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主义看待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中华民国政府，还有蒋介石及国民党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中华民国成立了，民族主义实现了，剩下的就是好好建设民主政治、实现普遍民权，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这不就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理想吗，为什么孙中山总是不满意？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

　　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满洲人创建的这个“殖民政府”，“驱逐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农民领袖，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实现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通过“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各派革命势力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1905年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定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

　　根据这些方针谋略，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构建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的意思。

　　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中国革命大功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作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孙中山不能认同民众的自觉自醒和自主，反而认为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就是天生为民众行使权力，他们是民众的公仆，没有私心，没有私利。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只是在现实政治层面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的劣根性。

　　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海外流亡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毕竟承担着革命的责任，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1905年之后的中国政治，还应该坦率地承认清廷尤其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自私、狭隘和心胸狭窄。

　　清廷经过1895年的维新，1898年的变政，1901年的新政，至1905年终于通过日俄战争觉醒到应该走向宪政，实行君主立宪。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然而就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没有大度地宣布大赦天下，全民和解，尽量多地引导各种政治力量一起参与宪政大业。清廷嫉恨几年前康有为武装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政变企图，不愿赦免康有为和他那些追随者；因为痛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过去十年打打杀杀，不断在各地制造暴动，因而也不愿赦免这些革命者。相反，清廷却借着预备立宪的机会，想方设法分化瓦解革命党人，想法鼓励革命党人离开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宪政改革。这种做法当然是对的，只是这种做法必然会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那些无法回归体制的少数革命党人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愤怒，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革命到底。

　　在清廷刻意打压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确实陷入低谷，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确实一度失望。他们没有办法回归主流社会，没有办法参与政治变革。他们只能被迫等待。所以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不懈奋斗得来的，不如说是被迫等来的机会。

　　孙中山不愧为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他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政治信条。为了实现推翻清廷重建民主政治架构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逐鞑虏”等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外部压力，但孙中山从原先政治立场上逐步调整，逐步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这里有革命的机会主义，有对形势的灵活判断，只是这个机会主义和灵活判断为民国政治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此后几十年政治纷争，差不多都能从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中找到萌芽或因子。

　　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尤其是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南京临时政府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他们放弃了不太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没有刻意强调按照孙中山过去十七年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往前走，南京临时政府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因而南京临时政府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立，能够获得那些老牌立宪党人的普遍支持。假如没有东南立宪党人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可能性肯定会打下一个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