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民众教育

　　裴斯泰洛齐在他72岁生日庆典时，谈到“人的教育，整个人民的教育，尤其是穷人的教育，在我脑海中萦回”，他一生的愿望是“恳请你们参与我开创的大众教育和贫民教育事业！更好地论证大众教育和贫民教育吧！我恳请你们在我百年之后继续我的事业，保证我的事业延续下去”。[13]民众教育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低估了这一人类崇高的事业。他认为整个欧洲党政均处在人为的、黑暗的迷雾之中，民众的教育事业和济贫事业完全堕落了。堕落的原因是对当今生活僵化的看法、观念、倾向和习惯，“只有通过采取对我们时代和生活见解、思想、爱好、欲望和习惯有深刻影响的措施，教育和济贫事业才能得到真正改善”[14]。为消除阻力，他对大众教育、贫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阐述，对错误看法进行了批驳。有人误认为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是与贫民地位相适应的、特殊的贫民教育方法。裴斯泰洛齐多次批驳了这些错误，指出了大众教育、贫民教育与一般教育的一致性，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各阶层的人的教育，不管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农民还是市民，其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构成教育实质的，不是传授一些知识和技能，而是培养人本性的各种力量”。[15]如果仅仅教给穷人们掌握一些手段和技能，可能会对贫民大众有好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坚信能“从人性的本质中找到帮助穷人的办法”[16]，根据人性的需要摆脱贫困或消除贫困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大众教育要坚定地承认和重视人的各种力量结构上的中心点，及人的高度自由的本性意志。它也是我们各种力量的人性的中心点。他之所以认为自由意志为各种力量和基本能力的核心，是因为只有意志自由才能显示力量和才能，充分揭示人们内在的人性。裴斯泰洛齐早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就阐述了首要的事情是人民缺乏独立性。书中揭露了富裕阶层爱好奢侈虚华，却给广大的乡村人民带来毁灭，他们成为那些富有阶级的道德败坏的替罪羊，反过来富有阶级还假惺惺地怜恤这些穷苦大众。所以，为了改变穷人的卑微的生活，首先要改变穷人那种胸无大志、缺乏目标和主动性、缺乏人类尊严的状况；就是要通过信仰和爱使意志获得自由，并通过这种自由引导人们的力量和能力的发展；通过教育和诚实的劳动获得人的尊严，培养人的个性和道德，从而使人能自我帮助，并通过信仰和爱使意志升华为一种无私地献身于真理和正义事业的力量。裴斯泰洛齐在《改进教育的观点、经验和手段》（1806年）一书中写道：“我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虽然萌发于我对本国穷人的同情，为他们寻找帮助，但我的研究并不是停留在为满足这一阶层人的需要的狭隘范围内。我的一切努力，帮助穷人从人的天然本性加以引导……我相信，人永恒不变的天性得到后天的足够培养，常常就有能力结合自身发展起来的力量，控制住外界环境不时带来的偶然因素。”[17]同时，教育艺术的科学也是在深刻认识人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人的力量和能力的，也要遵循人性发展的神圣秩序和法则。

　　民众和平民教育的实施是成熟的初级教育的思想体系，其基本思想是简化人的教育；以作为大众教育的手段和原则，以便使教育方法能在每个人的起居室里应用，发展人的各种能力。关于民众教育的实施，裴斯泰洛齐阐述了起居室的作用。他强调民众教育不仅要通过实验学校进行，而更多地应在起居室里实施。他认为，起居室是信仰和爱的圣地；初级教育应重视起居室的人性作用，它同基督教的精神相吻合。因为在起居室里，有信仰和爱，通过父母对孩子的照料，联系父母和孩子的感情，在家庭成员中产生爱和感激、信任之情。同时通过家务劳动和生活，使儿童的心、脑、手感性地结合起来，一起服务于生活。起居室是人民文化的基础，通过母亲和父亲传授文化。总之，可以通过起居室普及民众教育。

　　裴斯泰洛齐在他那个时代提出了穷人可以受教育的口号，并要求政府和社会要注重大众教育，并为大众教育寻找教育的方法与途径。这根源于他对贫困生活的体验和同情。他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中说：“我深感民众教育犹如无底的沼泽横在眼前。我在泥潭中来回跋涉，历尽艰辛，才弄清其污水的源头所在，受阻塞的原因和可以疏导的可能性。”[18]正因为他几十年来和穷人同呼吸、共命运，他对贫困问题和大众教育问题的认识的深度，“是当代其他思想家和活动家所望尘莫及的”[19]。

　　二、论政府教育

　　裴斯泰洛齐尖锐地批评了具有等级性的国民教育制度，揭露了当时政府教育的弊端，指出教育为特权阶层所独占，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极不平等。他指出：“根据我对欧洲的学校教育的分析，这种教育好像是一座三层楼房。第三层楼金碧辉煌，建筑技术精湛，但只有少数人居住着；在第二层住着许多人，但这一层没有楼梯，要是有了楼梯，这一层的人是能够体面地爬到第三层的。如果他们一旦心血**，想凭一股蛮力向楼上爬去，则要留神，他们的胳膊和大腿会给人打断。最低一层里住着许多人，他们虽然和住在上两层的人同样获得阳光和洁净的空气，在这方面享受着相同的权利，但是他们不得不留在没有窗户的黑暗陋室中，而且决不可抬头窥视从上面两层发出的亮光，否则他们就要被人挖去双眼。”[20]这种教育状况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欧洲的这辆普通的公共车子不仅需要人很好地牵引，而且更需要换个方向行驶，拉到一条全新的道路上去。”因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可能改变政府的这种教育状况。用他的支持者尼法德雷尔的话说：“直到政治成为国家教育的手段，而不仅是统治手段时，黄金时代才会到来。”然而，裴斯泰洛齐屡遭失败，他对政府在教育事业上的作为不信任。所以裴斯泰洛齐感到：“不能过多地指望政府来关心个人，关心公民教育，以及有关公共福利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惟独个人能完成。”[21]他要求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减轻那导致欧洲最广大人民衰弱的学校弊病；这种变革绝不能说只是在原有制度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救治。

　　裴斯泰洛齐指出政府应该给个人以权力和意志，政府应该努力防止那些个人在为推动公共利益发展方面本可以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事务中的无权现象。政府绝不该忽视他们在智力、气质和能力的培养方面的需求，让每个人能够为公共利益和公民教育出一点力。政府应该说明，公民如果具备了智慧、气质和能力，那么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自身事务的精明处理而获得内心的满足；另一方面又可以方便地提供并且确保国家所需要的一切。裴斯泰洛齐认为：国家的公民只有具有良好的品德、智力和实践能力的修养，国家才能维持。所以，他希望政府应致力于民众教育、普及国民教育。裴氏指出：深感痛心的是我们时代的政府却没有充足的力量和生机来获得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实际技能，政府又不会推行一种可能产生公民的教育制度。

　　三、论家庭教育

　　裴斯泰洛齐提出和论证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子是在家庭中成长的，如果能在家庭中尽早地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的成功就越容易。而在家庭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裴斯泰洛齐提出，要获得成功的教育，其前提是有这样的父母：“他们能在一定程度控制孩子的一切环境，排除所有不适当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寻找到充分地利用特定环境所提供的那种能激发孩子的爱和活动的动力。他们不怕困难，富有耐力，甚至不惜作出自我牺牲。”[22]这是裴氏理想中的父母形象，特别是母亲形象。裴斯泰洛齐认为母亲是天生的和伟大的教师。她最爱孩子，最了解孩子，也最能观察到孩子的需要，从而尽力使孩子的本能在自我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母亲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重要、更有力量。作为孩子来说，他们也需要母亲的爱，否则他们的爱和信任的感情就得不到发展，他们的整个发展过程就会受到危害。所以，裴斯泰洛齐始终强调家庭影响如果以最纯洁的形式出现，就是人类教育中所能想象到的最高尚的因素。成功的教育总是建立在理想的家庭生活和父母的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家庭是培养儿童爱的情感的良好道德的场所。裴斯泰洛齐认为在家庭生活中存在着一种黏结力。这种黏结力就是爱的黏结力。它“是上帝赐予的，是用以唤醒个人爱的能力的手段”[23]。在充满爱和有爱的能力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孩子每时每刻都能获得源于爱的一切美好的生活的熏陶。儿童爱的感情和能力得以发展。在这基础上，儿童的道德也随之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裴斯泰洛齐指出：“凡是有着爱和能容纳爱的家庭，可以预料，在那里一定会有成功的教育。孩子一定会变成善良的人。”

　　要使孩子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对母亲进行教育。因为只有受过教育的母亲，才能教育她的孩子，正如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才能进行良好的教育一样。因此，裴斯泰洛齐一贯把教育母亲看成教师最重要的责任。他对母亲的教育，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用热情动人的话语温暖母亲的心，争取她们为崇高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二是给母亲们以教育的实际指导。为此，他给母亲们写了不少书，如《献给母亲们》《孩子直观和说话培养指南》《致友人格瑞弗斯信札》，以及关于简化初等教育教学的方法的思想和书籍，以此来改善家庭教育，指导母亲培养和教育孩子，以便拿着书，照着操作，就可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和培训。他一直认为：“当有足够的人认识到正确的教学和教育方法时，就可以在起居室进行初级教育和儿童的早期教育，并由母亲们进行这种教育。总之，谁要是深切关心年轻一代的幸福，那么就应把对母亲的教育看做是他的最高目标。”[24]美国学者丹尼尔·恩·罗宾逊把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概括为“裴斯泰洛齐具有弗洛伊德式的敏锐，始终坚持认为全部教育都发端于家庭内部，教育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那些最初而又最完整地掌握在家庭成员手中的——特别是母亲手中的”[25]。这一评价是对裴斯泰洛齐重视和强调家庭教育的中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