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只要不让孩子们给他们起名，这个主意一定奏效。

　　“没有人养两只狗的。”我固执地冲他们喊道，接着又引用鲍氏家族的动物不命名法则（上面说禁止给没列入濒危物种名单上的动物命名），因为在我们家，取了名的动物就表明成了被喂养的宠物。“可我们总得给他个称呼啊。”四个孩子对此深为不满。

　　“好吧，那就叫他X狗吧，”我建议道。孩子们皱起了眉头，可我希望这件事如肥皂泡般马上消失，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很快，我的不取名策略宣告失败。小狗还没断奶，孩子们已经偷偷地叫他“小淘气”了；而且我还没明白过来，小狗已像我们家的壁炉一样永远地粘在我们家，不再走了。

　　我很恼火，要不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只杂种狗安迪在大街旁闲逛，就不会有这些事了。他14岁，是只野狗，不仅脏而且患有关节炎，但他却一瘸一拐地进了我们家院子，和我们的纯正刚毛硬犬，10岁的老处女海迪亲密了一会儿。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那时安迪已把自己的种子注入海迪体内。那是春天，我们到佛罗里达度假。一天半夜，我们发现海迪发出阵阵呻吟声。起初我以为那是海浪的起伏声。但调查后发现，那是海迪在呻吟。妻子雪莉说海迪在生小宝宝。天亮时海迪还是阵痛不减，而且仍未把宝宝生下来。我们找到一位兽医，他告诉我们，海迪肚子里的小狗太大，挡住了产道，有生命危险。我们整天发愁，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打电话给兽医，了解最新情况。直到傍晚，我们的狗才脱离危险。

　　“他肚子里有三只小狗，”兽医说，“但只有一只活了下来。”孩子们瞥了那只小公狗一眼，他像是一团五颜六色又脏又乱的线团。孩子们叫了起来，“安迪！和安迪一模一样！”

　　“你见到过这么难看的狗吗？”我问雪莉。“他挺可爱的，”她答道，话语里充满赞赏。“我只希望别人这么想。他不会跟我们太长时间的。”但是这话还不如不说。到了第10周，这只狗就很讨孩子们喜欢了，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他的魅力超过了附着在船底的甲壳动物。我尽量不答理他。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小狗长着一双看门狗的耳朵，能听到来自车道或院子里的每个声响。当孩子们骑车出去或我换上跑鞋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们。要是被落在后面，他就追赶松鼠。有时候一不小心，我也叫他小淘气。

　　然而，我们家喂养和宠爱小狗半年后，也就是秋天，小狗遭遇了挫折。他把一只松鼠追赶到了街上，从那刺耳的刹车声中我们知道他出事了。他的左后腿被轧断了，上了夹板。之后听说他完全恢复了，我们都感到很宽慰。但是一周后，他又出事了。

　　“坏疽，”一天晚上雪莉告诉我，“兽医说要么截肢，要么实行安乐死。”我呆住了，屁股重重地落到了椅子上。“没别的办法，”我说，“‘小淘气’这样好动，让他靠三条腿度过后半辈子，对于他来说，太不公平了。”突然，孩子们跑进屋来，他们在偷听。“不能把一条腿残疾的人制于死地，”史蒂夫和拉雷恩争辩道。为了争取时间，我对孩子们说，“我们明天再做决定。”等他们上床之后，我和雪莉又谈起这件事。她同情地说道，“放弃‘小淘气’，孩子们是很难接受的。”

　　“尤其是克里斯托弗，”我说，“失去奎尼的时候，我就像克里斯托弗那么大。”接着我给雪莉讲了我的爱犬的事。那是条白丝毛狗，尖嘴竖耳，体态优美，跑起来身上的绒毛舞动着就像是滚滚浪涛。可是奎尼的两条后腿不能动。最后我爸爸说只有安乐死才能使他摆脱痛苦。“可是他会好的，”我哀求道。我一遍又一遍地祈求上帝，让他能重新行走，但他的情况却越来越糟。

　　一天晚饭后，我去地下室——奎尼平时就躺在地下室的炉子旁边。在楼梯下我碰到了爸爸。他面无血色，手里拿着一块气味浓烈的布头。“对不起，奎尼死了。”他轻声告诉我。我顿时泪如泉涌，扑到爸爸的怀里。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但过了片刻，我发现他也哭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知道我和爸爸有同样的感觉时，我是多么地高兴。我哭着对他说，“我再也不养狗了，他们死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

　　“孩子，你说得对，那的确令人伤心，”爸爸回答道，“可这正是爱的代价。”

　　第二天，与兽医和全家商量后，我极不情愿地同意给“小淘气”做截肢手术。“如果孩子们的信念能使他康复，”我对雪莉说，“‘小淘气’肯定会完全恢复。”的确如此，奇迹果然发生了，小淘气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在小淘气截肢手术后不久就得到了证明。然而令人惊叹的却是他克服四肢不全的方法。他发明了一种单条后腿跑跳的新方法：腿像活塞似的左右摆动，既有力又平稳。“小淘气”还是那样充满**。“‘小淘气’最大的优点是，”一个邻居说，“他还未意识到自己是只残疾狗，或者说他从不介意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像他这样对待生理上的缺陷。”

　　在5年多的时间里，“小淘气”教我们懂得了勇气的力量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全力投入生命的意义。每天跑步时，我常常和“小淘气”聊天，就好像他能听懂我所说的每句话。“你刚生下来那会儿，我差点儿把你赶走，”我对他说，“可孩子们不让，他们知道你有多棒。”“小淘气”盯着我的脸，摇着尾巴，显然他很喜欢听到别人说他有多么的不一般。

　　如果“小淘气”不是那么好斗，或许能有更多的时间继续炫耀他的功夫。8月的一个晚上，天儿正暖和，“小淘气”没有按时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露面。他喘着粗气，满脖子的血。显然，他又跟别的狗打架了。我甚至怀疑他气管或肺部伤得厉害。“‘小淘气’，你什么时候才长大啊？”我拍着他的头问他。他抬头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了信任。他舔着我的手，但身子虚弱得已经不能晃动尾巴。克里斯托弗和丹尼尔用海绵帮我把他全身擦干净，而后把他送到了兽医那里。然而这次我的判断太准确了。中午时分，“小淘气”走了。

　　那天傍晚，我和克里斯托弗开车去了诊所，抱起“小淘气”就往家赶。就在小淘气去世的前几个月，她的妈妈海迪也走了，她走时15岁。我们把小淘气葬在花园边的树林里，挨着海迪。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试着跟克里斯托弗聊天，可他却沉默不语，很明显他正陷在失去小淘气的痛苦之中，一时难以自拔。“克里斯托弗，我见到过许多狗，”我说，“可是‘小淘气’是只与众不同的狗。”

　　“是的，”他回答道，眼睛却凝视着那茫茫黑夜。

　　“当然他也是只绝顶聪明的狗。”克里斯托弗没有答话。车旁闪过几道亮光，我看到他正在抹泪。他望着我，然后说道，“爸爸，我决定，”他哽咽着，带着哭腔，“再也不养狗了，他们离开时，真是太痛苦了。”

　　“哦，我明白，”我回答道，“不过这是爱的代价。”我补充说，语气宛如当年我的父亲。这时，他终于哭了出来，而我也泪眼模糊，分辨不清回家的路。在一家加油站旁，我停下车子。在那里，我抱着克里斯托弗，我的眼泪告诉他——正如父亲当年告诉我的——他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