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一份重要文件，也是清廷的关键性让步，极大缩小了君主的权力，扩大了议会和政府的实际权力。这个仓促出台的新文件虽说并不尽善尽美，但为有效化解南方政治危机重建和平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11月2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电袁世凯，表示朝廷已经发布立宪诏书，已经宣布不会秋后算账，追究党人，朝廷已有息事宁人的意思，不再视革命党人为政治异己、为大敌。在这种情形下，孙宝琦建议袁世凯对待南方适可而止，不能强攻。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孙宝琦建议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奋战，一方面迅速派遣得力人员往见黎元洪，面对面谈判，和平解决。对于黎元洪和南方党人的所有要求，能答应的就答应，一时不能答应的，也不要拒绝，许为代陈。如此诚心，一定会感化黎元洪和南方党人，一定能够尽早平息全国扰攘不宁的恐惧和危机。223

　　孙宝琦的建议其实就是袁世凯的想法。在孙宝琦发电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刘承恩抓紧再与黎元洪联系，刘承恩当即致信黎元洪，强调朝廷已经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大家的目的差不多都已达到了，还是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和平了结，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对于袁世凯的橄榄枝，黎元洪确实有意接受。这不仅因为黎元洪是被迫参加革命，而且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中国目前还根本走不到民主共和那一步。中国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在黎元洪等新军将领看来还是君宪主义，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建议并不反感，更不反对。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军人出身的黎元洪当然知道北洋军的实力，知道北洋军如果真的痛下杀手，湖北新军肯定不是它的对手。再加上清廷发布了十九信条，未来的政治架构已经大致描绘出来了，君主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不再拥有实质性权力，新的政治架构与革命党人的共和理想并没有多大差异，所以黎元洪发自内心对刘承恩的传话表示欢迎和理解，并不反对南北双方坐下来谈谈。

　　如果仅仅按照黎元洪或者湖北军政府的意见，南北和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此时的武昌毕竟注入了新的因素。就在袁世凯通过刘承恩向黎元洪发出和平倡议的同一天，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拜将典礼，任命著名革命党人黄兴为军政府战时总司令。这些新因素可以看作湖北军政府以软硬两手对抗袁世凯的软硬两手，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说，这个新因素严重制约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的和谈企图，因而使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并不那么好使。

　　当然，袁世凯绝对没有将和平看作唯一的手段，他从一开始就是软硬兼施，两手准备。他在同一天电奏朝廷汇报下一步计划，表示在官军攻占了一些战略要塞后，已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派人给黎元洪送信，争取和平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如果湖北叛军在未来几天不能给予明确肯定的答复，那么官军已经做好随时强攻的准备。袁世凯似乎真的相信，他的软硬兼施一定会使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就范。

　　然而三天过去了，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对袁世凯的喊话作出回应。不得已，刘承恩于11月7日再派心腹密探王洪胜往见黎元洪，打探消息。王洪胜在向黎元洪介绍了一些北方情况后表示，袁世凯的意思已经很明白，北洋军之所以不立即向湖北发动猛烈进攻，并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不希望相互残杀。

　　听了王洪胜的介绍，黎元洪也坦然说出自己的思考和担心。他表示，朝廷尽管现在已经同意进行重大改革，然而估计现在什么都晚了，南方各省已相继宣布独立了。如果现在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如果还归他，那么他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厉害，秋后算账，打击报复，有什么能够保障杜绝呢？所以现在南北僵局并不在湖北军政府和北洋军之间，而是能否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224同一天，黎元洪就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建统一政府的意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黎元洪对王洪胜说的话并不是假的。

　　对于黎元洪的回答，袁世凯肯定不会满意，但这个结果肯定又在袁世凯谋划之中。只是袁世凯并没有像他先前向朝廷所许诺的那样，一旦南方拒绝了和平，那就大兵压境万炮齐轰踏平武汉三镇，平定江南，再建奇功。相反，袁世凯却有了一点气定神闲的意思，不厌其烦与南方周旋，谋求和谈，谋求息兵。11月10日，袁世凯接受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建议，委派特别代表蔡廷干、刘承恩，携带他的一封书信前往武昌进行谈判。

　　袁世凯写给黎元洪的信已由刘承恩、蔡廷干提前转交，袁世凯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立场依然是希望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接受朝廷的君主立宪，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南北纷争中的一切后续问题。袁世凯也暗示，如果湖北方面不识时务，执意抗争，那么北洋军一定奉陪到底，武力解决。225

　　对于袁世凯的和平呼吁，军政府内部进行了缜密研判，对于各种可能进行了沙盘推理和演绎。毕竟北洋军大兵压境，断然拒绝袁世凯和平呼吁，不仅道理上说不过去，力量上也真的不一定行。会议决定可以与刘承恩、蔡廷干尝试着谈，走一步算一步。但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必须做好反击准备。

　　第二天（11月11日）下午，刘承恩、蔡廷干代表袁世凯，与黎元洪及军政府其他成员进行了谈判，双方就是否应该推翻清廷进行了激烈争论。军政府发言人孙发绪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批评袁世凯真是愚蠢至极，清廷明明对你老袁如此不信任，你还这样护着它？南方表示，假如袁世凯向南方发起和平攻势，让南方放下武器，继续听命于清廷，就不必了。

　　南方显然想用满汉冲突、袁世凯政治上受压制等理由将袁世凯与清廷切割，他们无法理解袁世凯对清廷的维护究竟有多少是真心多少是虚假。刘承恩尽其所能向他们介绍了袁世凯的内心焦虑，说明老袁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抛弃朝廷另起炉灶。这不仅有个道德底线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是大家多年追求，现在化危为机就要实现了，各位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呢？226

　　黎元洪听了刘承恩的介绍稍有触动，态度也比较温和，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都可参照袁宫保的意思进行讨论。不过，他也委婉表示了自己的为难，就是他个人当然继续认同过去十几年的政治追求，君主立宪，只是现在他不仅不能代表其他独立各省，甚至也无法无权代表湖北军政府和湖北人民追求民主共和的要求。态度的温和并不表明就应该如此，或许这就是军政府预案中的红脸与白脸。

　　在军政府的预案中，就是要借力发力，顺势而为，一定要用民族主义、满汉冲突打动袁世凯，将袁世凯从满洲人那里切割出来。倘若成功了，不仅拯救了袁世凯，而且必将严重削弱清政府的实力；即便失败了，也一定会在袁世凯与满洲人之间打下一个楔子，这个楔子迟早都会发酵都会发生作用。

　　作为朝廷命官，特别是此时负有全权使命的命官，袁世凯对朝廷的忠诚至少在此时是不必怀疑的。这和袁世凯的政治信念有关，也与其足智多谋明白自己的处境有着密切关联。并不是说他在道德上多高尚，袁世凯崇尚权力，但他更识时务。真正使袁世凯思想发生转变的，除了后来形势的变化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洲人在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将袁世凯从朝廷里推到了朝廷外，这才使袁世凯原本比较活泛的心思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袁世凯此时坚守君宪主义，当然并不说明他高尚他伟大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说他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因为他看到脱离清廷条件根本不具备，他既然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既然人家孤儿寡母并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智慧，既然人家都将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一切听你安排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呢？天底下究竟是当第一舒服，还是当第二舒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远比自己直面这些诸侯更有力量更正义。所以说，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及军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并不算失败，双方都作了试探都摸了底。

　　依照《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原则，资政院于11月8日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几天后，袁世凯离开武昌前线返回北京就职。由于袁世凯此次组建的内阁具有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特征，因而湖北军政府及南方独立各省与清廷之间的对立谈判立马转变为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谈判，清廷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虚君的意味。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对君主立宪政体并没有丧失信心。就像他在受命之初向各国公使所表示的那样，他此次北上组阁，主要任务就是要保存大清王朝既有体制同时又要进行体制创新，既要留存本朝皇帝，又要施行人民多年来期待而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至于从前的满汉歧视，自当在此次变革中一扫而空。更为重大的问题，则在于保存中国，避免中国因此次动**而导致分裂，因此他期望各党在这个大目标上能够建立起码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能够牺牲小我的政策，为保全大我的中国作出贡献。227出于这种考虑，袁世凯表示他将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强固的政府，一定能够化解危机，重建秩序。

　　11月14日，清廷责成各省派代表来京公议国事，寻找解决办法，并派遣张謇、汤寿潜等立宪党人前往各省宣讲朝廷政治改革的宗旨和决心。第二天，杨度和革命党人汪兆铭等一起筹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倡导和平，建议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之争。这些活动显然都是袁世凯支持进行的，由此可见他在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的政治设想，依然没有离开君宪主义的立场。

　　然而，袁世凯这些和平姿态始终无法获得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相反，孙宝琦却在11月19日致电袁世凯，表示各省军民多主共和，代表不欲赴京，且已去上海议设新政府。为转圜计，孙宝琦建议袁世凯，不如由京派员去上海参加会议，俯就舆情，顾全大局。

　　袁世凯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达成南北和解的目的，所以对各种方式和手段，他都不会拒绝尝试。11月20日，袁世凯通过俄国驻汉口领事，再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俄国领事馆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等人谈判，向南方介绍新内阁的情况，表示皇族已经完全退出政府，不再与闻国政，所以将来的政治改革必将能够顺利进行。刘承恩等人还重申外交危机，忧虑外国干涉。南方的态度依然很坚决，表示已不会重新回过头来承认清政府，清政府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南方执意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政府。

　　南方革命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南方独立各省代表联合会就在这一天议决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以武昌为中心的南方各省临时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面对这样一种情势，袁世凯并没有立马转变自己的既定立场。他在11月21日答《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时一再强调，一旦灭除了清政府，中国必然发生内乱，而内乱发生，又必须引起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才能保全中国，发展中国。

　　按照袁世凯原先计划，既然和平对谈这条路走不通，那就来点武力吧。刘承恩、孙发绪谈判失败的第二天（21日），袁世凯就示意清军加大了对南方的进攻。李纯统率的北洋军第六镇这一天由蔡甸渡过汉水，进攻汉阳。守卫汉阳的民军虽然有黄兴的高超指挥与灵活调度，但其实力显然不是北洋六镇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失利严重的民军只得退守三眼桥。

　　南北开打引起了列强不安，俄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罢兵和谈。刚刚发起攻击的北洋军当然不会就此罢手，清军在此后几天发动一连串进攻，相继占领一些战略要塞，稳步向前推进，逐步取得了绝对优势。27日，清军占领了汉阳，武昌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滞留在武昌的革命军士气低落，总司令黄兴愤不欲生，痛恨自己无面目见一班死去的同志，发誓唯有一死以谢同胞。228

　　袁世凯的军事目的当然不是要踏平武汉三镇，他的目的就是要用绝对优势的军事进攻迫使南方革命党人和湖北军政府在政治上让步，重回君宪主义谈判轨道。应该说，袁世凯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27日，湖北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黄兴在会上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情形。黄兴提出，在目前兵力根本无法与北洋军对阵的情况下，应该主动放弃武昌，进取南京。对于战事失利，黄兴认为，不是军队不够，不是防御阵地不坚固，也不是弹药粮草不充足。失利的主要原因一是长官不用命，不听指挥；二是军队缺乏教育；三是缺乏机关枪。有这三个缺点，所以每战必败。更重要的是，现在武昌城中的所有部队，都是有过战败经历的部队，在目前情形下根本不能再用，用则必败。为长远计，为今日计，军政府只有放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或许以后有机会重新夺回武昌。

　　黄兴的主张当然是一种大战略，是从全国大局着眼。但对湖北军政府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太过痛苦，因为正是他们这一个多月来的坚守，吸引了清政府的主要兵力，从而使全国各省有机会起义有机会光复，所以这次会议没有通过黄兴的弃守方案。黄兴一怒之下当夜渡江至汉口，翌日晨乘轮东下。这又为革命党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张振武等人提出的坚守武昌的动议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但实事求是地说，军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继续坚守了，甚至军政府也没有办法坚守民主共和的理想和要求了。同一天，黎元洪准备接受袁世凯先前的动议，接受立宪政府，在呼吁各省都督迅速派兵援助湖北的同时，又派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往访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顾临，请其斡旋南北停战。黎元洪提出的几项条件是：一、停战十五天，在此期间，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二、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三、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五十天。229

　　如果仅仅从军事战略角度说，北洋军此时已经占领战略高地龟山和整个汉阳，军政府所有的那些残兵败将全部撤退至武昌。这个时候，如果袁世凯接受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的建议乘胜追击，渡江作战，那么即便会有相当牺牲，也一定会扫平江南，占据武汉三镇，进而平定湖北。然而，袁世凯没有这样做，他在接到冯国璋的请示后，直接打电话制止冯国璋渡江作战，指示他只要保持军事上的高压就行。

　　第二天（11月28日），段祺瑞抵达汉口，接任署理湖广总督。同一天，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汉口和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战争终归不能永远打下去，军事的进攻原本就是为和谈作准备。然而当袁世凯真的这样做了，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普遍批评和后人广泛质疑。后来的研究者从权谋的视角认为袁世凯此举就是要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势力压制清廷，攫取更大权力，为自己登上总统宝座铺路。而时人特别是满洲贵族以及那些保守汉人则自作聪明以为洞察了袁世凯的奸谋，以为袁世凯在龟山大捷汉口收复之后不愿乘胜追击渡江作战，一定隐藏着和南方革命党人合作的巨大阴谋。

　　实事求是地说，后来的研究者是以后来的语境回望前事，而满洲贵族也只是站在非常狭隘的立场上去猜疑袁世凯。这种猜疑究竟对袁世凯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现在还不好评估，但毫无疑问不会是正面的激励和信任，而是引起袁世凯的反感和愤怒。袁世凯当时就不软不硬地回敬那些满洲贵族说：是的。汉口已经收复，但是你们可知道南京又告陷落？南京的地位有多重要，你们知道吗，你们能想到黄兴为什么弃守武昌赶往南京吗？南京的地位，倍于武汉。革命党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国人受其蛊惑，人心浮动，军心不稳。重开和谈，稳定军心，重回君宪主义，这才是我袁世凯为什么不去乘胜追击渡江作战的根本原因。议和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要收抚那些反叛的党人和军人，这是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自武昌事变发生后的决策是一致的。目前的叛乱已经传遍全国，如果以天下为孤注，殷鉴不远，噬脐何及？平定这样全国规模的大叛乱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如果你们这样疑神疑鬼，前方将士如何安心坦然作战呢？230

　　袁世凯的这段话，你可以说他是义正词严，你也可以说他是花言巧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清廷整体利益进行考量，重开和谈是最好的选择，强攻硬打可能适得其反。北洋军能够踏平武汉三镇，能够平定湖北，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平定全国吗？答案显然不乐观。

　　然而满洲贵族的怀疑，或许真的是在袁世凯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使革命党人将袁世凯从清廷中切割出来的反间计又进了一步。

　　不论从政治战略还是军事战略上说，袁世凯此时停止对武昌的进攻，重开和谈都是对的。因为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全国的形势在急剧变化，特别是东南各省相继光复，宣布独立，清军对武汉对湖北发动强攻是没有出路的。袁世凯的唯一选择就是谋求与南方革命党人、反叛的军队领导人坐下来谈。而且足够的信息表明，全国许多省份的新军之所以那么迅速地发动起义，宣布光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支持革命党人，而是担心革命党人插手本省事务，所以急匆匆宣布独立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政府。231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南京光复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使南方革命党人终于有了与清廷南北对峙的可能。进，可以发动北伐直捣龙廷，即便不能用武力统一全国，也能为南方的稳定提供一种保障；退，可以南京为根据地据守东南半壁江山，这可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维持基本的生存毫无问题。至于对清廷和袁世凯来说，南京沦陷或者说失守，当然也意味着一个重大转折，全国已有十四个省脱离了清廷的政治统治，使清廷的实力削弱了不少，不过中央军依然掌握在朝廷和袁世凯的手里，除了极少数发生哗变外，中央军的主体并没有变化。所以清廷和袁世凯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战，像当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征战南北那样，以时间换空间，持之以恒，终能打败这些造反者；和，这对维持国家生机与活力当然至关重要，朝廷通过对既往政策的反省、调整，重新赢得大多数人的信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个蜕变也非常艰难，没有脱胎换骨的勇气也就无法获得新生。权衡利弊，清廷和袁世凯还是选择了后者，以和为目标，以战为手段，以战促和，化解国内纷争，重建和平与秩序。

　　12月1日，袁世凯电令武昌前线第一军总统冯国璋停止渡江进攻武昌，并以内阁的名义提出停战条款共五条，规定息战日期为三天，两军不得于此期间开战；息战之约须有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画押为中证人。袁世凯内阁的这份停战协议是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用电报发给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的。由于牵涉英国驻汉口领事要居间作证，所以这个电报又是经过英国外交大臣批准的。

　　袁世凯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同意停战，其目的就是要拉住黎元洪，重回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在这次和谈攻势开始之后，并没有放弃君宪主义的主张，并没有摆脱清廷的想法。这不是袁世凯刻意要这样做，而是形势使然，也是东西洋各国比较一致的态度。

　　对于黎元洪来说，停战议和确实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后，并没有转变成一个像孙中山、黄兴那样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他的知识、他的经历和他的修炼，都使他继续在君宪主义理想中空转，他觉得朝廷的君宪主义确实遇到了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条路不通，只要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驱逐了政治上的障碍，君宪主义依然是中国最不坏的选择。所以尽管没有在第一时间获知停战的消息，但他获知后还是非常欣慰的，甚至使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都有所提高，因为清廷毕竟将他视为谈判对手，这就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所以他在此后就很容易顺着袁世凯君宪主义的思路走，一步步离开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道路。

　　在黎元洪的影响下，湖北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像军务部部长孙武等，就越来越觉得既然朝廷现在开始慎重考虑造反者的意见了，开始考虑朝着君宪主义道路前进了，那么革命党人是否应该作出适当让步，减少流血，重建和平呢？所以在停战开始后，湖北军政府就向独立各省征询意见，询问各省可否照政府条件结束战争，而这个条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仍然沿用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232

　　黎元洪以及湖北军政府的想法不必怀疑，他们同意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主义，是因为他们确实面对北洋军的巨大压力，但是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黎元洪只能代表湖北发言，无法代表其他已经独立的十几个省份，无法代表全国民军。而更吊诡的是，其他独立省份虽然有一些省份的政治权力并不掌握在革命党手里，虽然还是立宪党人或军界将领掌权，但是他们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和请求，态度就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软弱了，就不那么容易向袁世凯屈服了。

　　袁世凯和朝廷将黎元洪作为谈判的主要对手，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并没有节制独立各省的权力和能力。相反，在袁世凯、北洋军与黎元洪和军政府停战的那几天里，南方的形势继续变化，特别是随着革命党人占领南京，南方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各省援助湖北的军队相继出发，这为南方革命党人增加了抵抗的勇气和谈判的筹码。然而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认为存在重回君宪主义的可能，只是条件越来越苛刻，难度越来越大而已。所以当停战三日还未届满时，袁世凯就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进行商榷，不和黎元洪或湖北军政府进行谈判，他们就于12月4日制定了一个继续停战的协议框架共五条：一、三日停战期满，续停十五天；二、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也不遣兵向北；三、总理大臣派遣各省居留北京的代表人，前往南方与南军代表讨论大局；四、唐绍仪充任总理大臣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五、以上所言南军，山、陕及北方土匪不在内。由此，人们或许能够感觉到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真诚和迫切，或许觉得他太过幼稚，根本不知道南方革命党人的真实想法和政治诉求，不知道君宪主义与民主共和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两码事。

　　对于袁世凯和清廷的和平呼吁，南方当然不会反对，至于和平条件就很难说了。当是时，各省代表正在汉口开会，他们在第二天接到英国领事转来的这些条件后，立即决定同意与袁世凯的代表进行谈判，密电伍廷芳尽快来汉口与袁世凯的发表会商，争取南北冲突和平解决。同意北方的部分条件，同意在停战期间清军不攻民军，民军亦不攻清军。但是南方所理解的民军，包括秦晋及北方义军在内。

　　南方的回应给袁世凯一种新的希望，使他觉得重建和平又多了一份信心和机会。所以为了推动和平尽快恢复，为了使南方相信他所推动的君宪主义是真的，他在那几天又苦口婆心地向清廷向皇族做了大量的工作，迫使清廷在政治改革上作出重大让步，为重建一个能够使南方革命党人大致满意的立宪政府奠定基础。12月5日，袁世凯将与英国公使共同拟定的续停战协议上报给朝廷，在呈递报告的同时还与摄政王载沣面谈了很长时间。233摄政王载沣究竟在这一天面谈时说过什么，或者说袁世凯究竟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什么要求，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了。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结果，是摄政王载沣在第二天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引咎退位，以醇亲王的身份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办理，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很显然，袁世凯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成功说服清廷对南方的要求作出了重大让步，摄政王退位，其实就像皇太后懿旨所说那样，是让摄政王载沣承担全国乱局的责任，以摄政王载沣退位换取南方的让步。

　　按照清廷制度，监国摄政王载沣在三年中，其实只不过是大清国的实际经理人。大清国的最高领导人名义上是宣统小皇帝，他是监国摄政王的儿子。还有隆裕皇太后，她是先皇帝光绪帝的未亡人。大清国现在面临的困境，当然与监国摄政王过去三年的政策密切相关，所以指望摄政王本人出面去纠正那些失误是不可能的，因此摄政王向皇太后面奏请辞，表示自己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

　　摄政王是否真的这样想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清廷毕竟走出了最艰难一步。实际经理人引咎辞职，即便在民主国家，也可以换来重建秩序，何况独立各省领导人差不多都是大清国的干部呢？他们怎么可能就这样恩断义绝呢？袁世凯希望通过清廷的政治改革唤醒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同情，隆裕皇太后也希望此举对于改善朝廷的处境，对于重建和平恢复秩序有正面的积极作用。皇太后表示，她个人深处宫闱，未闻大计。惟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馈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大计。现在已将监国摄政王辞退了，责任内阁也不再有什么约束了，凡我国民，都应该知道朝廷不私君权，实行与民更始，务望谨守秩序，各安生业，庶免纷争割制之祸，而登熙皞大同之治。

　　第二天（12月7日），摆脱了监国摄政王束缚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入养心殿，奏对了大约一个小时，皇太后终于发了一句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也就是说，大清国的命运和我们孤儿寡母的命运，就在你袁世凯手里，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授权虽然说是有限的，其实相当于无限。袁世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幅度推动改革，为重新赢得南方及独立各省的信任提供条件。同一天，朝廷批准资政院提出的剪发、改历两个议案，终于准许大清国的臣民自由剪发自由留发，不再将头发作为顺民、良民的标志。同一天，朝廷还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朝廷不仅加快了政治改革，而且为南北和谈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纷扰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南北纷争，终于有了解决的迹象。至于朝廷的让步能否换回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忠诚和信心，南北各方能否由此走向和解，重建秩序与和平，端赖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

　　对于通过谈判解决政治纷争，袁世凯信心满满。一百年之后重新观察，很容易发现袁世凯之所以这样信心满满，不仅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君宪主义是化解时局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在他的背后和面前，有列强的支持、认同，甚至可以说正是列强认为中国应该维持一个君宪主义的国家体制，才使袁世凯对此信心满满。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的研究以为南方革命党人是铁板一块，以为他们都主张走向共和走向民主，都主张废除君主。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独立十四省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省份的领导权都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有许多省份之所以宣布独立宣布反正，其实就是担心外来的革命党人，是化被动为主动。所以在独立十四省，也不乏主张君宪主义的声音。这都是袁世凯力推和谈，坚持君宪主义的依据。

　　独立十四省的情形不好一概而论，是因为他们各自背景和主张有着很大不同。在许多省份的领导层，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党人、旧官僚，当然还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以及由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起来的地方实力派、政治集团，所以各省意见并不那么容易统一，他们面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也很容易被分化瓦解。

　　按照率先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的意思，既然是和谈，当然包括未来政体一类的事情都必须谈，但是湖北以一省力量去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和朝廷交涉，也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虽然有心响应，但实在难以单独面对，而且上来就提出双轨思路，以此瓦解袁世凯的意志，或者以此撕裂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关系。11月7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织政府的意见，以便各国承认这个共同政府为交战团体，方才有可能应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和谈判要求。同一天，黎元洪还在与刘承恩的信使王洪胜的谈话中抛出一个重要诱饵，那就是南北和谈不是不可以，但条件还是必须推翻清廷。黎元洪的理由是，尽管袁世凯已经让朝廷进行了重大政治改革，但如果皇上还是皇上，谁能保证他在秋后不再算账？况且南方各省一个接着一个独立了反正了，在这群龙无首的时候，谁能说服这些人接受朝廷的改革方案呢？

　　多米诺骨牌仍然在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南方谈判的气势也在逐渐由弱转强。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再度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呼吁他们尽速派遣全权代表前来武昌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事情，以便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与北方进行谈判。黎元洪的这一着显然是想以首义优势，掌控谈判的主动权，尤其是对独立各省的掌控权，希望以武昌为中心组建一个与北方对峙的中央政府。

　　对于黎元洪的想法和做法，袁世凯并不反对，甚至是愿意支持表示欢迎的。因为如果让袁世凯的内阁面对十几个独立省份分别谈判，这中间的难度与可行性似乎都很值得怀疑。南方如果能由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出面，组成一个大致统一的谈判阵营，虽然谈判的难度会加大，但相对于分头面对还是要好得多。

　　南方的举动和整合对于袁世凯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他先前似乎以为一对一的谈判比较容易化解纷争，现在看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南方独立各省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驱除清廷后的共和制，这一点和袁世凯此时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11月21日，袁世凯在答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一旦灭除了清政府，恐怕中国就要走上内乱，招致列强干涉，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在政治上的最佳选择还是君宪主义，还是应该以君主立宪去保全中国。

　　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的隔空喊话，其实都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制造舆论，争取谈判的优势地位和讨价还价的筹码。11月24日，南方的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监国摄政王载沣联名电，以为目前的僵局非共和无以化解，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君主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他们希望监国摄政王载沣认清形势，当断则断，若能幡然改悔，共赞共和，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对于张謇、伍廷芳等人的建议，清廷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了，既然大家愿意公开讨论皇室的未来，讨论大清国的前途，那么就公开讨论吧。而且事实上，除了北京有限的范围还在忌讳这个议题外，全国到处都在公开谈论这个事情。所以朝廷借势发力，于11月25日发布诏令，要求张謇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共和政体及政治改革事宜。朝廷显然希望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南方的想法越来越清楚，袁世凯的思路也就越来越明朗了。他知道要想让南方屈服就范，仅凭口说已经意义不大，所以他在安顿了后方，安抚了清廷之后，发动了对武昌的军事攻势，决心用武力迫使南方就范屈服。就在江浙联军向南京发动攻势的同时，清军在湖北在武汉向革命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占领了汉阳，并对武昌形成了一种高压态势。

　　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军攻占了汉口，对武昌保持着军事上的巨大压力，也可以说挽回了先前清军的被动局面。这都为双方接触谈判提供了外在条件，所以袁世凯决定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开展和平攻势。12月1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渡江作战进攻武昌，紧接着提出停战三天，并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进行谈判。

　　对于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南方革命党人沉着应对，他们利用这个短暂的不知何时会中断的和平间隙，抓紧时间制定和平方略，制定谈判原则。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同意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提出的停战和谈要求。但在两天后（12月2日）的会议上却作出了两项非常重要的决定，一是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既然是临时政府了，谈判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清廷的下属了，而只是袁世凯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南方革命党人急于通过这个大纲的主要目的；二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那么南方独立各省即临时政府当公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推举袁世凯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当然是带有挑拨离间的意味，还是革命党人要将袁世凯从清廷中切割出来的意思，以为清廷本已人才不济，如果能够将袁世凯分化出来，或者因此而被满洲人从清廷中排挤出来，未尝不可以减轻南方的压力。这是第一种解读，不过从当时情形看，朝廷甚至在北京的汉人高官并不相信袁世凯变了，不忠于朝廷了，他们一眼就看穿了这只是一种离间手段。234

　　第二种解读是南方革命党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认为只有袁世凯有力量解决时局危机，只有袁世凯可以使中国重建统一。所以他们相信那时一个公开的国内外共识“非袁莫属”，因而愿意不惜代价争取袁世凯反正，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用最小的代价达到革命推翻帝制的目的。

　　第二种解读中还蕴含有对这场革命的不同认识，由于先前十多年特别是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出台后，满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许多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满清，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只要袁世凯反正了，反手将清廷推翻了，哪怕拥戴袁世凯称帝，做汉人的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最好还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袁世凯最好还是反正归来做共和国的总统。持有第三种认识的人在当时也是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

　　或许是武昌会议的这些决定并不符合南方革命党人的利益，特别是不能符合不能满足江浙地区独立省份的要求，所以到了12月4日，陈其美、程德全和汤寿潜等人，趁着南京光复、武昌危机的机会，又一次将南方的中心拉回到上海，将留在上海原本只负责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会议，并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推选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也同意，在临时大总统为举定之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的权力。

　　对于上海革命党人的决定，湖北方面和黎元洪当然大为不满，以为上海的代表只有联络的责任，并没有选举之权，所以并不能承认黄兴的大元帅。只是这种承认与不承认都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本来大家都是草莽，都是临时的，最终的结果其实都还很难说。不过从此之后，武昌的分量确实在一步一步减弱。

　　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对南北议和提出了几项先决条件：一是推翻满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会议还决定议和地点设在汉口，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实事求是地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确实有点儿对湖北对黎元洪不太公正，但其大刀阔斧向前推进，确实为南北和谈扫除了障碍，使南北和谈从南北双方隔空喊话一下子变成了现实，速度突然加快。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的议和四条件是对袁世凯先前和平倡议的正面回应，袁世凯对此还是相当满意的，使他对和平的期待又增加了几分可能。同一天（12月5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商量了一个续停战协议并上报朝廷，这个协议的基础依然是君宪主义，只是为了让南方信服让步，袁世凯更多地强调了君宪主义的实质，希望清廷不要再以假招子蒙人了，否则时不我待，错过了这次机会，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袁世凯在将这个报告呈递朝廷的时候，向监国摄政王载沣当面作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汇报。汇报情形虽然至今不太知道，但知道监国摄政王载沣很快向隆裕皇太后提出了退位的请求。这里面的曲折细节还是不太清楚，但结果就是袁世凯成为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隆裕皇太后成了他的唯一领导，而皇太后又明确发话了：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一切都拜托你袁世凯了。

　　在获得皇太后授权后，袁世凯于12月7日派出强大的谈判阵容，自己身兼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南北和谈终于紧锣密鼓开始了。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铁杆，由他出面与南方议和，也是袁世凯几天前就确定了的事情。12月2日，袁世凯在锡拉胡同官邸召集南下和谈代表团成员及各省代表二十多人开会。年纪大点的有陈宝琛，所以当袁世凯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宝琛就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老世叔为国宣劳。陈宝琛谦逊地说，近来年岁大了些，身体也不是很好，还是请严复这样年富力强的人去，要好得多。严复等人也都在这个各省代表名单中，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会。235

　　在这次谈话会上，与会者提出不少建议，根据严复的手记，至少有这样六个主题：一是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这大概是说不要让朝廷让皇室成员感到恐惧而离开北京前往其他地方“狩猎”，那样的话，南北和解可能难度更大。二是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这大约是要办个政府公报之类的事，或者是设立一个新闻官、发言人，专门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发言。三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这大约是因为梁启超到现在依然站在君宪主义立场发言，且活跃，有很大影响。四是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这就是希望内阁能够很好利用当前时机，推动和平推动南北和解。五是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这都是涉及礼制改革体制改革。六是设法募用德、法洋将。236这六点建议或许是严复个人的看法，或许严复是记录别人的看法，但这六条大致反映了北方对南北议和的一般立场。

　　12月8日，袁世凯又与各代表进行了谈话，强调此次谈判，君主制度是万万不可变更的，我袁世凯家族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就这个意思反复推论之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如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至少袁世凯在内阁已经没有什么疑问。237

　　袁世凯的谈话为南北和谈定了调子，这既是对朝廷对隆裕皇太后的承诺，也是对南下代表的训示，是向全国发表的宣言，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概以欺骗舆论愚弄人民而视之。其实，如果从代表们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曾怀疑，而且他们也相当认同这一主张。

　　正如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早都意识到的那样，南北和谈表面上是唐绍仪与伍廷芳两个总代表在谈判，其实是南北各界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谈判。谈判的重点也不是停战之类的琐事，而是未来中国的政治前途，即中国究竟应该在大清国已有政治架构基础上重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应该抛弃清朝，直奔现代，仿照美利坚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呢？

　　第一次谈判的焦点在停战等具体问题上，第二次（12月20日）谈判上来就触及未来中国政治架构问题，涉及究竟是实行民主共和体制还是君主立宪问题。这次谈判比较奇怪的是，代表北方、代表朝廷前来谈判的唐绍仪，竟然在谈判的时候表示自己个人是倾向于民主共和的，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安排，大约应该走上民主共和的路。

　　就个人政治立场而言，唐绍仪原本就是清廷内部比较倾心于共和的开明派。正如他坦然告诉过黄兴，也告诉过伍廷芳的那样，当武昌起事发生后，他就向朝廷上过一个折子，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他对伍廷芳说，他个人现在还是持这种观点，以为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使袁世凯接受，也才能将军队解散。开国会以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所以唐绍仪认为和平解决未来国体政体问题，只有这条正路。

　　唐绍仪的表态可能确实超过了袁世凯内阁的授权，更有点明显违背朝廷的利益，不像是朝廷的代表，反而很像来自革命党方面的代理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个人都有留学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对民主共和体制与君主立宪体制的优劣，当然也较一般人认识得更清楚。南北双方选择他们去对谈，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

　　其实，唐绍仪的这个表态是有深意的，是对舆论的一个公开测试。因为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此次谈判的同一天，另一场更为机密的谈判也在上海秘密举行。其南方代表是顾忠琛，北方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创办北洋陆军学校等军官学堂，此时为直隶陆军学堂总办。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夏清贻此时为北京红十字会会员。

　　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等人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如果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他们以此意上报段祺瑞，获得认同，因为正在湖北的段祺瑞当然知道战争的后果，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说明来意。由于黄兴先前已有这样的动议，所以也就很容易接受这个方案。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廷，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各方面拥戴出任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项城。于是正式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238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