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样凄风苦雨弥漫了全东北的时候，我还在吉冈安直的牵线下，忍心害理地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叫到伪宫，当面给他们打气，命令他们更要努一把劲，务必要从久已筋疲力尽的人民手中，挤出无可再挤的粮谷，以便从速运往日本去支援所谓“大东亚圣战”。

　　当然，由于我的带头祸民利敌，那当仁不让的张景惠和那红了眼的饿狗——武部六藏，更要摩拳擦掌，振振有词地去做积极布置了。于是就由他们传知于当时正在长春开伪省长会议的各伪省长，由省而县，由县而各地方伪官吏、伪警察，更在各地方的村镇头目以及地主、恶霸、流氓、特务并当地伪协和会会员的诸恶共济下，更进一步加强了劫掠粮谷、物资的广泛罪恶活动。

　　就是这一疯狂的最后挣扎，逼得多少东北人民悬梁觅井，多少东北农村家破人亡啊！

　　东北人民就是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听到了从北方传来的一声炮响。原来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苏联红军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庄严地宣战了。跟着就以泰山压顶之势，分成四路大军，开始了解放我东北人民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

　　第一路苏联大军从后贝加尔湖方面直指长春及沈阳。十二天的工夫，就把敌伪的总巢穴长春和沈阳从十四年的沦陷苦海中解放出来了。

　　以承德、锦州为进军目标的苏联第二路大军，也以破竹之势，节节扫**着日伪强弩之末的抵抗，做着怒涛般的迅速前进。

　　以解放吉林和哈尔滨为进军目标的第三路大军，以解放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为进军目标的第四路大军以及从事协同作战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等，在我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抗日军配合作战中，各方面都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一向夸耀的关东军，解放了沦陷十四年的全东北。

　　在敌伪那方面说来，在这十几天中，真可以说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个个都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那个曾在伪满十四年中，作福作威达十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当听到风声不好，察觉到大势已去的时候，于八月十一日前后的一天，带着既紧张又仓皇的神情和神气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曾先后来见我，对我说，日本由于“战略上的关系”将退守“南满”，再准备同苏联军“决一死战”。并叫我即日带领家属等移往通化大栗子沟（当时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参议等差下多将全部移往通化，只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留在长春）。我因为和我同行的家属以及用人并行李等物甚多，当天实在无法动身，便再三向他们做了下气悲声的苦苦哀求，结果是还没有白白恳求，总算是好歹先得到缓限三天的“恩准”。但是吉冈安直却已在心烦意乱之余，现出了凶狠的颜色，恶狠狠地警告我道：

　　“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一定会首先把你杀掉！”

　　但在当时，我内心里最害怕的倒不是苏联，而的的确确是狠心辣手的日本。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已确实感觉到，这回日本定会彻底失败无疑，伪傀儡组织，这次也定非随之垮台不可。但我同时也已认为这乃是当然无可避免的事，还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日寇在失败之后，可能先消灭我来灭口的这件事。因为是，我正被人家完全握在手掌之中，叫我死我便不能活，可有什么办法可想？

　　为什么当时在我主观上，竟会发生这样的想法呢？说起来话长，这倒不是一朝一夕突然产生出来的思想，而是由于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长年操纵下，产生出来的奴化自卑感，同时，这也是在我那一贯疑惧丛生的心理下产生出来的东西。固然以常理来讲，日寇和汉奸十四年相依为命的龌龊关系，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样一贯为虎作伥的大汉奸来说，既不惜卖尽祖国东北的一切主权，更始终忠实地执行着日寇的侵略政策，而且是再接再厉地支持了它的侵略战争，死心塌地地当着它的忠诚帮凶，难道在它失败的时候，立时便会杀害我吗？可是我所以要这样疑惧不安，也并不是没有我的独特见解：那就是由于我的绝对自私自利阶级本能所产生出来的。同时，这也正正说明了我唯其是事事鼠目寸光地只能看到自己一身的当前利益，同时另一方面我又在空虚、孤独、胆小多疑的本性下，成为一个贪生怕死的无骨懦夫。因此，在我当时的心理中，就发生了严重矛盾的几个方面。例如，既是专门靠贴日寇以图维持自己的汉奸统治者地位，因而抱有崇日亲日的思想，同时却又存在着极端恐日的思想感情；而且又由于日寇经常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我的意愿——受它的约束限制，致不能达到我一贯朝思暮想的专制独裁统治人民的迷梦，所以我就在“崇”“亲”“恐”之外，还掺杂有相当的“怨”和“愤”的成分在内。特别是关东军多年来对我实施的步步加紧政策，尤其是吉冈安直的对我种种限制和束缚等，更都是使我的疑神疑鬼心情逐步加深的推动力量，所以我在当时，就神经质地想：

　　“心毒手辣的日本鬼子，是充分可能在它垮台的时候，怕我落在别人手中而泄露了它多年来的阴谋诡计，而要先杀我来灭口的。”

　　所以，日寇的败象越浓，我的疑惧也就随之加深。越是害怕，我那套对日寇的奴颜婢膝逢迎谄媚的汉奸护身法宝，也就越发频繁地使用出来。请看下举各例，就可以知道我当时的心理状态。

　　当苏联军队正以秋风扫落叶的威势，进兵解放东北的时候，我还抱着“佞鬼免灾”和“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心情，使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家传绝招”——也就是把极尽汉奸之能事的“绝技”全部使用出来。那就是当我正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的时候，把和我同样准备逃命的张景惠，武部六藏唤入伪宫，装腔作势地吩咐他们说：

　　“应竭尽全力以支持日本皇军作战，抗拒苏联到底！”

　　关东军这群恶魔尚且在苏联大军的正义进击面前，手忙脚乱地准备弃甲曳兵而走，叫那个昏聩糊涂的张景惠和那关东军的腿子武部六藏，可有什么抗拒苏联的办法？

　　我在当时，当然又是别有用心地故意这样做，总而言之，就是为了苟全自己而做出来的自欺欺人的丑剧。

　　这固然是我谄媚日寇的又一可耻罪恶丑态。但同时，这也就是日伪合作中带有讽刺性的一个素描特写。还可以由此看出所谓“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虽然使出了这一最后绝招，但仍旧觉得握在人家手中的自己这条生命不太保牢，于是我就在那几天的六神无主生活中，每天不知要摇多少次金钱卦，翻多少次我那本对我能起麻醉作用的小册子——“未来预知术”。同时在我那动**摇摆无片刻宁静的心中，还经常念着佛，默求佛力的慈悲保佑呢。

　　越是慌乱，时光就过得越快。在那心绪如麻、寝食不安的紧张气氛中，三天的限期飘飘忽忽地消逝了，三天的时光真是如飞一般过去了。我只好是像个梦游病患者那样，有意无识地带了婉容、李玉琴和我弟弟妹妹以及伪宫内府的那帮日伪官吏并厨师用人等，成群结队地离开了伪宫出发罢！

　　这时伪祭祀府的总裁——日本人桥本虎之助（过去曾当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本宪兵司令官、日本近卫师团长并陆军次官等法西斯军职的老家伙）以及专靠伪神来唬情形的伪神官等，仍然没有扔掉他们的“饭碗”——所谓“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还是拿腔作势地坐在头一辆汽车里，为的是好和我一道逃命。当然到了这样的时候，吉冈安直更是不能、而且是不敢和我寸步相离的了。当我们这一长蛇之阵的逃亡汽车刚一开动，我所坐的那辆汽车刚一驶出伪宫内府大门的时候，就看到在伪宫左侧犹如附骨之疽的伪“建国神庙”那里，黑烟滚滚冲天而起，原来是伪神庙起了火，是被人放了一把火。真没想到曾在伪满**威风靡一时的日本裕仁的祖先——“天照大神”，现在也变成了无处容身的丧家之犬，而且那把火恰恰又是它的嫡系孝子贤孙的日本人伪神官亲手所放。为了怕苏联军进来之后，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干出来的不可告人的卑鄙阴谋罪证，所以才企图以一把火来消灭这一罪迹。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企图以邪教、魔道来做思想奴化工具的罪恶实证，早已在全东北的广大人民眼中，人民的心中，成为永久不可能磨灭的铁一般罪证，绝不是这区区一把火所能毁灭得了的。当我亲眼看到这一火化伪神庙的情景时，在表面上固然是装聋作哑地佯作视而不见的样子，但当时我却在心中暗暗点着头，称着快，认为我居然能够亲眼看到了伪“神”的末日！

　　吉冈安直当然不是个瞎子，当然也亲自看到了这种伪庙末日的光景，对我却仍在虚张声势的十足神气下，严肃地吩咐说：

　　“无论在步行，或是在上、下车时，必须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体走在前面！”并教导我，自我以下的列车中人，每逢上车、下车或是经过“神”的面前时，都必须先向它行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

　　现在这个狗神，却又摇身一变成为防范我、监视我另走别途的无言特务了。只要是，有桥本虎之助捧着它给我带路，只要我能够恭恭敬敬跟在它的后面走，那么，我便可以始终在“神”——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侵略工具的无言威慑下，毫不费事地和它一同走向死灭的道路。不过，日寇的这一个最后的如意算盘又打空了。因为苏联人民红军的力量，正如怒涛一般冲垮了日寇的最后挣扎梦想，在我还没有被那伪神导往毁灭深渊之前，就把我这沾满祖国人民鲜血和浑身罪恶泥污的人，从千钧一发的瞬间，给拯救出来了。

　　这样的后话暂且慢提，我仍想把敌伪的最后丑剧继续说下去。

　　当这列满载妖魔鬼怪的南逃列车，走了不少弯路，靡费了多少倍的行车时间之后，才到了梅河口车站。看到在这车站的里里外外，有很多很多日本法西斯兵士，正在弓上弦刀出鞘地大戒其严。原来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阁下”，也被苏联军的正义降魔宝剑，吓得坐不稳他那政治外交和三军司令三位一体的黄罗宝帐里的虎皮交椅，而一阵风地登上了我们这列列车，对我还狂吹了最后一顿牛（事见前），吹完之后，他便神不守舍地下车去了。

　　我们的列车仍旧是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从车窗里眺望着满载日本侵略军士兵的兵车，一列列擦窗而过，好容易才算是到达了大栗子沟车站。下车之后，我遂住在一个当地铁矿最高职员的家（早已给我腾出全部房舍来的空房子）中，过着一日数惊的不安生活。有一天，吉冈又来对我讲，在长春的伪禁卫队步兵团已起义反正，现在带在身旁的一个连的该队兵士，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不会“变生肘腋”，已把他们遣回长春去了。并说已由日本法西斯部队，接过了全部“保护”我的责任。我听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只剩下向着带来的佛像不住叩头，和拿那个金钱卜当作唯一的麻药注射剂。

　　十八、鬼把戏最后的一幕

　　在大栗子沟过了几天惊弓之鸟的生活之后，日本法西斯强盗终于在苏联人民红军的强大铁拳下，无条件地宣布投降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头号大战犯裕仁发表了无条件降伏的广播后，曾夸称百万神锐的关东军，便立即支离破碎地纷纷放下了侵略武器，乖乖地当了苏联军的俘虏。可是那个大势已去的吉冈安直，却还不甘心放弃他的所谓御用挂的责任，还想继续把我拽到给日本帝国主义做殉葬品的绝路上去，于是又来对我讲：叫我准备过几天向日本逃命，不过这次对我所发的命令，却内容空虚异常，结果是，日本现已降服，即使逃到日本去，日本政府对于我的生命安全，也是难负完全保护的责任。

　　我这时本来就六神无主地过着草木皆兵的疑惧交并生活，又听到了这样的话，当然更是心乱如麻，而希望能从他的口中说出一些有抓弄的话来，可是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他蓦地变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

　　“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

　　这样的话，对我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要是挺得起腰板，还当不上大汉奸呢。不过却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便是当汉奸的下场，也是帝国主义者对于失去使用价值的奴才的最后对待态度。

　　在这以前，吉冈还曾和最后一天的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形同去势野兽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大树已倒犹如将散猢狲一般的各伪大臣、伪参议等，无精打采地来见我。因为是尚有一幕将完而尚未演完的丑剧，须要完全演完才能散场。于是，就由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得不“拥戴”我当伪执政的老汉奸张景惠，又在这不得不“拥护”我“退位”的时势压迫下，由怀中掏出一篇早拟好的伪“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来，叫我照章来一次最后的宣读，可是我这个奴才，就当这样地被主人正式“解雇”之际，还曾在吉冈的面前，不惜大做其卖国奴丑态说：

　　“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是要始终如一地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的！”

　　我是真个地这样热爱日寇的吗？

　　固然，我在那十四年的罪恶生活中，始终是日寇的一条驯顺走狗，真是呼之则摇尾而来，即叱之是也摇尾而退，但是在我内心中，也有时候对它抱有一种所谓怨恨。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在我当时的所谓怨恨并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祖国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遭到了日寇的侵略损害，而只能是由于没有达到我那妄想一尝专制独裁滋味的自私自利卑鄙政治野心。还有，我所以要“怨恨”它，也只不过是因为我在当时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地不在受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派来的大特务头子吉冈的周密监视与种种的约束，也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忠顺的奴仆，也有怨恨他主人的时候”一般无二，我在当时，的确就是这样“怨恨”着日寇的。

　　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又充分表现了封建统治者所普遍具有的两重性格——既能骄又会谄的反动阶级本质。越当看到了日寇的没落在即，便越发疑神怕鬼地唯恐日寇对我生疑，甚至因此或将不利于我。所以，也就越发变本加厉地做出了层出不穷能够使人看着作呕的可耻丑态。

　　不过是，在那些使人不耐烦的连台丑剧中，也曾掺杂有一场会使人在恶心之余发出一阵笑声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伪“退位诏书”的一件内幕趣闻。

　　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要结束它那本侵略罪恶账簿的总账，便又掩耳盗铃地替我拟出了这样一个伪“诏书”。据说，当他们在执笔起草的时候，也许是多年以来把笔运用惯的缘故罢，在该伪“诏书”中，仍然不假思索地写出了“仰承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之类的惯用套语。可是那位第一任，同时也是最末一任的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却还保持着一些比较清醒的头脑，便苦笑着把“天照大神神庥”和“天皇陛下保佑”的字样，用笔给勾去了。否则，一定会在这一“退位”的伪“诏书”中，出现“在神庥保佑之下，谨此宣告退位”的名文的。

　　和我出台这幕丑剧的同一天，吉冈安直便来见我，吩咐我准备逃往日本。张景惠和武部六藏也装出一副猫哭老鼠的面孔来，悲天悯人似的对我讲：现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指命伪傀儡政权，把三亿日元的巨款汇往日本，充当我逃到日本后的生活费用。

　　在身为汉奸的我来说，这固然是出于我那位法西斯殖民地主人——日寇的对我额外“照顾”，但却仍然未能减轻我对于逃往日本后的种种忧虑不安。因为在当时最使我惴惴于心的，已经不再是皇帝不皇帝的问题，也不再是三亿元或几亿元的问题，而是拼命地在悬念着“主人既是如此，奴才将何以堪”的这一切身的问题。更因为我已经看清了日寇的命运现正面临到最后阶段，即使逃往日本，结果它还不得乖乖地把我交到蒋介石之手？反正是“死”字已经注定在等着我，因此，钱财反倒成为次要又次要的问题了。最主要的，就是这条命，这时已经到了有多少钱也保障不了我这条性命的时候了。

　　固然在当时，我对日寇的这笔毁我到底的卖命费，曾抱有上记的看法。可是在当时，我仍然是在口头上接受了这一最后的“恩赐”。请想一想看，这笔巨大的赃款，是从哪里来的？是日寇从它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吗？不是的。是从伪傀儡政权那里挤出来的吗？尤其不是的。结果是，在这三亿元的每张伪币上，张张都沾满了我东北广大人民的热汗、悲泪与通红的鲜血！

　　祸害了东北人民达十四年之久还不算，等到恶事做尽贼运告终的时候，还从早被敌伪压榨得无血可挤的广大人民身上，来一个最后的“卷包会”……每当我想到这里时，真是羞愧得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尤其是我对于自己的这块腐臭的疮疖，竟自在多少次思想斗争之下，总未敢向祖国人民坦白这一肮脏透骨的罪行，直到一九五八年思想检查时，才在同犯帮助之下，暴露了这件罪恶。现在扪心自问，这真是使我罪上加罪的一段可耻大罪。除了痛悔过去，痛恨自己，同时更是忘不了这毁人到底、而且是入骨三分的日本法西斯狗强盗！

　　十四年的帮凶报酬、出卖祖国人民的报酬，这不但是我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卖国总账中的最后一笔，也是我在精神上极感痛苦的一个大包袱。因为它不独在我前半生的末尾一瞬之间，更加重了我掠夺祖国人民的一桩罪案，还曾在我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给我添加了额外思想负担——添加了长期隐瞒罪恶的另一桩新的罪行。通盘想来，简直是无以自解，而且是无法自恕！

　　固然从事体的全部过程来看，似乎我在伪满末期的恶事，可以在这恶事推移经过当中告一段落，不过是，我对于日寇的余悸，在这时更和我的反动阶级本质结合起来，仍旧起着相当的“化学”作用，变为不惜对日寇的最后逢迎谄媚丑态。如果不在沈阳遭到苏联军的逮捕，我的丑态，恐怕还会多耍几次的。

　　例如，当吉冈对我讲“日本现在已宣告投降，美国政府也表示将维持天皇的地位和生命安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听到这番“主子固然获救，而奴仆尚在危险状态之中”的时候，我便更进一步想从这生死未卜的险境中，来挽救一下自己的岌岌性命，于是就把我那坚持到最后五分钟的逢迎谄媚拿手精神抖擞起来，连忙双膝落地向着天蓝色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苍茫昊天大磕其头。磕了头还嫌做得不够，还在口中像白痴一般地营营嗡嗡嘟囔着说：“我感谢上天的保佑日本天皇平安无事！”我这一取瑟而歌的丑恶造作，倒曾使那个吉冈将军，也沉不住气了，他也连忙陪着我跪在地上，大磕其日本式的头，而同我合演了一出“敌伪叩天”的好戏。

　　在这里，我认为倒是可以从“孔家店”的那堆陈谷子烂芝麻中，找出一段恰好可以说明我当时实际心理作用的适当材料。那就是“……既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的几句慨叹式的尖锐分析。还可以说，从这一丑到极处的超丑态中，充分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那种委曲求活的反动阶级本能来。同时也不难由此看出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汉奸的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可耻末日情况。

　　“这就是我在伪满当时最后一次的丑态了吧？”也许有人会对我这样“关切”地问。

　　“不，还有呢！”我也可以这样率直地来作答。

　　那就是：当我在日寇的挟持下，为了要赴自己的“宗主国”日本去受那保而不护的所谓不能保险的保险，而不得不丢下重病烟瘾兼而有之，致步履维艰的婉容，也不敢不抛下茕茕无依的“孩子”——李玉琴和我的亲爱的妹妹们，以及同我相依为命、既病且老的乳母等，而在那生离死别两难逆睹的分手一刹那间，我居然还有余裕更对那帮蛀鱼般的伪宫内府汉奸职员和那批挟日寇以令伪满的伪宫内府日本人官吏等，聚精会神地做出了最后一次细腻加工的丑态。

　　我曾向他们表示，我在“满洲国”没有把我应做的事情做好，实在万分对不住日本“天皇”。我这次到了日本以后，也盼望你们都能在第二批中回到日本，那时我们再见吧！

　　说完了这篇违心又无耻的应酬词后，当我要登上供我亡命的汽车之际，我又灵机一动，更痛快淋漓地做出了一次肉麻死人、可恨死人的尾声丑态。

　　我竟和一个正在排队送我，向我举枪转头致最后一次军礼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排头兵士，突然出其不意地来了一个奇袭式的拥抱，借以充分表达我对于日寇的最后忠诚。当然这一切一切，都是为要做给吉冈看的。虽然对我那种丑态久已司空见惯的刁黠的吉冈，对于我的加工细作似乎并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可是那个头脑简单的日寇炮灰，却被我感动得发出了呜咽之声。

　　此外，我这次从长春临行之前，还曾命我的侄子，把我在伪满当时的日记全部烧毁。因为在那些东西里面，也有不少忠顺奴仆抱怨主子的话，我怕被主人发见，所以就周周到到地把应有尽有的心劳日拙办法都想尽了。还有，在长春临行之前，还曾命我的用人，在我所住的“缉熙楼”地窖内，把我所有的记录影片和相片加以烧毁，这倒不是为了日寇，而是为了对祖国人民湮灭自己的罪证。因此，致险些把“缉熙楼”付之一炬。殊不知我的一切罪证，早已在全东北，不，早在祖国广大的人民胸臆深处，早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尝受中，存下了绝对不可能湮灭的铁一般的罪证，这种心劳日拙的徒劳办法，也只有当过汉奸的人，才能懂得和尝到的妙味。

　　十九、被苏联军逮捕

　　我就在当夜上了火车，次晨才到达通化车站，这时站上的工作员便邀请我到车站的办公室去吃早饭。不料这一殷勤招待，却触怒了吉冈，他于是就怒容满面地厉声吩咐他手下现存的唯一武装腿子——日本宪兵说：

　　“严厉地注意他们，今后要请皇帝下车到什么地方去之前，必须先和我商议好才行。刚才皇帝下车，就没有在事先得到我的同意。今后再这样乱七八糟地搞可绝对不行！”

　　当然在我这次从站内办公室出来又登上这列火车之后，便没有谁敢再来和我随便打交道了。我们这一行人就像是被运的猪羊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后的命运如何，往何处去，何时才能从这里出发。只能是呆呆坐在车厢中听候吩咐罢！于是就在呆候了几小时之后，才由吉冈宣布了向通化机场出发的临时指示。我们便又分乘了几辆小汽车，穿过通化城到了通化机场。我遂和吉冈、桥本和另一名伪“祭祀府”日本人“神官”以及我的弟弟溥杰搭乘了前头第一架日本军用的八人座小飞机。另外还有两架速度既慢、形式又陈旧不堪的民航小飞机，分载了我的三个侄子、两个妹夫、一名用人、一名医生和一名已成丧家犬的日本宪兵。

　　据吉冈说，用人由这里须先飞往沈阳，等在沈阳换乘大型飞机之后，再赴日本。

　　反正是由他说了算，叫我到哪里，我就乖乖地到哪里罢！

　　不过我却没有想到，当我们这三架飞机先后到达沈阳机场之后，我刚下了飞机，被引到一幢机场内小楼房的楼上客厅里稍事休息的时候，我便从玻璃窗内看到苏联的军用飞机连续不断地着了陆。跟着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空降部队，便一个一个从飞机上下来，不久便开始解除了在机场的日本侵略军的武装。站在楼梯旁走廊口的日寇步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换上了苏联军的战士。不过是，我在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畏惧，因为我在当时想：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往日本去了！”而产生出一种渺茫的安心之感。

　　不过是，当苏联军兵士尚没有进入室内之前，胆小多疑的我，也曾产生了一种额外的顾虑，那就是我怕日本军还没有完全被缴械；同时，苏联军也还未能把它的势力伸入到我的身旁来，而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刻里，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我落到苏联军队之手，想要做杀我灭口之计，那么真说不定从窗外就可能放枪暗害我。于是我就疯子一般地掏出手枪预做防备。这时我的家属见我这样，以为我企图自杀，遂慌忙走过来拦阻我。我还命令我的侄子等持手枪专门站在楼上窗口向外监视，一直到日寇完全被缴械，苏联军进入屋中我被缴械为止。

　　在这里，我还附带着说一下当苏联军尚未上楼以前，在我这间房间内所发生的丑剧吧。

　　那位在平素一贯是“肃穆端庄”神气活现的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便也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一点一点地把他那副靠神吃饭的假面具摘了下来。于是就一反其平日鸭步鹅行的老习惯，张皇失措地走进我的房间内。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对于曾在一分钟以前，尚须在出门入闼之际，必定要向之恭恭敬敬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的伪“天照大神”的所谓“神体”伸出手来，打开了包裹它的锦缎包袍，现出它的并不神秘的原形。这还不算，这位伪总裁简直像是做贼一般，左顾右盼地把这块镜子，匆匆塞入衣服内，就步履仓皇地溜下楼去了。

　　不大的工夫，吉冈、桥本便同着苏联军的一位空军中将走进我的房间内。这时仅有我和我弟弟坐在这里。这位苏联的将军，完全和我平日所看惯的日本将官不同，并没有一点点战胜将军的可怕威风，而是很和蔼地在桥本的介绍之下和我握了手。于是大家就围着一张圆桌子都坐下了。

　　二十、在伪满十四年的滔天罪恶

　　在伪满以我为首的汉奸集团罪恶统治的十四年间，从全盘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之先，还有一段时期，乃是构成而后一切严重罪恶的根基，亦即万恶来源所自，所以我首先要把它列举出来。

　　首先是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庄繁所签订的卖国秘约。因为这个秘约，是我出卖东北一切领土主权，断送东北人民所有利益的一切总出发点，也就是开始使我东北完全变成为日寇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其次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由我公布的“日满议定书”，其具体内容分为两项：第一项，主要是承认了在伪满洲国内，以前日本国及日本人，所谓中日间协定的条约或其他公私契约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完全有效；第二项，主要是以日满共同防卫名义的要求承认了日本国军队驻屯在伪满洲国内。这样一来，不但把整个东北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侵略势力的军事基地，并且在名义上也使日寇的无限期驻兵东北，成为所谓合法化的行为。不但使我东北饱受到十四年的残酷**，也使日寇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一军事基地，把侵略魔爪更伸张到我祖国的几乎全部领土，甚至苏联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太平洋沿岸，亚洲各国人民也普遍遭到了严重灾害。因为，这个造成罪恶的议定书，就是更进一步地把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庄繁所签订的卖国秘约加以合法化，使我的罪恶行为更具体化了。

　　根据以上的罪恶基础，于是我就当上了伪满的皇帝，而第一次访日罪恶的第一个时期便开始了。因为用我的名义发表了所谓“回銮训民诏书”，由于这个诏书所招来的种种严重的罪恶后果，才形成了日寇侵略政策步步加紧的局面。

　　第二个时期，则是从我的第二次访日后开始的，也就是说，我发布了所谓“国本奠定诏书”之后，所引起的一切对于祖国人民的祸害，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第三个时期，则是当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的同时，我又发表了甘心从贼到底的所谓“时局诏书”，更进一步帮助日寇的法西斯侵略势力，把祸害人民的罪行范围，越发扩大起来，一直到日伪垮台为止。

　　总之，从以上所分出的三个时期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骤是步步加紧的。而以我为首的汉奸伪政权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以及种种实际罪恶活动，也是随着日寇的垂死疯狂挣扎，而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伪一齐垮台，才算是把那十四年的血腥罪恶统治，最后做了终结。

　　从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访日起，这种帮凶的面目，就越发暴露出来，因为在这段时期内，主要的帮凶目标，就是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拿所谓“日满一德一心”的这副骗人的罪恶幌子，去给日寇殖民统治有效地开始服务了。到一九四〇年的第二个时期，那就更明显不过，是又更进一步地把已够瞧了的“一德一心”骗人政策，变本加厉地扩展为替日寇忠实去推行“民族精神趋势的同化”和彻底奴化政策的主动力量。最可恨的是，这种丧心病狂的罪恶勾当，不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便不惜把自己的民族出卖到亡国灭种的万劫不复的地步，而且还想要从这一极力出卖民族的罪恶行为中，给自己的一家一姓，不，简直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一身去找些粪渣尿滴来养肥自己。至于到了一九四一年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伪满政权的罪恶统治的最后阶段，那就更是越陷越深地把认贼作父的汉奸本色，越发发挥得有声有色，达到了顶点的地步，真是一心一意地想去当那殉主的奴仆，大有至死不悔，情愿毁灭自己到底的所谓汉奸气概。

　　现在，我就把在这三个时期中，日寇对当时沦陷下的东北，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司法，以及其他方面，步步加紧的侵略统治的全盘概貌，引一些实际事例，加以概要叙述，为的是好从我的罪恶行为中看一看，日伪对祖国东北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轮廓。

　　（一）伪满的制度和机构以及法令的制定

　　在伪执政时期，从表面看来，伪满洲国似共和政体，对于伪执政侧近的机关，把它称为伪“执政府”。自从帝制实施后，硬说是改为立宪君主国，公布了所谓“组织法”，改变了政体，废止了“执政府”，新设了伪宫内府和伪尚书府，作为伪皇帝侧近的机关。它们担负着“辅弼帝室事务”的责任，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有伪皇帝的咨询机关，即伪恭议府和伪军事咨议院。

　　伪恭议府是以伪恭议长、恭议和秘书局长组成的。关于法律、帝室令、敕令、预算和对外国协定的条约，对外宣言以及其他重要“国务”事项，对伪皇帝的咨询，得“上奏”其意见。

　　伪军事咨议院，是以伪议长、咨议官和干事长组成的。关于重要军务应有伪皇帝的咨询。

　　伪恭议府的会议：从全般来看，伪恭议府是对于伪满一切政策法令的一个最高审议机关。会议是在每星期五举行一次，会议的成员，是伪恭议长、副恭议长和恭议，伪恭议长是会议的主席。在会议的成员以外，有伪恭议府秘书局长列席，还有伪国务总理大臣，伪总务长官（代表国务院），以及提出议案的有关部门的伪大臣出席。审议的方法是，先由有关部门的伪大臣，对于所提出的议案进行说明，以后便由各伪恭议对此进行审议。有质疑的时候，由提案的伪部大臣，或是由伪总务长官做解答。当审议终结时，照例是由伪恭议长取得副恭议长的同意，做最后的决定。然后由伪恭议长把这些决定的条件、附加意见送到伪宫内府，由我裁可。更由伪尚书府把裁可后的案件送到伪国务院公布实行。

　　再者，这个对于罪恶政策法令加工的伪恭议府，在伪组织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它既是伪皇帝的所谓咨询机关，同时，它对于伪国务院所属各局、部、院、厅所提出的伪法令案件等，又是一个最后决定机关。也就是，它有向伪皇帝进行建议的权力，又有对伪国务院所提出的法令案件等作修改、通过或拒否的权力，它的特殊地位主要就在这里。

　　伪军事咨议院的会议，同“恭议府会议”的本质是这样的：恭议府会议是伪皇帝对于政治方面做咨询，军事咨议院的会议则是伪皇帝对于重要军务方面去做咨询。

　　我再说一下，在伪满时期，为我策划、制定各种政策法令的组织机构和执行机关。

　　中央机构：伪国务院、监察院、立法院。

　　地方机关：伪省公署、市县、旗公署。

　　伪国务院是统治伪满洲国政治经济的中枢机关。在伪国务院内一开始就设有伪总务厅，掌管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务和实行有关的政务。在伪帝制实施前后，伪国务院分民政、军政、财政、实业、外交、司法、交通、文教等八部。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殖民地统治，伪满政府实行了所谓机构大改革，扩大了伪总务厅的权限，实行中央集权制。在这时，伪国务院直属的机关，有内务局、外务局、兴安局三个局和治安、民生、司法、产业、经济、交通等六个部，以及各伪省公署。

　　伪总务厅权限的扩大，首先由伪国务院的统辖机构来看，主要是在伪总务厅长改为伪总务长官。伪总务厅长是伪国务总理大臣的直属部下，而伪总务长官则是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唯一辅佐者，他有权代行院务。由于伪国务总理大臣，是唯一的国务辅弼大臣，又兼有监督和统辖各伪部和各地方官厅的最高行政大臣的地位，自然伪总务长官就具有这些权限，也就自然具有强力的中央集权实力。

　　其次，从所谓国务院会议的经过过程来看，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国务院会议，是由伪国务总理和八个伪部总长组成的。在这时，伪总务厅长尚不算是一个出席会议的成员，只是列席，并没有议决权。在一九三五年又增设了一个伪蒙政部，会议的成员，成为一共十个人。在这个时候，伪总务厅长仍然是属于列席的资格。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伪总务厅长改为伪总务长官，于是便一跃而为该会议的主要成员——首席成员了。这时，会议的组成人数，是由伪总务长官和六个伪部大臣并伪兴安局总裁一共九名来组成。到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又增设了伪文教和勤劳两部，会议组成人数增到十一名。一直到伪满垮台为止，伪总务长官都是居于这个会议中的首席地位。

　　“国务会议”是审议伪政府各部、厅、局、院（指伪法院而言）所提出的种种祸害东北人民的反动政策和血腥法令的一个同恶相济的犯罪会议。会议是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做主席，伪总务长官和各伪部大臣以及伪兴安局总裁，必须全部出席，如果伪部大臣不在，则由该伪部次长代理出席。此外，有伪总务厅的法制局长（在一个时期改为处长，最后又改为局长）和伪总务厅文书科长列席，但他们没有发言权和议决权。还有翻译一名列席。会议在每星期三举行一次，也有时召开临时会议，但次数不多。议案是由提出部的伪大臣来做说明，经过审议后，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做最后的裁决。

　　在“国务院会议”席上，对于所有被提出的案件都是经过说明以后，照例予以通过的，偶尔有人对于议案的条文、词句等有些意见时，便会听到伪总务长官正颜厉色的“这是国策”，或是“这是由关东军决定好的不能变更”的命令式的答复。

　　为什么伪总务长官这样说呢？因为所有提到“国务院会议”的议案都是在事前由伪总务厅主持和有关各伪部参与策划制定出来，经过日寇关东军认可后，并由伪总务厅“火曜会议”（这个会议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称为总务厅会议，一九三七年改为“水曜会议”，以后改为“火曜会议”。这个会议，也称为次长会议）审议通过。不过在“火曜会议”以前还有由伪总务厅各处和有关各部局院的有关人员，举行一次所谓“打合会”（即联络会议）做成草案提出“火曜会议”。

　　这个“火曜会议”，在伪政府官制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每星期二开一次会议。由伪总务长官做主席，伪总务厅次长（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伪总务厅设中国人次长一名）和各伪部次长，以及伪总务厅企划处长、法制处长、主计处长等作为会议的成员。有时还召集其他有关部门人员，如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伪警务总局长等参加会议。但是每次会议，必须有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或者第四课参谋列席才能开会。审议的案件，有由日寇关东军交来的，有由伪总务厅企划处提出的，有由各伪部提出的。经过这个会议决定的法令和案件，再经过伪总务厅法制处加以“法律化”、条文化以后，即由伪总务厅文书科译成汉文，加封，在封面上盖有“极秘”的戳记，直接送交各伪部大臣，作为“国务院会议”的提案。因此，在“国务院会议”席上，伪总务长官一定要坚持通过这些提出的议案。

　　由以上的“参议府会议”“国务院会议”和“火曜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奉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殖民统治政策所制定出来的各种政策法令，就是这样的加以“合法化”，用来压迫、奴役东北人民和欺骗世界人民的。也就是伪满政府的每一件法令，从策划、制定到公布实行的程序，是必须经过这三个会议之后，再由我加以裁可实施。

　　至于伪立法院、监察院，虽然是在伪满政府成立的同时成立的，采取了立法、监察、国务所谓三权分治的形式，到一九三四年实行伪帝制以后，便将伪立法监察两院取消。也就是，根本废止了“三权分治”这个形式。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把事权集中在一起，由伪国务院来统治，也就是加强伪总务厅的权限，以达到日寇对东北的残酷统治野心。

　　伴随中央集权，对于地方机关的行政机构，也做了改革，在一九三四年，把原来东北的四个省划分为十个伪省，最后达到十七个伪省和一百五十九个伪市县，目的是为了使地方分权，用以加强伪中央的统治，好为实行掠夺经济服务。

　　（二）所谓伪满的三大国策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人民进行榨取和掠夺资源，实行了所谓产业开发、北边振兴和开拓移民三大罪恶政策。

　　1.产业开发，实行全面的经济统治

　　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五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动，主要是：一方面建立和充实伪满政府的各种机构，另一方面，驱使这个机构的各个组织，如伪国务院的总务厅和各伪部等权力机关，制定出各种血腥的法令来对东北地区实行产业掠夺。

　　到一九三七年，伪满政府为了适应全面的经济统制的要求，又实行了所谓伪政府的机构大改革。在这次大改革中实现和巩固了伪中央集权制度，就是扩大和加强了伪国务院总务厅的机构和职权，缩小和调整了地方行政的权限，也就是，集中力量在政治上加强对东北人民的压迫和奴役，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东北人民的物资财富，积累资金，为实施所谓由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制造条件。这个产业开发实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民用生产，而是为了尽量掠夺东北的物资，来进行军需生产，以供应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国大陆的侵略战争。

　　在实行所谓“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同时，伪政府总务厅企划处又制定公布了所谓“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主要的钢铁工矿企业以及农产品加工工业等二十一种产业，实行了统制。也就是，对于这些物资的生产和消费实行了有准备、有计划的掠夺。

　　（1）关于生产方面的统制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由我裁可公布了所谓“经济建设纲要”，对于各种重要事业，伪满政府得命令设立“组合”和“统制公司”（公司以后改称会社）。到一九三七年以后，伪满政府为了加强经济的统制政策，建立了许多生产会社。在开始实行所谓“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时，新成立的会社和在这以前成立的会社，共有大、中、小九十余个。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新成立的会社中，主要的有“满洲重工业会社”“农产公社”“满洲电业会社”等。在这以前，已经成立的主要会社，有“满洲炭矿会社”“矿业开发会社”“电信电话会社”等。这些会社都属于“特殊会社”，至于其他如“纤维会社”“棉花会社”“化学工业会社”“盐业会社”等，是属于一般的大会社。所谓特殊会社，是由日寇垄断组织的输出资本和伪满政府以现物作为出资共同经营的。这些特殊会社，虽然是在伪满洲国内设立的，但不受伪满政府“会社法”的约束，而是由日伪双方组成的“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来统辖的。

　　所谓“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资源财富的总枢纽。这个委员会是根据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由我公布的所谓“日满议定书”，即我和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长春签订的“卖国秘约”化身的协定。这个委员会是由委员长一名、委员八名（在必要时得设日、伪同数的临时委员）和干事若干名组成的。日寇方面的委员，是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局总长、日本驻满大使馆参事官、关东军经济顾问；伪满方面的委员，是伪总务长官、伪外交部大臣、伪经济部大臣、伪产业部大臣。干事是由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伪总务厅次长，伪产业、经济部次长和各“特殊会社”干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人员担任。在开会时，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做主席，在每年末以关东军参谋长的名义召开一次报告会。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个委员会，好像是经过正式的外交手续似的来进行双方在经济上的共同经营和互相交流，但实质上则是以这个委员会做掩护，实行对于东北物资财富的掠夺。同时，这个委员会，是垄断会社的垄断组织核心，用以进行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和对东北输入它的剩余物资。这正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垄断的一种手段。

　　所谓各特殊会社和许多一般的大、中、小会社，是互相联系，纵横交织，形成为一个广范围的会社网，用以统制全伪满的生产。这个会社网就是以一些大的会社做网的纲领，以中、小会社做网的经纬。所谓大的会社，就是指“满洲重工业会社”“满洲炭矿会社”“满洲电业会社”“农产公社”等二十余个会社而言。这些大会社，不仅互相联系，还与其他有关会社互相关联。例如：在“满洲重工业会社”之下，有“鞍山钢铁会社”“本溪制铁会社”等。由这九个会社生产出来的钢铁，除了大部分运往日寇国内进行加工，制造杀人武器和钢轨供应“满铁会社”修筑铁路使用，还将一部分在当地加工交由“满洲电线会社”，制造电讯器材。这个“满洲电线会社”就是属于“重工业会社”的子会社。又例如：各种工业会社关于原料和食粮等，是和“农产公社”有着密切联系的。“农产公社”供给各会社以食粮和工业原料。

　　在各会社成立后，伪满政府就以行政命令来完成这些会社直接和间接掠夺东北地上和地下的资源。例如：特许“重工业会社”霸占临江地区大栗子沟等地以开采铁矿，特许“炭矿会社”霸占密山地区鸡西以开采煤矿等。伪满政府还特许一些会社占有原料产地，例如把辽阳、海城等地的农田，规定为产棉区，划归“棉花会社”控制，不准该地区农民种植其他农作物。在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棉花，全部归会社垄断。因此，它可以在收购棉花时，任意评等压价，使棉农遭受极大的损失。不仅如此，由于生产出来的棉花必须尽数交给“棉花会社”，棉农就是做自己穿的棉衣，也不准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棉花。结果，棉农到冬天没有棉衣穿，还得挨冷受冻。并且由于植棉区不准种植其他农作物，所有棉农的食粮，须由产粮地区运来配给。等到粮食运来后，价格很高，数量不足，棉农卖棉花的钱，买不来足够的食粮，一年辛苦到头还得忍饥挨饿。不但“棉花会社”是这样，就是其他会社，如“制糖会社”对于种植糖萝卜地区的措施，也和产棉地区一样，农民缺乏食粮，经常挨饿。在这时，如果农民私自买卖，就被认为是违反了“粮谷统制法”，就要被当作“经济犯”受到严罚。

　　从以上可以看出，由我裁可公布实施的统制经济的各种法令，完全是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服务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对于东北的经济主要是实行产业的强抢，所采取的手段，首先是使用军事占领，占领各地方的厂矿和各大企业。其次是使用伪满政府公布的各种法令，其中如“会社法”“会社登记法”“矿业登记法”等，来成立各种会社，就利用这些会社来掠夺物质资源，到一九三七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对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了经济统制政策，以伪满政府公布实行的所谓“重要产业统制法”“矿业统制法”“粮谷统制法”以及“动员法”等，来进行掠夺，以供应日寇的侵略战争。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伪满政府实行所谓“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我祖国大陆上发动了“七七”事变。这很明显地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以东北地区作为它侵犯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而伪满政权，则是以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供应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

　　更从各大会社的投资来看，在伪满政府方面，许多是以现物出资。这个现物，也就是把东北的矿山、农产、森林等资源和劳动人民的劳动力，供给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去经营管理和奴役。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则是把东北地区作为军事生产的投资场所，来榨取高额利润。这就足以说明，在伪满成立的各特殊会社和一般会社完全是掠夺东北资源的强盗组织。

　　更严重的是，这些特殊会社的资金，在日寇方面出资的股份，不管会社的赔赚，必须由伪满政府保证每年给予八厘的股息。这就是说，如果会社营业亏损时，必须由伪满政府的“国库”补偿，并且还得支付股息八厘；如果会社赚钱有了利润，除一部分留作积立金（公积金）以外，其余则按股均分。也就是，股息的最小限度规定为八厘，而最大限度是没有规定的限制。例如：“满洲采金会社”，自从成立以后，年年亏损，在一九四二年结算时，共亏损伪币五千余万元之多，完全由伪满政府一九四三年度支出预算中的准备金项下支出了。对于该会社的股份，仍然按照股票记载的金额，股息完全做了支付。这种亏损和股息的支付，完全是由伪满政府用征税的方法来做弥补。其结果，这个重担，是完全落在东北人民的身上。

　　（2）关于消费方面的统制

　　消费统制也和统制生产一样，在一九三九年，由我裁可公布了设立“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法”，根据这个法令成立了“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以下简称生必会社）。这个会社，主要是统制人民的消费品，特别是对于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质，全面地加以统制。“生必会社”是和其他许多生产会社密切联系着的。例如“满洲罐头会社”“水产会社”“畜产会社”“糖果会社”等，所有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交由“生必会社”来分配给各地组合和贩卖商零星出售。“生必会社”还统制着各地方各种各样的组合，例如“馃子组合”“水果组合”“菜蔬组合”“肉类组合”“海产组合”“鲜鱼组合”等，甚至买卖零星鸡蛋的也成立了组合，归它统制。在一九四○年，在伪满的大都市里，都有六七十种组合。所有这些组合，主要是以农村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作为剥削对象。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是由各地“生必会社”支店和各该地组合临时规定。在收购产品时，利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手段，来垄断压价。在当时，农民虽然不愿把产品出卖给组合，可是又没有另外销售的出路。如果私自买卖，就成为“经济犯”，不但产品被没收，还得坐牢和挨罚。可是在各组合出售商品时，却任意抬高价格，因此在消费者方面，不仅要出高价才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还必须抢购，特别是鲜货之类，不然，就会在一转眼的工夫涨价。

　　不仅如此，“生必会社”和各组合，在收购农产品时，还采用了不等价交换办法，实行双层的剥削。例如，种植果树的农民，许多是缺乏食粮的，而“水果组合”，则利用低价收购产品，用高价配给食粮，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农民就遭到双层的损失。

　　还有，“水果组合”在各地代理“生必会社”收购产品，不但是压等、压秤、压价，而且还对农民百般地刁难。例如“水果组合”叫农民把水果送到火车站去，等待“生必会社”去人验收，而“生必会社”却不按时前往，在这个时间，如果水果遭受损失，仍然要归农民来负担。

　　这样一来，所有种植果树的农民，在一年中辛勤劳苦所得的果实，不但不能糊口，而且还要欠债，结果是一年不如一年。因而经营果树园的农民，有的把果树砍掉改种别的作物，用以避免和“生必会社”以及组合打交道。可是在改业之后，又要受到另一种组合的统制。总之，在伪政权下，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无法脱离经济上的掠夺和压迫，因为那面经济掠夺的大网，已成为一面无所不罩的吸血罗网了！

　　（3）关于农产物的掠夺

　　伪满政府对于农产物的统制，是极其残酷并且是逐步加强的。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对于农民生产出来的粮谷，是由“粮栈”“大兴公司”（是伪兴业银行的附属营业）和日寇“国际运输会社”，组成一个粮谷“共同贩卖”网，主要是在黑龙江、吉林的粮谷交易市场上，以廉价收购农民的大部分农产物，去做出口贸易，而把一部分运到城市，以高价出售给居民。就是他们以廉价收买而以贵价出售，把农民一年间的血汗劳动果实攫为己有，这个“共同贩卖”等到伪满政府成立了“农事合作社”之后，才取消。到一九三八年，因为日寇国内实行了“物资动员计划”，要求伪满政府担当供应日寇国内粮食的任务，就由伪兴农部制定出由我裁可公布的所谓“粮谷统制法”，同时，成立了所谓“粮谷会社”。这个会社主要是严格地统制食粮和杂谷。不久以后，又公布了“特产物专管法”，同时成立了“特产物专管会社”。这个会社，主要是严格地统制“大豆三品”（即大豆、豆饼、豆油）以及其他油料作物。到一九四〇年，又由我裁可公布了“兴农合作社法”，在伪满各地成立了“兴农合作社”。把原来的“农事合作社”也都改为“兴农合作社”了。

　　以上这些组织，对于东北各地农村的粮谷实行了全面的统制。在一九三九年，伪满政府计划征收粮谷的数量为五百万吨，由于征购的价格过低，只征收到约三百万吨，未能达到预期的掠夺数量。到一九四〇年，就加紧了粮谷的统制，由伪满政府命令各省调查农产物的产量，并按照日寇的“物动计划”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处，做出所谓“出荷量”（即征收数量），向农民强制征收。同年计划的征收量为六百万吨，当即命令各省分摊这六百万吨粮谷征收量。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也就进入了“战时体制”，更要求伪满政府加强食粮和工业原料的统制。这时，伪满政府制定公布了“农产公社法”，根据这个法令把“粮谷会社”“特产物专管会社”“面粉管理会社”合并为“农产公社”，加入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作为统制全东北农产物的一个特殊组织。这个“农产公社”，不仅是收购农产物的一个垄断组织，而且是农产物输出的一个垄断组织。

　　由于这种粮谷征收数量的分摊，在现地征收中，就出现了一个极不均衡的状态。对于官僚、豪绅、地主阶级，不但未使他们感到什么困难，而且还因此得到了所谓“出荷奖励”的棉布和生活必需品等的配给。而在大多数贫雇农中，不仅食粮都被征收出去，而且有的为“出荷”出卖了土地，或欠了债，遭受到毁家破产、妻离子散的灾祸。

　　这种粮谷统制政策，是年年加紧的。所谓“出荷量”的年年增加，就是这种罪恶政策的实际表现。到一九四四年就达到了七百多万吨。这些征收来的粮谷除了每年必须供给日寇关东军七十万吨，每年约把征收量的半数运往日寇国内。这就使东北人民食粮感到缺乏，供不应求。因此，在伪满政府公布禁止粮谷运出县境和个人携带不准超过三斤的命令下，人民为了要活下去，就出现了私运、私买、私卖的现象，结果是成为“经济犯”，被逼得家破人亡。根据伪警务总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九三九年，所谓违反经济统制的案件即有九千四百余件，人数达一万人。到一九四〇年，这种案件更增加到二万五千余件，人数增加到三万人以上。这还是“农产公社”“产业统制法”未公布前的数字。以后，由于“农产公社”“产业统制法”的公布，案件的增加更是直线上升，人民的生活就越发陷入于悲惨的深渊里面了！

　　（4）关于“配给制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伪满政府为了供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物资，在一九四二年，又开始实行了所谓“第二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更进一步掠夺东北的物资财富，来扩大它的军事生产。同时，为了加强经济统制，由伪经济部制定出所谓“产业统制法”，由我裁可公布了。根据这个掠夺性的法令把一九三七年公布实施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中所统制的二十一种产业，扩大到八十一种，几乎将所有的生产和消费全部投用在统制的范围以内。这时，在各城市里和农村中，关于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普遍是极度缺乏。于是，伪政府又加紧了物资的配给制度。在开始实行配给制的时候，对于粮食的配给数量，规定成年人每人每月为二十公斤，未成年人酌减。实际在各城市都未按照这个数量实行。到一九四二年以后，配给的数量年年缩减。例如，长春市的配给数量，在伪满当时，尚是比较最多的地方，每人每月只能领到粮食十九公斤，最后缩减到十四公斤。沈阳市在一开始就规定为十七公斤，最后缩减到十一公斤。

　　不仅配给量不断地缩减，而且都是粗粮，由粗粮变为橡子面。可是日本人的配给数量则是始终不变，有时还增加品种和数量，并且都是细粮。

　　（5）关于金融财政的统制

　　从一九三七年起，伪满政府为了供应日寇军需物资，实行了“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对于各大会社投入了巨额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是由伪满岁出预算开支的，因而在同年，伪政府的年度预算就有了很大的增加。例如，在一九三六年伪政府的预算仅为伪币二亿七千万元，到一九三七年就增到六亿余元，约增加了一倍以上。伪政府的岁入预算来源，主要是依靠横征暴敛和滥发伪纸币。在一九三七年，由伪经济部修改了“征税法”，由我裁可公布实行后，即进行了增加捐税的暴举，在旧有的“征税法”中，增添了许多新的税目和提高了税率。例如，新添了印花税和营业税等税目，提高烟酒税等税率，并提高食盐的专卖价格，同时还扩大加强了专卖制度。

　　就是这样，预算仍不敷开支，每年不断发生赤字。为了填补这些预算赤字，在一九三七年，由伪中央银行滥发了约五亿元以上的伪纸币。从此以后，伪政府的预算年年增加，税收也年年加征，伪中央银行发行的伪纸币也是年年增加。仅从伪中央银行发行的伪币额数来看，到一九四一年，就达到伪币十六亿元以上，到一九四三年伪币发行到三十五亿元，到一九四四年伪币发行到六十亿元以上。随着增加捐税而来的，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生活日益陷入穷困。尤其是滥发伪纸币，致造成通货膨胀，更引起物价不断上涨，使穷苦的劳动人民生活愈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