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的短暂混乱，丝毫没能影响洋务派的改革步伐。

　　1870年的天津教案发生后两年，曾国藩郁郁而终。李鸿章在他的悼

　　念挽联中这样写道——

　　师事近三十年，薪火相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薪火相传”一词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他同恩师曾国藩的传承关系。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很快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是什么地界？天子脚下，皇城所在地，李鸿章不啻为从地方大员一下子调进了中央。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接了曾国藩的班，始终是清廷最倚重的大臣。

　　再度垂帘听政的慈禧把李鸿章弄到身边，意图在于牵制恭亲王独揽大权。其实，李鸿章自有他的处世之道，同恭亲王密切配合，“薪火相传”地将洋务运动推向**。

　　且看中国的军工业稳固发展——

　　江南制造总局在原有的基础上，1874年开始生产黑色火药，在龙华镇设立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1886年又在松江建立火药库；1878—1879年两年间建大炮厂和炮弹厂；1881年设立水雷厂；1890年为了自己能炼钢，建炼钢厂；1892—1893年间增设栗色火药厂和无烟火药厂。其发展规模可见一斑。拥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军工业从“0”起步，迅速完成手工到机器的飞跃，至1884年生产岀了各种机床、刨床245台，其他机械310具。

　　金陵机器局自1879年开始进行了新的扩充：那年并入了乌龙山机器局，增加了机器设备。扩充后的金陵机器局有机器厂三座、翻砂厂、熟铁厂和木作厂各两座。1881-1882年间金陵机器局再次扩充，工匠已达七八百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和水雷、炸弹等，每年经费增加到十一万两。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该局还曾造出过两艘小轮船。

　　福州船政局在沈葆桢主事的八年里，连续造出十六艘轮船。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特授予“总理船政大臣”名号，清朝当局支持力度大，经费充足。他离任后，朝廷派了数位管福州船政局的，个个不如沈大人的影响力，其后的二十年中，只造出十八艘船。别瞧造船少，可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当年派去英、法两国学习轮船驾驶和制造的学员归国，成了福州船政局的骨干力量，使中国轮船制造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跨越了西方国家经历百余年的造船水平，已能够制造“铁胁船”和新式快船。有的兵船后来进入北洋海军服役。

　　天津机器局属于直隶地盘，总督李鸿章自然紧抓住它不放。

　　据当时记载：1888年，天津机器局的东局有工匠一千一百多人，西局有七八百人，主要生产火药、子弹、炮弹、水雷和地雷。1878年开始仿制林明敦式后膛枪，1887年制造最新式的栗色火药。1891年筹建炼钢厂，以制造长式钢质炮弹为主。天津机器局除了生产军火之外，还制造各种军用器具、炮车、炮架等。1881年造了130马力的两艘布雷艇，便于在海口布水雷。可见天津机器局发展全面。

　　此外还有山东巡抚丁保桢在1875年兴办的山东机器局和1877年建的四川机器局、左宗棠在西安兴办的西安机器局（1869年）和兰州机器局（1872年）、英桂在福州兴办的福建机器局（1869年）、瑞麟在广州建的广州机器局（1875年）、王文绍在长沙建的湖南机器局（1875年）、吴大澄兴建的吉林机器局（1881年）、刘坤一兴建的金陵制造洋火药局、醇亲王奕譞在北京筹建的神机营机器局（1883年）、刘秉璋兴建的浙江机器局（1883年）、岑毓英在昆明兴建的云南机器局、刘铭传在台北兴建的台湾机器局（1885年）……

　　清史关于当时军工企业的记载并不充分，我们仍然可以从有限的史料中发现，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军工业已风靡全国，从南到北，自沿海到内地，各地封疆大吏积极投入精力，兴办机器局，仿制洋兵器和军火，甚至船舰。曾几何时，千年帝国沉醉于地广人多，凭靠大刀、长矛、木船、箭镰守卫着广袤的疆土。鸦片战争爆发，洋人举着洋枪、乘着战舰、开着洋炮，冲开尘封的国门。国人终于认识到世上还有比刀枪剑戟更厉害的东西，于是，铁匠的炉火熄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军工厂隆隆的机器声，仿造岀一支支洋枪、一门门洋炮；人造木船被仿制洋船的船坞所取代，一艘艘轮船沿江河湖海游弋……更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卓有成就的洋务派大将张之洞先后兴办了山西机器局、广东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将晚清的军工业推向顶尖水平。

　　出身直隶省南皮县官宦家庭的张之洞，天资聪颖、好学上进，13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27岁的张之洞顺利通过会试，以一甲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赐予进士及第，入翰林院编修。同治六年（1867年）被外放浙江乡试副考官，年底又被派往湖北任学政。三年届满后，遂转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1876年）回到京城，等待朝廷新的任命。

　　京城四年的“清流”生涯里，张之洞并非明哲保身地默默等候机会，而是“遇事敢为大言”，逢言直谏，引起朝野的瞩目，特别受到慈禧皇太后的青睐，终于在光绪七年（1881年）被补授山西巡抚，成为一员封疆大吏。在山西任上，他整肃吏治，兴利养民，政绩卓著。转眼间到了1884年，法国人屡屡在越南闹事，侵扰我边境，朝廷急调张之洞赴广东署理两广总督。到任之后，他强化广东防务，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1889年，张之洞再次被调动，到湖北武昌，出任湖广总督。

　　张之洞被派往湖广，朝廷打算让他筹建卢汉铁路，因为张之洞是强烈呼吁中国必须建铁路的首倡者之一。户部刚拨了两百万两银子专项款，忽然又提出缓建卢汉铁路。内中原因错综复杂，张之洞不管这些，他借着“炼钢筑轨”的名义，欲图利用这笔资金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历时半年多寻觅，选址在武昌对岸的汉阳大别山（即龟山）北麓建汉阳铁厂。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从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这座集采铁矿、开煤矿、建厂房，并修建运矿铁路、筑江波堤、建码头、设化学矿务学堂、机器修理厂一体的庞大工程，历经一年多时间宣布竣工。光绪二十年（1894年）汉阳铁厂正式出铁，日产生铁50余吨，达到设计要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

　　创业艰难，何况创办中国从未有之的大型钢铁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汉阳铁厂耗资巨大，亏损严重，开工不久便陷于半停工状态。

　　张之洞雄心未泯，继而投入精力兴建枪炮厂。不能不说他好大喜功，要建枪炮厂，就求大求全、求精求新。1889年7月，张之洞离任两广总督的前三个月，他奏请朝廷用广东官绅、盐商们捐献的80万两，通过德国公使许景澄订购下德国力弗厂制造新式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过山炮的全部机器设备。他到湖北上任后，将设备迁移至汉阳大别山下，与炼铁厂合并，建“湖北枪炮厂”，后改名为“汉阳兵工厂”。

　　1890年，张之洞派人选地基，破土动工；1894年，机器安装完毕，枪炮厂正式建成。这期间资金几度告急，张之洞亲自筹措，多方劝捐，维持了汉阳枪炮厂的正常生产。自1895年开工至1909年的14年中，共制造步、马快枪11万余支，子弹4000余万发，各种口径的快炮740余尊，前膛钢炮120余尊，炮弹百余万发。湖北枪炮厂生产的小口径毛瑟快枪，俗称“汉阳造”，属当时世界一流水平，据说直到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还在使用这种武器。张之洞在缔造汉江洋务中，创建枪炮厂、架设电线、修铁路、筹建织布局和铁厂，在水陆师学堂开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洋务五学”，可谓居功至伟。

　　洋务派高擎洋务兴邦、强兵富国的旗帜，摸着石头过河，创建新型军工业是他们走的第一步，其后他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走经济之道——

　　航运：西方列强染指中国航运已久，1862年，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霸占着长江航运，同时兼顾沿海通商口岸的运输，大发其财。其时京杭大运河淤塞，走海路运输成了南北货运新通道。1872年，李鸿章参照西方股份制形式，以招商集资方法创办轮船招商局。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先是官商合办，后改为官督民办，实际就是官方罩着，民间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创建时仅3艘轮船，后来发展为33条船，竟然吃掉了首家洋商在华成立的专业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

　　煤矿：英国人一直琢磨中国煤矿的开釆权，但遭到总理衙门和各督抚的反对。曾国藩活着的时候，力主中国人釆用西法自己开采煤矿。李鸿章也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他提出官督民办的方式，“寓强于福”。“寓强于福”是个很重要的观点。1876年秋，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前往直隶省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源，唐廷枢是位开明的官员，尤其对开办新型企业乐于尝试。他带领一位英国矿产工程师到实地考察，随后汇报说，开平一代矿藏丰富。这无疑坚定了李鸿章建开平矿的决心。1877年9月，唐廷枢向李鸿章上了《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路》的条陈，李鸿章很快批准他的开采计划。1878年7月，开平矿务局宣布成立，一面招募商股集资，一面引进英国的采煤机器。为了把投产后出的煤运出去，唐廷枢在唐山和胥各庄之间修了一条“快路”，李鸿章上奏朝廷时又把它说成“马路”，实际上它是一条单轨铁路，用骡马拉拽。别小看这条短短的窄轨铁路，它可是中国自己造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1881年开平煤矿投产，产量与日俱增，到了1894年日产2000吨，一跃成为洋务派最大的矿业。清政府于1875年批准开采煤矿，早在一年前，李鸿章就委派人在直隶磁州开矿，此后煤矿开采如春笋般层出不穷。官办的有磁州煤矿、湖北广济兴国煤矿、台湾基隆煤矿、山东淄博煤矿、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官督民办”的煤矿除了开平矿务局之外，还有安徽池州煤矿、山东峰县煤矿、广西富川煤矿、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江苏徐州利国煤矿、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安徽贵池煤矿、北京西山煤矿。

　　金属矿：著名的漠河矿务局也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漠河一带素有“金穴”之称，沙俄金匪长期偷釆这里的金矿。1887年，李鸿章遵从清廷旨意，推荐候补道李金铺具体操办漠河矿务局，他亲自岀面作保向天津商人借贷10万两，作为筹办金矿的资金。1889年初，漠河矿务局的漠河、奇干两矿区相继开工，当年产金18961两，至1895年已年产5万余两，堪称清朝的“金库气在漠河矿务局带动下，开矿已成遍地开花之势，全国多个省县除建金矿、银矿，还开发铅矿、铜矿、铁矿，达21处之多。

　　电讯：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口炮台至天津之间架设电报，这是中国电报最早的试验，改变了历代王朝通过驿站传递信息的古老方式。1880年，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负责筹设天津至上海间的线路，中国近代电讯由此而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官办后改官督民办多形式集资，继而开通津京线、长江线、桂滇线、陕甘线、广梧线、广九线、汉渝线……几年中快速形成遍及全国的电讯网。转瞬间，信息迅捷地可达万里之外，比“八百里加急”强百倍。李鸿章办电报顶住了顽固派们的巨大压力，那些人说三道四，将电报妖魔化，说电线埋地下，四处乱窜，破坏地脉。

　　铁路：创建铁路同样遭到保守派的竭力反对。李鸿章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不用机车而用骡子拉，不敢称铁路，佯称“马路”，就是为了糊弄这些人，堵他们的嘴。1887年，李鸿章建立中国铁路公司，修建天津到大沽的铁路，还准备修到通州，终因朝中反对声强烈而作罢。其间，台湾巡抚刘铭传修建了基隆到台北的铁路。

　　洋务派顶着逆流，扩大着变革的范围：李鸿章创设上海织布局，左宗棠在兰州设立兰州织呢局，张之洞在武昌兴建设湖北纺织四局。天津有了自来水公司、广州有了电灯厂、台湾有了后拢石油矿……对外开放，令中华民族千古一变；对内变革，“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少年”。我们从这些简介般的描述里，清楚地领略到华夏大地呈现出的一派新气象，洋务运动勾勒出的一幅幅壮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