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叙事强调袁世凯之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难为朝廷，见死不救，是因为袁世凯三年前受到了摄政王载沣**之辱，心有不甘，故意如此。其实，这个前提是不真实的，因为袁世凯三年前被开缺并没有原先所说的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事任免案。即便有不少言官夸大其词向朝廷举报袁世凯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但对袁世凯个人来说，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王朝规律在起作用外，他主要还是因为生病而免职，因而并不影响他对朝廷的感情，更不存在他在重出江湖后公报私仇。否则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袁世凯故乡养疴三年间南来北往前来拜谒的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有政界、军界、实业界大佬，而且还有那些自命清高、洁身自好的学界领袖。208

　　武昌起义第二天就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那一天，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旧友新朋部下幕僚，云集袁世凯故乡彰德府洹上村袁家庄园为之祝寿。大家正在高高兴兴议论风生的时候，传来了武昌的消息。这自然引起了袁世凯和在场所有人的注意。但袁世凯究竟对此事有何反应，过去的说法五花八门，各说各的，其实很多都是猜测。有的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后来的说法，以为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后就心怀不满，与孙黄有过联系，试图反清，加入革命阵营209；更厉害的是与袁世凯有过密切接触的莫里循甚至推断说，他们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210；甚至还有人如倪嗣冲、段芝贵、张一麟、袁克定等希望袁世凯趁乱而起，黄袍加身，直接取代清王朝，重建汉人帝国211；还有一种貌似阴谋论的看法是，袁世凯一开始就对武昌局势有过清醒判断，以为瑞澂、张彪都是无能之辈，不可能平定叛乱。而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妒贤疾能；庆亲王奕劻昏庸贪鄙，更没有处理危机，奠安大局的能力。所以他老袁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日子，终于有机会重出江湖叱咤风云。212

　　这些分析或许有道理合乎逻辑，但并不合乎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帝制自为之类的事，那么起袁世凯于地下，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些分析判断就是他的看法。作为传统体制的受惠者，袁世凯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及太老师曾国藩一样，打死了也没有僭越的想法，他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武昌的一个小火星就想着要夺取大清两百年的江山。此其一。

　　其二，君主立宪是自1901年新政开始后，袁世凯和那一代中国政治精英孜孜追求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场立宪运动，方才使袁世凯在平庸的清末官场异军突起，成为大佬。预备立宪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大致轮廓已经划定。只是由于皇上和皇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突然去世，中央政治中心发生些微偏移，摄政王载沣在随后两年间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铁路干线国有化法案发布，确实有考虑不周不密的地方，但这些政策也不能说有什么明显的过错。第一届责任内阁不用这些人还有人可用吗？铁路不果断国有，还有机会纠正问题加快发展吗？要不了几年，各省铁路筹集的资金真的都像四川川汉铁路公司那些被消费掉、挪用掉，那可真的要出大问题。袁世凯对于这些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认为有其合理性，给予相当支持。213

　　其三，对于武昌事变，袁世凯起初并不认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变。他清楚地看到军队中不稳，主要是因为朝廷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后，军队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相当失望，因为他们因此而失去分享权力的基础，所以袁世凯在此时的反应不是要推翻清廷，而是要帮助清廷度过这个难关。当然，他也希望利用来自武昌的压力，稍后还有来自独立各省的压力，促动清廷早点觉悟，纠正在责任内阁上的失误，调整铁路国有化方案中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促使清廷接受一些宪法方面的改革，如此则武昌的叛乱以及各地的骚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就会被粉碎。214这应该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所能作出的合乎情理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事实的本能反应。

　　基于这种判断，袁世凯在重出江湖后主要做的事情不外乎两点：一是寻求与武昌方面和解，答应南方他一定会促动朝廷进行政治改革，充分照顾立宪党人和军队将领的利益；对朝廷，袁世凯则是利用武昌和南方各地的压力，促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真诚地重新制定政治变革路线图和时间表，一定要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思考重心就是怎样说服朝廷尽快调整政策，继续改革。

　　10月14日，朝廷接受列强及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的建议，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朝廷宣布袁世凯有权会同荫昌、萨镇冰调遣。如果仅就前线用兵来说，朝廷的这个授权当然不算小了。但问题是，“该省军队”差不多都随着武昌新军造反了，对袁世凯来说无从统率；外省的援军都在路上，无从节制；至于会同调遣荫昌和萨镇冰所统率的水陆各军，也只是说说。因此从袁世凯的立场上看，10月14日的授权显然是不充分的，是根本无法对付湖北局面的。袁世凯当然不愿就此赴任。

　　在朝廷宣布起用袁世凯的当天，庆亲王奕劻有亲笔信委派阮忠枢专程送达洹上村，解释朝廷的用意，劝说袁世凯从大局出发，尽早出山。庆亲王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他的意见当然引起了袁世凯的重视。袁世凯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就与幕僚进行讨论。据说杨度建议袁世凯不要出山，不要去挽救清王朝，就让清王朝这样烂掉好了。袁克定、王锡彤大致同意杨度的看法，以为可以静以待变，保持猛虎在山之势，为将来多留一些选择。只有从北京来的阮忠枢竭力劝说袁世凯接受庆亲王的建议，接受朝廷的任命，同意重出江湖，但可以再提条件。据说王锡彤当时和袁世凯有一段对话，大致可以反映袁世凯此时同意出山的真实想法。

　　王锡彤问：袁公之出山是为了救国，可是朝廷是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便不发生武昌事变，这样的国家还有救的可能吗？

　　袁世凯说：这样的国家确实快到了不能救的程度了。天之所废，谁能救之！谁也没办法与天命相抗衡。

　　王又问：袁公既然认识这么清楚了，为什么还答应朝廷的任命呢？

　　袁世凯答：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仅此而已。

　　王又说：专制国家绝对不会容忍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能保，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很多了，同是汉族且不能免，何况现在中国所面对的情形那么复杂呢？

　　袁世凯闻言稍怒，他坚定地表示：我袁世凯不能作革命党，我更不会同意我的子孙作革命党。215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表态，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认为这是袁世凯的策略性考虑，他就是要东山再起，就是要重登政治舞台。216其实，设身处地替袁世凯想想，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大约都使他没有任何必要不这样想。他就是要为朝廷分忧，就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化解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优秀政治家最亢奋的事情。所以不必以太小的心胸去揣测袁世凯重出江湖的用意。

　　基于各方面考虑，袁世凯在接到朝廷的任命后立即给予回复，一方面表示武昌事变确实是关乎我朝安危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217；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去年冬天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这是多年来的老毛病，也不可能指望很快治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只是这段时间天气突然变冷，有点发烧咳喘，引发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这个症状当然也不是很快就能治愈，只是这种病毕竟只是表证，施治较老毛病还是要容易一些。袁世凯要表达的意思是，现在既然武昌方面的情形那么紧迫，我袁世凯也不敢贸然向朝廷请假，只是这几天我的身体确实有点问题，实在支持不住。我现在已请医生加紧治疗，另一方面加紧筹备，一俟身体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朝廷高厚鸿慈于万一。218

　　对于袁世凯的解释和理由，后来人差不多都不相信，以为这是袁世凯在向朝廷特别是向摄政王拿架子，是要报一箭之仇。其实，如果知道1908年事情真相的话，就不会这样以这样狭小的心胸去揣测袁世凯，聪明绝顶的袁世凯绝对不会玩弄这种低级小儿科。这个推迟赴任电报发出第二天即10月15日，奉命前往武昌平息叛乱的陆军部大臣荫昌专程前往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征求意见。荫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老部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然而当荫昌抵达时，袁世凯也没有出来迎接，而是在卧室中与荫昌进行交谈。过去的研究大多从阴谋论立场猜测袁世凯装病。其实，仔细分析袁世凯与荫昌之间的关系，袁世凯似乎没有任何装病的必要。一来荫昌是他的好朋友，荫昌不会出卖他；二来真的是装病，荫昌一定会看出。所以在没有证据证明袁世凯在和朝廷讨价还价时，还是应该以宽容心看待一切历史记录。

　　袁世凯与荫昌进行了交谈，语重心长告诫荫昌不要轻敌，不要妄动，不要以为湖北新军无人，要妥协处理，争取和解，但也要有武力解决的准备。219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对荫昌的交代叮嘱也是对的，不存在他有意让荫昌鲁莽扩大事态，加重自己出山砝码这样的雕虫小技。如果一定要说袁世凯在用智谋的话，他的智谋大约也就是金庸武侠小说所说的“无着胜有着”，袁世凯信奉的是大智慧，那就是请求朝廷尽快推进政治变革，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的要求，平息各省怨气。

　　根据这些原则，袁世凯在那段时间通过梁士诒、唐绍仪、张謇等人向朝廷建言或施压，希望朝廷接受立宪党人先前的要求，加快立宪和政治变革的进程，以政治变革去消弭南方各省军事叛变的压力。袁世凯曾经明白无误托人转告梁士诒，根据他对中国目前时局的观察，南方的军事并不是一件难事，很容易结束；中国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政治上的办法不言而喻，就是他们这些绝对君宪主义者一直渴求的宪政。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朝廷只有向这个方向去用力，才能化解南方各省立宪党人的压力，也才能将压力转变为动力，化危为机，推动中国政治由此上一个大台阶。220这才是袁世凯的大智慧。

　　根据袁世凯的委托和提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谈政治的梁士诒重新活跃起来，与唐绍仪等相互呼应相互配合，从事政治运动。梁士诒、唐绍仪等人运动的详细情况现在虽然并不是太清楚，但可以看到原先混乱不堪的北京政界开始逐渐向袁世凯所期待的方向发展，那就是利用武昌和南方的政治危机，促动朝廷尽快兑现君主立宪政治承诺。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武昌前线，他在组织了一次有限但非常有力度的武装反击后，就兵临城下按兵不动，利用各方面关系施展政治诱降，希望湖北新军将领相信他袁世凯一定会说服朝廷做到这一切，朝廷一定会下诏罪己，开放党禁，实行立宪，皇族一定不会在未来的责任政府中担任要职，过问国政。221

　　通过谈判就化解武昌危机是袁世凯的既定方略，也是当时最可行的一个步骤。因为袁世凯和他的幕僚还有清廷中的许多人都清楚，武昌的政治危机主要是因为朝廷的倒行逆施，假如不是将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假如不是那样不合时宜发布铁路国有化政策，政治危机或许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与南方进行和平谈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222袁世凯向黎元洪和湖北新军将领扔过来的橄榄枝，就是期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刃血和解南北纷争，恢复秩序，重建和平。

　　袁世凯对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抛出的橄榄枝是真诚的，他确实有把握做到这两点，即让朝廷趁着这次危机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另一点就是赦免包括这次武昌起义参与者在内的过去十多年蒙冤受苦的政治犯、良心犯，实行民族和解，重建君主立宪体制。

　　正如当时许多人所意识到的那样，湖北新军发难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进行体制外革命，新军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借款、收路和亲贵内阁三件事。

　　借款与收路就是一回事，即政府准备向四国银行团举债，然后用这笔钱赎回各省原来享有的铁路修筑权，实现铁路干线国有化。至于亲贵内阁，就是5月8日发布的皇族内阁，这在新军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看来，必须撤销，必须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另外选拔非皇族的贤能。所以现在要想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就必须直切主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有所反省有所表示。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向朝廷所作的政治改革建议，大约不出这几个问题。而清廷在袁世凯等人不断游说后，也在改变着原来的强硬立场。特别是当与武昌起义性质相类似的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政治改革的步伐突然加快，一是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甚至连带处理了参与铁路国有化方案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二是宣布撤销皇族内阁，敦促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织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三是用最短时间颁布修正后的宪法文本《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应该说，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能够做的在这个时候都做了。这些让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但肯定有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批重臣尤其是老立宪党人的建言和敦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