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里因事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的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万没有想到”“竟”，写出了作者对小地方这样纪念总理的惊异与敬意。
“历史的小误会”，设置悬念，引出让座的故事。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做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到广东新会县来做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试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绝不摆什么架子。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
用典型细节，来展现周总理不摆架子、不争名利、为党为民、忍辱负重的公仆情怀和高风亮节。
“现在人们难以理解”，含有今不如昔的感慨，引出下文的议论。
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座，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他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当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时，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
类比延安时期的老照片，写老一辈革命家待人接物不摆架子、没有等级观念。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越来越细，只僵化而不灵活了。不用说大会谁上主席台，台上又谁前谁后，有的单位开会，除分座次，还要专制一把大一点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新来的部长，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来时，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四目相对，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威严。
“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四目相对”，拟人手法并漫画勾勒，形象化地批评了等级观念的威严与僵化。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五十三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来就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样办，这里有个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论座，党内讲平等，是同志；党外讲服务，是公仆，何必争座？何敢争座？以私心论座，则私心无尽，锱铢必较，事事都要争个高低。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解放后他又有两次让位。第一次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立即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自我爆炸，驾机出逃。当晚，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整整一个通宵，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公心私心，对比来写，特点更为鲜明、深刻。
历数总理让座，突出公心。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革”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共产党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进一步点出实质。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介石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二十七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座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他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坐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角度，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一句设问，过渡到另一话题。从另一侧面来丰富人物形象。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革”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座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两千元。我说这种重椅只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将国家大事说成座位的相让，举重若轻，就是因为作者选择了“让座”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使说理议论更形象化。
以当今“重椅”来衬托当年周公等的大仁大义，也是借周公让座来批评当今风气。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
阅读指导
善于选择巧妙的切入口是梁衡大散文的特点，本文就是由小切入而写大激动，从大挖掘来展现大美的一篇美文。
文章由广东新会县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张照片写起。1958年6月30日，周恩来下到广东新会县农民周汉生优良水稻试验田调研，接待人员摆了一把小竹椅和小竹凳，本意让总理坐竹椅，结果他坐到了小凳上，把椅子让给周汉生。作者选择了总理让座的典型细节，来展现周总理的不摆架子、不争名利、为党为民、忍辱负重的公仆情怀和高风亮节。
作者由此生发感慨，堂堂的国家总理下来视察工作，只要与群众象征性地握握手，作几句“重要指示”已算不易，哪有总理卑躬屈膝给农民让座的理？在等级分明的官场中，周总理不坐中间坐旁边，岂不是自灭威风扫了领导派头？“让座”事小，意义重大。他对群众让，彰显了一种亲民爱民之情；他对下属让，体现了一种淡泊名利之心。更进一步，作者更全面深刻地梳理总理的“让”：周总理不仅在小事上主动“让”，而且在大事上更舍得“让”，从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权让给了毛泽东；到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了张国焘；到大跃进时期，他坚持真理遭到反对就提出要辞去总理职位；到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到**时期他甚至对江青女流之辈也要忍让三分。他忍辱负重，以个人的“让”，来赢得党和国家事业的成功。
更可贵的是，作者还为我们梳理了周总理的“争”，使人物形象更立体全面，更感人。当党、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到侵害时，他频频出手，大争特争，与国民党争，与美国佬争，与苏联老大哥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由此，作者完成了对总理人格的全方位扫描，由一张照片步步引申，逐层挖掘，将总理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质以“让”与“争”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作者还善于运用衬托和对比，使人物的精神更高大、更有现实意义，如不时联系当今的官僚等级作风，联系一些历史人物的“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