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这个道德价值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的特征的作品。倘使两部作品以同等的写作手腕介绍两种同样规模的自然力量，表现一个英雄的一部就比表现一个懦夫的一部价值更高。你们将要看到，在组成思想博物馆的传世悠久的艺术品中，可以按照我们的新原则定出一个新的等级。

　　在最低的等级上是写实派文学与喜剧特别爱好的典型，一般狭窄、平凡、愚蠢、自私、懦弱、庸俗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或者叫人看了可笑的，的确是这等人物，亨利·莫尼耶的《布尔乔亚生活杂景》可以说集其大成。几乎所有精彩的小说，都在这类人物中挑选配角：例如《堂吉诃德》中的桑绰，流浪汉体小说中的衣衫褴褛的骗子，菲尔丁笔下的乡绅、神学家和女佣人，沃尔特·司各特笔下的省俭的地主、尖刻的牧师；而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现代英国小说中蠕动的一切下等角色，还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些标本。这些作家有心描写人的本来面目，所以不能不把人物写成不完全的、不纯粹的、低级的，多半是性格没有发展成熟，或者受着地位限制。在喜剧方面只消提到丢卡雷、巴西尔、阿诺夫、阿巴公、塔丢佛、乔治·唐丹，以及莫里哀喜剧中所有的侯爵、所有的仆役、所有的酸溜溜的家伙、所有的医生。揭露人类的缺陷原是喜剧的特色。但伟大的艺术家一方面因为要适合艺术品种的条件，或者因为爱真实，不能不刻画这一类可悲的角色，一方面用两种手段掩盖人物的庸俗与丑恶。或者以他们为配角和陪衬，烘托出主要人物：这是小说家最常用的手法，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就有这种人物可供研究。或者艺术家使我们对那一等人物起反感，叫他一次又一次地倒霉，让读者存着斥责与报复的心把他取笑；作者有心暴露人物因为低能而吃苦，鞭鞑他身上的主要缺点。于是心怀敌意的群众感到满足了；看见愚蠢与自私受到打击，和看到好心与精力发挥作用一样痛快：恶的失败等于善的胜利。这是喜剧作家的主要手法，但小说家也常用；用得成功的例子不但有《可笑的女才子》《女子教育》《才女》，以及莫里哀的许许多多别的剧本，也有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狄更斯的《马丁·查斯尔威特》、巴尔扎克的《老处女》。可是这些猥琐残缺的心灵终究给读者一种疲倦、厌恶，甚至气恼与凄惨的感觉；倘若这种人物数量很多而占着主要地位，读者会感到恶心。斯特内、斯威夫特，复辟时期的英国喜剧作家，许多现代的喜剧与小说，亨利·莫尼耶的描写，结果都令人生厌；读者对作品一边欣赏或赞成，一边多多少少带着难堪的情绪：看到虫蛆总是不愉快的，哪怕在掐死它们的时候；我们要求看到一些发育更健全、性格更高尚的人物。

　　在这一个等级上应当列入一批坚强而不健全，精神不平衡的人物。某一种情欲，某一种机能，某一种精神素质或某一种性格，在他们身上发展得其大无比，有如一个畸形的器官，妨碍了其余的部分，造成种种损害和痛苦。戏剧或探求哲理的文学通常都采取这样的题材；因为一方面，这等人物最能提供动人与惊骇的事故，感情的冲突与剧烈的转变，内心的惨痛，合乎戏剧家的需要；另一方面，思想家又觉得他们最能表达思想的作用，生理结构的后果，在我们身上暗中活动而成为我们生命的盲目主宰的一切暧昧的力量。这些人物见之于希腊、西班牙和法国的悲剧，见之于雨果和拜伦的作品，见之于多数大小说家的作品，从《堂吉诃德》起一直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包法利夫人》。他们都表现人与自己的冲突，与社会的冲突，表现某种情欲或某种观念占了统治地位：在古希腊是骄傲、仇恨、战争的疯狂、危险的野心、子女的复仇，一切自然而自发的情感；在西班牙和法国是骑士的荣誉感、狂热的爱情、宗教的热忱，一切君主时代的和当时所提倡的情感；在现代的欧洲是人不满意自己、不满意社会的精神苦闷。这一类暴烈而痛苦的心灵，在两个最洞达人情的作家，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笔下，发展得最有力量、最完全、最显著。他们老是爱描写那种巨大无比，但对人对己都有害的力量。十有九次，他们的主角是一个狂人或恶棍，具有极优秀极高强的能力，有时还有极慷慨极细腻的感情；但因为缺少智慧的控制，这些力量把人物引上毁灭自己的路，或者发泄出来损害别人：出色的机器炸毁了，或者在半路上压坏旁边的人。莎士比亚创造的高利奥朗、霹雳火、哈姆莱特、李尔王、泰门、利翁提斯、麦克白、奥赛罗、安东尼、克莉奥佩特拉、罗密欧、朱丽叶、苔丝迪梦那、奥菲利娅，都是最悲壮最纯粹的人物，鼓动他们的是盲目愤激的幻想，近乎疯狂的敏感，血与肉的压力，想入非非的幻觉，不可遏制的愤怒与爱情；另外还有一批变态的凶猛的人，像狮子一般冲入人群，如伊阿谷、理查三世、麦克白夫人，以及一切从血管里挤出“人性中最后一滴乳汁”的人。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两组相应的人物，一方面是偏执狂，于洛、格拉埃斯、高里奥、邦斯、路易·朗倍、葛朗台、高勃萨克、沙拉齐纳、法朗霍番、甘巴拉，或是醉心于收藏，或是沉湎女色，或是艺术家，或是守财奴；另一方面是吃人的野兽，纽沁根、伏脱冷、杜·蒂埃、菲利普·勃里杜、拉斯蒂涅、特·玛赛、男的玛奈弗、女的玛奈弗、放高利贷的、骗子、妓女、野心家、企业家，全是力量强大的妖魔似的东西，和莎士比亚的人物同出一胎，不过临盆的时候更费力，所接触的空气被历代的人呼吸过而变坏了，他们的血液不是年轻的了，凡是古老的文化所有的残废、痼疾、斑点，他们身上无不具备。这些是最深刻的文学作品，把人性的重要特征，原始力量，深藏的底蕴，表现得比别的作品更透彻。我们读了为之惊心动魄，好比参透事物的秘密，窥见了控制心灵、社会与历史的规律。然而留在心中的印象很不舒服；苦难与罪恶看得太多了；情欲过分发展与过分冲突之下，造成太多的祸害。我们没有进入书本以前只从表面看事物，漫不经意，心中很平静，有如布尔乔亚看一次例行的单调的阅兵式。但作家搀着我们的手带往战场；于是我们看见军队在枪林弹雨中互相冲击，尸横遍地。

　　再往上一级就是完美的人物，真正的英雄了；在刚才提到的戏剧与哲理小说中就有好几个。莎士比亚和他同时的作家，创造过不少纯洁、慈爱、贤德、体贴的女性形象；几百年来，他们这些概念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在英国小说、英国戏剧中不断出现，狄更斯的阿格尼斯和埃斯特便是米兰达和伊摩贞的后代，即使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也不缺少高尚与纯洁的人物，玛葛丽德·格拉埃斯、欧也妮·葛朗台、特·埃斯巴侯爵、乡下医生，便是这一类的模范。在广大的文学园地中，不少作家特意描写崇高的情感和卓越的心灵：高乃依在包里欧格德、熙特、荷拉斯三兄弟身上表现理性很强的英雄精神；理查孙在巴末拉、克拉立萨、葛兰狄孙身上宣扬清教徒的道德；乔治·桑在《摩帕拉》《田里拾来的法朗梭阿》《魔沼》《约翰·特·拉·洛希》和许多近年的作品中，描写天性的慷慨豪侠。有时候，第一流的艺术家，如歌德在《海尔曼与陶乐赛》中，尤其在《依斐日尼》中，丁尼生在《阿塔尔王组诗》和《公主》中，想重登理想天国的最高峰。但我们就是从那个高峰上掉下来的，作者所以能重新攀登，只是靠了艺术家的好奇心、孤独者的幻想与考古家的学问。至于别的作家想叫完美的人物出台的时候，不是站在道德家的立场上，就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在第一种情形之下，是替一种理论作辩护，显然带一股冷冰冰的或者抱着成见的色彩；在第二种情形之下，又掺杂凡人的面目，本质方面的缺点，地方性的偏见，过去的、未来的或可能的过失，使理想的人物和现实的人物更接近，但是美丽的光彩也减少了。已经衰老的文化不适宜于理想人物；他是在别的地方出现的，在史诗和通俗文学中出现，在少不更事与愚昧无知而幻想能够自由飞跃的时代出现。三类人物和三类文学各有各的时代；一类诞生在文化的衰老期，一类诞生在文化的成熟期，一类诞生在文化的少年期。在极有修养极讲究精炼的时代，在上了年纪的民族中间，在希腊争捧名妓的时代，在路易十四的客厅和我们的客厅中间，出现一批最低级最真实的人物，出现喜剧文学和写实文学。在壮年时代，社会发展极盛的时候，人类正踏上伟大的前途的时候，在五世纪［公元前］时的希腊，十六世纪末期的西班牙和英国，十七世纪和现在的法国，出现一批坚强的与痛苦的人物，出现戏剧文学或哲理文学。在一方面成熟而另一方面衰落的过渡时代，例如现代，正当两个时代互相交错混杂之际，就在本时代的作品以外产生另一时代的作品。但真正理想的人物只能在原始的天真的时代大量诞生；直要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各个民族初兴的时候，在人类的童年梦境中，才能找到英雄与神明。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英雄与神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英雄与神明，再用传说培养；等到民族踏进未曾开发的新时代与未来的历史，那些人物的不朽的形象便在民族眼前逐渐放出光彩，有如指导与保护民族的善良的精灵。这便是真正的史诗中的英雄：《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齐格弗里德，我们的《纪功诗歌》中的洛朗，西班牙《歌谣集》中的熙德，《列王纪》中的洛斯当，阿拉伯的安塔，希腊的尤利斯和阿喀琉斯。比这个更高的，在更上一层的天上，是一般先知、救主和神明；描写这等人物的作品在希腊是荷马的诗篇，在印度是吠陀颂歌、古代史诗和佛教传说，在犹太和基督教中是《诗篇》《福音书》《启示录》，以及一批倾吐内心的作品，最后而最纯粹的两部便是《圣方济各的小花》与《仿效基督》。在这个阶段上，人改变了容貌，充分显出他的伟大；他有如神明一般无所不备；如果他的精神、他的力量、他的仁慈还有所限制，那是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观点而论。在他的时代他的种族看来，他并没有限制；凡是他的幻想所能想象的，都靠着信仰实现了。人站在高峰的顶上；而在他旁边，在艺术品的峰顶上，就有一批崇高而真诚的作品，胜任愉快地表现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