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

　　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袁世凯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可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

　　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

　　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五权宪法、三民主义，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不仅具有一套完整的宪政理想，而且亲身参与了晚清十年宪政改革实践。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其实也是一种宪政体制。这种体制所实行的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更不存在重回启发民众，先军政，再训政，慢慢培养民众的宪政习惯，慢慢将宪政民主的权利还给人民等问题。

　　确实，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宪政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他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如此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

　　然而，宋教仁血案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口实和理由，使民国政治方向特别是孙中山的政治方向在这里发生根本变化。孙中山不再相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不再相信他和国民党有办法在议会中通过和平的方式重新夺取权力，于是借宋教仁案向袁世凯公开发难，以武装起义去推翻一个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从此，民国政治扰攘不宁，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国民党的政治信誉，都在这个过程中严重受损。

　　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孙中山在民国元年那样赞美袁世凯，现在突然翻脸，借机发难，誓不两立。宋教仁案确实在国民党在革命党阵营中引起巨大反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借着这个机会起兵反袁。孙中山为什么一意孤行如此执着？这里面是否还有我们不太知道，而且孙中山也不愿明言或者不便明言的心曲呢？

　　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民国元年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离开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真的不是自愿，更不存在让位。因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达成了一项谅解，即由于清廷内部的守旧派根本不愿让步，所以应该在南方成立一个革命性的政府，用过激变革促动清廷让步，因此由立宪党人支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就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概念——“临时政府”——刻意强调其“临时性”。

　　说起来比较尴尬，但也必须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只是立宪党人大牌局中的一颗棋子，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也乐于充当这样的棋子。然而到了后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越做越像，孙中山也确实想到不让位，想到北伐，或者南北分治。孙中山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一些外交活动，期待通过外交，使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然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立宪党人相抗衡。南京临时政府所谓财政困难，所谓政令不出南京城，说到底都是立宪党人在其间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立宪党人均来自有产阶级，有的人即便做不到富可敌国，但养活孙中山主持的临时政府，应该不费力气。事实上，南京临时政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获得成立，不论在人才配置，还是财政来源，都是立宪党人出的力。然而我们后来看到的事实是，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陷入财政困难，孙中山的汽车没有油开不动，孙中山晚上在总统府里与工作人员黑灯瞎火聊天。我们过去不太明白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我们总是在道德层面赞美孙中山简朴、平易近人。其实如果仔细考究，就会发现是立宪党人紧缩了临时政府的财政。

　　立宪党人只是要用革命党人去冲击一下清廷内部的守旧派，立宪党人真正看好的领导人就是北方的袁世凯。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清廷内部矛盾激化，顽固守旧势力受到削弱，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价值受到了极大影响，怎样终结南京临时政府，让袁世凯重新构建一个新政府，就提到了立宪党人的政治日程。

　　按照立宪党人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约定，南京临时政府既然是“临时的”，那么就应该按照约定结束。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立宪党人似乎并不那么顺利，或者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并不愿意就此结束，因此在1912年初的三个月中，孙中山与袁世凯有无数次电报往返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还没有被认定为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主流意见倾向于内阁制，因为内阁制可以避免大总统成为政治冲突的焦点。政治纷争可以倒阁，但大总统四年或五年一届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稍后，由于孙中山要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执意要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理由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大总统没有实际权力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孙中山的这些理由也能成立，因而南京临时政府在最后时刻屈从孙中山的要求，改用总统制。

　　内阁制、总统制，其实都是政权的一种组织方式。问题在于孙中山看人下菜，当南北妥协实现后，当他不得不辞职，由袁世凯接任大总统的时候，孙中山不仅要求新的民国政府实行内阁制，而且专门为了约束袁世凯制定了《临时约法》。

　　对于孙中山的这些动作，精明的袁世凯当然都知道，但袁世凯确实在民国元年并没有在这些事情上计较。袁世凯期待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时候一并改正，所以他很大度地接受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时刻制定的这些约束。

　　袁世凯的姿态使孙中山、革命党人无法更多地挑剔，但究竟是哪种理由让孙中山最终同意将南京临时政府终结，同意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我们今天并不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立宪党人与孙中山有过默契，有过条件暗示，比如立宪党人会说，现在国内外公认“非袁莫属”，为了尽早让中国恢复秩序重上正轨，还是将权力交给袁世凯吧。至于阁下，由于十七年在外，对国内政治环境不太熟悉，除了革命造反，也确实缺少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还是先让袁世凯干两届大总统吧，两届也不过十年，阁下在这十年好好积累经验，在实业方面做点成绩，十年之后袁世凯两届总统任职期满，由阁下出山，应该名正言顺顺理成章。

　　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立宪党人与孙中山达成这样新的默契，但我们知道在民国元年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时，孙中山不止一次向袁世凯当面述说“十年规划”，一再强调自己将用十年时间，为国家修筑十万里铁路。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这些表白只说“好、好”，但对十年后的可能情形，袁世凯始终不置可否。

　　孙中山修十万铁路的想法应该与立宪党人有关，不过立宪党人似乎并没有将自己与孙中山达成的默契如实明白转告给袁世凯。假如袁世凯知道孙中山与立宪党人有这样的默契，相信凭袁世凯的精明和手腕，他一定会对孙中山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抚或暗示，一定能够稳住孙中山。

　　当然，袁世凯确实太傲慢了，他确实没有将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看上眼。就像袁世凯后来公开所说的那样，孙文和黄兴，除了知道捣乱，什么事情也不懂，也干不成。假如袁世凯不是这样傲慢，假如他能将孙中山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对手，那么他在北京政府的政治架构中其实并不难为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找到机会，不难将这些革命党领袖如蔡元培一样纳入体制，至少可凭借大总统优势帮助孙中山在实业或政治上有所作为。

　　精明的袁世凯还是太大意了，他的傲慢与轻慢一定让孙中山有点不舒服。特别是孙中山度过与袁世凯的政治蜜月后，突然发现他不仅在民国政治架构中没有了地位，甚至他的那些政治主张、政治设计、政治理论，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治实践中没有一点儿踪影。更使孙中山郁闷的是，他原本准备用十年时间去修十万里铁路，可是这一轻率的承诺，竟然使他丢掉了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凡此种种，当然不是孙中山借宋教仁案发难的理由，但可以肯定，这些积郁慢慢发酵，终于使孙中山忍不住寻找机会要发作。

　　孙中山借宋教仁案发动的“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袁世凯对“二次革命”坚定镇压阻断了民国政治架构中的武装暴动，并没有受到多少指责。孙中山由此几乎一蹶不振，政治威望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稍后孙中山又在中华革命党的创建上重回会党体制，这使他在革命党人面前越来越没有威望。袁世凯反而在“二次革命”之后赢得了广泛尊重，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

　　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转折关头。

　　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