是清政府打压制造出来的。我们看孙中山，从1894年他开始产生革命的念头起，到1896年、1897年成为一个影响力如此巨大的革命领袖，其中清政府有很大的“功劳”。

　　这种打压是无力的，各地这种类似的组织反而越来越多，孙中山的兴中会，后来蔡元培、章太炎这几个人成立的光复会，黄兴、宋教仁在湖南的华兴会……各地的反清组织在1905年之前开始出现，但是这些组织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你反清，我也反清，你是老大，我也是老大，我怎么能够听你的呢？但是俄国被日本打败之后，俄国内部的变革，1905年俄国革命的发生，特别是俄国开始变革这一消息对清政府的传导，使中国的革命者一下子觉醒了。

　　所以过去列宁讲，1905年亚洲的觉醒是日俄战争导致的结果。俄国发生变化，使清政府觉醒，继而革命者也开始觉醒。革命者觉醒的一个表征就是1905年8月，各派革命者都到新圣地东京去了。日本改革之后，实力大增，所以这些革命者就很信服日本，东京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在那儿开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各个分散地反对清政府的力量团结起来了。中国同盟会刚成立，这时候正雄心勃勃，孙中山任总理，宋教仁任执行长。可以看到这一个架构其实就是影子内阁。他们就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回中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明明白白叫“中国”——中国同盟会。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意义不在于通过武力推翻了某个东西，而是反过来从外部压制了清廷，让清廷感觉到如果再不动真格地进行变革，江山就不保了。

　　所以，在外交的困境、俄国的变化，以及革命党的外部压力下，清廷在1905年发生了觉醒。本来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外交官就判断，日本要胜，俄国要败，中国应该争取主动，早点改革。等到战争结局越来越明朗的时候，外交官和各地的督抚就开始向朝廷建议，希望中国能够改革，联合日本抗拒俄国，同时和美国、德国搞好关系——总体来讲就是让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国家建立新的关系。

　　等到1905年的时候，朝廷就让各个衙门、各个督抚尽快给朝廷出主意。在朝廷要求下，几个重要的大臣就给朝廷提了一个建议。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周馥是李鸿章最早的幕僚，从幕僚一步步爬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联合起来建议朝廷要宣布用12年的时间实行立宪政体。袁世凯在这之前也曾经派专门的人员到日本去考察过。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这些人的建议中，他们都认为日本是中国的榜样。作为东方儒家传统背景下的国家，能不能立宪，能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些大臣眼中不成问题，也就是说对儒家传统的解释，它不构成实行宪政的障碍。

　　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朝廷要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引领中国往世界主流国家转型，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这大概就是1905年日俄战争给中国政治的一个启发。这样一来，清政府在1905年7月就作出一个决定，准备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

　　当时清政府在督抚、高官的压力下，确实有改革的想法和冲动，也确实有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清廷的最高决策层其实并没有坚定的信念。

　　根据安排，他们这五个大臣分别组织了两个代表团，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分批出发。他们希望能够到东西洋看一看，提高清朝的国际影响力，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变。但是由于最高层没什么信心，所以这些大臣也就只是出去看一看，准备也不是很足。没想到就在1905年9月24日上午他们出发的时候，安徽桐城的吴樾发动了自杀性攻击，在前门火车站(今天的前门铁路博物馆)扔了一颗炸弹。五大臣受伤，吴樾当场被炸死。

　　吴樾牺牲了，但这件事情造成的结果和他的预想完全相反。吴樾这些革命党去炸五大臣，他们的目标是阻止清廷往宪政上改革。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革命那么多年了，你改革宪政了我们干吗去？在宪政的架构中，是没有革命存在的余地的。一个国家实行宪政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放在一种宪政的架构下解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这才是吴樾炸五大臣真正的诉求。

　　炸弹炸完之后，受伤的被送到医院去了，没受伤的回家去了。但是这次的袭击对这些大臣和清政府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震撼。

　　之后朝廷就问这些大臣：“你们还敢出发吗？”大臣们说：“当然敢了，而且必须去!”我们今天去分析，为什么这些大臣和清政府反而更坚定了出洋考察宪政、中国实行宪政的这种决心呢？道理很简单，他们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害怕宪政的不应该是清政府，而是革命党人。实行宪政之后，革命党就没生存空间了嘛。本来清政府并没有实行宪政的心理准备，但吴樾临门一脚，反而让他们下定了决心。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尊重、敬仰吴樾的这种革命精神、革命情怀，但是它的结局不是促进了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而是使清廷坚定了立宪的决心。

　　俄国宣布改革是在10月17日，十天之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就面谕军机大臣，应该加强对中国宪政的推动。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仅仅过了两天，中国方面的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就通过电报和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商量，请求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我们看到俄国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处在一种很微妙的互动状态，俄国的变化立马就导致中国的变化。

　　到了11月18日，清廷就谕令政务处王大臣开始筹定宪法大纲。这使中国的立宪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和发展。

　　10月底，五大臣的人员重新进行调整，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绍英、徐世昌，重新出发。依然分成两路：一路到日本去，一路到欧洲去。两个代表团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他们考察了好多国家。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当时这种媒体、通信环境下，向国内传导了这些国家宪政的意义、措施、步骤。朝廷既然派大臣出去考察宪政，那就说明中国已经在往宪政的路上走了，所以从1905年到1906年，国内的宪政情绪逐日高涨，使我们感觉到当时人们对宪政前所未有的亢奋和期待。等到1906年中，五大臣相继回到国内。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传递的消息和国内的舆论，也渐渐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