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的惨败，原因多多，俞大维以为一个焦点，就是金圆券发行造成的悲剧，这也是老百姓的切肤之痛。知识阶层，本已不满，金圆券一经发行，中产阶级纷纷破产，好比遍体鳞伤者，又挨了致命的一刀。所以他认为金圆券是罪魁祸首，导致民众的不满变成愤懑，他们的反对变成敌对。

　　早在1946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民间就已出现以货易货的行为，金圆券在1948年夏秋之间颁布发行，有的人还乐观地认为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失败得很快、很惨。从前法币虽然问题不少，但还在乡下流通。现在金圆券下不了乡，结果只在都市肆虐，于是通货膨胀加速，财经困境已然崩溃。

　　万耀煌先生从湖北省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只有19个人，万耀煌是其中之一，负责战略检讨和最高军事行动建言，为一种事实上新增的高级幕僚。

　　他以为，当王耀武兵败济南后，情势进一步恶化。但部队整体而言，在东北、华北、徐蚌仍掌握许多要地，具有巨大潜力，他就向蒋介石提出议案，说是值此生死存亡之秋，应“集中兵力，选择战场，把所有人力物力投掷在一个战场上，不幸而败是无法挽回，另作打算，胜了是决战的开始。我把重点放在集中兵力选择战场上，这是主动的攻击，希望不要像现在处处要守，处处挨打，备多力分，无法兼顾。”（《万耀煌口述自传》3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万先生分析说，以蒋介石的智慧，应该不至于有1948年至1949年间惨败，但几乎每局都败下来了。万先生仔细探其就里，其所述深宛而沉痛，这些失败的因素，自有其焦点。因为蒋介石具有英雄本质，使他坚持必须亲自指挥军事。为了明了战场实况，他冒险出现在大型战场，每一个吃紧的战区，到达后立即集合当地的高级指挥官——总司令、兵团司令等，开会听取诸人报告才决定战略，然后决议执行。“问题就在各个带兵官是否得到正确的情报？是否肯把实况报告出来？是否敢把自己的弱点宣布出来？无疑地，他所得的报告要打很大的折扣，他的决定当然成问题，何况战争是瞬息万变的，说不定会议一结束情况又不同了，这是蒋介石指挥全国各战场的缺憾。在指挥系统方面的漏洞更大……”（引文同上书）

　　在大陆易手前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已经方寸大乱。那时候可以说所有的当事人前线一线将领，都是临时性事实上的幕僚，不少人推出较为可行的退守办法，但都阴差阳错未能实施。

　　1949年8月下旬，宋希濂和胡宗南在重庆向蒋介石建言。其中，宋氏长期在滇西，对川滇边区地理很熟悉。

　　宋、胡二人的腹案是，当时在西南的部队，少量的嫡系部队也军心不稳，军头甚至是地下党，新编成的部队及杂牌军战力脆弱，要想集结兵力和解放军决战，等于痴人说梦。于是宋、胡二人商量，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南。如解放军压制，则退往保山、腾冲一带，如再受压制，则要退往缅甸，且必须尽量保存现有重炮、山炮、战车等。

　　他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但老先生非常气愤，坚不松口。他认为，西南为资源精华所在，乃复兴事业的大本营，不能轻易丢弃，如果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地位完全丧失。

　　他所说的也是事实，问题是整体的支撑难以招架了，等于病骨支离的人去和大力士打擂，其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宋希濂和胡宗南又说，如不设法避免决战，将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不如设法保存实力，还算上策，他们向蒋介石反复陈说。蒋介石坚不同意，且面有愠色。于是这一案就完全搁置了。

　　当时在大西南，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也有他的一个计划，他认为刘文辉的部队战力孱弱，雅安、西昌可轻易拿下，但不宜从成都、雅安一线直接攻击。宜从乐山、洪雅方向，以及灌县草地方向合围雅安。再将两个军调到云南，守住云南，西南的局势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他这一案胡宗南也表赞同，但他晓得层峰必不准许。所以在汉中的时节，他苦闷到闭门谢客。那时，胡部的训导处处长李犹龙，曾为此事去问参谋长罗列。罗列说，老头子没有批准我们的计划，长一师不能去西昌，其他部队亦停止行动，因害怕做瓮中之鳖，胡先生在愁闷生气呢。稍后李犹龙自己去见胡氏，胡宗南对他说，老是被动行事，将来只有做瓮中之鳖了。1949年的11月，宋希濂部队已经只有撒腿西向狂奔了。在幕僚计划的左右摇摆中，川东的防线已不复存在。

　　当胡宗南已退到成都，还在为怎样去、去不去西昌而忧虑，解放军已在多处重要关隘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这时即使口头上要守成都的人，也是忐忑不安，所以，成都籍贯的李犹龙就建议，假如要暂时守成都，自来兵家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如打到成都附近，你就不能守了。就目前形势说，他认为还是放弃成都，到西康、云南保持一部分实力，才是上策。

　　这时候蒋介石也正在成都住在军校里面，胡宗南去请示，回来后大发牢骚。说是蒋总裁得到张岳军（张群）向他保证刘文辉、邓锡侯、卢汉这些人都靠得住。蒋先生不同意胡宗南等人的计划，而且下手令要其负责死守成都；并派顾墨三（顾祝同）任西南军政长官，要他以副长官兼参谋长的名义代行。胡宗南以为这几十万人都会被张岳军埋在川西。

　　张群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大幕僚。但他这个时候的种种判断，都是和实际情形相背离的。他的整个人脉、在他家乡的多年的经营，此时已像大地震一样，改变了地脉上的所有结构，即使原貌还在，整个基础已经垮塌松懈，他还冒险相信，其他的人当然就成了他的计划的牺牲品。所以胡宗南的牢骚也真不是空穴来风。

　　近代领军而出身幕僚者多不可数。

　　据统计，曾国藩前后幕僚加起来，声名显要的就有四百多人。大概除了纯粹的武将如鲍超等人以外，其余从其身边起家的军政大员，没有不是幕僚出身的。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郭嵩焘、罗泽南、沈葆桢、刘蓉、薛福成、吴汝纶、胡林翼……侧重面不同，有的一生为幕僚，有的很快出为方面大员，甚至疆臣。

　　曾国藩集团的得逞，在技术方面幕僚因素居大半，其高层大多由幕僚出身者组成，赵烈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始终居幕僚地位，出谋划策；更多的人，像左宗棠、李鸿章起初都是曾国藩的幕僚，奋其智鼓其力，中途走向方面指挥，再走向疆臣大吏；像郭嵩焘则以幕僚走向第一代杰出外交官。曾国藩手下的将帅只有像鲍超和塔其布等人，是纯粹武官出身，其他的人无论是专职幕僚，还是外放任方面指挥官的人，多为知识分子。如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李鸿章……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例如王珍，他早期是罗泽南的助手，一旦进入湘军系列，由纯知识分子转为指挥官的过程相当迅速，后来他写《阵法新编》等书，在战术方面就有相当具体的贡献。

　　曾国藩本人在翰林院时期也可算得是广义的幕僚。

　　其集团上层更多的人是由幕僚走向统领、提督、总兵。

　　曾国藩幕僚集团，拨动了清王朝时钟即将停摆的指针。

　　曾国藩何以拥有如此之多的幕僚，盖诸事需其弥缝也。中国社会、民间积弊太深。曾公谓，见人至京办事，宜多磕头，少说话。又戏言，今人欲得志，须读三部书，即搂抠经，米汤大全，熏膨大典（《汪康年笔记》，49页，上海书店版），此是悲悼时局之言，世务须人事牵合，故幕僚大有用武之地。

　　其幕僚集团一系列排下来，有人力、有智慧、有操守，关键角色数百人，对时代有着绝大的影响，他们自有一套政策逻辑和决策程序，他们懂得各式各样的行业，广纳人才成为精英团队，长线的布设，短线的筹划，以及学术思想，经邦济世。对于时局的钮控，就是他们奠定的基础。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政策的拟定与运作往往依靠幕僚长。美国政体总统的幕僚长，文的要靠国务卿，武的要靠参谋总长。

　　当时势造英雄的风云际会时代，不安分的文人，往往扮演大小幕僚的角色，而且大半不择手段，以谋个人的发展，范文程投效努尔哈赤，参加后金政权。为参与帷幄之主要谋士，教导满清开国，凡伐明的策略、争取汉官归降、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颠覆他所属的明朝。

　　但又有不一样的，太平天国的钱江，一度为最重要的幕僚，现在的研究资料却很少，乃因其当洪杨攻占武汉时，他觉察其人不足有为，仿范增对项羽失望而逸去，所以给后来研究者造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象。

　　与之相对称另一极端者，没有杰出幕僚终吃大亏。太平天国，没有第一流的幕僚。读书人望望然而去。天王教义非驴非马，正人君子避之唯恐不及。

　　民初知识分子，经过辛亥的冷却之后，一部分不愿意待在学院的象牙塔里专攻学术，而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他们自己的想法。于是不少人选择了幕僚的角色。纯官僚机构尚显约束，纯学院又过于虚静，学与术的嫁接为其梦寐以求，著书立说以期有用的色彩甚为分明。其策论式的文章对上，抒志的文章对下，对上以求一逞，对下买通群氓反响。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某种生活方式日趋衰落，意识形态面临严重挑战。

　　一部分如刘师培等但求闻达于诸侯，动大于静，渐渐不能安静，不能控制。

　　一部分如王士珍，虽岁月流动，静大于动，渐渐趋于沉寂，对主官的决策过程、动机了如指掌。

　　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甫入社会，也上书、递策论，刚开始所扮演的，自忖能做到的，也是幕僚这个角色。

　　但超人型主官对幕僚班子也形成遮蔽，若曾国藩、麦克阿瑟、孙中山等，皆然。孙中山先生对戴季陶、胡汉民、汪兆铭等人的提携，使之刮垢打磨，增其亮光。

　　北洋系的幕僚，其思想基础，在时代的巨轮下，地域色彩浓厚，显出过时的专制主义的历史残余，并无宗旨与信仰，走越走胡，事齐事楚，恒无所择，但向新主效忠，重塑社会的努力和极强的个人诉求紧扣一起，造成人生奋斗的巨大盲点。

　　天下哪有纯而又纯的幕僚？就以坊间辗转传写的蒋介石的幕僚集团来说，所谓六大幕僚之类书籍，如张群、杨永泰、朱家骅等，都曾经外放，或负方面之责，不是贴身意义的幕僚。至于在侍从室的如陈布雷等，虽今之论师以军机大臣来形容他，实则他的不少时间、他的职责，较多为处理事务，只是文章文字幕僚，于战略态势，并无专责。

　　袁世凯，他是权谋型人物，一切公理，德操、舆论，如与意志有冲突，则般般都要让路。真是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他的参谋班子也是这一流人物，只是型号小些，到底层，就纯为鼠窃狗偷之辈，不像个当政的样子。在专制肆虐的地方，政治肿瘤丛生，导致问题多多，漏洞处处。若非智囊智慧的匮乏，就是存心与民为敌，问题看似两造，原因只有一个。

　　民国的参谋，多到像文豪的妙语，不择地而出。在那历史转型的特殊时期，蔚成大观。形态和类型也令人眼花缭乱，自由派文人如林语堂、曹聚仁、张恨水等，这是外围的、广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群如战国策派议论惊悚，耸动视听；机会型的人物若杨度、杨永泰、刘师培、罗隆基等，则把一切机会开掘到极点；纯军事幕僚则有罗友伦、蒋纬国、盛文、舒适存、赵家骧等；把旧道德演绎到完美境界者则有陈布雷先生等人；过渡时期的幕僚则有伍崇仁、樊崧甫之属；学生型幕僚，那种打蘸水式的，蜻蜓点水般闹着玩的则有康白情等人；地方军头的幕僚则有沈默士、巴人等；纯粹文人带有表演性质、行为艺术一般的参谋类型则以饶汉祥最为显眼……

　　民国后期幕僚文化，乃属一种一以贯之的使命感，持久的战略文化。

　　其优秀者，努力从历史的负疚感中挣脱出来，认同普世价值，自由的生活方式，并为造成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奉献智慧与生命。他们对肆虐的专制狂澜保有最大的警惕，他们作为参谋作业的手段，显示出他们明晰的防御心态和戒备心理，就是要为盲动的浪潮制动、刹车。最后，却因种种偶然性因素的充量会聚，历史灾难性的危机切断了他们行进的步伐。

　　民国幕僚的知识构成，曹聚仁《采访外记?战地八年》中感叹，程潜的旧诗甚佳，王铁汉能谈人生哲学，极有条理。一位宪兵团的李团长，竟然把冯友兰的书都吞下去了，虽不十分消化，但他口若悬河的舌辩很吓人，某师长和曹聚仁谈了整晚上的辩证法，他擅长黑格尔和康德。至于本来是燕京、清华大学出身者，如居浩然、孙立人将军等，那更不必说了。

　　曹聚仁说，抗战中期，不少军事将领譬如王耀武、丁治磐、李良荣等人，都在那儿读英文，看《资治通鉴》，他们比后方的政治圈中的人物高明得多。所以曹聚仁更断言，记者的构成知识不浅，但要到军人面前去称雄，实在还不如藏拙为好。1938年初春，曹聚仁在黄山下，遇到了冷欣的参谋，他其貌不扬，像个土老儿，右眼角有点斜吊，他时常在走廊上散步，后来在戴戟的宴席上认识了，才知道这个土老儿，精通俄、德、法、英、日五国文字，而且政治经济、文史博物，无所不窥。他们整日整夜谈了一个星期，曹聚仁说：“要是我不懂谦虚之道，怕不被他笑死。”

　　至于上官云相，他是北洋的出身，是不是大老粗呢？看起来像，实际又绝不是。他其实是粗中有细，他到过德意各国，他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集权政治的批评，以及现代军事观点的分析，非常精到，可说是第一流军事家。

　　事情成败的关键往往在于点子好不好，有好点子，多半能成事。好点子，泰半来自一流幕僚。主官和幕僚的关系，有时有颟顸的主官，一意孤行，而有明敏尽责的幕僚；有时又有颇具卓识的主官，身边却围绕小鼻子小眼的幕僚。前一种是幕僚的悲剧，后一种是主官的悲剧。幕僚跟主官的关系，有时也像婚姻，俊汉身畔拙妻，佳妇偏嫁莽汉。殊欠圆满。

　　民国后期幕僚的职能，较之北洋时期，那种摇鹅毛扇的军师形象，业已大为改进，甚至完全变异。正如美军参联会一样，不仅容纳各军种参谋长，研拟制订战略计划并统一全军的战略行动，且负具体指挥之责，蒋纬国经常强调的“指参”二字，即是指挥参谋一体化的减缩，至此，幕僚已居于核心地位，整合作战、计划与政策、人力与人事、指挥与通信及后勤等业务部门，协调三军各自的特长，以及彼此的思想和行动，从而实现有效的统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