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批判清廷的改革缺乏诚意，清廷在最初确实没有诚意。作为一个政权，让它从全能政权向一种有限的责任政权转型，换作谁都不愿意。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之所以弄假成真，我们应该看到确实和吴樾的自我牺牲有很大的因果关联。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走向君主立宪也不是儿戏。从1901年梁启超讲宪法建构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开始，他们这一代人都在推动这一事业。前面我们讲过，袁世凯是1901年新政后，中国的第一汉大臣。从1901年新政到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袁世凯起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说君主立宪架构是他一手推动的。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杨度。我们过去在讲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时候都会带着一种嘲弄的口吻讲一个故事：五大臣其实都是纨绔，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说是出去考察，但报告基本上都是梁启超、杨度帮忙起草的。这个说法其实有失偏颇。君主立宪在成为中国人共识的过程当中，梁启超、杨度、袁世凯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袁世凯是从体制内推动中国往君主立宪转型；梁启超是从言论上、舆论上推动转型；而杨度和宋教仁这些君主立宪主义者，他们则在实践层面作了很大的贡献；还有后来的章宗祥，他们反复在演说，给体制内的高官讲解怎么样能挽救中国。

　　因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某种意义上，不仅获得了国内资产阶级的认同和支持，甚至连梁启超也认为这是对的。因为梁启超不是个反满主义者，他在外边流亡，是因为清政府指责他1898年试图捉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他没办法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杨度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本来就是体制内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试图把自己对君主立宪的认识和五大臣的认识都结合起来。所以五大臣在日本考察的时候，梁启超、杨度帮助他们整理这些文件是很顺理成章的。而且这里边还有人际关系的影响，到日本去考察的团队当中有个重要的参赞官——熊希龄。熊希龄跟杨度既是老乡，又是同学，他在和杨度喝酒聊天的过程中，就提出能不能为他提供点资料。从人情的角度来讲，当然应该提供了，何况这对国家还有好处。

　　在这么一种大的背景当中，五大臣就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像有皇室背景的载泽，他在出访期间看到了君主立宪的好处，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在英国的时候就很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在回国之后推动中国的宪政发展。当然宪政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仅仅是一个政治架构的改革。载泽在英国看到了一些东西后，他很清楚宪政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调整，包括财政制度的改革、地方自治的改革、官僚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晚清宪政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改革。议会的重要功能不是在审查、任免干部，而在审查政府的预算和支出，因为只有控制住政府的预算，能够遏制政府的支出，才能使国家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

　　他们在国外考察的时候，受到各个国家的影响，这对他们回国之后推动国内改革有很大的帮助。东、西方国家也对中国改革的诚意相当认同，像伊藤博文在看到中国终于开始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后，在跟考察团谈话的时候，也谈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给中国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晚清的宪政改革的历史，这些年来的研究比较充分，也出版了很多著作和论文，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料。

　　总而言之，五大臣出去之后看到了君主立宪的好处，看到了它的意义，这些好处和意义概括起来就是后来戴鸿慈和载泽通过密折向皇帝、皇太后所传达的“三个有利于”，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体制的改革、建构，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减轻外患，有利于消除内乱。

　　首先是第一个“有利于”。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皇位永固、王朝万岁是最正当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皇帝们的理想就是一世二世以至于万世。但从秦始皇开始，到后世的历代君主，没有人做到。当时人就觉得问题出在君主专制上。在考察宪政的大臣看来，只要走向君主立宪，就可以实现皇位永固的梦想了。

　　君主立宪制度下，君主的权力不再是一个绝对权力，多了一个议会帮你出主意，就好比是我们今天说的外脑。毕竟再聪明的君主，也总有犯糊涂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能够驳疑、能够讨论、能够进行否定性论证的外脑，那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补充与助力。所以他们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中的第一个“有利于”就是有利于皇位永固。对一个统治者和王朝的建构者来讲，这太重要了。

　　第二个“有利于”，是有利于减轻外患，也就是西方列强的威胁。五大臣在考察时的秘密报告、谈论中都在讲：外国人瞧不起我们，总觉得我们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中国走向了君主立宪，那么外部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就会减小。为什么呢？因为近代中西之间发生交往以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上的落差。这个落差就在于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君主立宪的转型。君主立宪的优越性在于制度变化后，一个国家的政治角色有可预测性。1906年初人家主流国家都实行君主立宪了，中国还是皇帝拍脑袋，军机大臣执行，这种模式的风险就很大。

　　第三个“有利于”，是有利于消除内乱，这里的内乱指的是革命党起义。我们知道从1901年新政开始，全国的暴力动**，每年都要发生几十、上百起。新政改革之后，由于新政使阶级重新进行利益调整，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更平静，反而变得更动**了。而在动**过程当中，由于底层民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暴力性的抗争、武装性的抗争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么底层社会的这种不公正，只能是通过尽快完成宪政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来解决。宪政改革完成了，阶级利益重新确定了，那社会的动**就会逐渐消失，革命党也就消停了。

　　这三个“有利于”的看法，对晚清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对高层政治家的心理影响非常大。大家慢慢觉得君主立宪的改革可能会真正使中国成为一个可预测的、繁荣的、稳定的国家。载泽和戴鸿慈这几个考察大臣，他们最初是通过密折的方式把这些意见提交上去。国内的这些督抚、内外大臣也都在通过各自的办法，对中国在君主立宪过程当中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

　　等这些舆论的准备大致完成，两路考察大臣也都回到国内后，这些大臣就组织了几次考察宪政的汇报会，把这三个“有利于”的大原则给太后和皇上讲明白。太后和皇上理解了之后，原本复杂的国家体制的大变动，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在会上，太后就讲：“既然是这么好的事，为什么早不办？”大臣开玩笑讲：“因为先前没有机会跟您说。”既然现在有机会说了，而且道理都说明白了，那么太后就讲：“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抓紧做，一天都不要耽搁地去做。”于是，8月25日清政府宣布，开始立宪改革。几天之后，实际性的推动就开始了。1906年9月1日，皇帝发布预备立宪的诏书，这标志着预备立宪的正式开始。

　　所谓的预备立宪，就是正式君主立宪前的一个预备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思路所参照的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一个充分的心理上的准备，这点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中国此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已过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心理上已经开始慢慢地成熟。虽然中国心理已渐渐成熟，但还是留出了一段时间作为缓冲，并不是说今天说了明天就执行，而是有节制地去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廷专门设立了宪政编查馆，每年编订计划，用几年时间走完这条预备的路，然后再宣布正式立宪。

　　从今天的立场来看的话，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个很严肃的国家体制的变更，不是一场儿戏。过去有人讲，慈禧太后很自私，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趁机宣布开始预备立宪。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才70岁，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寿命都很长，她怎么知道过两年自己就要死了呢？这种说法很荒唐。我个人觉得，清帝国在这个时候宣布立宪，原因就是形势比人强。国内外的大势只能让清政府往这个方向走。这也就是同时代的孙中山讲的，“顺势者昌，逆势者亡”，世界的潮流在那儿，浩浩****，容不得清政府不变。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可以感觉到清廷宣布君主立宪后，一下子挽回了人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人民对国家政治真正发自内心地有认同感、有代入感。

　　9月1日开始预备立宪，到了9月3日，北京的学界就开始隆重开会，纪念朝廷宣布君主立宪开始。之后不久，上海、天津、保定……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都开庆祝会，发自内心地为预备立宪感到高兴。开庆祝会的花销并不是来自清政府，而是来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投入。到了1906年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了，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中国的资本主义更发达，在这个地方，商界、报界、教育界无不开会庆祝，无不欢呼，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新方向、新道路。这时候，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声望。所以说，找到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能够挽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