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蠢蠢欲动
在1929年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打击下，原已萧条不振的日本经济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进出口贸易额下降、农产品价格暴跌、大批工矿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收入锐减、国库空虚、失业人数猛增、社会各种矛盾趋于激化，可谓是危机四伏。
经济危机必然带来政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而朝鲜、台湾殖民地等备受剥削压迫的人民也揭竿而起，不断掀起反日斗争。国内外经济、政治危机交加，使日本统治陷入困境。
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在社会上日趋抬头、形成势力的各种法西斯右翼团体，对于日本如何摆脱窘境，都在探讨和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纲领。危机中不得不作出反应的滨口政府于1929年9月提出实施“产业合理化”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统制企业、提高效率、改善产业金融和使用国货等，大力支持垄断财阀的发展；对外则主张以“和平”手段进行扩张和侵略。而日本军部则积极主张沿着“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满蒙分离政策”走下去，继续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和侵略，把国内危机尽早尽快地向外转移。在实施步骤上，军部内部存在着差异，一种是陆军和社会上法西斯势力叫嚣的“国家改造先行论”，他们主张先推翻国内的“政党政治”，建立“军部内阁”，然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以摆脱经济危机。另一种则是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关东军所主张的“确保满蒙先行论”，鼓吹率先使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增强国家实力，转变日本“国运”。两种侵略理论的鼓吹和叫嚣者都各自按着自己的既定方针做着准备。
法西斯势力猖獗成为日本这次经济危机中政治上的一个明显特征，日本法西斯团体从1919年“犹存社”成立开始，到1932年已达1965个。在此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军事法西斯团体，是1930年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为首的法西斯少壮派军官结成的“樱会”。其宗旨是“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并声称，为此目的在“必要时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惜”。这种“国家改造先行”的理论指导着他们为由军人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活泼明朗的国政”而积极筹划着具体、细致的施政纲领。
1931年初，桥本与社会上的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勾结，策划发动政变。他们准备乘3月20日的第59届日本议会开幕之机，由大川周明策动暴徒示威，陆军第一师团出动，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包围会场，然后由将级军官硬闯议会，胁迫内阁辞职，拥戴一向主张将“满洲”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并对首相宝座颇有野心的陆相宇垣一成组成“军部内阁”。但在事变发生前夕，桥本不慎走漏了风声，大川周明精心组织的1万人游行示威、乘机夺权的计划，也因只有几十人参加而宣告破产。以夺取首相之位、实行侵占中国东北策略为目的的宇垣一成听到执政的民政党让他当下界首相的消息后，也随即改变主意，在3月10日发出制止政变的命令。法西斯分子蓄谋的“三月政变”流产，“国内先行论”的第一次实践受挫。而自以为首相宝座非己莫属的宇垣一成也只被授予了朝鲜总督的位子。此后，桥本也逐渐改变策略，认为“国内先行”并不现实，转而支持“外地先行”的主张，明确表示：“现在让外地先干吧！”
在这种形势下，陆军中的“确保满蒙先行”的势力显著抬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1931年3月，板垣向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学员作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说“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区”，因此，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帝国远大理想的使命”，极力鼓吹占领中国东北。
石原莞尔在他的“世界帝国”的构想中，把“满蒙”视为日本国运发展的重要战略据点。他认为，如果日本能完全控制“满蒙”，则俄国东进不易，朝鲜统治可初告安定，确保东亚之和平，并为南取南洋奠定基础。还胡说什么，进占“满蒙”是一种“正常”“正义”行为，进兵中国，解救4亿中国人于水深火热的军阀混战之中，是“日本人的天职”。1930年7月，石原莞尔还向内阁官员提出，“日本的理想”应当是“驱逐满蒙公敌东北军阀，实行日、华、鲜、蒙四民族共存共荣”。
1931年5月，板垣、石原鼓动关东军军官，说占有“满蒙”是日本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板垣断言，仅凭日本薄弱的工业基础，利用“国内的手段”，是解决不了日本经济困难的。石原论证说，唯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解决失业才有希望。
这股“国外先行”的论调，给一向视“满蒙”为其生命线，时刻准备武力占领“满蒙”的日本统治阶层注入了新的、极富煽动性和实践性的因素。从此，关东军开始公开鼓吹武力占有中国东北，并把侵占东三省作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进而争霸远东的首要任务。
◎“满蒙危机”论甚嚣尘上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日本仍然贼心不死，逼迫张学良继续进行所谓“满蒙”问题的解决与交涉。但张学良非但不予“合作”，相反，却颁布了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法令，限制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代理领事森岛守人对此评论说：“张作霖时代的排日、抗日活动，一般来说，还没有越出自发的、偶然的范围，也没有什么思想背景和组织体系。但是张学良时代的排日、抗日，已不是个别事件的反复和继续，而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基于一贯的方针，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而进行的。”“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排日事件发展为对日攻势，而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结果日本从张学良的身上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与此同时，东北三省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活动，掀起了提倡国货、拒绝毒品、护路争权等爱国抗日活动。因此，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国内外掀起了一股所谓“满蒙危机”的喧嚣浪潮。
“满蒙危机”舆论的第一次沸腾是缘于张学良企图以借助欧美资本发展东三省的交通和工业，来逐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起。1930年1月，东北张学良当局与荷兰筑港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建设葫芦岛港。同时，东北交通委员会设想在数年内自己修筑铁路1万公里。显然，这种政策对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必将起到抵制作用，因此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认为侵犯了它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满铁日人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为此大造“满蒙危机”的舆论。
“满洲青年联盟”于1928年11月成立，该组织在成立宣言中声称：“努力开发满蒙，排除外来暴力，使之获得独立和自由。”它制定的方针就是“必须使满蒙的土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所以它从成立伊始就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侵略而制造舆论的先锋军。
1930年6月，“满洲青年联盟”的成员到处散发传单，妄称葫芦岛港的建设对日本“孕育着危机”。为了唤起国内舆论的支持，“满洲青年联盟”于次年6月派遣其成员回到日本本土的东京、大阪等地煽风点火，叫嚣：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存权受到中国政府的“**和压迫”，“满蒙”发生了危机；日本政府与国民正在“火山口上悠闲跳舞，如果朝野坐而视之，帝国权益将被消灭，亡国之运必将笼罩祖国”；失掉“满蒙”会使新兴的日本受挫，日本也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所有的光荣；“在全部既得利益将废于一旦之虞”，要奋起促使9000万同胞猛醒，夺回“满蒙”。
“满洲青年联盟”成员在国内还遍访日本首相、外相、陆相、军界实力派人物，以及工、商、财界、报界和朝野知名人士，申明主张，寻求支持，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对来访的团员说，军部已下最后决心。极力鼓励他们去说服有关当局，加紧活动，使舆论沸腾起来。
“满洲青年联盟”还把他们的观点、思想整理成文，炮制了一份题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国内各界广为散发。叫嚣：茫茫波涛中的一块岩礁都确定了领土权的今天，代替“满蒙”的地方在何处可得？鼓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
与此同时，原满铁理事、众议院议员松冈洋右把山县有朋关于“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谬论进一步发展深化。从1931年春开始，松冈洋右开始在议会内外散布“满蒙生命线说”。他在《动**之满蒙》中写道：“满蒙”的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他还煽动说，“想到在满蒙有许多同胞侨居和巨额的投资，还有用鲜血写成的历史的关系”，日本对“满蒙”生命线“要牢牢确保和死守”。在松冈洋右的荒谬理论的影响与鼓动下，日本军部甚至要求记者、讲演者及各种媒体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法西斯分子、满铁东亚经济调查会理事长大川周明还组织了一大批右翼分子广泛宣扬“满蒙生命线”论，在日本各地召开各种政治讲演会达135次之多，听众超过10万人。
1931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宣布：中国政府决心以最大的努力达到废除1840年以来不平等条约中签定的领事裁判权的目标。中国政府从5月开始与日本政府交涉治外法权问题，虽然暂时还无意收回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的“特殊权益”，但别有用心的日本政府竟借此再次掀起“满蒙危机”的叫嚣。日本外务省向报界散布说中国政府已表示要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在日本新闻界引起**，以此发挥报纸、杂志等媒体的力量，大造“满蒙危机”的舆论攻势。他们四处叫喊：危机加深了，中国收回国权运动已使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岌岌可危了，日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拯救生命线等。
日本右翼团体“大雄蜂会”、全国统一性的退伍（役）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也兴风作浪。他们在全日本广泛组织讲演会、座谈会，大肆渲染“满蒙危机”，胡说什么“日本有责任拯救灾难深重的满蒙，使之成为民族协和的理法国家”。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
而此时的关东军更是火上浇油，四处散布“生命线”和“满蒙危机”的强盗理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演讲中，进一步阐发“生命线——第一线”谬论：“满蒙不仅与我国领土毗连，在地理及历史上具有最密切的关系；而且，食品上固不待言，还拥有煤、铁等丰富的工业必需原料，在我国的自给自足上是绝对必要的地区。”只有“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才是日本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否则，就连在朝鲜也难维持统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也到处宣扬“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崇高使命之第一步”。一时间，呼吁解决“满蒙危机”的声音盖过一切，成为全日本和关东军最神圣、最崇高的“帝国国策”。
◎侵略方案出笼
在甚嚣尘上的“满蒙危机”论的浪潮中，日本参谋本部从1930年底就开始秘密酝酿和制定解决“满蒙危机”的方案。
1931年4月，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不久调任作战部长）主持，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中国班长根本博、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参与制定的《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出台，提出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先行条件”的主张，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并制定了具体实施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权，用以代替张学良政权；第二阶段是使这个新的亲日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三阶段是使日本实现对满蒙的占领，即变满蒙为日本的领土。该文件成为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纲领。
6月11日，在急不可待的关东军的催促下，日本陆相南次郎秘密组建一个由建川美次为委员长，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等五人为委员的省、部核心会议小组，筹划制定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方案。仅仅过了八天的时间，到了6月19日，即甩出一份《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的草案。《大纲》包括八条内容，其核心是：
（1）关于缓和张（学良）政权的反日运动，以外务当局的交涉为主。
（2）如果反日运动变得激烈，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
（3）通过各种渠道，让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了解满洲反日行动的实际情况。事前采取周密措施，以便万一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时，能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也不致于引起各国的反对和对日本施加压力。
（4）关于采取必要军事行动时所需兵力及其行动应如何指挥，由参谋本部拟订方案。
（5）为谋求国内外的谅解而采取的措施，力求在一年内即于明春以前生效。
《大纲》明确规定了日本对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是日本具体侵略行动的纲领。从《大纲》内容可知，日本军部已决定最迟将在1932年实行武力侵占中国东北。
7月初，日本陆军省为了落实《大纲》的精神，把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密召回国，向他详细解释了《大纲》的旨意和缜密的计划，并把《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
急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关东军哪里能够再等待一年的时间？他们认为，眼下是发动战争的最好时机。首先，英、美、法等国因经济危机而自顾不暇，无力再在远东插足，而苏联此时正是万物萧条、百废待兴，其力量还不足以与日本抗衡。因此，如果日本在这一年对中国东北大动干戈，不会遭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反对和干涉。所以关东军主张“立即动手”。于是，他们在接到陆军省关于执行《大纲》精神的指令后，出台了一份《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不同意陆军省的主张，提出：一要立即动手，一年时间太长，实在难耐；二要占领满蒙，立即使之成为日本领土，反对陆军省分三个阶段进行的计划；三是不能坐等机会，守株待兔，而要看准机会自己动手，制造契机，迅速解决满蒙问题。
不久，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携带着《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回到日本，与日本政界、军界要员广泛接触、会谈，确知国内各界也在积极准备发动武装侵略东北的活动，因此对于关东军行动的进一步深化增强了信心，也下定了决心。
其实，在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的精心策划下，关东军于1931年5月就制定出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声称：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的决心。6月末，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铁路的计划也已经在关东军上层领导层中传播开来。而板垣的这次日本之行，不过是探探口风而已。一旦得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首肯与支持，那么关东军出兵计划的实施就在于时机与时间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