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当汪精卫来看我的时候，吉冈安直自然是不肯放松他那旁坐监视之责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谈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出于汉奸同行相互间的惯用术语——溜须捧盛的滥调之外。例如彼此都在无耻强调着“我们应该一致协力于日本的圣战，好来完满达成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历史使命”之类的汉奸习用套语。

　　当汪正式访问了我之后，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内回访过他一次。而后还为他开了一个宴会。就连在那次的宴会席上，在这两个汉奸头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异梦的干杯。当我们各自举起酒杯时，当然也是要异口同音地“庆祝”一下所谓“日满华合作万岁”的了。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残余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样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来，同时还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汉奸都是怎样地异途同归于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来。特别是那种丧失民族起码应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码应有的气节，拼命去谄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丑态，真是已经都到了异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这种不谋而合的丑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卖国奴心情，这种使人作呕的卑鄙龌龊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岂但是无以自解，简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八、第二次访日的内幕

　　关于这次赴日迎接伪“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阴谋的远因来说。当那个曾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致被调回日本闭门待罪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他临离伪满以前到我处来辞行时，尚还没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阴谋毒计而含蓄颇深地对我说：

　　“现在日满在这样一体不可分的关系上，更应该在宗教信仰方面，也能取得一致才对。”

　　在当时我听了这番话，并未能悟到其中的含义，只不过是姑妄听之而已，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后来，当梅津美治郎继植田之后做上了关东军司令官，命吉冈安直告诉我说，应该亲往日本去迎接伪“天照大神”时，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于是我就思前想后地把一些远因近因，都慢慢地想起来了。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有一天吉冈安直在我的住宅内看见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这乃是外国的宗教！现在日满既有这样的关系，在将来应当共同地信仰一个神，共同信仰一个宗教才是正理！”

　　我还听说，关于关东军主张伪满应该祭祀伪“天照大神”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到一九四〇年才突然出现的偶然的事情，而是酝酿已久并曾经过相当曲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我听说那就是素以“中国通”自命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此表示不赞成，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还为这件事亲自到日本向各方面做了疏通。但是我在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本庄繁的不赞成，并不是本庄繁在替谁着想，更不是他真正从心里不赞成这个借宗教来谋同化的恶辣阴谋。只不过是对于进行侵略的具体方法手段，有着不同的想法罢了。因为这种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个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庄繁，又怎样独抱反对之见？结果还不是终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把伪“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内，来用作从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关于以上所述各项实例，可见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吉冈，吉冈的传达给我，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一阴谋，是早在日本军部内部酝酿和蓄谋已久的事，只是在这时到了瓜熟蒂落的时期而已。

　　对于日寇唯命是听，对于丧权卖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不但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何人皆难忍受的罪恶要求，并且还对于吉冈所吩咐的，既须表示出我是自动赴日本去见裕仁，更须在见到裕仁时，向他明白说出：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衷心自愿，甘愿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伪满洲国来做隆重的祭祀。

　　于是，我就在这种牵线之下，发表了第二次访日的消息，坐上了日本特意派遣来的军舰，抱着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东京，见到那明明知道而故意装聋作哑的裕仁。至于他怎样到车站来接，怎样到我寓所来访问，我怎样去回拜，他们怎样接待我，我怎样回请他们，以及怎样去见裕仁的母亲并旅行中的生活等，都和过去的第一次访日如刻板文章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价值，一概从略，不过我这里特别指出的，就是在我这次访问之中，他们并没有给我定出游览的计划来。因为我这次的访日，是负有“庄严肃穆”任务而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是为“迎神”而来，所以只能是神气十足地求神而来抱神而去。因此，我当然是只有目不斜视、规规矩矩地来完成这“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当我在日本皇宫正式会见裕仁时，我就按照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教导好了我的话，一字无讹地对裕仁讲了一遍。这位明知故问的裕仁，真亏得他还能假惺惺地对我大打其官话说：

　　“既然陛下愿意这样做，我只好从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愿”，创意的人，反成了“不得已而从命”，请问人类社会上，还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国主义，没人会做出这样的丑事，除了地道汉奸，也没人会干出这样卑鄙可耻的事。这种场面，这种把戏，真可以说不是局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讲完了这篇口是心非的话之后，便站了起来，向着早就准备得妥妥当当，专等着我去接受的他祖先的“模制品”对我做了介绍。

　　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个长方匣和所谓“三种神器”（即所谓象征“天照大神”的宝剑、勾玉和镜）一一对我做了说明。

　　这些不伦不类的模造家什，就是后来曾在伪满振过一时**威的所谓“天照大神”的本来面目。

　　这次的“迎神”，也并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带去了一份礼物呢，内容是伪政权从东北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各种东北土产品，如各种矿产，水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各种标本，古玩和瓷器等。

　　我这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赴日本的，在东京住了八九天，归途中，在京都的大宫御所又住了几天，六月回到东北。

　　于是就在“神体”的相伴下，仍搭乘日本的军舰，回到了东北。

　　这次我访日的心情，则是和第一次的访日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上次，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受到人家以“国宾”相待的滋味，所以对于裕仁以下的招待，心里感到很满意。至于这次的访问，则是在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特别味道。首先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招数，久已饱尝，尤其是把裕仁的祖先接到自己的家里去祭祀，并且还得强忍着满腹的闷气，口口声声说是“甘心情愿”，特别是在封建的敬先崇祖观点极深的我，更是觉得认人家祖宗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个大侮辱，同时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最大的耻辱。但是谁叫我畏日如虎呢？谁叫我这样怯懦怕死呢？既是在人家的凶焰之下，低首蜷伏下来，既是无条件地情愿忍受人家的任意摆弄，结果是，除了敢怒而不敢言，还有什么本事可使？

　　现在我想把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本着学习的态度加以分析。

　　这种心情之所以整个支配了我，可以说是又一次暴露了我那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还可以充分说明，我的那种自私自利思想，是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首先，我对于日寇的侵占了我东北多少年，对于它的屠杀、镇压和奴役我东北人民，对于它**着我祖国大部分的神圣领土……都曾漠然无动于衷，并且还为虎作伥地帮助敌人，忠实地执行着它的血腥侵略政策，尽心竭力地助长着它的侵略凶焰，使我全东北人民，都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奴隶，长年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悲惨生活。我并没有因此而激发出一丝一毫的人类应有的良心来，而单单一碰到自己，一碰到封建统治者所独具的痛痒之处，才开始感觉到是一种侮辱，这能说是出于自己的良心的正义感吗？

　　其次，是这次更恬不知耻地把敌人的祖先迎接回来，作为“建国元神”加以崇敬，不但是自己把它当作“祖宗”般地来祭拜它，并且把它的压力，强加在我全东北人民的头上，强迫广大人民去崇拜它，信仰它，并以伪法律为后盾，定出了“渎神以大不敬论罪”的条款，以致更把东北进一步推入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化、奴役的黑暗深谷中去，而给自己的民族史上添上了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之一页。但我对于这样严重的事情，并未从民族荣辱民族利益着想，仅仅认为迎取别人的祖先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是给自己祖先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同时也是自己个人的极大耻辱而已。从这里也可以充分暴露我真是随时随地仅仅是以自己一家一姓，甚至是一身的荣辱为荣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顾自己，不顾民族、祖国与广大人民的全体利害，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独有的本来面目。相反地，如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这样硬逼我迎祭“天照大神”而尊敬我的祖先，更让我能在伪满去做专制独裁的君主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干涉的话，我还不是将会欢欣鼓舞地衷心对日寇去表示欢迎和感激？先不用说别的，就以我第一次访日为例，不就是曾经对于日寇的所谓“殷勤款待”表示过由衷感谢的么，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

　　若问反动阶级本质所由来，我可以更具体地来做概要的说明：它的所由来，就是已在前面所说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两下互相严密的结合。

　　我在当时，正是在这种阶级烙印之下，受着反动思想绝对支配的。但是我既是自幼即被灌入了十足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为什么却这样驯顺地、无条件地听任日寇的摆弄，而把它的祖先唾面自干地恭恭敬敬迎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呢？为什么不设法加以拒绝呢？因为在当时既是一个习与性成的十足封建统治者，既是认为这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种奇耻大辱，难道不会拿出三国时代对刘谌哭祖庙的浑劲来，做一个彻底的爱新觉罗氏的孝子贤孙？因为这在我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极深的人来说，按常理说，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是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所具有绝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同时来作祟的结果。固然是就我当时的思想意识来说，“敬先崇祖”的思想，是在我的头脑中占有绝大的支配力量，然而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利己主义，在“敬祖”和“顾身”的比重上，就会在紧要关头，因为贪生怕死的观念起了异样的增大作用，就在自我衡量之下，把个人一身的安危，给无条件地放在首要地位了。这就是说，正是以“个人至上”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极端自私自利观点立场的缘故，才会在真正碰到自己个人的利害关头的时候，就连平日无条件所绝对尊奉的祖先——根深蒂固的“敬先崇祖”宗法观念，也会为了自己个人而把它抛弃不顾的。例如汉刘邦在项羽以他父亲为要挟时，便会说出“如果一定要杀老头子的话，请把他的肉羹分给我一杯尝尝”！又如他在追兵紧紧赶来的时候，也曾把他的儿女推下车去，而自己一人逃了出去。像是这种绝对自私不顾一切的作风，不也就是封建统治者们，所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吗？

　　以上是我第二次访日的内幕和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

　　九、奴化侵略政策与“天照大神”

　　我把伪“天照大神”带回了东北以后，便在我所住的伪宫左侧建立了一个伪神庙，名之为“建国神庙”以及它的“摄庙”（即副庙之意）——伪“建国忠灵庙”。

　　伪“建国神庙”的罪恶作用是，不但要以宗教的毒素，来麻痹当时的人心，并且是想用“认祖宗”的异想天开的思想侵略手段，达到同化的卑鄙野心。至于伪“建国忠灵庙”的作用，则是妄想套用日本的“靖国神社”老法子，来**给它当炮灰的人，借以达到它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目的。

　　日寇为了要达成它的上述不可告人的阴谋企图，不独把这个伪庙，当作同化我东北人民的有力工具，同时还把它的范围扩大起来，由我带头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域。还规定出大、中、小祭的日期和仪式，每逢初一和十五，我都须前往祭拜。日寇的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满的高级官吏，也同样来做祭拜。各伪机关以及学校都须各自建立一个“神庙”，除了大、中、小祭皆须照章施行，还规定不但是须向它下马下车，并且每在它面前经过时，不论是谁，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礼才行。同时还颁布了伪“国本奠定诏书”，以及对伪庙“不敬”的刑律，抬出“大不敬”的三个字，来作为吓人的有力武器。更诌出了所谓“唯神之道”，作为汉奸政权对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进行奴化教育的攻心手段。从此不论是伪满的机关或是学校，便都被笼罩在这种伪神的乌烟瘴气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但是曾在伪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面，一贯大力奉行了日寇的种种侵略政策，就是在思想意识上，宗教信仰上，也是无条件地推行了日寇阴险毒辣的“攻心”“同化”政策，企图用这种无形的麻醉性的东西来麻痹、欺骗我祖国广大的东北人民。因为这种宗教上的侵略，犹如以鸦片来毒害人一样，特别是对于天真无垢的儿童青年来说，更是不可饶恕的一件重大罪行。像是这样的可耻罪恶真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玷污了民族尊严。

　　例如，曾有一个伪军官的儿子，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后，便极力向其父母说要赴某处去参加“勤劳奉公”的义务劳动。他的父母不让他去，他还声泪俱下地非要去参加不可，并说这是为了支援“圣战”。请想一想，像是这样深深受到奴化教育的当时儿童和青年，在伪满的强制灌输毒素的教育下，可能不是少数个别人，曾在这种“恶疫”中，受到了种种慢性的毒害，这能不使我这个曾经以身作则的带头人，不仅觉得惭悚莫名和羞愧无地，而且实在是百死不足蔽其辜？

　　还有，在当时乌云邪气正笼罩着我国东北的祖国神圣领土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实际例子：

　　在当时凡是在伪“神庙”供职，或是与祭的伪官吏，按照“规定”都得穿戴一种特定的所谓“祭服”。帽子是和京剧中的“审头刺汤”里汤勤所戴的圆翅乌纱帽一个样，衣服也是和京剧中的腰横玉带的文官袍差不多。并且还用红黄等袍色来区别伪官职位的高低。听说有一伪官吏某，就曾被选为伪“祭祀官”，当然每逢“祭祀”之日，他就得穿扮如仪前往与祭。有一天他的妻子女友某某，向其妻子打趣说：

　　你看你的那口子，穿戴上那套衣装，简直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她听完了这番话，深以为耻，回家便向某伪官吏说：“在什么地方还赚不了钱，何必还穿上那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衣服，活像戏里头的柳录景，现这份活眼！”于是便说服了这个伪官吏，叫他辞了职。于是他们夫妻二人便手携着手离开了伪满的这块沦陷区域，到关内另谋生计去了。

　　当然这个伪官吏是不值得赞扬的。他妻子劝他辞职的动机，也不见得怎样十分纯正。因为他辞去那个可耻的伪职，只是由于他妻子的说服的力量，只是由于一种外来的刺激，他才离开了这肮脏的敌伪巢穴，并不是由于自动的爱国心和什么真正的民族气节，而且是已经当上了几年的伪官吏，并且还被“拔擢”为参与伪祭的伪“神官”，根本就谈不到对他可以加以原谅的地方。

　　至于他的妻子，也并不是由于什么真正热爱祖国的民族良心，只不过由于女朋友一番嘲弄话的刺激，才发出了潜在的知耻之念。就是在这廉耻尚存的一点上，才下定了脱离匪窝的决心，说服了她的丈夫，一同另寻生路去了。至于他们进入关内之后，是否走上了真正人民所应走的道路，则是无法知晓的事情，也用不着再去替他们再做无谓的推测，不过是，她和他确是由于知耻而脱掉伪满汉奸的皮，则是一个可取的地方。

　　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拿他们来和我们这批曾对日寇始终不变而帮凶到底的汉奸来做比较，那么，我却没有任何资格来批评，不，连评论人家夫妻二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个曾经做过伪官吏的人，毕竟是由于自己妻子的启发，把已经僵硬了的人类良心，自动地复苏过来，自动地辞去了罪恶的伪职，自动地脱弃了所谓“神官”的伪祭服，自动地脱离了敌伪魔爪，而重又回到自己的关内故乡去。像是这种放下屠刀的勇气和这种知耻立改的决心，像我这样的祖国大罪人，又怎样不对之自惭形秽呢？

　　十、伪满建国十周年和“亲邦”的名词的出现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正是伪满的这个汉奸伪政权，不顾全世界人民的怒骂和讪笑，达到了罪恶统治十周年的一个年份。在这十年的岁月当中，由于这个伪组织的成立和成长，由于它的始终不渝地长期替日寇侵略政策忠实服务，我东北广大人民，饱受了多少不堪忍受的飞灾奇祸！使他们家败人亡妻离子散的都是谁？使他们终年吃不饱，穿不暖，背井离乡，走投无路，不是冻死道路，就是饿死沟壑的又是谁？使他们在敌伪的双重残酷统治下，在伪法律密如蛛网，伪监狱星罗棋布的血腥镇压下，在敌伪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和严刑滥罚下，在敌伪官吏地主恶霸的紧密勾结、流氓特务的肆行无忌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下，在敌伪狼狈为奸的征丁抓夫奴役酷使的恐怖下，在“三光政策”“集家并屯”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险狠毒辣政策下，在鸦片政策的亡国灭种罪恶阴谋下，十年如一日地都在过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水深火热的地狱般生活的又是谁？使他们的好父母、好兄弟、姊妹和儿女——抗日的同胞，救国的英雄们，日日夜夜在敌伪的铁蹄包围网中爬冰卧雪、吃草根、嚼树皮、披麻袋、系草叶，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受尽了千辛万苦，冒尽了千危万险，有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又受尽了拷打非刑的又是谁呢……像是这种无可补赎的血腥罪恶真是已经做到罄竹难书的地步，岂但是死有余辜而已，简直是百身莫赎啊！

　　而这帮以我为首的大大小小汉奸，则是在这充满罪恶的十年悠久岁月中，专门靠着给民族敌人去吹痰舐痔帮凶捧臭脚来达到卖国求荣的卑鄙向上爬的目的，专门靠着喝自己同胞的鲜血，吃自己同胞的肉，榨自己同胞的脂膏，来养肥自己的。

　　正当全东北人民大量流血、人人流泪的时候，正当祖国的大好山河，相继被日寇铁蹄**的时候，而这个狗彘不食的汉奸伪政权，却又在它的主子——日寇的指使下，毫无人性地兴高采烈大办其所谓“建国十周年”庆祝“盛典”。这不但是替日寇的侵略政策大庆其“功”，而做了麻痹人欺骗人的罪恶宣传，而且也给日寇侵略军增添了不少无后顾之忧的安全错觉，因而也鼓舞了它对我祖国人民进行疯狂屠杀、掠夺、焚烧、**和统治的力量。同时也给一向蒙在鼓里的一些被欺骗了的人，又打了一次麻痹爱国良心的麻醉药针。

　　于是，就在当时的全东北沦陷区内，在敌伪强制下的城市乡镇，处处悬灯结彩，村巷里闾，处处开会“庆祝”，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是处处摇旗呐喊，报纸、杂志、广播、音乐、歌曲、图画、照片等，则是处处大吹大擂地做着昧心的欺骗宣传。在这种一片漆黑的歪风邪气中，大大夸耀了日寇侵略军事基地的力量，作为当了十年汉奸的卖国纪念。更在那个时候，我还按照日寇的意图锦上添花地带头呼它为“亲邦”，来表示我对于主子的无限忠诚。关于“亲邦”这一名词的由来，经过情形如下。

　　在那所谓“建国十周年”的前夕，当时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了要使伪满正式称呼日本为“亲邦”，便指使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召各部伪大臣到其办公室，由武部六藏把伪满必须称日本为“亲邦”的理由，加以说明；而另一方面，则由吉冈安直更向我来阐释应该呼日本为“亲邦”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理由是：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父亲一样才对。并做结论说：这就是“满洲国”对于日本须和对其他国家不同的缘故。也就是说称“亲邦”是为了要区别于称盟邦或友邦的缘故。

　　这还不算，还颁发了一个“建国十周年诏书”，在该伪诏书中，更是恬不知耻地写出了“明明之鉴如亲，睦睦之爱如子……”之类的奴才话。

　　但是还嫌奴才相做得不够，伪总务厅还指使伪国务院利用了我的手，写出了给裕仁的所谓“亲书”，表示了汉奸伪政权对于日寇十年以来的扶助和豢养的掬诚致谢。还要派遣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为伪“谢恩大使”到日本去做肉麻死人、憎恨死人的可耻谄媚行为。

　　我不但是甘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尽情玩弄下，扮上了始作俑者的可耻角色，愣把敌伪狼狈为奸的盗伙关系，更进一步地上升为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在弦外余音中，也把伪神的所谓“府佑”，无限界地抬高起来。像是这种异想天开的怪事与丑态，这种自欺欺人的浑到家的卑鄙可耻行径，日寇居然会想得出，说得出；而我呢，也就居然恬然地喊得出和做得出！像是这种事情再不算是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的话，那么，在世上还有什么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之可言？

　　十一、“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

　　派“谢恩大使”已经是够瞧又够瞧的丑恶罪行，可是还有比这个更丑恶、更卑鄙可耻的罪行哩！

　　那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日本法西斯强盗垮台前夕，以我为首的这些不知死的鬼——对日寇尽忠到底的汉奸，还嫌自己的恶事做得尚未尽兴，还有追加补充的必要，还有继长增高的余地，所以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奄奄一息时，还要卖弄卖弄祸国殃民的余力，除了更做一次对饥疲不堪的广大东北人民的倾囊倒箧搜索，在颗粒不留的所谓“粮谷出荷”并“报恩出荷”的名目下把人民赖以活着的大批粮食劫掠一空，陆续送到民族公敌日寇之手，供它对自己祖国同胞和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更多地进行疯狂屠杀劫掠，还在敌伪已到了双双山穷水尽的最后一瞬间，更从早就陷到冻饿死边缘上的东北人民手中，挤出了无可再挤的一滴膏血——食盐七千担，大米三十万吨，而且在美国飞机大轰大炸下，还派专人冒着生命危险送往日本。

　　光是无声无臭地用船送去，还嫌罪恶的影响不大，于是更在敌伪合谋，由我派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扛上所谓“慰问大使”的头衔，堂而皇之地偕同一批由伪机关混合编成的伪官吏，带了这份最后一次的“孝敬”，冒空中袭击的直接危险，战战兢兢地坐上了主人特派来迎的飞机，抱着忠仆殉主的“悲壮心情”，去做那送终式的慰问去了。

　　这当然是一出使人不能不作呕的丑剧了。但是，即使在这出招人恶心的舞台内幕中，也是仍然有着只有局中人才能得知的敌伪双方互相钩心斗角的复杂微妙心情。那就是，在预定要选派适任的殉主义仆之先，日寇关东军方面，本来是曾看中了我，于是大狗腿子吉冈安直便到我这里来，对我先讲了一篇说服动员的大道理，最后才书归正传地说出了我应该到日本去亲见裕仁，面致“慰问”的意图。我固然在那十几年的傀儡罪恶生活中，对于日寇的吩咐指示，一贯是唯唯诺诺忠顺不违的，不过是，到了这位主人已将面临毁家的阶段，我这个多年的忠仆也就不能不把“爱自己身子甚于爱主人”的封建统治阶级本质拿了出来，本着“廿四孝”的曾参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逻辑，想一个金蝉脱壳的好借口了。

　　于是我就在心中暗暗盘算了。

　　日本之命，固不敢违，但自己之命，尤其要紧。现在日本东京是日日夜夜饱受着轰炸，不但我到了东京之后，立时就会有身遭池鱼之殃的可能，就是在赴日空中沿途上，也免不掉会随时受到美机的“洗礼”，我可犯不上去冒这种毫无代价可言的生命危险。

　　大主意虽然已经拿定，但不敢丝毫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于是就在竭虑苦思之下，情急智生地想出一篇比较冠冕堂皇的脱身妙论来。于是我就对吉冈说：“当然我是应当并且衷心愿意到东京向天皇面致慰问之忱的。不过是，在现在这样时局情势之下，这个‘北方镇护’的重任，更是重要异常，我又怎敢轻易离开这满洲国土一步呢？”

　　我想吉冈对于我当时的这种推托的心情，当然不会是个盲目者，然而他却在“容把尊意转达于关东军”的结论下，和关东军部做研究去了。

　　至于他们对于此事，都曾做了怎样的研讨，我当然是不会，而且不可能知道。不过是，一直经过了许多日子，并未向我做任何回答，足见他们对此事的计议，并不是怎样简单，而是曾经大费脑汁无疑的了。

　　后来有一天，吉冈又来对我讲，说是关东军当局认为我不必亲自赴日“慰问”，并说可以派张景惠去做“慰问大使”。

　　我听了这番话，真不亚如得到了“九天纶音赦旨”一样，又仿佛是喝到了“延命仙丹”一般，登时觉得遍体轻松已极。于是就想：反正是自己不去冒险就行。至于派谁去做替死鬼，和由于这次的访问，会发生怎样的罪恶后果，等等，则全是与我无关的事情了。

　　真是在那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明抢暗夺、疯狂镇压、拼命挣扎，我东北的绝大多数善良人民，都正在怎样悲惨的环境中呻吟着？他们不都是身披麻袋，有的甚至赤身露体，连麻袋也遮不上身，全家男女老少都裸卧在稻草之中，忍受着零下几十度的东北酷寒？吃的东西也不是人类所能下咽的橡子面，甚至有的把草根树皮也都掘尽剥光。更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刺刀皮鞭之下，或是在折磨摧残暗无天日的监狱之中，徘徊于不是冻饿而死，就是刑狱而亡，要不然，就是在受尽苦役之后而丧失生命的种种绝路之上的吗？可是我们这帮丧尽天良的汉奸走狗，还从这样朝不保夕的广大人民手中忍心灭性地抢去他们的最后一粒米，或是他们赖以苟延残喘的最后救命物资，来作为甘心帮凶到底，最后还向敌人献媚的邀宠工具。这真是汉奸对其主子的卑鄙无耻和对自国同胞的残忍毒辣，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至于在日寇这一方面，它们是不是因为要尊重我的意见，而免除了我这次“亲行”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汉奸既是有汉奸自己的个人打算，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打算，据我所听说的他们的打算是：

　　如果让我亲赴东京走一趟，固然是要比张景惠的罪恶影响大得多，可是我一去，势必得使裕仁由防空洞里爬出来亲自迎接我和招待我。在那美国飞机不分昼夜轮流大炸特炸的日本东京，又怎能让那“既人而神”的天字第一号大战犯裕仁，亲冒那种无情炸弹的危险呢？反正是能把汉奸亲自送上门来的贼赃接到手，能用这个义仆殉主的“美谈”作为宣传的资料，能利用这件事作为鼓舞沮丧士气的强心剂，也就于愿已足。就是因为打了这样的算盘，所以才在尊重我意志的骗人伪装下，允许张景惠替换了我。

　　固然在这出扮演“义仆”的丑角中，免了我的出台现丑，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对主人的不忠不义。因为所谓的“忠义”和“不忠义”，只是在外形表现上的一种差别。如果本着诛心之论来做分析审定，那么，我的不去，并不等于我比张景惠少犯了一件罪恶，而张的亲往“慰问”，同样也并不比我多增加了一桩罪案。因为这群汉奸既同属于一丘之貉，这帮人的整个活动，自然也就是从同一来源而来。何况张的赴日，又是在奉我命令而去的情况下，当上了“慰问大使”的。所以我认为既是由于“一莲托生”的整体而犯下的罪恶，就如同右手持刀杀了人，不能认为和左手无关一个样，尤其是不能认为右手的持刀杀人，不是由于脑中枢神经的整个支配。归根到底一句话，我的罪责是远远超过了张，绝对不会较张为小的。

　　从这里，不唯可以清楚看出，日寇的最后拼命挣扎，已经是到了怎样的程度。同时还可以由此看出，汉奸的奴才本相和蓄意卖国到底的行为，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还可以从这里看出以个人私利为基础的主与仆之间的所谓结合关系，究竟是个怎样的东西了。

　　并且也可以从这个“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两个场面中，看出敌伪的一天天走向穷途末日的情形来。

　　十二、“献纳”金属的带头人

　　当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势力面临崩溃的前夕，它是越发做出了疯狂挣扎不择手段的行为来的。到了这样的时候，它就越发要把整个兽性暴露无遗。这就如同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见到一根草茎也要用手去抓一样。真可以说是这时的日寇，已经是由表面行劫，变成公然大抢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这帮万恶的卖国求荣的汉奸，也因为坍台在即而感到了走投无路，因此，便也配合着主子的招数已乱的抢法，跟随着主人的踉跄脚步，倒行逆施地做出了公然死不要脸的忠实帮凶行为。不论是日寇抑或这帮汉奸走狗，到了这个时候，不但是把在一起初所戴的自欺欺人假面具摘了下来，随着下坡路的倾斜面加剧，而把起码装人的伪装，也一并撕毁。这时已经是把丧心病狂的程度发展到不择手段的末期阶段。

　　拿一九四四年以后的敌伪末期的狰狞面目来看，就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而有余。

　　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前后，也就是说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各个战场上，有的遭到覆灭，有的被大陆土地吸干，有了变成了绝岛上的困兽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无恶不作的大特务吉冈，又溜到我这里来，一本正经并且是拐弯抹角地替我出主意道：

　　“现在正是‘东亚大圣战’的最紧要关头，日本皇帝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在辽阔的前线上，做了奋不顾身的正义战争，当然在这种条件下，自必须要求后方有充分及时的大量物资供应才行。”于是就在他自以为漂亮异常的口头禅式前提下，谈到了金、银、铜、铁等金属对于军需的重要性。然后更“彬彬有礼”地拿出开门见山的结论来，如“陛下如果能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的鬼话等，作为代替对我下命令的“启发”和“动员”。

　　而我这毫无一根硬骨头的大汉奸，便立即奉命唯谨地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和门窗上面的各种铜环、各式金属挂钩以及一些装饰品之类，拿出作为支援“亲邦圣战”的掬诚贡献。这还不算，第二次又自动拿出了许多白金、钻石等首饰和银器等交与吉冈，转递关东军，作为我对侵略战争的支援。

　　后来我又听到吉冈说关东军司令部把地毯也都捐献出来之类的话，我为了逢迎日寇的意旨，便又自动地把伪宫中所有的地毯，不论是存储备用的，或是正当铺在地板上的，全部拿了出来交与吉冈。

　　另外，我还自动地——也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把我的数百件衣服，也都一并交与吉冈，托他转送于当时的司令官山田乙三。

　　当然，我的这一“带头示范”行为，再加上当时报纸等的大力宣传以及揄扬，便替日寇在我东北的劫掠物资，敞开了可以肆无忌惮的方便之门。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大规模公然搜刮抢劫，便成为有口可借和正正堂堂的公开罪恶活动了。

　　听说在当时，竟致有些小学校的教员，在汉奸政府的威逼之下，公然在课堂之上，硬逼在学的儿童限期从各自家中拿一些金属之类的东西，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因此就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既爱伪国又大力支援敌人的广大范围罪恶活动。有的儿童因为家中的一切金属早被劫掠一空，致无物可“献”；有的则因家中父兄不愿拿出致不得已而偷窃家中什物来做“捐献”；也有的实在无法完成教师所分配的“任务”，因而遭到由教师领头的全堂“鸣鼓而攻”；甚或还有的竟至受到教师的不法体罚……像是这种暗无天日的邪风毒气，对于当时全东北人民所给予的灾难痛苦，特别是对那些遭尽沦陷之苦的天真无垢可怜儿童所给予的毒熏恶染，简直是使我无法，而且也不忍再说下去。足见汉奸的卖国“示范”工作，曾是起了怎样严重的罪恶作用。

　　还有那个应运而生的伪“金属回收法”，也同样是以我的名义颁布出去的。日寇关东军之所以要叫我做那“捐献”金属的带头人，就是为要对于这一祸国殃民的伪法令的大力推行，寻找一个所谓说得出的借口。这就是要在我的带头之下，来强迫我全东北人民，让他们把所有属于金属之类的东西，都尽数拿出交到日本侵略者之手。俾使这帮法西斯强盗，可以在“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狠毒政策之外，还能更进一步达到利用中国人的金属物资来屠杀中国人的罪恶企图。

　　我认为光就我的第一次的所谓“捐献”来说，如果是想来自做解脱，还可以勉强用后退一百步的自己原谅自己的方法，把它说成是由于吉冈安直奉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逼我拿出来的，作为自解。同时还可以归咎于自己平素的胆小如鼠，致不敢违忤关东军的意旨来做自我掩护。可是在这以后，所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捐献”，并且是由于自动而做的不逼而献的媚敌祸国行为，这能拿什么来做自辩呢？真是百喙难解啊！

　　还有关于那次的“捐献”贵重装饰品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自解“我所拿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窃据我手中民脂民膏里面的最精华部分，只是一些我所认为不太贵重的东西啊”。但是这也不能作为自解的真正理由。因为，谁都知道，钓鱼用的钓饵，根本不会用高贵的燕窝、银耳之类的去诱鱼的。我所拿出用作钓取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欢心的金钢钻等，当然也不会用我手中上好的东西。但这又怎能用来标榜自己对于日寇的不忠实？同时我还认为，也用不着对于自己当时的卑鄙心情，来做浪费笔墨的详细分析，因为谁也能够察觉得出，我之所以不肯把上好的精品拿出充作“捐献”，绝对不是我不肯尽忠到底，只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就是自私之上还要更自私。总的说来，如是而已。

　　也许从某方面来着眼，对于敌人的自私，要比对于敌人的无条件忠诚强得多些。不过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媚敌”“利敌”和“自私”的两个并行而不悖的反动本质中，来分析这一问题中的复杂关系。有人说：“谄媚永远是自私的孪生兄弟。”我认为这一铁锤，确是击中了我的要害。

　　十三、伪时局诏书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在东太平洋沿岸点起了侵略魔火的时候，那个吉冈安直又来见我，说裕仁现已发出诏书宣布对美英宣战。跟着就把伪满支援日寇侵略的所谓“时局诏书”草稿给我看，并说当日晚间就须在伪“宫内府”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这篇伪“诏书”的发表。并希望我能在开会时亲自宣读，而且还必须表示一下伪“满洲国”应竭尽全力支援日本“圣战”的决心。

　　而后，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更在形式上把这篇伪诏书的稿子拿来让我“正式”看了一遍，于是这个所谓“御前会议”，就在伪宫中的“勤民楼”开始了。除由我扮演了召开这个会议的主角之外，当然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各伪部大臣，也都“济济锵锵”地出了席。此外，如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同伪副议长桥本虎之助以及各伪参议等，也都在这一会议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于是就由我首先说明原委大意，接着更表示了决心——伪满定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圣战”的决心。然后我就一字一句地把这篇伪诏书像背台词一般照文宣读了一遍，这个会议便算是“开幕如仪，并无事闭幕”。在该伪诏书中最卑鄙无耻的“警句”是：

　　“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另外还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等奴才滥调，充分表现了汉奸走狗甘心从贼至死不悟的顽固卖国意志。

　　这充分说明我丧心病狂，甘心自绝于人民的丑恶本质。只为了要向日寇献媚，好维持自己的头号大汉奸地位，便胆敢把当时我国全东北人民的一切物资财富，一切人民的幸福，甚至把他们全部生命都双手拱献于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支援它残害自己祖国同胞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血腥侵略战争。由此可以断言，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哪一件不是都和我这个汉奸头子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对于这一严重罪责，完全应该由我来负。同时由于这一伪诏书的出现，随后更产生一连串祸害人民的伪法令和罪恶政策。这也是我应负完全罪责的。

　　十四、给“肉弹”饯行

　　什么叫作肉弹？

　　这“肉弹”两个字，当然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通用的语言。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它一贯施行的侵略战争中，为了要使它的炮灰能够高高兴兴地献出他们自己的肉体，向交战对方的坚强堡垒以及坦克大炮等，做舍命的肉搏进攻，所以就费尽苦心地创造出“肉弹”这两个字的血淋淋的名词来，那就是以人肉制成的弹丸的意思。

　　这一名词的诞生，是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侵略政策”开始迈出了第一步的时候，也就是日帝和沙俄在我国的东北神圣领土上，从事狗争食式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自从那些嗜血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创造出这样一个带有**性的欺骗人去做那所谓“殉国英雄”的罪恶名词以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势力完全崩溃为止，总是在它的报纸、书刊杂志和广播等的反动宣传之中，经常拿这“肉弹”两个字，作为鼓动——蛊惑别人替它卖命的有力工具。

　　后来当日寇在进行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因为它在各个战线上逐渐出现了总崩溃的征兆，那帮专靠侵略战争来显身扬名和发家致富的战争贩子，就越发做出了毫无希望可言的疯狂挣扎。单就所谓振奋士气这一方面来说，因为他们也在实际的教训下，逐渐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明治时代所给创造出来的“肉弹”的老名词，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作用不大，**性成分一天天减退下来，于是更搜索枯肠陆续制造出一些能够给当时炮灰继续打气的骗人卖命的新名堂来。例如，对于在侵略战争中，能够在法西斯军官命令指挥下，拼命残酷屠杀被侵略国家人民，能够豁出死命侵占人家国土，因而遭到正义诛殛的法西斯炮灰，则把他们尊为“军神”，甚至还应乎如意算盘的需要，特别替其中某些人设立专祠，借以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来玩弄拜死人给活人看的骗人把戏。又如，为了鼓励侵略军中的浑小子拿肉体去和坦克摔跤，或是鼓励他们用自己的飞机以急降下的方法等和军舰做同归于尽的冲撞，或是鼓励他们拿落伍的旧式歼击机和对方的新式强大轰炸机做“空中碰头会”，等等。于是便又制造出所谓的“体当”——就是舍身撞击之意——之类的新名词来。不言而喻，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地想利用法西斯侵略军士兵不值钱的肉体与生命，去和交战对方价值不赀的军舰、飞机、坦克等进行所费无几的不等价交换的战场买卖。

　　在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土崩瓦解已渐次迫近眼前的时候，在关东军内，当然也无例外地分批培养了许许多多专供廉价“肉弹”之用的候补牺牲者，准备在他们受训结业之后，便把他们运到别人的国土上，去做那代价有限的“体当”之用。

　　有一次，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竟会在智竭力殚之余，忽然妙想天开地想起利用我这个汉奸伪皇帝给那些炮灰打气的新方法来。于是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说：这批预备运往南洋一带去送死的炮灰，在他们临登上死路以前，将要到伪宫来见我。并叮嘱我说：我也应该对他们加以鼓励。

　　当这批被迫从事所谓“体当”的“肉弹”如约来到之后，我也就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哪国人，便装模作样地向他们说出了一篇“替民族敌人鼓舞士气”的无耻鬼话。大意我还记得是：

　　“希望你们要为‘大东亚圣战’贡献出全部力量——包括性命在内——来完满达成所谓‘圣战’的最后胜利。”同时还盲目地赞美了他们的“忠义勇敢”和“不怕牺牲”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尽管我口口声声说出了日本法西斯分子所极端悦耳的所谓“好话”，但是那些受欺骗逼迫即将去打那有死无生牺牲仗的“肉弹”，在他们的每个人脸上，却是完全充满了悲惨凄凉有苦说不出的异样神情。还有的一边在做着立正的姿势，一边在落着有损于“大和魂”（日本“武士精神”）的眼泪。再加上当天的天气，阴沉得像一片用死铅块铸成的灰色丧幕一个样，还猛烈吼叫着好像是无数魔鬼正在齐声悲哨着似的大风，致使那灰黄色的沙尘，弥漫起来塞满了整个的宇宙空间，形成了天昏地暗的光景。同时在伪宫“同德殿”的大门旁，更堆有一堆堆防范空袭的沙袋与土囊，这就越发助长了末日将临的沉重空气。我想，不但是那帮已在“勾魂牌”上被注了册的炮灰，会触景生情地生出一种只有个人才能知道的会心感觉，就连我这身居伪宫，不至有生命之虞的嘴皮上的勇士，以第三者说便宜话的心情，来扮演这出送人死的丑剧时，也暗暗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空气在压迫着我。

　　当我朗诵了那篇既空虚又鬼气逼人的劝人送死文后，还像是和死人做诀别仪式似的一同和他们干了杯，并厚着脸皮丧廉寡耻地和他们一同发声喊了三声“日本天皇陛下万岁”，然后这幕丑剧才算是闭了幕。

　　而这个把专门骗人逼人赴死当作家常便饭的吉冈，这个专门把说昧心话当作唯一拿手的吉冈，大约是怕我看到了“肉弹”的两目流泪而致产生对于皇军勇士的怀疑，便装出一副感慨无量的神气，对我说：

　　“他们是因为听到了‘满洲国皇帝’的亲口鼓励，所以才被感动得流出了日本男子的眼泪的……”

　　真是鬼晓得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遮羞语，就是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他这种目动而言肆的空法螺中，也是蕴蓄有相当的话难出口的空虚悲哀的。

　　真亏他这样口是心非地说得出！

　　而我也居然会对他这样的鬼话，声入心通地点首者再。

　　像我这样忠实替敌人服务——给敌人的炮灰注射强心剂的利敌行为，并不只这一次，前后一共恬不知耻地同样做了两三次之多哩！

　　总的说来，我不但是把汉奸所独具的忠顺奴才相，在那十四年的卖国求荣罪恶生活中，毫无遗恨地做到了满点的程度，并且还在敌人濒临垮台之前别开生面地做了几次如上所述的超越了国际界限的特别出力帮忙。这不是一个出色的空前大汉奸是什么？

　　回想一下，十四年以来，我对日寇一贯地千依百随，从无厌色，岂但把东北广大人民的利益全部卖尽典光，把我东北的一切主权都毫无吝惜地双手断送罄尽，并且还助纣为虐地替日寇的一系列侵略政策，带头铺平了道路。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凶焰，越来越嚣张地逐次覆遍了我祖国的大半国土，毁灭了多少祖国同胞的宝贵生命。至于人民的血汗财富，更是不知曾经遭到怎样的严重损害，即以这一件事而论我的罪恶就足够又足够了。

　　何况是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覆灭迫近眼前的时候，我更超出了过去历史上卖国利敌的范围，竟自发展到教育敌人，鼓励敌人，使之更进一步向亚洲各国人民去做更疯狂的血腥侵略。这岂不等于当上了伪满傀儡皇帝还不算，更兼上了鼓励日本法西斯强盗卖命的“义务军事教官”吗？最小限度，日寇溃灭命运的延缓，也是与我有重大关系的。

　　十五、所谓“巡幸”的后果

　　日本帝国主义者，固然是处处谨小慎微地防范我，随时杜渐防微地限制我，不让我有直接接近任何方面的机会，不使我在当时的所谓政治上，有任何干预的机会，但是有时却又想利用我当作一面幌子，使我只能成为一个仅能受香火祭供而不能说话的泥胎偶像，而不允许我在实际上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就以当时的所谓“巡幸”为例，便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我在伪满的十四年罪恶生活中，也曾到沈阳、吉林、哈尔滨、鞍山、本溪湖、安东、延吉、牡丹江、齐齐哈尔、锦州、佳木斯、间岛、扎兰屯、王爷庙（乌兰浩特）、海拉尔等处，做过“视察”。当然这都是在日寇关东军的“妙用”下，我才被打发去走一趟的。

　　所谓的“妙用”是什么？那就是想拿我当作羊头，而由关东军去卖狗肉。例如，为了要麻痹一下当时抗日救国的激昂民气，便把我抬出来到吉林、间岛一带“巡”了一趟。因为我听张海鹏告诉我在哈尔巴岭一带时有抗日部队出现，我便害了怕，结果是调动了六个团的伪军，在该处筑了两边人墙，我所坐的那趟列车，才平安无事地从“人垣”当中钻了过去。

　　既然是想拿我当作城隍出巡式的一个传播迷信的偶像，当然每当我一出伪宫内府的大门，那种大吹大擂的排场，那种水泄不通的警卫，那种人为的太平景象，等等，便都到了既可恨又滑稽的地步。例如说，我所到之处，按照当时惯例，除了伪政军各机关单位等必须在指定地点排列迎送，当地的伪妇女团体、伪学生团体、市民以及宗教团体等，也都在敌伪警察宪兵的协同强迫下，被骗往指定好的地点去迎送我。不管是严寒酷暑，也不管是风雨雪雹，一个个都得在敌伪军警的严密警戒网前，排成夹路而立的两层“人垣”，当我通过时，还得一个一个地把头垂到小腹之前，双眼直视着各自的脚尖，一齐向着连影子也无法看到的我，恭恭敬敬地来行上述那样的九十度鞠躬礼。这就是所谓对于我的送往迎来。

　　对于那些被驱来赶去的各伪团体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不愿去又不敢不去的义务了。但是由于所谓“巡幸”而生出来的后果，则尚不只此。最可恨的就是企图利用这种驯奴式的方法，去奴化当时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天真烂漫无邪无垢的青年、儿童，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严重犯罪行为，因为这种封建残余的麻醉毒素，越是对于纯真可爱的儿童和思想纯简的青年越是最危险的东西。它可以拿这慢性的剧毒，深深腐蚀他们的纯洁灵魂，可以麻痹他们民族应有的神圣意志。就以我那几次的“巡视”后果来看，因此而受到毒害的人，我相信是会指不胜屈的。

　　例如，我有一次到沈阳去的时候，那些伪校的校长教师，便在敌伪统治者的指令之下，大干其奴化灵魂的污染工作。不但曾迫使那些儿童青年荒课费时地排列迎送我，事后更迫使他们在课堂内必须写一篇迎送我的感想，为的是要达到进一步奴化的卑鄙目的。然后就把这些饱受思想毒害的可怜牺牲者所写出来的奴化成绩——奴化感想文贴到一册一册的贴相片簿内，大批给我送来。我在当时，又怎能对此有什么扪心自问的可能？只不过是稍稍打开一两册偶尔看了一下之后，就丢开了。但是到了今日，我却不能不努力在那淡忘已久的渺茫回忆中，去找一些可能仅存的当时印象。我概略还记得，那些所谓的“感想文”，固然可能是由于伪校教师的生逼硬迫而制造出来的，其内容都是千篇一律地在“歌颂”着我。然而我总是觉得在那异口同音的谀词中，仍然是含有一种说不出的中华民族爱国热忱在潜流着。因为什么？因为是，那些奴颜婢膝般的连篇谀词佞句，绝对不会是儿童从心里所能写出来的话。这一点我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同时也无可置疑，那样的奴化毒素，当然是曾经污染了多少沦陷中的祖国人民可爱的后一代。

　　不但是对于儿童青年是这样，就是在迷惑当日彷徨不定的人心上，当然也曾起过很大的罪恶作用。

　　由于所谓“巡幸”而受到的有形祸害，自然还不限于这一点，特别是对于广大的劳动贫苦人民，更是曾经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切身灾害。

　　我听说，当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所到的地区不用说，就是沿途之上的一带居民，也都是远从一个月以前，就会经常受到伪警察等的调查，限制和啰唣。真是所到之处，无处不出现孩子哭、大人喊和鸡飞狗跳墙的骚扰情景。

　　特别是我预定住宿或是“巡视”的重要地区，更是在一个月，或是比一个月还要以前的期间内，就有敌伪双方的警、宪、特务之类，接二连三地对于各旅店、娱乐场所以及各人民公共场所，尤其是对于所谓的贫民窟等处大肆搜查，遇到没有职业或是衣服褴褛以及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人，便不分青红皂白，押往伪警察署进行盘查审讯，除其中绝少数认为可保无虞的个别人物外，其余便都得等到我平安回宫为止，饱尝半月或是一个月的囹圄之灾。

　　总之，在敌伪的残酷统治下，失业就是你的“罪”，穷困也就是你的“罪”。谁来保障你的起码人权？谁来尊重你的起码人格？你既是在弱肉强食的反动统治下，没有赚钱的“本领”而失了业，既是你没有损人利己，或是不能和敌伪同流合污而成为穷人，那么警察宪兵的镇压对象就是你，平白无故就可以让你饱尝牢狱风味。甚至还可以随随便便给你安上一个“形迹可疑”的“罪名”而审讯你，盘问你，搜查你，拷问你和判你的“罪”，甚至还可以随随便便地要了你的命。这就是在敌伪统治下，东北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这也就是因为我，东北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到的沦陷之苦！

　　就是因为这样，凡是我所经之路，所到之处，各伪警察署的拘留所内，每次都是人满之患。

　　看一看罢！伪满汉奸头子的**威大不大？

　　敌伪的残酷统治恶不恶？

　　一言以蔽之，这都是我的缘故，才会使当时东北广大人民日日夜夜都在过着心惊胆战的悲惨沦陷生活。而这种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竟长达十四年之久。先不用说由于我的大笔一挥随随便便写出的“可”字，或是由于我的图章一捺所颁布出去的伪政策、法令等，曾使多少人民受到走、死、逃、亡、杀、烧、**、掳的严重灾害，就是我的一出门，一经过，也同样会使无数人民，饱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天外飞灾。

　　回想起来，我那十四年的生活，的确是完全建立在当时全东北人民的痛苦血泪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真不敢回忆那些，也不愿意回忆那些。但在同时，我却不能不好好地回忆，也不敢不时时地好好回顾。

　　因为我不能不深深悔恨我的种种过去，不能不好好地忏悔我自己的罪恶过去。

　　十六、伪侍从武官

　　伪“皇帝”既是一个低眉合眼、高高蹲坐在上、徒享香火而全无一点人性的泥胎木偶，那么，在那空备华藻而无丝毫意义的“莲台正龛”两旁，塑造一些面目狰狞而实际毫无作用的牛头马面之类，倒也可以助长一些正座本尊的所谓威信。那些饱食终日、日日夜夜在伪宫内府的一隅之地，长期过着“优哉游哉”干拿钱而无须办事的闲适生活的伪侍从武官，也并不是光知道在有什么“大事小情”的时候，站在伪“皇帝”的两旁，军服、马靴、佩勋章、挂军刀、雁行排列着来做站脚助威的徒然装饰品。也不是仅限在伪“皇帝”出门的时候，只在车前马后做亦步亦趋的保镖者。而是在所谓必要的时候，既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伪“皇帝”的分身者，又可以成为以实际行动帮助日寇推行殖民地奴化政策的有用工具。例如，当我派伪侍从武官代表我赴某地区，对日本侵略军医院中的伤病兵将进行慰问时，他便立时成为伪“皇帝”的一个化身，神气活现地对那些法西斯分子，去做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抚慰。也就是因此助长了他们在养足了气力之后，再来加倍地荼毒我祖国人民的所谓“士气”。又如，当我派伪侍从武官代表我到某伪军区去做什么传达，或是参加什么部队典礼的时候，那么他便是整个代表着我直接去奴化伪军的士兵、伪军官等，使他们在那种封建毒素的有形、无形麻痹下，忘却他们自己也都是中国人，而去拼命镇压自己的同胞——父母兄弟和姊妹，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实行它的血腥统治政策。又如，在代表我赴某伪军事学校去参加什么毕业、结业典礼时，或是到某伪军事机关去颁发什么奖品，或是去传达什么伪“诏敕”等的时候，那便是直接替日寇去制造忠诚奴隶和去毒化那些伪军中的骨干分子。更如当代表我到某地去做那别有用心的所谓“赈济”，或是视察灾区，以及参加一些特定地方仪式时，那便是想要把奴化的毒素，更进一步扩大到伪军范围以外的各地方团体、单位去，扩大到污染一般人的地方去。诸如此类的事，不问可知，伪侍从武官的罪恶作用，绝对不是仅限于站脚助威和车前马后的程度。

　　所以，在当时，伪侍从武官代表着伪“皇帝”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当地的各伪机关、团体等单位，照例都是以迎送伪“皇帝”略略具体而微的隆重排场去接待他们。例如，在沿途必经之路的森严警卫，所到之处的恭敬对待，所见到的人，都是以顺从的态度来做应酬，等等，都是不以他们个人的官等和本人的身份来作为待遇的差别，哪怕伪侍从武官是个校级伪军官，接待他的是个伪将级身份的人，那么那个伪校级的侍从武官，便可以高高在上地生受着伪将级军官的恭敬行礼。因为伪侍从武官是代表了我，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也就被神圣化起来，于是由他这代表我的身份所引起的坏影响与恶作用，也就和古时封建时代的如朕亲临的钦差大臣差不多。尽管在伪满时代，已经根本不可能再有先斩后奏的尚方剑制度的存在，但是它在奴化污染方面的罪恶影响，以及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兴风作浪的坏作用方面所起的效力，则是大有可观和无可估量的。

　　这就是伪侍从武官所以在当时被一般人相当重视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他所以能够成为伪“皇帝”分身者的一个原因。

　　十七、日伪垮台前夕的尾声

　　当日寇的血淋淋侵略矛头越来越钝，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旗色日趋暗淡失彩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便也越发变成了疯狗一般，不但是见人便咬，而且是东撞一头、西伸一脚地乱闹起来。而那些绕树藤萝般的汉奸走狗，也就在这风前之烛的余焰中，越发把帮凶到底的恶奴形象，日益鲜明地显现了出来。

　　例如，眼看着当时的东北广大人民，已经是在十四年的敲骨吸髓压榨下，给毁得奄奄一息，从粮食不够吃到了无粮可吃，由衣不能蔽体到了无衣蔽体，由橡子面、糠和豆饼到了草根、树皮和观音土，由挨饿受冻到了冻馁而死的悲惨绝路。而这些从贼不贰的祖国人民叛逆者反倒越发像是瞎了眼和横了心一样，岂但是熟视无睹地无所动心而已，居然还想从骨髓全干的枯骨中，去榨取那最后一滴余膏，还想借此来向大势已去的万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邀宠竞媚。因此，不但是翻箱倒柜已成为搜括余粮的常用手段；就连掘田刨垄、拆炕毁墙也早成为数见不鲜的惯用方法；甚至詈骂、殴打、关押、判“罪”；甚至纵火烧房、逼人投河上吊的恶辣手段，也都早成为对广大农民的常套手段。把穷苦农家赖以苟延残命的仅有藏粮，颗粒不留地抢走还不算，就连准备来年下地的微许种子，也是概不留情地席卷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