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启蒙心态的民主与科学不可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它的假定性前提甚为明显，那就是举世皆醉我独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普渡众生，解救人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则不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不具有少数人所拥有的知识，但他们无疑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而且他们也必然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五四启蒙运动所遭遇的反击，与其说来自旧营垒中的少数知识分子，不如说来自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势力的反抗。
马克思在分析民主政治得以发生发展的社会原因时，明确强调民主政治是与商品经济相伴而来，在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小农经济处在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承受着后者的超经济强制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往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经济则不然。所谓商品交换纯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等价交换，民主政治所包含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有可能成为现实。345换言之，在商品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
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泊来品。虽然“民主”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得很早，二千多年前的《尚书》《左传》等书中就有所谓“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然其内涵不仅没有西方近代“民主”的意味，346而且刚好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含义相反，不是强调自由、平等的原则的人民作主，而是意味着旷地老子为民之主。
为民之主的观念今日看来甚不合现代社会，但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自有其发生发展和长期存在的内在依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作出过积极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在民族危难日甚一日的时候，开始反省中国旧有的传统和体制。在与西方政体进行比较的时候，猛然发现“君民不隔不如夷”，347并使中国人逐渐确立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应借鉴西方政体中更合乎人道的民主政治的信念。
这种信念逐渐由理念转向实践，中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了辛亥革命达到**。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民之主”，剩下的似乎应该是实行民主政治了。那时的“国民相信自己是主人翁，官吏自问没有什么威光”。348然而遗憾的是，闹腾了几年，民国除了剩下一块空招牌之外，民主、自由依然与中国人无缘。
痛定思痛。按理说这时的中国人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民主政治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的根本原因，而不应该一口咬定中国一定要实现民主政治。可惜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青年并没有这样想，他们按照自己惯有的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之所以没有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确立，那不是中国不具备民主政治的实现条件，而是袁世凯等极少数守旧人物存心破坏。陈独秀说：“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而得专制，诸共和先进国非无其例，何独以此归罪于吾国之共和耶？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国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守党人康有为等）。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中外古今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平情论事，倘局视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349
这种认识不独陈独秀一人，五四一代基本上都反对保皇派关于中国国民不具备实现民主的素质的观点，而强调民主政治之所以艰难不得实现，主要在于守旧势力的破坏和多数国民的不觉悟。李大钊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鱼与水，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抗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350似乎只要彻底翦除“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在中国得以实现。
五四一代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与渴望无可非议。民主政治虽不是人类最好的制度，但它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发现最不坏的制度。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确实值得中国人去追求，也值得中国人为之而献身。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五四一代思想家在分析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不能成为现实的时候，未免太过于看重人为的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求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根源，没有能从经济生活中揭示出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一代思想家的思考甚至不及他们的对手——保皇党、复辟分子——来得深刻。辛亥革命的复辟势力，均不满意暴力革命所产生的直接政治后果，他们对暴力革命、共和政体的指责，从政治上说无疑是落后的，但他们基于社会现实、经济状况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所作的分析，则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并非全无道理。他们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所产生的混乱状况已远过于晚清，“国愈纷而无力统一，国愈贫而无术理财，政府无权不能行治，旧制尽扫而乱状日出”，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承数千年之帝制，本不知共和之情状”“中国不适于共和也”。根据康有为的分析，中国不适于共和民主政体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以地大民多，为不宜也。”依照共和民权始祖卢梭的本意，共和之制可在二万人之国行之，今中国有四万万人，“得毋有不同耶？得毋有不可行者乎？”“一以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也”“一以旧教伦理太深，而不能骤弃也”。总之，“今若人人知以救中国为最要之图，则国重而民轻矣，先于为国而后于为民矣，重于为国而轻于为民矣。若然，则凡可以救中国之方药，无美善，惟救国是宜，则牺牲其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药可也。权国民之公私轻重，凡有损于救中国之术，则舍弃人民之所快意者，舍弃人民之所习恋者，舍弃人民之所自由而必当为之矣。若能如是乎，中国犹有望也”。351不难看出，康有为对中国未来出路的选择，并非以感情用事无限眷恋传统帝制，而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现实分析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切体验。
在对现实的分析时，康有为认为，民主政治或许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或许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追求目标。他说：“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忍心趋同矣。然或以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则未然也。吾所深虑却顾者，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日，冥行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夫使当中国一统之时，稍有错误，民少受害耳，于国无关也。今何时乎？乃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骤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已也。”352换言之，康有为对民主政治的忧虑不在于对民主政治理想的根本怀疑，而在于对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所导致的现实后果。
对辛亥革命之后号称民主政治的现实状况的观察，康有为的见解了无新意，他所描述的那些现象也是后来五四一代思想家所能同意的。他说：“今共和数月矣，所闻于耳、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纲纪尽废，法典皆无，长吏豪猾、土匪强盗，各自横行，相望成风，搜括则择肥搏噬，仇害则焚杀盈村，暗杀则伏血载途，明乱则连城阵战，抢掠于白昼，勒赎于大都，胁击于公会，骚扰于城市，以至私抽赋税，妄刑无辜，兵变相望，叛立日闻，莫之过问也。烽火一惊，民逃无所，但观京津之变，损失愈万万矣。武昌、南京，更迭告变，若江西、贵州、四川、福建、陕西、新疆、山东之争乱，更无已时矣。各省皆是，粤、黔最甚，士夫豪富，走之上海，避匿租界，而上海租界达官某某，亦无免焉。炸弹日鸣于社会，手枪公行于朝堂，争地鏖兵，风尘遍地，政府隐忍而痴聋，大官畏缩而被胁，四万万人无所控诉，妇弱惟转沟壑，状者只行劫盗，土田不耕，廛肆皆闭，杼轴既空，租税无入，于是各省拥兵，而仰食于政府，日腾呼号之函电，政府仰屋而乞食于外人，甘受监理之胁章也。……嗟乎！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353现实状况如此不景气，不能不使人从根本上怀疑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
在对中国传统进行分析时，康有为一班保守者普遍认为民主政治不合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勉强推行，有可能招致混乱不已的严重后果。劳乃宣说：“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六朝薄名教，乱者百余年；五代轻纲常，乱者数十年。今者邪说流行，堤防尽决，三纲沦，九法坏，千圣百祖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然无复几希之存，过于六朝五代远甚，则其乱之甚且久，必过六朝五代无疑。吾恐非百余年数十年所能止也。”354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虽不能证明劳乃宣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然冷静想来劳氏的见解也并非全无道理的迂腐之谈。
按照康有为一班人的理解，民主共和也罢，君主立宪也好，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和未来设计都不应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中国人千百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农业耕作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中国不可一日无君”，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艰难性。在传统社会条件不发生根本转变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渴望的不是建立一个无君的社会，而是寄希望于一个开明君主的开明专制。这样，政府既有整合社会的权威，人民也较容易获得真正的自由，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保护。355平心而论，康有为等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把握也甚有独到之处。
或许是出于一种无可名状的逆反心理，五四一代的思想家在分析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不能顺利实现时，既无视他们的对手所作出的结论，而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又不得不从对手们的结论出发。他们认为，民主政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在中国成为现实是没有丝毫问题和丝毫疑义的。对于他们的对手所分析的中国文化传统、社会现状等因素，他们则推论为除少数守旧武人与学者的破坏外，便统统归之于多数国民的不觉悟。陈独秀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356多数国民的觉悟诚然为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问题在于，多数国民的觉悟与不觉悟的原因又何在呢？
陈独秀认为，多数国民的不觉悟来自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孔子之道和三纲五常的束缚。他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357“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358诚哉斯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只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作用。孔子所昭示的那些道德箴言与训诫，只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只能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吻合。假如中国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孔子之道与三纲五常自然没有其存在的余地，至少也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然而问题在于，陈独秀心目中的现代文明社会毕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在陈独秀的时代，不要说广大的农村依然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条件下，即使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都市中，又有多少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真正处于现代社会条件之中呢？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其目的并不一定能实现。如果我们承认“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话，359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五四一代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急切渴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民主政治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只能是美妙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五四的年代里，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商品经济获得充分发展，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在经济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时候，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想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360这不仅是五四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维教训，而且是今日知识分子所应该达成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