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

　　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除黎元洪关系稍微疏远一点，大致都是北洋系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理性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后来国民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

　　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他们差不多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民主共和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电影《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

　　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政治家中最突出的就是段祺瑞，近代中国历史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由段祺瑞所主导。我们过去不太清楚武昌起义发生后南北之间究竟是怎样和谈的，不太清楚为什么在南北和谈进行中突然由君宪转向共和。其实，在1911年大革命变局中，只手托南北平息动**恢复秩序的就是这位职业军人段祺瑞。

　　段祺瑞确实是近代中国比较坚定的君宪主义者，他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很长时间也确实希望清廷能够接受南方各省新军将领的要求，废除皇族内阁、重组责任内阁，调整铁路政策，重回君宪主义大道。然而后来的情形却令人十分失望，清廷内部极端守旧的王爷根本不愿合作，尤其是在清廷已经答应改组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重组内阁之后，剩下的事情只是召开正式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也就水到渠成。然而在这个时候，满洲贵族中的顽固派大约因为国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全部国会议员均要通过选举产生，他们毫无希望，因而也就在最后时刻坚持不让步。

　　南北僵持肯定不是办法，段祺瑞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呼吁共和，而且应该是段祺瑞比较主动与黄兴等革命党领袖联络，新军与革命党妥协，然后转身一致向清廷呼吁共和。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说还没有袁世凯多少事，从当时情形看，袁世凯有点“被”黄袍加身的意思，而策动让袁世凯创建新政府取代清廷的，就是段祺瑞。段祺瑞成为创建共和的大英雄。

　　进入民国，段祺瑞依然协助袁世凯做了许多事情，平息“二次革命”，恢复秩序，整军经武，都是段祺瑞一手主导。只是到了后来，袁世凯在帝制自为道路上越走越远，段祺瑞无法赞同，也就没有继续跟随。他当然也没有像蔡锷那样起兵反袁，他只是碍于友情和多年的上下级关系，称病休养，离开了中枢。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没有走多远，当蔡锷愤而起兵，梁启超著文批判的时候，袁世凯已经面临众叛亲离的境遇，很快成为孤家寡人。到了这个时候，段祺瑞和那些一度因政治理念无法认同帝制自为的老哥们重新聚在一起，帮助袁世凯，他们力图恢复秩序，沿着民主共和的轨道重新开始。

　　一生辉煌的袁世凯在最后时刻败走麦城，羞愤、愧恨、悔恨，终于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段祺瑞作为袁世凯最重要的助手负责善后，他按照袁世凯的既定部署和当时实际情形，拥戴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凯继任，他自己负责实际上的行政事务，或者说掌握着实际的政治权力。

　　黎元洪与段祺瑞搭档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府院之争其实还是后来的事情。在他们合作的那段时间，民国政治克服袁世凯帝制自为带来的一些混乱，逐渐走上正轨。在先前一直没有解决的中国是否应该参战这样重大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假如那时中国下决心走上参战的道路，对德绝交，对德宣战，那么山东问题不会成为后来的问题，“二十一条”也就不会发生，中国参战理所当然从德国人手里接管山东权益，即便与日本还有交涉，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尴尬那样严重。

　　然而，中国重演近代以来由“内争而外交”的老故事。南方革命党人由于要反对段祺瑞，反对中华民国政府，于是拉拢黎元洪反对参战，力主维持对德外交，眼看着日本军队出兵山东，从德国人手里接收权益。所谓府院之争，其争执的实质就是对德外交，就是中国参战还是不参战。

　　百年之后回望这件事情，应该承认党派之争严重影响了中国外交，伤害了中国利益。稍后，为调解纷争，黎元洪援引张勋入京，引发又一场帝制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黎元洪出局，中华民国又一次回到正确轨道，很快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团，在最后时刻为中国赢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门票。

　　中国在最后时刻侥幸选择对了，巴黎和会赢得了门票为中国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一次机会和一种可能。但是山东问题毕竟是因为中国不参战而日本人捷足先登，日本作为战胜国，当然也有权力维护自己从德国人手里弄来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原本属于中国。这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最大难题。

　　按照段祺瑞和中国政府的想法，历史既然这样阴差阳错地走过了，中国既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德宣战，成为最利索的战胜国，那么中国就尊重现实一点一点来吧，相信正义、公理一定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代表团采取了务实主张，争取做到最好，最坏也不能破局，相信只要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总有办法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又是内部纷争影响了外交，南方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北方政府，刻意鼓吹民族主义，鼓吹外交破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代表团不签字。因此纷争，就有了五四大游行，段祺瑞的中国政府遵从民意，只好让步。

　　五四运动前后对段祺瑞主导的政府应该说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还是在那几年逐步度过艰难险阻，逐步在内政外交上有了新的起色。从1916年至1926年那十年，主导中国政府的主要是段祺瑞，这十年大体上说来还是比较平稳地度过，尽管发生了五四大游行，但依然做到不死人不闹事。而且这个时期思想自由的空气前所未有，各种新思想新见解层出不穷，也有其特别之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下野，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由北洋系第二代掌控。北洋二代比如曹锟、吴佩孚等，当然具有很强的民主素养，像曹锟，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袁世凯、段祺瑞等人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

　　北洋二代的蜕化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人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块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得到。

　　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1920年代，由北洋二代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或苏联、共产国际不仅源源不断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二代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19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二代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消逝的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的历史价值，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