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

　　16世纪的新教宣言中，关于教育的内容和教义一样多。长期以来，苏格兰被认为是重视教育和学问的国家。宗教改革没有启动学校教育。因为苏格兰有着大量久负盛名、长期公认的公立语法学校，比如格拉斯哥(1124)和邓迪(1239)的语法学校。1617年、1633年和1696年通过的几项立法，确保所有乡村教区的地主或“继承人”资助学校和男教员，但和大多数早期立法一样，这些法律最初表达的是强烈的愿望，而非宣布已取得的成就。

　　教区学校逐渐创建起来，它们的成就可从识字率水平看出。中世纪的识字率受到严格限制，可能只有10%的男人以及不到三分之一的低地男人能够自己在17世纪中期的盟约上签字。如果有机会让女人签字，也只有10%的女人能写自己的名字，高地男人的识字率可能也只有10%。到18世纪中期，大多数低地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能够写字，很多人都能阅读。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印刷品，尤其是便宜小册子形式的印刷品，成为提高苏格兰识字率的强大动力。不过高地的识字率仍然滞后，尽管有像苏格兰宣传基督教知识协会(1709年由王室当局创建，随后有政府资金注入)这样的机构发起倡议。

　　图7苏格兰很多乡下人都很虔敬、节制，对教育有强烈的信念

　　专业人士的读写能力在充满活力的高地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这一优势到18世纪已慢慢被弱化，大众文化比低地精心打造、日益商业化和印刷的媒介更口语化，并且更具自发性和参与性。

　　苏格兰的学校教育在启蒙时代最为成功，但社会和经济变化很快，使得学校教育赶不上时代潮流。19世纪初期，有研究表明，因为必须谋取生计以帮助他们赤贫的家庭，很多孩子被排除在教育之外。调查还表明，虽然大多数男性成年人能够阅读，但很少人能够写字，女人的识字率还是很低(一如既往)。志愿教育和付费教育填补了这一空白，直到1872年立法通过义务教育，1890年通过免费的义务教育。在那之前，付费教育学校一直填补着教区学校和公立学校(后者由城市委员会资助)的空白，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变得越来越重要。罗伯特·彭斯就是在这样一所“冒险”学校中接受的教育。

　　1910至1911年，苏格兰5～14岁孩子的受教育率比欧洲除法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都高。大众教育改变了教师职业的构成，到1911年，女教师达到了70%，彻底改变了数百年来由男教师控制的局面。志愿主义在教育领域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一样重要。主日学校的职员是志愿者，他们提供工业城市所需的尤为重要的一种训练。到1895年，这样的教师有5万名。

　　教育是永恒的，但教育为考试和证书所做的牺牲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1888年，苏格兰第一次引入了毕业证书考试，1962年进行了改革。明显不同的是，现代苏格兰绝大多数小学生参加“标准等级考试”(英格兰的“普通等级”)的年纪在14～15岁，“高等考试”在15～18岁，虽然现在很多人在17～18岁时进行“高级高等考试”，相当于英格兰的“高级水平考试”。所有这些目前都是融初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一体的“苏格兰学分和学历体系”的一部分。1883年，全国规定中学毕业的年龄是14岁，1918年是15岁，实际上最小的毕业年龄一直没变，直到1901年和1947年才有相应变化，1972年规定的毕业年龄是16岁。

　　现在，绝大多数苏格兰教育都由社会资助和国家控制。在有英格兰倾向的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英格兰人将其列为小“公学”)中，爱丁堡公学(1824)是一所气象恢宏的学校；费蒂斯中学(Fettes College， 1870)看起来也很宏伟(被一些人称为“苏格兰人的伊顿公学”)；格拉斯顿建立的格兰诺蒙德(珀斯郡)的三一学院不仅盎格鲁化，而且圣公会化(它实行主教制)。所有这些中学都是男校，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改观。不过现在所有这些学校都是男女同校。次一级的学校是乔治·赫里奥特学校(George Heriot’s)，这是一所“商人公司”学校，最初由一个行会将其当作一个孤儿院运作，现在类似于英格兰人捐资的语法学校(有着同样的中产阶级寓意)。这所学校现在也是男女同校。对女孩们来说，类似的学校有詹姆斯·吉莱斯皮高中女校(James Gillespie’s High School， 1930—1973)，小说家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曾在此就读，该校背景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1961)一书中有所提及。著名的爱丁堡教育建筑包括皇家高中(1829)。这所高中长期以来一直是皇家公立学校的珍宝，在1979年突袭式公投分权时，它差点成为苏格兰议会的所在地。

　　苏格兰的学校教育到底有多好，对于这一问题，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它宣称平等主义，通过学校教育为贫穷而有天赋的男孩——所谓“寒门贵子”——提供机会。但在这一理念的背后，潜藏的是一种坚定的、精英化的贤能主义和一种社会保守主义的教育观念，即将有限的、墨守成规的大众教育作为开化和安抚民众的力量。然而，对一个素来比英格兰穷的国家来说，为了追求广泛的平等目标，在社会控制下致力于全面的学校教育是引人注目的。这一追求源于宗教改革对教育力量的信念，以及启蒙运动对人性可以改善的信念，并再次恢复了它的活力，两者创造了一种丰富的理想：对苏格兰来说，受过教育的人和被启蒙过的社会比这个社会实际获得的成就更具鲜明特色，可能也更重要。

　　大学

　　1300年前，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上大学会去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自那以后，他们蜂拥进入欧洲的大学，即便15世纪苏格兰的三所大学创建以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那时上国外的大学很容易，因为拉丁语是一种国际化的学术语言，所有受过教育的男人(以及一部分女人)都能说、能读、能写拉丁语，同时，因为在路德和加尔文之前，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很少对国际的“文人共和国”设置藩篱。对那些勇者而言，旅行非常简单(现代护照迟至1915年才实行)。因而，蒙彼埃尔、帕多瓦、巴黎等大学都可以看到学习神学、法律和医学的苏格兰学生的身影；或者，从16世纪70年代起，在莱顿这个新教重镇，也能看到苏格兰的学生。对天主教徒而言，苏格兰人可以去巴黎、罗马和萨拉曼卡上大学。

　　“语法学校”的“语法”指的就是拉丁语。用英语授课的习惯要到18世纪才确立。拉丁语是基础学习之后的教育以及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任何职业人士的职业要求。它还创造了一个高水平的古典文化，这一古典文化不仅是娱乐性的，还是政治和社会中秩序和等级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包括后斯图亚特国家建设、1688年后的詹姆斯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文雅。诸如乔治·布坎南之类的人物创造的基于古典的人文主义文学，也为苏格兰文人提供了国际文化标准。就苏格兰精英身份认同而言，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一个语言上的焦点的话，那就是拉丁语，而非苏格兰语、英语或盖尔语。

　　大学的创建需要教皇或神圣罗马皇帝颁布诏书。圣安德鲁斯(1412)、格拉斯哥(1412)和阿伯丁的国王学院(1495)都有教皇诏书，因而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学。爱丁堡的“大学”(1583)确切地说是“城市学院”，没有任何诏书——他们第一次开课时，市议会为学生提供了5英亩土地(紧临绞刑台，位于现在波洛克学生宿舍边上)；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 1593年创建，1860年与国王学院合并)也没有诏书。文艺复兴时期建立了很多学院，圣安德鲁斯就有圣萨尔瓦多学院(1450)、圣莱纳德学院(1511)、圣玛丽学院(1538)。

　　宗教改革进一步振兴了大学。如果约翰·诺克斯是宗教改革的脸面，那改革的大脑就是安德鲁·麦尔维尔(Andrew Melville)，此人有着明确的、毫不妥协的原则。16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运用自己在欧陆大学的经验振兴了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大学。但大学仍然保留着研讨赞美诗的研习班，主要教授神学和哲学(当时是非常宽泛的学科)：法学训练和医学训练到了18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那时，爱丁堡的就读率翻了两番，其学生有英格兰人(尤其是被剑桥和牛津阻拦在外的新教异见者)、北美人、欧陆人以及苏格兰当地人。苏格兰的大学向来都是世界性的。

　　并非所有大学都一样成就显赫。18世纪时，阿伯丁、圣安德鲁斯像牛津、剑桥一样懈怠无力。医学学位的授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功德或公民资历，1783年马里沙尔学院的亚历山大·唐纳森博士说他“既不讲课也不做任何实验，主要居住在他位于阿伯丁附近的庄园里”。然而到1800年，苏格兰大学还是培养了九成的英国医学毕业生。19世纪苏格兰的毕业生没有资格入选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研究员职位，因此被排除在伦敦医院之外，不过，首都之失则是地方(和帝国)之得。

　　虽然苏格兰的大学在19世纪中期缺乏活力，但它们在19世纪最后25年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这些大学的学费比精英化的牛津或剑桥便宜，因而也比后者更具社会包容性——至少对男人而言是如此。直到1892年，女人才被允许入学。19世纪60年代，苏格兰的大学就读率高出英格兰五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只有不到2%的年轻男女(换言之，不到人口的0.2%)才能进入大学。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改革实际上减少了青年工人阶级的求学机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了学生助学金，他们才再次获得学习机会。这些助学金为苏格兰(和英国)的大学带来真正的平等：没有这些助学金，任何修修补补的举措都不会使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包容性。

　　很多学生都身负债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建立，以及原有大学的发展，现在高等教育的就读率达到50%。大学教育日益规范，学位获取的门类范围也比前一代人广泛得多，以前乔丹斯通的邓肯艺术设计院(Duncan of Jordanstone，现在是邓迪大学的一部分)就是一个范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大学扩张中，产生了另外四所大学：斯特灵(新挂牌的大学)、邓迪(1881年以来是圣安德鲁斯的分学院)、赫瑞-瓦特(Heriot-Watt)和斯特拉斯克莱德(以前的技术学院)；高等教育“二元划分”被废除(1992)之后又产生了五所大学。苏格兰最大的“大学”——爱丁堡大学，现在拥有19000名本科生和7000名研究生。

　　苏格兰的大学因提供职业训练而繁荣起来，但它们也强调自由选择、广泛学习，获取普通或“一般性”学位，而非荣誉学位(仍然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获得荣誉学位)，它们强**育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古老的大学会在四年学习之后，授予毕业生人文学科艺术硕士的荣誉学位(MA)，而英格兰学士学位(BA)只需要三年。苏格兰的大学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那些不介意接受伊顿公学或“牛剑大学”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也有激励政治家的研讨班(20世纪70年代)，像现在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1](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一系列保守党议员(毕业于圣安德鲁斯)。

　　职业

　　中世纪的年轻人走向国外，因为他们的视野在欧洲，大陆的教育更好，大学讲授诸如罗马法或“民法”这样的职业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被用到苏格兰法庭上，但苏格兰国内没有这样的课程。国内不提供类似于伦敦律师学院这样的苏格兰法教育。直到1722年，爱丁堡大学才设置了一个讲席。相反，很多法律训练和医学训练都是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从1532年起，辩护律师(类似英格兰的大律师)就有他们自己专门的法律专科(协会)，从1594年起，就有法律文书(类似英格兰的初级律师)协会。不列颠最古老的医学协会，即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于1506年获颁证书，它完全独立于1681年的皇家内科医学院。

　　简单地说，外科医生(偶尔也被称为理发师外科医生)处理人身体上的问题，而内科医生(负责更多问题)处理人的问题。药剂师是配药的商人。内科医生往往在大陆的大学接受教育，但直到18世纪，合格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都是学徒训练出身。直到20世纪，当学徒仍然是手工劳动获得工作训练的重要途径，但到19世纪中期，随着古代那种分开训练方式的改变，医学教育已变得更系统，更加以大学为基础，医生这个职业也更加统一。

　　进入职业训练取决于社会背景、财富和关系。穷人的父母把女孩送到纺织学校，但那些希望男孩成为商人或金属冶炼之类的工匠学徒的父母，则不得不付钱让“锻工”师父(铁匠)带他学习。年轻人经过三到五年的训练，可以成为熟练工人或雇员，然后，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钱自立门户的话，自己就有权成为师父。这意味着，虽然苏格兰有着平等主义的民族精神，有以天赋为基础的机会均等的理想，但在现实中，社会流动还是受到了严格限制。白领职业也是如此。前现代的律师绝大多数来自地主家庭的小儿子，他们操纵一个封闭的圈子，没有关系的新人几乎无法进入。

　　实际上，庇护和委托关系渗透在苏格兰的历史之中。要找一份工作，良好的人际网络和出色的才能禀赋同等重要。直到20世纪，绝大多数工业或商业职业都不需要正式的资格证书，但学徒的“服务时间”是一个衡量标准。大学举行一些书面考试，但中学考试和工作考试主要都是口头上的(如果运用考试的话)，基于成绩和公开竞争的现代职业观念直到1900年才产生。而引入竞争性法律考试并没有改变法律职业(或其他大多数职业)的社会构成：它只是给那些无论如何都会进入法律职业的人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途径而已。

　　启蒙运动

　　18世纪苏格兰的大学和绘画室、图书馆，甚至小酒馆一起，成为启蒙运动的熔炉。这是一场观念的大爆炸，对于讲英语的世界以及所有与它接触的世界的思想和事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相信可以通过教育、理性和讨论改变个人和社会的信念，让亚当·弗格森(1723—1816)、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休谟(1711—1776)这样的人认为，经济合作和相互交换将促进社会性，带来进步，提高“品位”，进而欢呼并推动商业的发展。哲学家们讨论所有事情，从“同情”意味着什么——它只是简单地对他人情感的坦诚，还是需要适应那些情感——到自杀是否可以被接受。参与讨论的并非就是那些学术圈内的人，而是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男男女女在宴会俱乐部、阅读协会、音乐会、剧院等场所碰面，交换观点，他们仅仅通过聚在一起这种方式就变成了更好的人。

　　启蒙的观念最能体现在它们的具体影响中。“礼貌”、“公平”和“进步”这些概念，渗透到19世纪的苏格兰社会，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格兰的民间反抗低于英格兰。教育的价值(无论教育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就)、公民社会的可改善性，这些信念的广泛传播使得苏格兰人比某些人对以积极、和平的路径走向进步更感兴趣，并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看待变革。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相信需要用理性和论据来战胜暴力和非理性，他们深受这种观念影响。

　　除了缓和国内变革的后果，苏格兰启蒙运动还改变了世界。哲学家们拥护“宽容”的概念以及宗教激发的共同人性的愿景，譬如，支持1778年高等法院判决苏格兰法律中的奴隶制不能成立。他们确定变革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他们将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模式引入社会调查中，并教育人们以怀疑主义的态度看待知识的来源。公开的人体结构解剖和助产术讲座，詹姆斯·赫顿(1726—1797)的地理学、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的化学，使得应用科学像艺术、文学、音乐和民间传说一样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文化产品，后来成为热爱研究电学、物种起源等各种各样的主题的榜样。

　　18世纪的文学有助于建构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形象，包括一直贯穿整个19世纪的原始美德、传统的人文主义学识、现代的礼节礼貌。促进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商业也支持着一场消费革命，这场革命将茶、咖啡、糖、烟草、瓷器、棉织品带到大众市场上。世俗的现代礼节起源于启蒙运动。餐叉、抽水马桶、手帕、睡衣全都被引入生活，用以调节、疏离或隐藏身体的需要。

　　法国启蒙运动激烈地反抗教会，而加尔文神学则强有力地影响着苏格兰神学，很多最优秀的思想家都是牧师(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大学教授)。像托马斯·里德(1710—1796)这样的个别思想家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个体性和他们所处社会的方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为“自由放任”提供了思想支持，而这一学说成为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他和休谟、弗格森一样，也在非人格的功利主义和人格化的情感关系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这些对重视工具性的、个人主义的西方人来说非常熟悉。

　　苏格兰法律、医学的专业技能，以及苏格兰的大学体系，通过传教士、移民和帝国官僚成功地输送到世界各地。苏格兰人促进了不列颠帝国的形成，即那个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但他们在美洲革命期间也为帝国的部分瓦解贡献了力量。在广泛的政治一统中(大学职位的委任部分基于赞助)，一股激进的暗流是盟约者有条件地忠诚于英国政府的传统，这一传统逐渐在苏格兰消退，却被输入北美，并在北爱尔兰经久不衰。

　　很多观念现在被想当然地认为源于启蒙运动，不过从其他现象来看似乎并非如此。在医学院繁盛时期，盗墓、谋杀被用于满足解剖尸体的需要，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伯克和海尔二人组[2]。决斗是另一种情形。决斗被错误地认为是中世纪审判的残余，那时，人们认为上帝之手会引导正直的胜利者。实际上，决斗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陆传过来的，并在启蒙时代兴盛起来。直到19世纪，决斗还是平等者之间协调礼节和荣誉的一种方式。虽然决斗涉及身体上的力量，但它通常植根于长久以来被公认的礼节或礼貌的概念之内，而非外在的、与礼节对立的概念。对决斗的批评较少源于直接的敌意，更多是来自对参与者的诚意程度和决斗形式是否得体感到不满。苏格兰的最后一次决斗发生在1826年的柯卡尔迪：一个银行家和一位不满意的顾客进行决斗。结果是银行家死了。

　　决斗提醒我们这是在18世纪，不是21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绝非凭空爆发，它基于17世纪欧洲诸如雨果·格劳秀斯、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这些法理学家的著作，基于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伊萨克·牛顿等的成就之上；但18世纪英格兰的启蒙运动既不丰富，也不深刻。苏格兰思想家缔造了现代世界，但也做了其他很多事情，其影响有时需要几十年才看得清楚。过去家喻户晓的名字，像威廉·罗伯逊博士，这位格莱菲教堂的牧师(1761—1794年在任)、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762—1793年在任)、著述苏格兰和美洲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现在都被遗忘了，那些在后世眼中的著名人物有时也需要为得到承认而斗争一段时间。休谟的“自然神论”(一种无神论)让他的很多同时代人感到惶恐，他不受他那个时代待见，他在哀叹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人性论》(1738)时说道：“(它)从印刷机上一生出来就死了。”

　　[1]2008年本书出版时，英国首相是戈登·布朗。

　　[2]在1828年10个月之内，威廉·伯克和威廉·海尔两人在爱丁堡犯下一系列杀人案，他们把尸体卖给罗伯特·诺克斯用以解剖和解剖学讲座。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rke_and_Hare_mur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