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千年古国的幼童们，踏上这个新兴国家的土地，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那么的新鲜、那么的奇异：摩天大楼、煤气、自来水、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当然孩子们最好奇的是他们乘坐的火车。

　　他们乘坐这种在两条铁轨上飞驶的庞然大物，离开旧金山奔向学习的目的地——康涅狄格河畔一座城市。幼童们管它称作的“春田”。经过七天穿越美洲大陆的火车旅行，最终他们到达了那里。

　　“春田”——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座美丽的小镇，中国幼童落脚的地方，是他们暂时的家园。容阂带队赴美之前，曾经写信给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先生，一面告诉他千辛万苦促成中国幼童留美的好消息，一面向他请教无论如何安排这些孩子的学习语言和食宿问题。波特先生随后给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先生写信，希望诺索布局长能够让年幼的中国孩子得到家庭般的温暖，让他们尽快学习语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波特先生和诺索布先生商议决定，将幼童分散住进美国人的家庭。美国人愿意接受他们吗？

　　消息一经传开，不少当地的美国家庭表现了出奇的热情，争相报名愿意接受。第一批幼童到达时，大约一百二十多个家庭做好了接收准备，他们可以接纳至少二百多名中国孩子，而首批只来了三十名。诺索布局长心细如发，他特意给批准负责接待的家庭写封信，要求他们照料好中国孩子的作息时间，关注孩子的道德培养、中文温习，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习惯，当心天气变化，别生病。

　　认领幼童那天，负责接待家庭的主人们面带慈爱之情，领走各自的中国幼童。于是在异国他乡，中国幼童们有了“家”，有了“家长”和“家庭教师”。至此新的生活掀开了美丽而温情的一页。

　　接着，学习开始了。留美幼童进入哈特福德的西部中学学习；一年后再进入著名的公立学校——哈特福德高中；高中毕业后，再进入美国的大学。起初他们主要学习英语，先掌握这门入门的课程，然后攻读各种专门课程：物理、机械、军事、政治、经济、国际法等等。除此之外，他们不能忘本，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要读，朝廷颁布的法律《国朝律例》要懂，康熙皇帝的《圣谕广训》要讲。简单说来，中国幼童漫长的学习和生活并不刻板、枯燥，除了上课，他们还积极参与丰富的课外活动。经历短暂的陌生及隔膜之后，他们逐渐融入了那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似乎并不曾遭受到敌意、歧视、排挤，愉快的心情与奋进努力伴随着他们成长。

　　哈特福德避难山教堂的牧师推切尔是容闵的亲密朋友，他对中国幼童的教育事务费了不少心血。当1874年第二批幼童到来不久，他在耶鲁法学院的一次讲演中，说道：“他们（指留美幼童）属于他们的国家，为了国家的自强，他们被选拔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在1877年左右将会有一百名左右的年轻人回到中国。这批年轻人从他们的青年到初步成年将在我们这里度过，他们将会在他们的政府和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比他们同辈中任何一些年轻人都会有更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发自己为祖国工作……”

　　事实上留美幼童虽身在异国，爱国之心非常强烈。我们不能说是美国教育的结果，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从来如此。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令人感奋：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毕业班学生演讲比赛，选出来参加演讲的学生是他们当中优秀的代表。1879年春天，中国留学生蔡绍基发表关于鸦片战争为主题的演讲，这位后来成为天津北洋大学校长的留美幼童，激动万分地告诉美国人：“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只可惜他的美好愿望被拖延了半个世纪还多，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的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了这个国人期盼百年的梦想！

　　随着1875年第四批留美幼童的到来，一切仿佛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着。1877年，在容阂的主持下，哈特福德城中矗立起壮观的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根扎实了，还愁枝繁叶茂吗？大清国的事总让人琢磨不透，忽然一夜寒风至，不仅繁花落尽，连根也拔去了。

　　1880年12月（那时已是光绪朝了——光绪六年十一月），江南道御史李兰彬忽然给朝廷上折子，竭力诋毁中国留学事务局，诋毁留美学生种种不端行为，说他们大多入了洋教，而且遗憾入教恨晚。这不是滋生流弊吗？！一位在国内待着的御史，怎么知道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内情？这并不奇怪，有人暗地里打了小报告，打报告的人非外人，是后任留学事务局正监督的吴子登。

　　吴子登何许人也？

　　陈兰彬、容阂为正副领队的赴美留学团体中，吴子登不过是其中的随员。1876年，清朝决定在美国设公使馆，派驻公使，顺脚委任陈兰彬为公使，容阂为副使。容阂常驻华盛顿。哈特福德的留学事务局总得有人管哪，陈兰彬便推荐了吴子登出任新的“监督”。

　　据说，吴子登懂英文，算个知名的数学家，骨子里却是个顽固的保守派。早在国内时，他曾对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改革抱有成见，反对派遣留学生出国。在他看来，中国学生出洋留学，岂不为离经叛道之举？

　　出任正监督伊始，吴子登给留美学生们下了一道《谕示》，训导学生不能忘了本国的规矩，加强中文的研习，每月必须有三十页的中文功课送他审阅，完成好的给奖励，完成不好的处罚金。同时，吴监督强令留学生不许上“不适合”的学科——美国地理、钢琴演奏和英文诗歌等等。横加在头上的清规戒律，压抑着留美学生透不过气来。学生们的抵触情绪和抵制行动在所难免。这位吴子登监督了不得，文的行不通，就来武的，对不听话的学生公然进行鞭笞体罚。留学事务局有了吴子登这样的霸道家长，无疑演变成一座“地狱”。

　　文规武诫算不得什么，更可恶的是吴子登射出一支毒箭——他向国内打小报告，力主遣散全部留美学生回国。他在“报告”里指责留美学生犯了如下诸条罪责：

　　1.专好学美国人的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

　　2.效尤美（国）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皆有不正当之行为。

　　3.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

　　4.又因习耶稣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多半入耶稣教。

　　他的结论才是致命的：这样的留学生在美国待下去，爱国心必全然丧失，哪天他们学成回国后，非但无益于大清国，也无益于社会。为了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应当立即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早一天实行的话，那么国家早获一天的福分。

　　一方是吴子登的诬告，一方是李御史的“弹劾”，内外夹攻，清政府开始动摇了。上谕：对留美学生严加管教，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人家吴监督不等朝廷大员们复奏，便擅自决定带三十名幼童回国。李鸿章闻知，及时拦阻了他。所有迹象表明撤回留美学生已无法改变。

　　不甘心的容阂做了绝望性的挽救。他求助好友推切尔牧师想办法，推切尔联络一些美国大学的校长，联名给清朝总理衙门致信，挽留中国幼童继续求学。信函言辞恳切，却没有打动大清国的掌权者。

　　推切尔又推出他的挚友——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前去纽约拜访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他出面斡旋，格兰特先生慨然允诺，当即写了一封给中国总督李鸿章的亲笔信。李总督阅完信后，致电在美国的公使陈兰彬，委婉地说：“有的留美学生正在上大学，现在悉数撤回，中途辍学实在可惜。”陈兰彬支持吴子登将幼童全部召回的意见，说：“召回后严加甄别，选优秀的分派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在此严峻形势下，李鸿章采取了妥协姿态，力求裁撤部分留学生回来，应付局面。朝廷则借题发挥，下旨将留洋学生一律调回。

　　从1881年8月至9月，留美幼童开始分批撤回中国。他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生活了五到十年的哈特福德，他们当中的五十多人已经进入美国各所大学，有的还在读中学，命运倏忽间转变了。他们不得不中断学业，他们的前途变得十分渺茫。

　　美国媒体以半嘲讽半愤懑的口吻评论道——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朝）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府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巳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到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其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准确的位置在何神秘地方……

　　大约九十多名在美留学的幼童全部回到中国，迎候他们的是不怀好意的冷漠。曾经许诺的、期冀的，几乎全化为泡影。幸亏北洋大臣李鸿章收留其中的七十名在北洋。这些人当中后来成为精英的不在少数，他们自政界、外交界、军事、铁路、电报、矿业、教育等领域脱颖而出，施展各自的才华，为中国的变局开拓一派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