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却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南通籍状元张謇。清朝二百多年，状元共有114人，江苏一省就出了49位，但其中下海经商的，只有张謇一人。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张謇的“实业救国”之道为什么半途而废？

　　楔 子

　　张謇的好运，从他41岁中状元那年开始。

　　那一年，正值农历甲午（1894年）。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倒霉的年份，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开局，以中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惨败收场。

　　冒 籍

　　新年刚过，朝廷特开恩科的消息传到南通。接到这个信息后，张謇根本没放在心上。老父张彭年却雄心勃勃，比正当壮年的张謇还要激动，因为他很早就认准儿子可以夺魁天下。

　　那还是张謇刚入学堂不久，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脱口而出：“人骑白马门前过。”但一时想不起下联，便让学生应对。张謇的三哥张詧抢着说：“儿牵青牛堤上行。”张謇沉吟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老师一听大喜过望，逢人便夸张謇是神童，志向远大，将来肯定有出息。从那时起，张謇就成为家族的希望之星，被父兄寄予蟾宫折桂的重望。

　　清朝科考与现在高考最类似的一点就是考生资格审查，不过现在高考重视的是户籍，到处查高考移民。而清朝重视的是家庭出身，如果三代以内没有读书应试的人，就会遭到公开的歧视。“三辈不读书，一家赛过猪”，是之谓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称为“冷籍”，家中子弟如果要参加科举考试，经常会受到地方学官和保人的多方刁难、勒索，稍稍应付不当，就可能误了考期。

　　不幸的是，张謇恰恰是出自这样的冷籍家庭，15岁那年，张謇首次参加童试就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张彭年对儿子的才能满怀信心，他不想儿子的成绩因家庭出身而受到影响，因此，就想方设法避开这种困难。

　　这时，张謇的老师宋琳出了个冒籍赴考的主意。他多方活动，找到了如皋人张驹。经过磋商，双方商定，张謇冒充张驹的孙子张育才，在如皋参加县试，如果县试考中，张彭年必须付给张驹一定数额的酬金。作为中人，宋老师当然也有提成与酬金，人家这叫教书买卖两不误。

　　冒籍考试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被揭发的后果同样很严重，但为了儿子能顺利考中，张彭年甘愿冒险。

　　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张謇参加这年的如皋县试，一考得中；随后参加通州州试，成绩却不理想，名列百名之外。但同乡中与张謇同年的孩子却考中了第二名，因此，乡里人都嘲笑张謇，说神童也不过如此。

　　最恼火的还是张謇的老师宋琳，他本想张謇顺利考中秀才好名利双收，不料小张州试成绩就如此之差。恼羞成怒之余，他当众嘲笑张謇说：“如果有1 000人应试，取999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

　　当众受奚落，张謇泪流满面。从这一天起，他在自己的卧室的窗户、蚊帐顶上、床头、案头等处都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警示自己要用功。这年10月，张謇在院试中考取第26名，顺利获得生员也就是秀才资格。

　　儿子考中秀才，张彭年也信守承诺，如约向如皋张家付款，张謇也以如皋生员的身份入如皋县学读书。孰料张驹是当地的无赖，他不仅要张謇父子再交学官所派的其他费银150两，还以其他借口让张彭年再拿200两白银作为酬谢，不然就要向官府举报。

　　与此同时，知道张謇冒考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以类似的理由进行敲诈。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张彭年就请宋琳出面疏通，让张謇修改学籍，回家就读。哪知宋琳也是局中人，利益攸关，哪里肯去拆骗局。他斥责道：“归籍等金榜题名之后申请不迟。现在申请，张謇的功名就要立即被革除，你们家出一个秀才容易吗？”

　　自此，张謇一家成了待宰的羔羊，谁都想来讹一把。

　　有一次，如皋张氏诬告张謇，如皋县衙便派人来捉。张謇得悉后连夜逃往朋友家躲避。出门不久，狂风暴雨就劈头而来，一不小心，他掉进了烂泥深达3尺的护城河里，险遭灭顶之灾。张謇挣扎着爬出来，这时外雨内汗，衣服已经湿透，到朋友家的路不过３里路，他竟走了三四个时辰才到，一双脚磨得血泡连连。

　　张謇一生坚忍不拔，耐力超人，这些性格品质的底色都是从冒籍风波而来。正是这人生的第一碗苦酒，让他在未来的人生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是斯文扫地，也依然能挺住！

　　为了彻底摆脱纠缠，张謇主动向学校申诉，要求革除自己的秀才，让他到南通重考。海门书院的院长王崧畦和海门训导赵菊泉看到张謇的才学，十分同情他，他们四处为张謇说情。后经与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九余等人的多方交涉，1873年，礼部终于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恢复原籍。

　　此时，张家因为张謇冒考的事情，负债达1 000多两白银，濒临破产。张氏昆仲原指望老四（张謇在家中排行老四）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不料却是这样一个结果，看来这不是什么有前途的投资项目，此时不撤更待何时？于是，兄长们正式提出了分家，几番吵闹，大部分债务落到了张謇身上。

　　功名重要，吃饭更重要。从此，为了养家糊口，张謇半工半读，再也难以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也许就是张謇后来屡试不第的重要原因之一。

　　折 桂

　　从1874年起，刚满21岁的张謇，为了生活东奔西跑，开始了为时近10年的幕僚生涯，先后追随调任江宁（现南京）发审局的孙云锦、淮军名将吴长庆。

　　1884年9月，吴长庆受李鸿章排挤抑郁而死，张謇哀痛之余还乡。此时，家境大为改善，生活可保无虞，三十而立的他，决心重走“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安下心来参加科考。

　　1885年5月，因孙云锦知江宁，张謇为避恩师嫌乘船北上顺天应考。10月，顺天乡试揭晓，张謇高中第二名。这是他参加科举17年来最好的成绩。当时，南人北考能中第二名的非常少，有清一代不过3人，这些人虽非会元，却被尊称为“南元”，在士林中声誉甚高。

　　顺天之行，不仅为张謇赢得巨大声誉，而且在藏龙卧虎的京城，让他结识了许多名士，并与本科考官翁同龢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

　　遗憾的是，张謇在考场上的好运就此止步。中举后的10年间，他连续4次参加会试却次次落第。10年消磨，是铁也磨明了。张謇韧性虽好，但接二连三的打击真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一气之下，他把应考用具通通砸碎，发誓再不进考场。

　　在他想来，自己虽然未能进士及第，摘取最高功名，但“南元”之誉已足以对得起父母的苦心，也无愧于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应该知足了。

　　孰料张彭年的耐心比儿子还足，他坚信张謇生来就是当状元的料。难得太后恩典，这样的机会不去把握，太可惜了。

　　这一次，为动员儿子赶考，老张连哄带劝：“孩子啊，赶考固然很辛苦，可你毕竟还年轻；我今年76岁，才刚步入老年，身体没问题，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再试一把吧！”

　　父命难违，落榜专业户张謇只得收拾行李，打起精神上路。3月月底，张謇才磨蹭到京。

　　这时候入场时间也到了，张謇借了朋友的考试用具，仓促入场。发榜之前，他不抱任何希望，连录取消息都懒得打听，可这一次他竟取中第60名贡生。４月，在礼部复试他又取中一等第10名，从而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

　　这样好的运气，大出张謇的意料。从16岁考中秀才以来，25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离状元桂冠这样近，这让那颗早已冰冷的心又活泛起来。

　　事实上，科举本是个高难度的活儿，不仅要学问好，还要运气正，更要人脉旺。越往上考，人缘越重要。所谓状元，从来都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考分第一名，而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有时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比如相貌，就能决定这顶桂冠的最终归属，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状元及第、驸马乘龙的故事呢！

　　对于张謇本人来说，能否蟾宫折桂完全是未定之数。但这对于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相当于当今的副总理）翁同龢为首的清流集团来说，却是志在必得。

　　这些年翁同龢很郁闷，虽然贵为光绪帝的老师，眷倚隆重，领袖清流，但在与太后支持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团的争斗中却屡居下风。老战友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垮台后，清流派人才凋零，青黄不接，在日趋激烈的朝廷纷争中，急需培植人才。因此，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就开始进入翁同龢的视野。

　　无奈张謇学运不佳，10年来竟然始终未能入围，让翁老十分沮丧。这一次恩科会试，得知张謇获得殿试资格后，他老人家非常欣慰。亲自参与阅卷的翁老，对张謇的卷子评价甚高：“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他与7位阅卷大臣磋商后，将张謇定为第一名。

　　24日清晨，张謇以一甲一名的身份被引至乾清宫西暖阁拜见光绪帝。当时，翁同龢特地介绍：“张謇，江南名士，大孝子呀！”求才若渴的光绪帝非常高兴，当庭钦点张謇为状元，并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

　　从16岁那年考中秀才起，张謇就开始了中国古代青年人人向往的状元之旅。这条路究竟有多长？张謇的经历告诉我们，起码要25年，在考场上至少度过120天，还要有“副总理级”的高干力挺。一句话，这简直就不是凡人能做的事！

　　金榜题名后，张謇成为国家公务员，同时也正式登上清流派的战车。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年9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面对惨败，清流派“口水抗日”进入**。由丁立钧领衔，翰林院35人联名上《请罪李鸿章公折》。

　　作为打李先锋，除了参与集体讨伐外，张謇以自己熟悉朝鲜事务为原因单独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奏疏中，新科状元慷慨激昂，围绕朝鲜问题的由来，对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和对日本和战问题的种种错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在奏折最后，新科状元强烈控诉：“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场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挟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

　　这篇讨李檄文一出，群情激愤，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迫于压力，慈禧被迫以恭亲王奕诉替代李鸿章。但是恭亲王面对日本的不断进攻，也没办法，战事节节告败。到了10月11日，山海关已经告急，张謇夜访翁同龢，师徒两人说起局势，只能相对落泪。

　　正在这当口，张謇父亲病逝，他马上请假回家奔丧。1894年，张謇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这一年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过去了。

　　下 海

　　1895年，中国有3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弃官从商的决心在京城暴雨中萌生，在家丁忧时滋长，在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鼓动中下定。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顺心。丁忧在家的新科状元，心情很沮丧，“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其实，急流勇退的念头，早在1894年9月就已经在张謇心中萌生。

　　那月下旬的一天，张謇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两尺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臣。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却视若无物，连轿帘也没掀一下。

　　这件事给张謇很大震撼，让他心寒：状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样？还不是一辈子匍匐在地任人驱使？这场暴雨，浇灭了张状元朝堂论战的**，让他从书生意气的亢奋中彻底清醒，退隐之念由此而生。回寓所后，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在乡居丧期间，他不时想起生母金氏的临终遗言：“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归宿，为了光耀门楣，一定要追求它，但你性刚语直，最好不要当官。”慈母的遗言，让张謇更加坚定了退出朝廷纷争的决心。

　　不做官，又能做什么？在乡间小路上，面对朝日夕阳，张謇在苦苦思索着。

　　转眼间到了1895年的夏天。一天，洋务派干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来信约张謇去江宁面谈洋务。

　　对于张大帅，张謇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张謇从朝鲜还乡时，就曾先后接到张之洞、李鸿章的聘书，但被他一概婉拒，被人称为“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时传为美谈。张謇曾对友人说过：“我们好比大家闺秀，处子之身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嫁人！”

　　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回再次接到张大帅的邀请，作为新科状元，谈的又是洋务，张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动身上路了。早在1886年，张謇就在家乡提倡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与张之洞一样，他也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

　　这年夏天，张謇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交换了许多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在日记中，张謇写道：“南皮（张之洞籍贯河北南皮，故人称南皮）身上带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

　　大帅虽然“五气”俱全，但和状元却谈得非常开心。张謇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二张一拍即合。畅谈之余，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意味着，张謇可以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这对正琢磨退出官场纷争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一开始，张謇没敢答应，办厂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虽然状元及第，但终究只是一介寒士，既没有从商经验，囊中也颇为羞涩，一旦失败，自己承担不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謇最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因南通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纱销路旺，张謇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

　　他对张之洞坦言：“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但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年12月，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位南洋大臣终于把兄弟拉下了水。

　　丁忧期满后，张謇进京销假。当时，翁同龢已被慈禧勒令告老还乡，戊戌变法的败象已现，张謇一心想的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获准复职的第二天，张謇就以“通州纱厂系奏办，手续未完”为由再度请假。当天晚上，他就离开北京前往塘沽返乡了。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自嘲：“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

　　在唐家闸选定厂址后，张謇为纱厂取名“大生”。

　　“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上“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古语，他还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笔力千钧，气势宏大，既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张謇实业救国的志向。

　　招 股

　　状元经商，就像秀才带兵，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面对状元经商的种种质疑，张謇的回答是：自强不息。他曾对儿子说过，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

　　下海的张謇，身份很特别。他既不是有职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当时敢轰轰烈烈办厂的，也就是这两类人。前者如盛宣怀，挟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势，利用大量国资创办招商局、电报局；后者如唐廷枢，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洋行买办，唐不仅积累了不菲的身家，身后更有一呼百应的香山商帮的支持。

　　张之洞的最大支持，是给了张謇一个头衔；而张謇本人，除了实业报国的雄心和状元这个招牌外，并无万贯家财。虽然作为状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张謇类似官、商之间的桥梁，但桥梁不是那么好当的，有的买账，有的不买账。这一点，很快就在纱厂募资中暴露无遗。

　　不错，他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通过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他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可以向地方征地，与地方官僚协商动用地方财政资源。但在面对社会时，他的资源很少，号召力也没法和唐廷枢相比。

　　大生纱厂初创时采用当时流行的股份制，每股100两白银，计划招集6 000股，募资60万两白银。

　　一开始，官招商办，包括张謇的老朋友沈敬夫在内的南通籍的朋友和几位上海买办愿意投资入股，分别叫“通董”和“沪董”。其中，通董认购四分之一，沪董认购六分之一。张謇自己认购20股，但他自己实际上只能拿出1 300两，剩下700两是沈敬夫帮他垫资。

　　通董比较实在，纱厂选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开始垫资建房。沪董的资金却迟迟不能到位，不久他们又找借口集体打起了退堂鼓。沪董们退出的借口千奇百怪，真正的理由是当时上海几大纱厂均因种种原因亏损得一塌糊涂，他们怕入股后钱就像扔到水里去了。

　　不得已，张謇只有与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从官方想办法。这时，刘坤一想到了张之洞任上留下的一批价值60万两白银的纺纱机器。这批机器早在多年前就已从英国运到中国，扔在黄浦江边无人问津，只是用芦席盖着，风吹雨淋，锈迹斑斑。刘大帅想，把这批机器作价50万两白银让给张謇，既可满足新科状元办实业的愿望，又可盘活这笔国有资产，可谓一举两得。但就是这批生锈的机器，也被半路杀出的盛宣怀分去一半。至于办厂的其他资金，刘大帅可就只有口头鼓励，没有实际支持了。

　　就这样，大生纱厂由官招商办变成官商合办，官商各领一半，官方以机器作价25万两白银入股。但当时官商合营的企业几乎没有不亏损的，连大名鼎鼎的招商局也差点破产。官商合办弊端太多，民间商人听说后几乎无人敢投资。于是，张謇又与刘坤一商量，改官商合办为绅领商办，在这种形式下，官股只“按年取息，不问盈亏”。

　　绅领商办其实质和商办无异，但作为领办者，张謇的话语权就大大提高了。但权大责任也大，剩下的近25万两白银的商股就要靠张謇自己想招了。张謇没有想到，说服人投资那么难，大生募资之旅近乎乞讨。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他们甚至连当地道观的有限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白银），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白银，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最著名的就有4次，其中最让张謇伤心的是受到盛宣怀的忽悠。

　　当初，盛宣怀在分领官机的时候曾答应帮助筹资25万两白银，双方还订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盛宣怀却开始支支吾吾，始终没能兑现当初的承诺。特别可恨的是，一次，张謇到沪催款，盛宣怀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个月。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盛宣怀总计卖得两万多两白银。可到了最后，这家伙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1899年开机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白银，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刘坤一连发了5封信，乞求用少量的地方公款以解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树堂将存在典当行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这对汪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的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都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指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股的发行方式）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生产。

　　派 息

　　大生的机器在日夜轰鸣，不少人都在捂着嘴偷着乐，等着看张、沈二人的笑话。

　　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万两白银。

　　大生终于活了下来，张謇脸上的愁云也烟消云散。1899年年底，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

　　“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张謇笑着说。刘坤一接过棉纱，仔细翻看后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话虽如此，南通的庞大事业，靠他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1905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他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詧，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

　　大生初创时，除了创始人张謇外，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元老。由书生初入实业，一开始张謇不能得到社会信任，在筹款等多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沈敬夫是当地花布商，高清是当地木材商，徐翔林是当地典当商，他们都是当地知名商人，与张謇差不多都有10年以上的交情。他们都以个人银钱入股，因此，大家能以企业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大生得以度过艰难的初创岁月。

　　开机两年后，1901年2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的教职，回乡专心打理纱厂业务，正式进入企业家角色。这时，大生纱厂的经营已经走上正轨，但此时，创业团队内部的摩擦开始显现，特别是沈敬夫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一次，沈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沈借口足疾提出辞职。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但度量不够，不能与其他董事和平共处，不利于大生长远发展，痛苦斟酌后就批准了。

　　沈敬夫离开不久，张謇的三哥张詧进入大生，此后日常事务就由他掌管。随后，其他大生创业元老也逐渐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

　　张謇虽是大生的精神领袖，但平时不怎么过问厂里具体事务。曾有女工回忆说：“四大人是大个子，四方脸，白白的。他不常到车间里来，可是每次来之前，都会先有通知，工头就急忙叫我们快快揩车子，扫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里没人带，就把伢儿带到厂里。伢儿们坐在放纱的柳条筐里，厂里专门安排人照看，张謇见了虽觉得不像话，但也没说话，眉头一皱也就走了。

　　张謇的三哥张詧虽是花布商出身，但精于盘算，又做过官，执行力相当强。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人称“三先生”，干练但不免有些专断。大生从此形成张老三主内、张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几年没有变动。

　　但张謇毕竟只是一个经理人，要长期拥有企业绝对管理权，必须获得股东们的背书。大生纱厂中张謇个人的股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区区2 000两白银（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由于采用“绅领商办”的形式，从一开始，张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威不是来自资本，而是靠他的名望与人脉，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官替代不了，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他独特的优势。

　　大生纱厂的股东，除官股外，商股股东很杂。除了沈敬夫等创业元老，张謇后来招募的商股，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富商、退休的官僚或依靠祖荫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对纱厂的日常管理没有兴趣，对什么产业救国也不关心，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否拿到高额股息。这一点，倒与官股不谋而合。

　　因此，建厂之初，张謇就与股东们讨价还价，二者达成一种危险平衡：高息换治权。

　　从1899年正式开机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积累，利润几乎全部分红派息，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发息。有了丰厚稳定的高息红利，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

　　现在好了，张謇终于在大生集团内部彻底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没有人在耳边唧唧歪歪了，以后厂里大事包括最为重要的投资决策和资金使用，几乎都是张謇一人拍脑门说了算。就这样，公司制在状元郎的手中彻底走样。

　　当时正是大生的上升期，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谁也没去好好想过：这样分干拿尽，近似于竭泽而渔，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企业拿什么去抗御风险？

　　营 志

　　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差不多同时开业的纱厂相比，大生的生意分外红火。

　　1903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受挫，而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张，添了2万多纱锭。之后，大生继续迅猛发展，光是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

　　大生纱厂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地利。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夹在长江与大海之间，三面环水，类似半岛，战火一般不会波及。此外，当地气候、土壤非常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二是人和。南通当地熟练工人多，寻常农家的女孩多是天足，十一二岁就会纺纱，“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九立”。而且，当地工资要比上海等地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1角，而全国工人日均工资1.5角至2角。三是天时。 这里的天时，主要有两点：一是舆论好，二是机会好。张謇以状元办实业，主张关税自主，实业救国，当时的《申报》《时报》以及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等经常报道他的消息，称誉他“执东南牛耳”；而声誉日隆的大生纱厂，还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无暇东顾，这是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那些年，大生纱厂可谓利润滚滚。面对大把金钱，张謇并没有沉醉其中。与一般商人不同，张謇下海的初衷是实业救国。

　　“营志重于营利。”建厂之初，他就这样向各大股东表白过。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个偏僻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不过4万人，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张謇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一切。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1899年，大生开机，当地许多男女洗脚上岸，走进工厂。1901年，为了解决大生原料问题，张謇联合当地士绅创办通海垦牧股份公司，许多流民走进海滩，垦牧定居。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3年，他就与沈敬夫等捐资兴建通州师范，许多娃娃从此得以走进课堂。

　　10年过去了，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9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他随张謇来到垦区。以往弥望皆水、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的黄海之滨，已然变成一个阔大无比的棋盘。走近看，每个长方形棋格四面都环绕着小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织的道路。

　　垦牧区不仅人畜两旺，粮棉丰收，还建了多所小学。沿途不断听到童声合唱：“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这首张謇创作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一路上，张謇与刘厚生围绕垦区未来计划热烈地讨论着。他设想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万亩～200万亩，可供50万人～100万人生活。途中，刘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古时候井田制那套陈词滥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

　　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边击掌边说：“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别人都不了解我呀！这种事，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来做啦！”

　　第二年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张謇带着刘厚生走进通州师范（简称通师）的校园。荒废多年的千佛寺书声琅琅，成为江淮地区最大的学堂。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

　　大礼堂正中，悬挂着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告诉刘厚生，这些条幅，都是通师开学时他亲手书写的。在校园，张謇特意领着小刘看了厕所和食堂。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地方的清洁。看学堂，也要看这两处是不是清洁。”

　　张謇在校园各处视察，直到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

　　父教育，母实业——这是张謇村落主义的核心。通师是张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为培养多方面人才以振兴实业达救国之目的，张謇还创办了女红传习所、怜工学社等多种教育机构，以适应社会对特殊技艺的需要。辛苦奔忙中，张謇一不小心被温柔撞了一下腰，轻轻地浪漫了一把，传出一段佳话。

　　这段故事的女主角是苏绣艺术大师沈寿。两人相识于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南洋劝业会，当时沈寿36岁。会上，张謇对沈的作品及鉴赏力大加赞赏。会后，张謇5次致信盛邀她来南通。1914年10月，沈寿来到南通就任女工传习所所长。

　　不久，在旧金山举办的第20届世博会上，沈寿绣制的《耶稣像》荣获金奖。在沈寿赴美期间，她的丈夫余觉居然娶了两房姨太太，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忧郁成疾，沈寿生病了，张謇对她非常关心，他一面延医为之诊治，同时让她搬到环境清静的谦亭静养，并收她为学生，亲自教授诗词。

　　朝夕相伴，沈寿对张謇的关怀岂能无动于衷？长期卧床养病，沈寿开始慢慢地掉头发，于是她就用自己细柔的长发绣出了张謇的手迹《谦亭》。落发不够用，她就用剪刀剪下自己的头发，以此绣品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情感。

　　两人神交的结晶就是《雪宦绣谱》，由沈寿口述，张謇笔录，留下苏绣艺术的绝唱。

　　南通建设是全方位的。根据张謇自己的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大量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团体等。

　　张謇在南通的开拓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至今南通还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拥 袁

　　自从投身实业后，张謇基本上不太掺和政坛纷争。但随着大生集团实力的壮大，其商业关系逐渐辐射东南乃至全国。此时，张謇即使想躲在南通，做一个现代陶渊明也没有可能了。这正所谓你不惹政治，政治主动找你。

　　自离京城后，张謇积极参与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东南互保。

　　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借剿灭义和团之名攻打北京。到了６月，张謇看到全国的动乱即将爆发，他急忙乘轮船前往江宁，会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劝其“定计维持江南”。但是6月20日，慈禧太后下旨宣战，调动清军围攻外国使馆，并命令各省督抚广召义民总署战守。太后开口，刘坤一当然害怕，如果违旨自保，弄不好有杀身灭族之祸。

　　眼看战火就要烧到江南。关键时刻，张謇联合盛宣怀等江浙大资本家，最终说服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大家共同约定，实行“东南互保”，使长江以南半壁江山免于涂炭。此时，东南各省社会安定，张謇的大生纱厂“纱路大畅”，江南各省新开各种新式企业近百家。

　　1912年，民国初立。在南北对峙的大格局中，各种政治势力开始重新站队。在这场政治拔河中，张謇选择了枭雄袁世凯的北方队，而不是海归总统孙中山的南派。这样的选择，不是一时心血**。

　　张謇的政治观念的变迁和他的经济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选择了实业之路，张謇对政治的考虑也就无一不是从利于实业的角度出发。

　　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事业局面已经打开，正迎来一战期间的事业高峰。从1901年至1907年，围绕大生纱厂，他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初步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这样一个教父级的实业家，张謇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清朝的保守政策显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孙中山动用武力，不利于秩序和市场的稳定；袁世凯手握重兵，能保证国家稳定与统一，又赞成共和，当然是他当时的最佳选择。

　　作为帝党成员，张謇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在此期间，张謇就瞩目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而两人的结识那就更早了，30年前他们就一起扛过枪、跨过江。

　　壬午事变时，当年陪同吴长庆入朝的，除了张謇，还有比张謇小6岁的袁世凯。张、袁二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一文一武，在朝鲜乱局中开始崭露头角。后来，吴长庆回天津述职时，张謇也一道回国。吴就把庆军在朝鲜的日常事务，全都托给了袁世凯办理。两个月后，袁公开投靠李鸿章，很令吴长庆难堪，吴不久郁郁而终，张、袁二人也因此公开决裂。

　　30年后，张謇既非当日的幕僚书生，袁世凯亦非当日的武夫。因为立宪、共和，曾经割袍断义的两人，在现实政治面前，开始第二次握手。由此形成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南北互动、呼吁立宪的格局。

　　1911年（农历辛亥年）5月11日，张謇进京途中路过彰德（安阳）。此时，慈禧已死，袁世凯被迫下野，正蛰居彰德附近的洹水河畔。对这样一只政治潜力股，张謇当然明白其投资价值，但对是否亲自拜访仍有顾虑。大家现在都是有身份的人，毕竟绝交多年，陡然见面，如果冷场，恐怕颜面很难看。在同行人员的劝说下，张謇终下访袁决心，并仔细商讨会晤细节。

　　这次会面从下午5时一直进行到午夜12点，随行者刘厚生回忆说：“我们同车的人一觉醒来，见张謇登车含笑对我们说‘慰亭（袁世凯，字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数小时的“道故论时”，内容应当极为广泛，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想必是最重要的内容。这次见面，张感觉袁的见识非同一般，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袁对张关注的导淮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并以人民利益相标榜，获得张謇极大好感。临别时，袁表示，如有出山之日，定当遵从民意，希望张謇给予多方合作。

　　对这次会晤，张謇抵京后意犹未尽，致函袁世凯称：“30年别离，世事沧桑，一夜畅谈，慨系横生。”洹上会谈，使袁张多年的芥蒂进一步消弭，为日后张謇拥袁做了极重要的铺垫。

　　当年10月，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赶到武昌。10月10日上午，张謇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他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没有想到，他居然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烽火。

　　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作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新兴实业家代表，张謇的心中对革命及其可能带来的动乱充满了担忧。但眼看星火燎原，江山变色，一向务实的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迅速转向共和，辫子剪了，日记里的时间也换成阳历。通州很快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詧出任地方总司令。

　　不久，孙中山来信邀请张謇到南京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然而，去了一趟南京，张謇反而更加坚定了弃孙投袁的决心。很多年以后，后人在张謇的日记中发现，南京会面后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仅仅四个字——不知崖畔”。说白点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太浪漫了。

　　实际上当时民国政府政令不能出南京城，军饷都发不出来。这样的政权能有什么前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政治经济学原理，张老板比革命党领袖们更清楚。

　　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即于当年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名流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

　　1914年2月，熊希龄被迫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内阁垮台5天后，张謇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警惕已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的“帝制复活”的流言，小心因此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

　　1915年2月，张謇辞去袁记政府农商总长一职，标志着他一生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结束。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

　　消息传来，张謇不由得感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清 盘

　　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抢手，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1922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亏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行业。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白银，二厂亏损31万多两白银；一厂负债709万余两白银，二厂负债125万余两白银。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其实，这一切并非来自一朝一夕，危机苗头其实早已存在。

　　一般学者认为，这次行业性危机源自外来冲击，因为一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但发生危机的当年，洋纱进口只有107万余担，反而低于1918年的118万担。因此，外来冲击说很难服人。

　　事实上，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早已露出苗头的生产过剩。

　　1922年以前的数年内，国内棉纺业一直高速膨胀，纱厂由战前的55家发展到65家，纱锭由55万枚增加到163万枚纱锭。不少“卷土重来”的日资纱厂扩张凶猛，从战前的5家工厂、11万枚纱锭，增长到1922年的25家、67万枚纱锭。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容纳程度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供过于求的矛盾一直在激化。生产过剩的危机之所以在1922年爆发，导火索是棉贵纱贱。

　　这些年，纱厂用棉由战前的143万担增加到1922年的469万担，而国内棉花种植根本跟不上，加之1921年秋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发生水灾，棉产锐减，原料大战更加激烈，棉贵纱贱导致业内多数企业陷入亏损状态。

　　具体到大生纱厂，则是多年积累的问题的集中发作。

　　这些年，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事业，实际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资总额达到3300万两白银。张謇以一己之力建设南通新世界，而支撑这一伟业的就是大生集团。从此，大生集团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资本的运用经常服从于张謇个人的热情和理想，大量资金被抽调到那些公益事业中。只有输出，没有回报，大生的基础早已不足以支撑。

　　因为没有计划，大生这些年的投资过快过乱。当时，除了纺纱分厂越开越多外，张謇还向交通运输、酿酒、榨油、制皂、制铁、电话乃至印刷出版等行业全面出击，用他日后自我检讨的话来说，就是“急进务广”。但是，超生、滥生的子公司、孙公司大多都经营困难，不仅对主业毫无裨益，而且占用了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大的债务黑洞。

　　大生集团本身的管理也是问题重重，人才少，管理乱，跑冒滴漏严重。离开大生后，刘厚生曾感慨万千：“大生各实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张家兄弟请示，但他们对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让人钻了不少空子。集团内人才匮乏，特别是各盐垦公司，除了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不过，过度分红、杀鸡取卵才是让大生走向衰败的致命毒药。

　　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刘厚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股息最多不过3%，上海、无锡各纱厂股息也没有超过10%的。通州人总以多付股息为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原理，风险非常大。”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的注意。

　　其实，张謇也许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办法。分干拿尽是张家与大生股东的一项约定，不然当初如何能顺利确立张家在大生集团经营管理上的绝对权力？这副毒药当时吃起来很甜蜜，现在药性发作了才追悔莫及。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说：“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其志不仅在纱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那时人人都说好。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了，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不是典型的众口铄金吗？！”

　　其实，大生集团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没有公积金，加之销售不畅，导致现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过于及时注资，然后资产重组。据当时日资机构调查，只需注入400万两白银的流动资金，大生集团资产即可全面盘活。

　　为拯救大生，张謇曾向国内银行求助。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主儿，只会锦上添花，这时候哪会雪中送炭？向日、美财团求助，最终也没有结果。

　　时来天地同发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时的张謇，真的大有身陷绝地之感，也更加体会到什么叫世态炎凉。

　　1925年，大生一厂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业也半途而废。一世心血，付诸东流，张謇不由得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的不幸，其实正是文人经商的悲哀。也许，张謇本人对实业救国的工具性态度，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更像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家，而不像是一位注重投入产出比的企业家。不计成本的政治家张謇被鲜花与掌声包围，而面临亏损的企业家张謇的危机却在悄悄逼近。

　　在理想与成本之间，毕竟需要一个权衡。这一点，日本人也许比中国人更清醒。有人说，近代日本与中国在实业救国上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依据经济规律，做好实业本身就是救国，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将实业与救国割裂，把实业看做是救国的垫脚石。

　　伤 逝

　　张謇曾说过:“人生要经历3个时期:30岁以前是读书时期，30岁至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

　　退出大生的管理后，劳碌一生的张謇真正开始有了一些空闲，他从濠南别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坚持每日临怀素帖，读《左传》。

　　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精力虽然有限，但依然热心公益。这年８月月初，张謇冒着酷暑，拄着拐杖，与人一起在江堤上走了10多里，观察分析了主要危险地段，并筹备护江保堤的石料。一连几天，张謇筋疲力尽，适逢气候闷热，他再也支撑不住，倒下了。

　　自此，张謇病势转重。儿子张孝若跟三伯父张詧商量，将张謇接回城里濠南别墅家中，商请著名西医诊治。但毕竟年事已高，张謇病情愈发严重，不时陷入昏迷之中。

　　8月23日子夜，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次日，张謇在床已奄奄一息，处于弥留之际。上午10点过后，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詧扶杖含泪而至，移步至乃弟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吧！”张謇微微颔首，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终于带着遗憾的神情闭上了眼睛。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南通。胡适闻讯后，感慨万千，他这样写道：“张季直（张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1926年12月，张家出殡，南通万人空巷，远近的民众都来送行。

　　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入肌骨。

　　上天好像有意给他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