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清政府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大极限，就是满洲贵族继续执掌政权，只要能“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173清政府对于各种选择方案虽然一拖再拖，但似乎并没有坚决拒绝。也就是说，清政府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期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地位，以和平的手段来谋取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它最不愿看到的是满洲贵族沦为被统治阶级，极力避免的是汉族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光复中华。

　　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理解，清政府的政策底线也只能如此。正如毛泽东的名言，反动的阶级，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其实，何止“反动的阶级”。事实上，一切统治阶级都是如此，他们无论怎样开明，都不可能真诚而从容地将政治权力和平地转交给另一个阶级。如果指望清政府的统治者自动放弃政权，建立民主国家，那当然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妙幻想。不过，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清政府是否愿意自动放弃政权，因为时机一到，是否愿意自动放弃政权就不是清政府一厢情愿的事情了。问题在于，清政府所固守的满洲贵族的利益虽然只是一种假象，但它势必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和汉民族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从而使本以现代化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改革运动，不幸而演化成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致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得不陷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

　　本来，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由来已久。在清朝建立之初，汉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满洲人充满着仇视和敌意；到了康、雍、乾三朝盛世，汉族知识分子也很难与满族人产生民族认同；至于各地汉族民众的起义和武装斗争，更是民族之间冲突的明证。不过，经过将近三百年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满族人汉化应该说是相当有成就的，从满族人方面说，除了少数满洲贵族依然对汉民族存在严重隔膜外，绝大多数满族人渐已消失早期的那种民族情结。但是，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尤其是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绝对少数的周边民族，满洲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常不自觉地将他们的利益泛化，将本来只是满洲贵族的利益说成是整个满族人的共同利益，以期以满族人的共同意识来抵消和抗拒汉民族的反抗。

　　很明显，满洲贵族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在相当程度上说，既不是整个满族人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和独立的阶级，而是清政府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理所当然地拒绝放弃政权和既得利益，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现象。他们能够在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允许中国的适度改革与发展，已属相当不容易。因此，全体国人在当时如果能够正视这一现实和理解满洲贵族别无选择的这一内在困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有可能在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主导下持续进行，中国或许不至于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规律。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不依后来者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事实上，在清朝的最后时期，伴随着满洲贵族的处处滞后与被动，全体中国人似乎对满洲贵族越来越失望，他们既不相信满洲贵族有能力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更无法理解清政府的两难选择和内在苦闷。于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遂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引入民族主义的沼泽之中。

　　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再次兴起至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作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一方面高唱“保皇”“保大清”的曲调，但他在内心深处已开始抱怨满洲贵族不识时务，将变法运动的失败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艰难，统统归之于满洲贵族的阻挠。他不仅认为戊戌政变“是旗人策划执行的”，而且相信“高级旗人和西太后都顽强地反对变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顽固的，新法对于他们，比对于高级汉官更不合意。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专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洲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174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抱怨并没有涉及满族人全体，而仅仅局限于他所认定的那些满洲贵族中的保守派们。

　　和康有为的心情明显不同，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展，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一开始是以推翻满清为一必然阶段，期望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为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在1894年的一份文件中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不行视鹰瞵，久垂诞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医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机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175很明显，孙中山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清政府头上，要求清政府承担中国体制弊病的原罪。“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完全有待于能否尽快推翻满族人的统治，恢复汉民族的统治地位。他曾说：“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我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176

　　如果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孙中山的判断与选择固然合乎逻辑，但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孙中山的这种分析，毕竟是基于一种假设性的前提，即清政府与满族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汉族人不仅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反而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他指出：“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丁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是以小子不自量力，欲乘变乱推翻逆胡，力图自主。”177由此不难看到，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中国之亡已有三百年，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首先在于推翻异族的统治，恢复汉民族的独立。不消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它的实际效果便是把已经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化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仇的轨道上，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这势必加重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

　　满洲贵族不能代表整个满族人，满族人行使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满族人的殖民地。因此，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所倡导的以推翻满清为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即使主观目的不错，但其客观效果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后，满洲贵族确实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也确实成为孙中山期望的“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因汉人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而更加暗无天日。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理想或许并没有错，178但其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之间严重背离则是勿庸否认的事实。于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