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绍圣二年春，广南路提刑程之才已经到了广州城，开始审办刑狱。广州知府王古是苏夫子的朋友，暗中知道苏、程两家有旧怨，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在惠州的苏夫子。

　　听说程之才千里迢迢巡视广南路各州府，不日就到惠州，苏轼的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虽然嘴里不和家人说，那份忧急的神色却被朝云看了出来，就问：“大人有什么心事？”

　　苏轼一辈子的心思瞒不过朝云的眼，一旦对她说了，或得抚慰，或有主意，总比闷在心里好。就把早年苏家与程家之间的宿怨都对朝云讲了一遍。

　　苏、程两家之间的恩怨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程家先辈累世为官，到大理寺丞程文应这一代已经是眉州府一大富豪。程文应看中了苏轼父亲苏老泉，把女儿嫁给了他，生了三个孩子，长女苏八娘，长子苏轼、次子苏辙。而程家自程文应去世后，家业由其子程浚继承。程浚有两个儿子，长子程之才，次子程之邵，都有才学。因为苏、程两家世交亲戚，苏洵就把女儿八娘嫁给了程浚之子程之才。

　　然而苏老泉没想到，程浚的脾气和他父亲程文应大不相同，仗着家中势力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对苏家这门穷亲戚也看不起。八娘人又老实，在公婆面前不会奉承，过门之后被程浚夫妇嫌弃，日子过得很不顺心。

　　后来苏八娘为程之才生下一个儿子，程家对儿媳十分怠慢，照顾不周，八娘在月子里生了病。苏家和程家这时已生嫌隙，听说女儿受气，苏洵就把八娘接回娘家照顾。哪知孩子才满周岁，程家却以八娘“不能侍亲”为名把苏家告上公堂，又把孩子夺去，意思是要休了八娘，苏八娘本就有病，再受了这气，没多久郁郁而终。

　　因为女儿之死苏家和程家彻底反目，苏洵嘱咐儿孙不准和程家来往，连夫人去世举丧也不叫程家人来观礼。程浚本就霸道，也把苏家视为仇敌，两家长辈在亲友面前互相诋毁，从此再无来往。

　　后来苏老泉因为科举不顺，一怒之下全家迁往京师，苏轼、苏辙做官以后外放到京东、两浙等地做官。而苏轼那位姐夫程之才做赤夔州判官、梓州判官，做官的地方总在蜀中一带。程、苏两家后人再也没有谋面的机会，四十多年不通消息。

　　苏家两兄弟是人中龙凤，一位做了尚书，一位做了副宰相。程家两兄弟宦途却平常，程之才勉强算是“三司系”的小角色，在神宗朝从没得到像样的提拔。直到这一次哲宗皇帝亲政，早年“三司系”的人都得了好处，程之才借着章惇的力量升了上来。

　　可怕的是，程之才被章惇亲自任命为“广南路提刑”，直奔惠州而来！不知是不是要找东坡居士的麻烦。

　　听苏轼把两家旧怨说了一遍，朝云皱起眉头，半天才问：“大人为什么认定程之才是来害你？”

　　“程家和苏家有仇，程之才偏偏就做了广南提刑，这不是章惇派他来害我吗？”

　　苏学士担的就是这个心。朝云却不以为然：“章惇要害大人，在朝廷里说几句话就把大人害了，何苦派个人千里迢迢跑到岭南来害你？若说章惇和大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必要杀害大人才甘心，可我记得大人说过，这个章宰相以前跟咱们不但没仇，还算是朋友呢！再说，大人被贬到惠州，只是闲人一个，闭门家中坐，有什么把柄给提刑大人抓？程之才就算到了惠州能把大人怎样？所以我觉得程之才大概只是恰好到岭南做官，未必会与大人作对。”

　　朝云的想法有些道理。但要说程之才只是“恰好到岭南做官”，似乎又太天真。

　　其实章惇派程之才到岭南来害苏轼，这事本就古怪。章惇上台后贬了那么多人，苏轼只是其中之一，而章惇对所有政敌的迫害都只限于“痛贬”而已，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面对面“杀害”过谁。若章惇专派程之才来害苏轼，则说明章惇跟苏轼必有深仇大恨，可这两人早年本是朋友，何来如此深仇？

　　另外，章惇要害苏轼，在政事堂上害他，比派人来岭南害他厉害得多！何苦费这力气，专门派个人来私下“整治”苏轼？

　　怎么看都没道理。

　　至于程之才与苏家“有仇”，这也难说。

　　从人情来说，以前苏轼、苏辙在朝廷做那么大的官，并没去害过程家，程之才何苦非要来害苏家？要说两家仇恨极深，又说不通：在这件事上苏家死了一个人！不管怎么看都是程家亏了理。苏家兄弟不报复程家，程之才能恨苏家什么？

　　东坡居士天性单纯，本来就喜欢把人往好处想。刚才朝云把事情分析了几句，虽然未必全对，苏轼却已茅塞顿开。口中喃喃道：“难道章宰相对我还念旧情？”

　　是啊，除去种种“不可能”，程之才来岭南似乎只有一个答案——虽然这个答案出人意料，但只有它才说得通：章惇命程之才到岭南，是想给苏轼一些额外的关照。

　　章惇和苏轼有很深的交情。不管朝廷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两人之间没起过冲突。以前章惇遭贬，是司马光要逐“三司系”，不关苏子瞻的事；后来苏轼遭贬虽是哲宗皇帝授意，可这事和章惇有些关系，毕竟苏轼贬到惠州的时候章惇已经做了宰相……

　　——如此看来，章惇颇有对不起老朋友的地方。

　　政治利益和私人感情有时候混为一谈，有时候又可以分成两件。对章惇而言，他和苏子瞻是政敌，但不是对头，更不是仇人。为了政治利益把老朋友贬了，实属无奈，可老苏在岭南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想办法让他过得好点儿？这对章惇是举手之劳。这么做，也能让章宰相心里得个安慰。

　　程之才忽然杀到面前，朝云也怕。忽听丈夫说章惇对他还念旧情，忙说：“大人何不写封信问问程之才呢？”

　　半天，苏轼缓缓摇头：“我不问他，也不躲他，反正我就在此，他们要如何便如何吧。”

　　“三苏”都是一个脾气，倔得很，一生不肯向人低头。反正躲不开，也不躲，人家要如何便如何吧。

　　几天后，刚刚吃过中饭，苏学士正在房里闲坐着，一个戴高帽穿黑袍、白须如雪的老头子进了嘉祐寺，直入僧舍，进门就高叫：“子瞻何在？”苏轼忙迎出来，半天才认出，来人正是程之才，忙应道：“兄长好，子瞻在此。”

　　程之才把苏轼上下打量几眼，伸手在他肩头一拍：“你这老家伙真结实！”又摊开两手问苏轼：“看我如何？”

　　苏轼忙笑道：“兄长比我更结实！”

　　只两句话，苏程两家四十年恩怨都给说破了。

　　程之才的热乎劲儿有些做作。毕竟两家四十年不来往，忽然见面，他也紧张。只得用“咋咋呼呼”表示自己的善意。苏轼立刻回应了他的善意，程之才终于放心。

　　苏过和朝云都出来和程之才见面，说了一阵子闲话，程之才叹口气：“我以前只在蜀地做官，没到过远处，这次被放了个广南提刑，一路走来又热又累，心里埋怨这个官做得无趣。哪知到了贤弟这里，看到破房两间，四壁萧然，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难处。贤弟有什么困难都跟我说，我必尽力。”

　　程之才话里是给苏轼帮忙的意思。然而一大半的话都是牢骚，因为程之才生在富豪之家，一辈子虽然没做大官，也没吃过大亏，生活太平顺，所以牢骚多。

　　苏学士这一生似乎与程之才相反，生在穷人家，过惯了苦日子，做官以后波折重重，什么苦都吃过。如今贬到惠州，知府对他不错，手里还有闲钱，吃住都不发愁，觉着日子过得挺好，并不想请程之才帮什么忙，听他牢骚满腹就笑着说：“老兄说这一路太辛苦，其实还是去得地方少。我这辈子到处漂泊，西边到过凤翔，东边到过密州，南边到杭州、湖州，岭南之地我也来了，到老了回头一想，还是老家眉山最亲切。可眉山虽是故乡，咱这条命卖给了朝廷，朝廷不让回去我就回不去。再一看惠州，除了稍微热一些，山川草木处处和眉州相似，有时候走在路上，自己都忘了这是惠州还是眉州，又一想，天下不过这么大，我们一辈子走的路不如一只鸟一天飞过的地方多。计较这些事等于自找苦吃。”说到这里想起来，起身翻找了几下，拿出一张纸来，“这是我前几天写的一首诗，兄长看看。”

　　程之才接过诗笺来看，只见上面写着：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东坡居士质朴豁达，慧根深厚，再经这些磨砺，境界越发高远，“苏诗”已入化境，天下人不但比不得，连学都学不来了。程之才把这诗连读了几遍，嘴里叹道：“贤弟如此境界，愚兄惭愧莫名。”

　　苏轼笑道：“境界这东西难说。我年轻时考了个榜眼，居然只放一个九品主簿，那时候心里的愤恨简直没法说！后来做了官，老老实实呆在那儿，忽然就有人出来弹劾，说我借着送父亲棺木回家乡的时候夹带苏木、瓷器赚钱，气得我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无缘无故捉回朝廷，又打又骂，非说我写的几首诗是要‘造反’，害我不算，连我的朋友都给害了，那时候真是快要气死了！我当时就想：一生没害过人，为什么人家总要害我！真想不通……哪知后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让我当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也写札子弹劾起别人来，正风光得意，没几年，又被人家弹劾，流落到岭南之地。这时候我就想，人家害我，就因为我在朝廷，我自己说是不害人，细想想，似乎也害过……越想越糊涂，什么都说不清，干脆不要想。就当自己是个和尚，在朝廷当翰林学士，就像穿着袈裟拿着法器到大雄宝殿去做经忏功课，如今贬到岭南，仿佛是功课做完回到僧舍，把外衣脱了，法器收起来，无非煮些糙米，吃顿白饭，寺前庙后走几步，硬板**躺一躺。哪里是朝廷？什么是翰林学士？都是虚妄！这一想，心平气和，觉得碗里的白饭比别人的香甜，睡得板床比别人软和。这么过日子，怎会不知足？若说岭南有瘴气，我在密州也见过瘟疫，若说南方的瘴气容易死人，北方人生了病还不是一样要死？京师那些名医治死的人尤其多，兄长说是不是？”

　　苏轼这些话很能劝人。程之才听得连连点头，到这时就笑道：“我听过一个笑话：阎王生了病，叫判官去阳间请个大夫。判官问：‘怎么知道大夫的手段？’阎王说：‘看他门前死鬼，死鬼多是庸医，死鬼少是良医。’判官就去找。到了大夫门前，只见死鬼成群，找遍各处都是一样，忽见一家医馆，门前只两个鬼，觉得必是良医，急忙请回来，当夜就把阎王治死了。一问，这医馆中午才开业。”

　　程之才一个笑话说得众人都笑，连躲在房里的朝云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程之才在嘉祐寺一直呆到天黑，吃了顿简单的晚饭才走。第二天就在合江楼摆宴请苏轼过来饮酒。惠州知府詹范和判官傅广元都被请来作陪。到这时詹范才知道苏、程两家原来没有“旧怨”，程提刑到岭南第一个要关照的就是苏子瞻，想起自己刚刚把苏轼赶出合江楼，心里忐忑，怕苏学士当众提起。好在苏轼为人厚道，对这些事一个字也没提。

　　饮了几杯酒，程之才说起：“我曾祖父程仁霸曾任摄录参军，到地方上审问官司，遇到一个被判了死罪的贼，一问才知，此人家穷，到人家地里偷了几个萝卜，被主人发现，撕打之时用手中刀杀了主人，结果被判斩刑。我曾祖觉得案子有冤情，请求重审，想不到县尉贪功不肯改判，终于把人杀了。我曾祖气愤难平，向上司递札子说明此案，谁知案子还没审，县尉暴病而死，这事就罢了。后来过了三十年，忽有一天，曾祖睡觉时梦见早前冤死的那个贼跪在面前说：‘当年的案子已告到地府，县尉魂魄被拘，可阎王知道大人是个好官，不忍惊动，所以拖到今天案子还未审结。如今大人阳寿已尽，我来接大人去和县尉对质，等案件审清，大人可登仙籍，子孙也多富贵。’第二天，我曾祖更衣安睡而亡。后来程家果然富贵，此事传为佳话，都说善恶昭彰，报应不爽。”讲了这个故事就问苏轼，“子瞻大笔如橼，可否为我曾祖写一个故事？”

　　程之才请苏轼写文章称赞曾祖，是想彻底弥合两家的矛盾。因为苏轼的母亲是程之才的亲姑姑，苏程两家以文论亲，惠州官员就知道苏轼和程之才的交情了。

　　这篇文章苏轼当然要写，就在合江楼上写了一篇《外曾祖程公逸事》，程之才看后连连称谢，又当众问苏轼：“子瞻在惠州有何难处，都告诉我，让愚兄为你尽点儿力。”

　　昨天程之才已经拿这话问苏轼，如今当众又问，是说给惠州官员们听。苏轼早前对程之才一无所求，现在当着知府的面他却有了想法，忙说：“我在惠州一切都好，只是从嘉祐寺到惠州城要过东江，江上只有一架竹子浮桥，平时晃得厉害，让人害怕，大水一来桥就断了，长此下去不是办法，老兄能否解囊，为惠州百姓们把桥好生修一修？”

　　苏轼所求令人意外，程之才愣了一下才笑道：“身在‘惠’民之‘州’当然要做惠民之事！”扭头看着詹范，詹知府忙笑道：“夫子说的这道桥本官也早想修了，已经算过，造舟四十艘，每两船联成一舫，共二十舫，即可横贯江面。每舫以巨石为锭，两端以铁链为锁，固于江中，就不易坏。如今款项已在筹措。”

　　听詹知府这么说，程之才就问：“还差多少钱？”

　　其实詹范对东江浮桥根本就没上心，更没有什么“筹款”的事。现在程之才忽然问他，詹范只得胡乱应道：“还差七百贯。”

　　程之才当即点头：“架桥的事我出五百贯。”

　　有提刑大人一句话，惠州官员们哪个好意思做“铁公鸡”？傅判官忙说：“大人为惠州百姓尽心，我们做父母官的哪能落在人后？下官也出五十贯。”其他人也都凑趣儿，这个十贯那个二十贯，不大功夫把七百贯钱凑了出来。

　　詹范原本没想修桥，现在平白得了七百贯钱，稍加些就把事办了，于他是个大大的政绩，乐不可支，忙对程之才拱手道谢，又对苏轼说：“亏得夫子一句话，为惠州人造福不浅！”

　　东江上的浮桥就这么修成了，建成的新浮桥唤作“东新桥”，后来这座浮桥一直用了几十年，真让惠州人得了不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