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既是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必然派生物和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推动力和促成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欧洲中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虽然都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集团和“党”的雏形，但真正使“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以及在国家决策过程中发挥中枢性的作用还是近代社会的事情。确切地说，是在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爱尔兰富有“热情奔放的想象力”的政治家柏克，比英国其他政治家都更早地看出政党在议会制政府中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地位。他坚定不疑地相信，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公共政策的想法。如果他是负责任的，他必然公开宣布要把其政策付诸实施的意图，并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他必然要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一道行事，并且不让私人的考虑破坏他对共同观点的忠诚。这些人必然要联合成为一体，并且拒绝与同他们的政党赖以组成的原则不相容的团体结成同盟或接受其领导。因此，柏克为政治民主化操作中的政党政治提出的经典定义是：“政党是人们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的利益。”248显而易见，政党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集团，而是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的联合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趋壮大，并最终成为社会统治的主导阶级。经18世纪的大变动，到了19世纪，政党政治，以及以政党政治为依托的代议制政府、议会政治，已成为西方先发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普遍采用的形式和手段，从而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也起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普遍遵守的道德伦理高于个人的政治信仰，因此中国政治生活中虽然向来存在各种形式的政治集团，但中国人从理论上决不愿意承认这种既成事实，而总是将“结党”与“营私”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无偏无党，王道平平。”似乎如果有了党，势必要影响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因此，中国伦理最排斥的就是结党和结社。

　　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力因素逐步成长，社会结构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于是中国人对政党政治的看法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开始认为政党政治是一个健康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薛福成说：“英国有公、保两党。公党退，则保党之魁起为宰相；保党退，则公党之魁起为宰相。两党互为进退，而国政张驰之道以成。然其人性情稍静，其议论亦较持平，所以两党攻讦倾轧之风，尚不甚炽，而任事者亦稍能久于其位。”249显而易见，薛福成承认政党政治自有其政党政治的好处。

　　政党政治的基本功能之一，无疑如薛福成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于协调和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但是，政党政治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无疑又在于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是与代议制的政治制度互为表里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依然处在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那么政党政治便无发生、发展之可能。只是由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与发育，新兴的市民或者说中产阶级需要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需要以选举而实现上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党政治便和西方先发国家一样，是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对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的必然诉求。郑观应说：“窃谓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意，设议院不可。有议院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250这里虽然依然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其本质无疑在于以议院政治作为改革中国传统政治的工具，使中国政治尽快走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的道路。

　　议会政治是现代化的必然诉求，而政党又是议会政治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诚如时人所评析的那样：“政党之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说，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双翼耳。”251“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之于政党。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与一国之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者也。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大臣，皆政党之魁首。召集议会，则议会之议员，皆政党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则暴政绝迹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弗达。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故吾国国民而坐视吾国之亡则亡，苟不忍吾国之亡，则必大声疾呼，号召国之志士，联为大群，不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苟痛心疾首以四万万之水深火热为己忧者，皆听其入会，立一中国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党，其而后中国之元气，乃聚而不散，一而不纷，风霜不能侮，刀火不能侵，暴君民贼不能制，异国异族不能灭，非中国历史上一大盛事乎？”252应该承认，这种政党政治的呼吁不论来自哪一个阵营，但它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有觉悟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是近代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探索而建立的一个起码共识，是进步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共同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辛亥革命完成推翻帝制的任务，从根本上消除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禁锢，那么，各种政党、社团纷纷建立，“如过江之鲫”，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253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国只能走上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