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这里勾勒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或许和其他科学有很多共同特征。①然而，我的目的是强调其知识对象的独特特征。我曾试着表明：过去和现在提出的很多哲学选择与哲学范畴并不都适合作为知识对象的资本的独特性。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本体论在某些方面比后现代主义更适合差异。他的方法论随着分析层次的变化而变化：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使用的是辩证的逻辑；阶段理论发展的是抽象类型理论，这种理论是在资本逻辑和历史分析的指引下提出的；历史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的分析，是在那两个更加抽象的分析层次的指引下提出的。如果过度简化一下，也可以说：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利用了辩证的方法；中层理论，由于它的同步性，利用的方法论主要是结构的方法；历史分析，由于它关注的是变化，利用的方法必须同等强调过程和结构。但是这个说法之所以是过度简化的，是因为像下面这样说才更加精确，即中层理论使用的是分析结构模型，它是在辩证逻辑以及以过程为导向的历史分析模型的指引下提出的，后者本身又是在辩证逻辑和分析结构模型的指引下提出的。在最抽象的层次上，真理是客观的，但这种客观绝不是阿基米德式的。所有层次都是总体化的，但是只有在最抽象的层次上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方法论上说，不同的抽象层次使用的是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定向概念。

　　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这种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没有预想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相比于其他研究方案，它也没有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野心。它的目的首先是改良那个我们靠着它获得了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力量进行清晰认识的框架，但是这个目的也依赖于对其他社会力量的研究。举例来说，女权主义理论越能清楚地说明性别的本性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资本和性别的关系越就会有好的理解。而且如果女权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性别，他们也需要理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和性别的关系是怎样的。

　　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和这里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非常不同的。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很少需要鼓励，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将保持主流地位。它仍将保持霸权地位，因为这个学科深深地渗透着商业世界的工具价值，而商业世界迫切地想知道此时、此地、在这家工厂里如何把利润最大化，如何保持增长，如何控制资本主义衍生品的破坏。只要资本主义有霸权地位，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就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工具学科的科学地位是不牢靠的。在任何时候，这个学科的核心都是大量的数学形式，它们都接受经济与社会相脱离是给定的、不成问题的，把它视为自然的事实。因而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思考经济的社会性时，在思考经济和社会以及经济价值和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勾连关系时，有着巨大的困难。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政策制定者采取了这些经济学家在诸如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不平等、贫困、环境破坏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相对停滞等长期问题上的建议。

　　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被还原为“有缺陷的”或“外在的”之类的范畴。因此在从抽象的形式模型进入具体的历史时，它常常一步就跨过去了，而这一步引入了一系列外在的东西。这种方法和我的主张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是从研究物化社会的理论开始的，我这样做的原因也很明显，因为经济总是而且仅仅是物化的社会关系。

　　一旦彻底的物化这个假设缓和了，就像中层理论那样，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经济，把它视为一组和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实践(这些实践尽管有独立程度的差异，却都是相对独立的)勾连在一起而又相对独立的实践。因而，在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方法中，经济和社会从来都不是分离的，毋宁说，所有的社会性因素在彻底物化的时候都被吸收进了经济之中，因为在那种情形中，社会结果完全是由价值的运动规定的。

　　我正在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案，这种方案以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重构为基础。它首先强调的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逻辑来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已经发展了资本内在逻辑的总体理论，那么使用不同的理论层次来思考这个逻辑在那些物化并不彻底从而也更加具体的层次上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点就变得很必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变体也可以叫作“哲学经济学”,因为它对资本这个知识对象的独特性有自我意识，因为它把抽象的经济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问题，因为它把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其他社会实践领域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最终或许是正确的，资本主义还是会被民主的社会主义成功取代。然而，同样清楚的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会轻松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明显错了。社会主义只是在民主取代物化的时候，向前再迈一步，这一点其实比原来的设想困难得多。在长时期内，我倡导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能力帮助我们清楚、细致地思考如何渗透、颠覆资本主义的物化。市场应该有多少支配作用，“经济学的价值”①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少控制，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