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徐蚌会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酷烈的战争，恐怕并不为过：火力最猛，人数特多，端的是枪林弹雨，刀山火海，双方攻防均走极端，每一回合的拉锯间不容发，稍一犹豫，满盘皆输。这一仗打完，大陆易手，已成定局。那的确是“关于中国命运的决战”。

　　在当时，黄伯韬兵团覆灭，黄氏殉节。杜聿明集团、其下三个主力兵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已被解放军拦腰隔断。黄维、胡琏兵团孤立。

　　1948年12月7日，胡琏再一次飞往南京，紧急敦促援兵，蒋介石满口应承。而实际情形是：过去储存在昆明、重庆的一部分美械弹药，都已扫数动用，可谓罗掘俱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副总司令王叔铭、联勤总司令郭忏，集中了所有可供战斗和运输的飞机，却仍然捉襟见肘。

　　风色险恶，覆灭的命运已迫在眉睫。大突围的命令虽已下达，然徒为具文。即令不降，却也不能上天入地，实在已是无路可走。自此时起所有的战斗都是为了逃命而争取一线生机，能跑则跑，能避则避。

　　胡琏是12月7日仓促决定飞往南京的。一则国防部高参不稳的阴影在将领心中密布；一则包围圈越缩越小，飞机空投命令已很勉强、危险，而且无法进行简单的应答商榷。战况的危急已到了非有一线将领面陈蒋公不可的地步。胡琏起飞前，跟他多少有些矛盾的黄维及兵团一干军师长大多神色黯然，他们主张胡琏此去，就留在南京汇报战况、协调指挥，争取军援，促进突围，绝不可再回双堆集。他们嘱托：

　　一、为国军高级指挥人才保留一点火种。

　　二、委托胡琏收拾残局，并照顾各殉难将领的家属、安排袍泽后事。

　　那是一个肝肠寸断的时分，绝世伤怀，无逾于此。不过，在胡琏心中，他很可能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并无留在南京的理由。临登机时，遂漫应之。

　　胡琏聪明，又集仁智勇信于一身。他是上马杀贼子，下马草露布的奇才。在学问上，他近取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陆军大学教育长蒋百里（方震）先生为圭臬；在作战气质的勇毅果决方面，较之名气鼎沸的关麟征、邱清泉也不稍让。层峰对其倚望甚重，第一次用小飞机送他到徐蚌战场前后，蒋介石先后写了近十封亲笔信给他，盼其创造奇迹，扭转战局。

　　已是多少年过去的20世纪70年代，他的部下杨伯涛将军撰写回忆录，把黄维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以为黄维多年从事军事教育，缺少作战实践，而且心胸狭隘，指挥昏头昏脑。他极力推崇胡琏，说他战功赫赫，居然屈居黄维副手。后来读史者，把历史人物“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但不能排除，第十二兵团的正、副手之间，就毫无芥蒂。

　　但可惊的是，黄维相当尊重胡琏，而胡琏也从未当面或背后攻讦黄维。

　　黄维带头劝阻胡琏，同时也是各军师长的共识。为国军保留一点香火，一点可供传灯的火种。

　　不回来的理由，有一万种；而回来的结果，外行也晓得，那就是同归于尽。

　　在国军将领之间，涉及各派系的倾轧；杂牌与嫡系的重大矛盾不必说，就是嫡系内部，也有令人扼腕的难以调和的隔膜。邱清泉和黄伯韬都曾指摘讥讽其顶头上司刘峙；而关麟征、陈诚则当众指面破口大骂、拍案掀椅，各气急吐血一升。

　　按照不长进的人性而言，在胡琏登机时，应有人希望他回来，要担当一起担当；或者，应有人争夺这个苟延残喘的大好机会。

　　然而没有。众将领一致催他火速起程。

　　8日，也就是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邀宋希濂、胡琏、蒋经国等共进晚餐。餐后放映电影《文天祥》，看毕，蒋的话语很简短，他说“这个片子很好”。其实蒋公那时已昏了头，但也着实感到黄埔将领的凋零。他希望宋希濂回鄂西再西进四川与胡宗南会合。力保西南基地；但他并不明令胡琏再回双堆集——徐蚌会战的中心。也就是说，用最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胡琏，他不回徐蚌战场，也没有任何不妥。

　　可是胡琏自己的决定完全出人意料。他坚持要回双堆集。也在8日这一天，蒋介石与白崇禧通话，白氏拒不出兵以救中原，胡琏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袍泽的嘱托让他神伤，而校长的处境可能更使他动了感情。没有冲不破的防线，让我去把兵团带出来，他想。9日上午，他领取了一批水果烟酒，准备带给黄维和各军师长。那天他乘坐一架军用小飞机，毅然飞回了战火纷飞战况胶着的双堆集重围之内。彼时，包围十二兵团的解放军兵力，为中原和华东野战军战力高强的七个纵队。

　　趋利避祸，是人之常情，胡琏反其道而行之；权衡利害，也有一万个理由，他不屑也不为。收拾残局照看家属保留火种处理善后，言犹在耳，也许比他重回战场还要重逾万钧；然而他义无反顾。与部队的血肉相连，历史命运的包围胁裹，他必然在那一时刻感到一种身负重托的莫名的强大力量，核聚变一般会聚到他身上。

　　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先贤下笔分量重如泰岱。

　　解放军重兵合围，万马奔逸，山洪爆发，几无喘息之机。“黄维督促士兵在坦克引导下，多次反复冲锋，前仆后继，死尸遍野。解放军寸土不让。战斗紧张时，刘伯承、李先念在指挥部操起了步枪。刘伯承鼓励部下说：中原野战军打完了也没什么，反正中国革命要胜利了。”（《民国军事史略稿》四卷下，628页，中华书局）

　　解放军在总攻击前，将战壕改进，由卧姿、跪姿最后挖成立姿的交通壕，至总攻击前，堑壕距国军阵地仅五十余公尺。黄维、胡琏在大突围时，迭次以一个营、团的兵力，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作疯狂绝望的反扑，15日傍晚冲开一条口子。黄维战车故障，下车奔跑时被俘。胡琏临上战车时背部中一弹，十八军战车营开道，他的铁骑箭也似的弹了出去，冲在最前面。他身上中的那一弹，是从别处炸开反弹的火箭弹，后来住院取出三十二粒小弹片，1977年他去世后遗体火化，发现肩胛骨里尚嵌有一残留弹片。

　　精锐的十二兵团七八万官兵，仅有三四千人逸出包围圈。

　　在这一场大战中，十二兵团的参谋长是萧锐。他曾有起死回生的三个建议案，但不幸被黄维所否决，愤而请辞返回南京幸免被俘，1960年萧锐在台北三军总医院一年多养病期间，曾和他当年的部下攀谈：“犹不胜欷歔及痛恨黄维误国！”（王文稷《谈18军徐蚌会战之失败》）

　　胡琏返回南京鼓楼附近18军驻京办事处，当即召集留守幕僚计算兵团兵力并研究地图，发现驻马店到徐州并无可供大兵团运动之道路，问题严重！乃连夜向官邸联络请见蒋介石，于次日上午前往林园谒见。胡琏报告：昨夜经与幕僚详细研究地图，驻马店到徐州并无可供大兵团运动之道路，尤其18军、10军汽车及三匹骡子拉的弹药车各有千辆，现仅有一条泥土道路绝无法负担。

　　前些天，他离开双堆集之前，曾特别指着原18军参谋长现任兵团参谋长萧锐，以诚恳语气，向黄维慎重介绍，推崇他为不可多得之战略家；再三叮嘱黄维要尊重他的意见。

　　11月18日，黄维在蒙城文庙召集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听取战况报告后，兵团参谋长萧锐将军向黄维提出三点用兵建议：

　　第一案：一个军守蒙城之线（以一个师占领奶奶庙、南平集之线作为蒙城的前哨阵地，即第10军及第18师），两个军（18军、14军）转向东进靠向津浦路，一个军（85军）回驻阜阳，并负责维持阜阳到蒙城交通线之安全，作为兵团之后方依托（进可攻退可守）。

　　第二案：一个军守蒙城（14军），一个军过河（10军），一个军（18军）转向东进，三者任务均同第一案，85军仍同第一案。

　　第三案：两个军过河（10军、14军），唯任务较第一案再向前进攻，有利则继续向徐州推进，无利则对峙以待战机，18军仍依第一案东进，85军军部及主力置于蒙城之线，一个有力师守阜阳，一个师负责阜阳到蒙城交通线安全。

　　王文稷说，综论三案重点：一、强调东进津浦路，俾利紧急时形成犄角，或作为外援走廊。二、强调掌握阜阳后方交通，以备紧急时与华中剿总张淦兵团呼应。三、蒙城以北主战场从先前之一个师过河，到一个军过河，再至两个军过河，其主要着眼在进攻退守完全操之在我。

　　萧锐参谋长又进一步说明产生之背景：一、我18、10两军攻略蒙城及涡河以北要点之艰苦及重大代价！二、据敌俘告称：刘伯承有五个纵队已先于兵团三日占领南平集、奶奶庙东西之线加紧构工。三、我18军派出谍报报称：刘伯承两个纵队已尾随我兵团占领阜阳。四、陈赓三个纵队于兵团自确山出发时，即在我左侧亳州与兵团同向徐州方向前进。请司令官仔细考虑此建议的三个方案，并以第一案最优，第二案次之，第三案又次之，萧参谋长说完坐下静候裁示。

　　不料这样精心的筹划竟被黄维所否决，黄维并站起来大声宣布：就这样决定，散会！

　　萧锐见黄维一意孤行、蛮干，兵团此去凶多吉少！乃立即抄拟电报交十八军通讯营（亦系兵团通讯营）加急拍发十八军驻南京办事处，禀报上情。随后萧锐写了辞呈，请辞兵团参谋长职务，连夜送请黄维批示。黄维在稍加慰留后即予批准，萧锐亦连夜与18军、10军各军师长分别打电话告知上情，互道珍重！于11月19日搭由蚌埠运粮卡车，挥泪离开18军袍泽。

　　萧锐归程，一腔愁闷，难以言宣。此处距兵团激战地区已有数十里之遥，而炮声隐约可闻，他的心愀然为之不欢，且北地早寒，草木枯黄，触目一片萧瑟。

　　这一派伤心惨目的景象，很像李华《吊古战场文》描述的悲切，黄尘匝地，歌吹四起，一种酸楚陡然袭来，萧先生禁不住为之泪下潸然。

　　以后的战况是，黄维以及四个军、师长均被俘，胡琏仅以身免，突围时乘战车被打断多根肋骨，由五个卫士轮流背负，自涡河北岸某渡口弃战车，行数十公里，抵会流集。到了16日天明，到达怀远城西边，竟巧遇隔在包围圈外的18军骑兵团，而该团团长翟连运曾做过胡先生随从军官，胡立即受到妥善照顾，迅速被护送至上海同济医院治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另有18师师长尹俊、75师师长王靖之突围脱险。

　　孙立人悲剧，幕僚不成气候

　　孙立人后来在台湾走入人生弯路，陷于举世闻名的冤案之中。他在1955年秋被软禁，直至1988年恢复自由，后半生委屈凄凉，固然跟他与黄埔系斗法渐处劣势有关，但他的悲剧，更与两个因素有密切联系。

　　一是他的性格，一是他的幕僚不成气候。

　　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别扭，后导致史氏解职回国。其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超越职责、混淆名分的举措。此与智力无关，纯系性格瑕疵使然。另外他在黄埔系将领面前崖岸自高，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他在蒋介石面前却很怪地是一副软乎乎的样子。当他的助手、部下纷纷被立案时，有人希望他站出来讲讲话，偏偏孙立人就只敢说：“老先生正在气头上，等过一阵子吧！我会找机会告诉他。”他这一等，他的部下就陆续投入囹圄甚至毙命刑场了。谷正文说：“孙立人的态度强悍，在同僚间算是小有名气，连陈诚都吃过他的排头，更别提彭孟缉之流的人物。然而，一站到蒋介石跟前，他却又软弱到了极点。”这的确是对他性格另一面的生动写照。

　　他的悲剧的另一因素，就要说到他的幕僚的不成气候，因而耽误大事了。

　　谷正文《彭孟缉导演孙立人叛乱案真相》肯定地说，孙立人的悲剧，“除了他个人对中国官场惯例了解不够透彻之外，幕僚人员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他手底下的军事人才还过得去，文人部分，孙立人全赖陈石孚、徐复观两人主事。此外，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也是他的重要咨商人员。

　　许世英是北洋老官僚，行政经验极为丰富，曾经做到国务总理之职。孙立人是他的同乡晚辈。专责调查孙立人案九人小组，他也是成员之一。陈石孚是大学外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邮报》总编辑；而徐复观则为哲学美学学者，三人之中，大约要数他对中国政治模式最为了解。

　　孙立人与许世英为远房亲戚，就亲属辈分上来讲，许世英是他的同乡。不过，孙立人对他并未特别倚重。而陈石孚、徐复观两人，蒋经国对他们的评语是：“想做官的文人，无聊！”在谷正文看来，老觉得这两人充其量不过有如三国时代的蒋干。蒋干虽然“有仪容，以才辩见称”，却总是以迷糊为聪明，常将要事办砸。

　　整个事件的演变，远超乎孙立人的想象，他原来只想顺利坐上参谋总长的宝座，岂知竟演成兵谏，而毁去半生前途。

　　这些人大多保有个人野心。有野心，并非全是坏事,但核心幕僚长的政治艺术，是行止韬晦，政治才干绝不显山露水，不料这班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立人的悲剧，泰半与其幕僚息息相关。

　　对于孙立人，蒋介石日记显示，他并非不愿用他，但是“吴（国桢）、孙屡屡挟外（美国）自重”，蒋介石笔下对此多次痛斥。另外美国的蛋头官僚做事有眼无珠，对中国传统及人际关系两眼漆黑，却在那里乱画蓝图，当1950年春，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且铲除其亲信。”这些设计都和现实相当疏离，对中国的前途并无善念。也即说，其所设计，看似高明秘密，其实乃中材下驷在那里运作筹划，结果是欲盖弥彰。即一班专业的或外围的幕僚，有眼无珠，学问素养跟不上趟，搞得满地荆棘，乱出主意，宕延事机。碌碌庸才，承平时节尚可吹吹牛皮，遇到转捩关头就不免丢人现眼，难怪蒋经国要不屑地说道：“想做官的文人，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