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颁布了《宪法十九信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做得相当漂亮，立宪党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国转向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根据《宪法十九信条》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国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召集，在《宪法十九信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七条说，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159至于怎样公选，这个信条没有进一步解释。
再看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其中多处说到国会功能，但关于国会怎样组织怎样召集，也没有具体规定。其“君上大权”部分第四条，说君主享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的权力。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很显然，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没有国会选举的具体办法。
鉴于这种实际情形，资政院于11月5日议决几件大事，一是奏请清廷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这当然是为议会选举做准备。二是奏请速开国会以符合立宪政体。清廷对这两个奏请都有积极正面回应。指令资政院从速拟订议决《议院法》《选举法》，办理选举。表示一俟议院选定，即行召集国会。160君主立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然而不论是清廷还是资政院，觉悟都显得太迟了，动作都显得太缓慢了，南方独立各省等不及了，没有独立的省份也有点等不及了，大清国大厦将倾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不得已，清廷于11月14日下诏命各省督抚从速公举素有声望，通晓政治，富有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又派张謇、汤寿潜等人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宗旨。只是这些宣布已经意义不大，这些人即便有几个愿意从命，但他们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南方独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联名通过美国公使致电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已经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袁世凯还极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就这个意思反复推论之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如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至少在袁世凯在内阁已没有什么疑问。161
按照袁世凯的这个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君主立宪依然是供讨论的方案。根据随团代表严复的观察，南方革命党人虽然不愿明白表示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一项重要选择，但言谈举止间，并没有表示对君主立宪绝对拒绝。南方所竭力反对的，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内阁，似乎对袁世凯严重不信任。南方党人宁愿以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大约他们担心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
根据严复的观察，此次南北冲突无论如何结束，南方革命党人大约有两点所必争的：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朝廷虽有信条誓庙，但朝廷皆不可信，须有实际的钳制措施方能使他们放心；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党人的目标不是对着袁世凯，而是对着朝廷。根据严复研判，如果继续沿用君主制，则小皇帝的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162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关键是清廷必须拿出诚意重建信任，而这个诚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内部强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人，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谈判中发表了一通他个人赞同共和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君主立宪越来越不太可能。
唐绍仪的这通言论是否有其他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天，南北军事强人，湖广总督兼北洋第一军总统段祺瑞指使高级幕僚廖宇春、靳云鹏等，与黄兴的特别顾问顾忠琛谈判，达成确定共和、优待皇室、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组织临时议会及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责任等五项共识163，这基本上确定了清廷的结局。
段祺瑞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根据他1912年2月5日发布的通电，其主要原因还是皇族的败坏与阻挠，为清廷计，为皇室计，只有走上这一步。164至此，皇族中的强硬派尽管筹组什么宗社党，但其已经很难翻盘，毕竟军队主力不在其手中，皇族从改革先锋彻底转向了反革命，但他们确实已经失去人心，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更不要说胜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