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李秀林。我们在彼此的挫折中，更强化了这种友谊。
秀林是我们系最优秀的教员，更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他对哲学教研室学科领先地位的确立功劳很大。20世纪60年代他曾参加艾思奇主编的全国通用的哲学教材的编写。人民大学复校以后，他又陆续参与主编适用于专业和文科的两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这两种教材，不断加印，一版再版。不仅我们系用，全国许多学校都用。印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同类教材中是绝无仅有的，确实是“洛阳纸贵”。
▲ 摄于1954年研究班学习时。后排左二为李秀林。“八路棉服赤子心，山南海北分外亲。满脸灿烂阳光照，沐浴真理向光明。”我们都是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研究班三年是我哲学一生的关键岁月。
一提到秀林，我们就会想到他参与主编的教材；一提到哲学原理教材，我们就会想到秀林。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不仅是因为秀林对这两部教材的编写贡献最大，而且是因为教材的影响大。一本好的教材，不仅对学生学习十分重要，而且代表的是一个系的总体水平，表现的是这个教研室全体教员的凝聚力与学术和谐。可以说，一本好的教材就是这个系的标志物。我就亲耳听见有的外校青年教师对秀林说，“您的教材是我的领路人”。这不是客气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本教材的巨大作用。
要办好哲学系，一定要重视教材建设。我们当然要重视科研，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科研成果为支撑；我们更应重视教学实践，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总结教学实践经验为基础。但是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被吸收到教材中，它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教学经验如果不能被编写教材时作为学生接受水平和需要的依据，这种经验只属于教员个人而不能成为“公共财富”。可以说，秀林主编的教材，这两方面都注意到了，既有深度又适于教学。
我们党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当年毛泽东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就是为讲课用的教材。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也可以说是教材，因为都做过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当然，这都是高水平的教材。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全国曾编写过六本哲学教材。其中一本就有秀林参加的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材。20世纪60年代，中央曾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在全国组织人员有领导地开展各学科教材的编写。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教材编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还包括各学科的专业教材。在编写中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学术新成就是一个重要方向。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教材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项目，足见中央对教材建设的重视。可惜秀林英年早逝，如果他活着一定能在此次教材编写中再显身手。斯人已乘黄鹤去，这不仅是我们哲学系、哲学教研室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哲学界同行的一个损失。
秀林和我是同班同学、同事，又是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195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的。他来自山西大学，我来自复旦大学，都不是科班出身。他读的是教育，我学的是历史。在研究班学习期间，当学期考试结束，我们总是要自我慰劳一下，下小馆子撮一顿。他自斟自饮，我吃菜相陪。1955年，他提前留哲学教研室。我1956年毕业留系，哲学系就是那年建系，我们成为同事，相知相交三十多年。
秀林刻苦好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他的生活很贫困。就他一个人工作，妻子当时是家庭妇女，经常是窝窝头就素菜。即使这样，还要不断借债。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不为贫困而“困”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今的年轻人学习。
▲ 20世纪80年代摄于青岛崂山。中为李秀林，右一为作者。这是我与秀林最后一次共同外出讲学。“灰散烟消二十年，星落匆匆实堪怜。昨夜梦回惊坐起，笑容依稀似生前。”秀林英年早逝，思念终生。
秀林在“**”中受罪不小，主要是在干校审查所谓“五一六”分子时。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也无法知道被列为“五一六”分子的痛苦和大会小会批斗的处境。没有自由，也没有人的尊严。这是在没有健全法制的当时的中国才可能发生的大冤案。秀林不幸遭此厄运。在干校时偶尔在路上碰见他，只能以目示意。处在此种情况下，也许一个眼神、一声注意身体之类似乎无关紧要的话，都会是一种安慰、一种精神支持。没有此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
我也是后来才知个中滋味的。干校回来以后，随着人民大学复校，秀林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我则相反，正陷入人生困境。两个好友，两种处境。我和他换了一个角色。可他没有嫌弃我。我借口请假洗澡溜回家，无处可去，总是到他家坐一坐。虽然相对无言，但从眼神中可以看出感情上并不疏远。天道不公，秀林好日子开始不多久就死于癌症。同事们无不悲痛，我更是如此。我曾写过一首诗寄托我对他的哀思：
生也艰难死亦难，幽明路隔两茫茫。
上天忌才欺人老，摧尽鬓毛骨肉残。
风雨坎坷识马力，涸鲋濡沫见肝肠。
托体山阿君已去，我与何人论文章。
秀林去世多年，我也已入老境，这种情感，只能成为回忆中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