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君主立宪的一般原则，或者说根据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和永远不出错，皇族亲贵不得出任政府要职，不得担任任何享有政治权力的行政职务。然而，此时的满洲贵族和皇族错误理解《钦定宪法大纲》中关于皇权至上的另一个规定，即大权统于朝廷，皇帝享有颁布法律、召集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等权力，以为君主立宪体制中的黜陟百司就是皇上有权任用一切官员。这显然是对《钦定宪法大纲》的误解。

　　君主立宪政体下的黜陟百司，只是君主根据议会的选举结果，或根据政府的提名享有任命官员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显然只是礼仪性质的，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也就是说，皇帝的任命并不是皇帝的决定，而是皇帝根据议会和政府的决定加以宣布，从而使这些政治任命具有神圣性、至上性。所以，君主立宪政体下黜陟百司和君主专制政体下黜陟百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至于皇族亲贵不得担任政府要职，这不仅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必然规定，主要是避免皇族被这些亲贵拖入某些政治或经济丑闻。要保持皇室的神秘、至上、榜样的功能，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皇室亲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比如皇室亲贵可以从事慈善事业、亲善事业，但绝不能担任任何实质性官职。政府或者说国民可以全资将皇室宗亲养起来，就是要使这个特殊的第一家庭不发生任何影响国民信仰的丑闻。通观世界各君主立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君主立宪的起码要求。

　　君宪体制的这些要求，皇族和贵族并不是不知道。当第一届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后，皇室出身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在第二天就向摄政王提出辞职，这一举动虽然带有传统政治虚应故事的性质，只是他们多少或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摄政王当然不会对朝廷的决策朝三暮四，当然不会同意庆亲王等人辞职。但是庆亲王到了第三天，也就是5月10日再次请辞，而且这次请辞的理由很直白，明确表示由于责任内阁的人员构成太偏皇族成员，这与立宪体制明显不合。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关键时期，决不应该以“皇族内阁”为发端，以辜负皇上期待和臣民厚望。皇族内阁既不利于天下，也有害于皇室。奕劻已经说得很明白。

　　庆亲王第二次请辞依然被摄政王拒绝。摄政王当然明白这些理由，但权衡利害，还是坚持原议，让庆亲王走马上任，出任责任内阁第一任总理大臣。

　　摄政王之所以坚持既定方案，显然有着自己的考虑。这个考虑就是，现在公布的内阁名单，只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过渡形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这是第一。

　　第二，立宪国家的政治改革，是泯灭一切种族身份，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区分贵贱。汉人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人乃至满洲贵族也同样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宪政治人无分贵贱，是对所有人而言，那么为什么要限制皇族成员出任政府要职呢？更何况，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这几个出身皇族的内阁成员，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他们毕竟在过去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冲锋陷阵，做了不少事情。

　　第三，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似乎也就那些人，可供摄政王选择的实在太少了。汉族出身的高官自老一代李鸿章、张之洞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真正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实在还没有出来，北洋系自袁世凯以下的政客如段祺瑞、冯国璋等都还不算成熟，汉族士大夫中的杨度、张謇等人，给人的感觉是还差那么一个层次。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人才其实也是如此，自恭亲王奕去世后，中间虽然也出现过端王之类的人物，但真正为大清王朝撑起门面的，也就只有庆亲王奕劻。至于新内阁中另外几个满洲贵族政治新秀，那都是最近若干年刻意培养出来的，现在除了他们，也真的没有多少可用之才。

　　在立宪政体下，人人当然都有从政的自由和权力。只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权带来的许多好处和优先。这些人介入实际政治或许会给现实政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更多时候则会给皇室带来无穷无尽的负面影响。所以东西各立宪国家从来都对皇室成员采取厚养办法，由国家拿出相当钱财让他们过着体面尊严生活，成为国家名片，从事一些善事，而不让他们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会让他们出任政府要职。

　　只是中国的情形太特殊了，处于过渡期的立宪政体，如果不让满洲贵族承担主要角色，那么满洲贵族怎么能够愿意逐步放弃权力呢？说到底，立宪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剥夺皇帝的绝对威权，如果上来就这样做，又有多少可能呢？所以说，皇族内阁的出现，在当年中国是个不得已的“赎买政策”，既然先前那么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员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介入，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确定的立宪目标已经不可更易，1913年就要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立宪政体，也是确定无疑的。届时，新的政府必须重新组织，而新的政府就是立宪政体下与议会真正对立制衡的两极。如果此时筹建的政府是一个比较弱比较没有效率的机构，那么怎么能够保证两年筹备期诸多事务按时按质完成呢？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任何政治改革过程中都必须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必将遇到无数压力和困难，必将遇到来自皇族的反对和抵制，因为他们毕竟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当皇族成员出面反对时，谁最有力量出面反击或劝阻呢？当然是皇族自身。

　　实事求是地说，新宣布的责任内阁较之先前旧体制还是有很大进步。过去的军机处虽为全国行政中心，但在事实上对全国行政并不负有责任，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秘书处而已，仅负责上传下达。现在新成立的责任内阁，依然是辅弼皇帝，但明确规定了内阁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国务大臣不能再像过去的军机大臣那样遇事敷衍推卸。军机大臣不愿不敢实际上也无法承担实际责任，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来自皇上，即便是军机大臣的主意，也毕竟变为皇帝的意志了，因而军机大臣无法继续承担责任。现在的内阁制，内阁处于行政第一线，总揽全局，独立决策，许多政策的制定颁布，都是内阁应有的权力和责任，所以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就无法像过去那样推卸敷衍。于是倒阁的情形是立宪政体下最常见的事情，内阁再也不可能像军机处那样从来只是局部改组，遇到重大政治失误，内阁必须承担责任，这是立宪政体下内阁的基本功能。所以，内阁成员是不是皇族出身，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只是更高要求，从皇族自身安全说，皇族成员确实应该重回清朝早期祖制所规定的那样，不得介入现实政治，不得出任政府要员。

　　新内阁名单的发布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人的反感，以为这个名单确实不是一个理想名单，尤其不合宪政原则，不过是过去军机处班底换个新名字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以皇族为主的新内阁，恰恰证明了孙中山等人多年来的指责，证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决不会还政于民，决不会让汉人掌握政府主导权。凡此，对清廷尤其是摄政王政治威信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此后政治演变越来越不利于清廷的一个重要关键点。

　　满洲贵族或许真的相信自家孩子最值得信任，或许真的具有比较狭隘的心胸和种族主义立场，但现在确实是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做实了革命党人的指责。“皇族内阁”不是一般的有碍观瞻，而且深刻影响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前程。

　　皇族内阁立即招致各方面反对。6月10日，都察院代递咨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任内阁总理折，以为皇族内阁与君宪体制不合，请求清廷务必尽快在皇族之外另行选派大臣重新组阁。155稍后，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向朝廷表达了类似意思。

　　这些反对并没有引起清廷重视，摄政王始终不愿接受这些意见裁撤这届内阁。摄政王或许担心政治的恶性互动，因而不愿让步。7月5日，都察院代奏直省咨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请另组内阁的奏折。在这个奏折具名的有四十多人，分别来自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等十几个省份，其言辞也较咨议局联合会更激烈，指责朝廷将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适与立宪国原则相违背，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朝廷是否还具有立宪诚意。

　　袁金铠等人的奏折引起了摄政王的注意，但是摄政王不仅没有接受这个批评，予以改正或改组内阁，哪怕只调整几个人，相反，摄政王借题发挥重申任命百官是君主的权力，这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写得明明白白，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此预备立宪之际，凡我君民上下，都不应该超出大纲所表达的共识和范围。至于各省议员一再呈请，几近干政，超出了职权范围，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摄政王重申，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各位臣民均当遵守《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合君主立宪的本来意思。156

　　如果从国会请愿运动的教训说，摄政王的坚持或许有道理，毕竟他期待“有计划政治”能够落实，一切都照计划走，不能朝三暮四，也不能暮四朝三。第一届责任内阁并不是随意出台的，也是朝廷慎重考虑全盘考虑的结果，怎能说变就变？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太大，庆亲王有点顶不住了。再加上各地抗议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风潮日趋严重，庆亲王于9月24日奏请开缺。假如摄政王当此时借坡下驴，不管庆亲王出于什么原因请辞，都利用这个机会改组内阁，重建政府，或许结局不一样。然而不知摄政王出于什么样考虑，他竟然一口拒绝了庆亲王的辞呈。

　　清廷错过了一次改组内阁的机会，紧接着就是武昌起义，就是政治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改组内阁更不可能，因为哪一个大臣也不愿在这个时候显得自己不出力，显得自己想疏远朝廷。然而，武昌起义原本就是对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的抗议，清廷不愿正面回应这两大问题，只能激起更大范围的反抗。紧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清廷除了按照常规派兵镇压，根本无法拿出能够平息事态的有用办法。

　　各省危机像传染病一样持续发酵，但只要有中央军在，各省新军在摄政王看来或许并不是心头之患。然而让摄政王想不到的是，10月29日，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起兵发难，通电奏请立即实行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张绍曾等中央军将领的通电直指问题本质，要求清廷明白宣布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157

　　中央军发难终于使清廷感到了恐惧。当天，资政院经议决，奏请罢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其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158稍后，朝廷以小皇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皇族内阁多用亲贵是不对的，是违反立宪宗旨的，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宣布军谘大臣载涛开缺。这多少有点认错意思。

　　在随后宣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中，清廷也对未来的政府组成提出新规定，强调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宣布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应该说，这些规定都是对的，基本上满足了先前各方要求，由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危机大致可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