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修铁路，巧胜政敌
朝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是令他修建卢汉铁路，卢汉铁路最后得以修建，其实是张之洞力排众议，在朝廷众多派系中争取而来的结果。最主要的是，在这场铁路修建争夺战中，他轻松而巧妙地战胜了政敌李鸿章。
国与民的愚见
铁路和火车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十六日，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通车。此后，铁路和火车就像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兴建。但腐朽落后的满清王朝和顽固守旧派官僚，却视铁路和火车为洪水猛兽和天外怪物。
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驻上海机构自行修建了一条上海通往吴淞的铁路，这条铁路仅长10余公里，可它却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然而，清政府和顽固守旧派官僚无法接受它，上海民众见状也是大声惊呼：“哎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啊，咋跑得那么快呢，还带响声的？吓死我们了！”
清政府也觉得这不是个玩意儿，竟以三倍的造价将这段铁路买回，然后拆毁！上海民众的见识有限，这倒情有可原，可清政府的行为却非常雷人，英国人目瞪口呆，随即笑掉大牙。
但清王朝也有主张修路的人，比如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他们早就注意到铁路的优势，可那些顽固守旧派官僚却玩命劝阻：“铁路不能修啊，修铁路会破坏祖国的大好河山，惹怒山川神灵，会遭报应的；修铁路也会破坏老祖宗的坟墓，惹怒祖宗神灵，会遭天谴的；修铁路也会使那些兵家必争的关隘之地**然无存，一旦同列强开战，洋人就会**，中国岂不是要亡国？”
尽管顽固守旧派的言论很愚昧，阻力很强大，但这并没有阻止洋务派修建铁路的打算。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挂职直隶提督却赋闲在家的刘铭传从军事、运输、赈灾、商务、矿务、旅行等各方面为出发点，奏请朝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干线：向南修建北京至江苏清江、北京至汉口两条铁路；向西修建北京至甘肃一条铁路，向北修建北京至沈阳一条铁路。
刘铭传修建铁路的设想很具前瞻性和先进性，可这又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巨大争议。顽固守旧派强烈反对，其中侍读学士张家骧提出修建铁路有“三弊”，即生事、扰民、夺利。内阁学士徐致祥提出修建铁路有“八害”，如资敌、浪费、中饱私囊、工农下岗失业等。就这样，刘铭传修建铁路的构想也化为乌有。
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修建唐山开滦煤矿至唐山胥各庄之间的轻便铁路，因为运煤任务极其艰巨，朝廷便批准了他的奏请。
这一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一条长仅12公里的“唐胥铁路”修建而成。因为是自行修建的，这条铁路设施非常简陋，火车没有发动机装置，启动时甚至需要骡马牵引。尽管如此，但它却是我国第一条自行修建的铁路，值得铭记。
李鸿章的尴尬
在这之后，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虽然大败法军，但运粮运械的无比艰难和战机的无限延误，深深地撼动了每一个人心。
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这才意识到铁路在军事和运输中的重要性。就连向来反对修路的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也带头奏请修铁路。在他的奏请下，慈禧命令新组建的海军衙门统筹修路事宜。李鸿章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便不遗余力地鼓动醇亲王力挺他修路。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了北洋水师的建设和调运兵械的方便，他奏请朝廷以唐胥铁路为基础，续修胥各庄—天津—山海关段铁路。
光绪十四年（1888年），当铁路修至天津时，他又以加强海防为由，奏请修建天津至北京通州的津通铁路。修建津通铁路的奏请，再次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巨大争议，顽固守旧派的反对声音更加激烈，他们纷纷认为，修铁路不仅不能加强海防，还会引火烧身，资敌亡国。因为列强侵略中国都是从海而来，他们一旦登陆，就会抢占铁路，然后顺着铁路打进北京，大清势必灭亡。
顽固守旧派的这番言论毫无创意，但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于是，他从容不迫地上了一道万言奏折，把顽固守旧派的荒诞言论批驳得体无完肤。然而，朝廷还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无奈之下，李鸿章便通过醇亲王给慈禧出了一计：把修建津通铁路的方案，下发给沿海沿江将军督抚商议。
李鸿章以为天下将军督抚都会顺着他的意思，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明确支持修路的只有他的部将刘铭传一人，其他十几位将军督抚不是坚决反对，就是模棱两可，或翘首观望。
李鸿章晕死。他尴尬得要命，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
宏伟的计划，高明的奏折
就在这场铁路之争迟迟不能一锤定音时，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非常高明的奏折，从而改变了一切。
张之洞是中法战争的前线统帅，中国军队运粮运械的艰辛和战机的延误，他比谁都清楚，他比谁都心痛。中法战争结束后，他也想在广东修建铁路，可广东太缺钱了，而且广东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于是他只好把修路的事情放在一边。但张之洞一直在密切观察着铁路的动态。此后几年，随着广东财政状况的不断改善，随着朝中重臣对铁路修建权的争夺，他也在心中酝酿了一个更大的主意和方案：
要想富，必须先修路。修建铁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张之洞向来是干大事的人，别人都争着修路，我不能不争。别人争修路，不够气度，缺乏远见，算是小打小闹。而我就要玩把大的，我要修建一条线路长远、影响深远、眼光高远的铁路，我要让这条铁路贯通祖国南北，成为中国交通大动脉。
这条铁路如果修成了，它将是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间的生命线；如果修成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超越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以及隋炀帝修建的京杭大运河，而我张之洞的功名也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于李鸿章，我就不屑和他比了，他算老几？
至于如何修建这条贯通祖国南北的大动脉，张之洞早就拟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分两步走：先修通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待京汉铁路修通后，再修建汉口至广州的铁路。至此，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而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也横空出世，浑然天成。于是，在朝廷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就给朝廷上了一道非常高明的《请缓造当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他在折中这样写道：
“如今修铁路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加快国货的流通，此事当务之急。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都依靠进口洋货过日子，国货却没有市场。然而，中国物产丰富，盛甲五洲，却因交通不便，运输艰难，而致产量不高，质量不精，销售不广，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只有修通铁路，国货才能有效流通，甚至远销海外；只有国货畅销，国家才能富强，商人、工人、农民才能获利。说到底，铁路之利，首在利民。”
在这段话中，张之洞首先肯定了修建铁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有力地驳斥了顽固守旧派关于修路有失业、扰民、扰祖宗神灵的愚昧荒诞言论，也修正了醇亲王、李鸿章关于修路仅用于军事海防的狭隘认识。
接下来，他对李鸿章主张修建的津通铁路，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修建铁路应从全局观点出发，权衡路线的利弊得失，选择有利地势修建一条振兴国民经济的腹省干线。我认为，津通铁路应该缓修，原因有五，即耗资巨大、利润不高、军事方面的作用不大，而且还要设重兵把守等。因此，我主张修北起北京卢沟桥，南至汉口的卢汉铁路。比及短短的津通铁路，长远的卢汉铁路至少有七利：不近海，不资敌，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粮饷运输，有利于军队调动……”
张之洞深知修建卢汉铁路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而朝廷也会因此犹豫不决，心疼银子，因此他在奏折中提出了具体的修建方案：卢汉铁路分四段修建，每两年修建一段，八年竣工，总预算1 600万两银，年筹200万两银。这样一来，朝廷和地方的经济压力都会很轻。
果然，这道奏折上交朝廷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慈禧称赞他“其论甚壮，其志甚远”；醇亲王也不计较他修正自己的言论，反而赞美他的主张和构想“别开生面”；朝野上下都夸他：这番高谈阔论，高瞻远瞩，“扫**群盲，耳目为之一新……”
张之洞的这道奏折，以其高明的出发点和长远的着眼点，抑制了各方的偏激观点和荒诞言论，既为朝廷解了围，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千秋功业，实在是精妙绝伦，当即得到了朝廷和慈禧的采纳。
扬张抑李
这时候的慈禧，虽已退位还政，但一切军国大事，还是由她说了算。像修建铁路这等大事，她不可能不插手。更何况，她的颐和园一直在修建，她依然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
李鸿章等人主张修路，都要求朝廷出银子，而且耗银巨大，她当然不肯同意。
张之洞主张修路，既没有一口吃个大胖子，也没有向朝廷狮子大开口，而且他的主张确实站在利国利民的高度上，她不得不同意。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事。实际上，慈禧同意张之洞修建卢汉铁路，却是为了制衡和打压李鸿章。
我们知道，慈禧执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善用制衡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目前，在朝廷所有活着的元老级重臣中，李鸿章的权位最重，势力最大。特别是北洋水师成立后，他就毫无争议地成了当朝一哥。而慈禧早就把他当做防范对象，只是因为经常伸手向他要银子修建颐和园，才没有明显打压。
醇亲王虽然和李鸿章私交不错，但他对于李鸿章日益发展的势力，也感到惴惴不安，因此他和慈禧的心思不谋而合，而叔嫂俩也一直在思索着制衡和打压李鸿章的办法。
当张之洞这道高明精妙的奏折呈上时，慈禧和醇亲王同时眼前一亮：制衡和打压李鸿章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提高张之洞在朝野的威望，不断壮大他的势力，使他与李鸿章势均力敌，相互制约。这样一来，李鸿章就是再强大，他也蹦跶不起来。
醇亲王向慈禧表达了这层意思，并建议调任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由他督修卢汉铁路。醇亲王的想法深合慈禧之意，因为张之洞就是她用来制衡和打压李鸿章的最佳人选，原因有三：
第一，张之洞和李鸿章是一对政敌，他们恩怨已久，大有深化之势，难有化解之意。慈禧要是让他们把政敌事业进行到底，那他们肯定一个比一个欢实。只要他们欢实了，慈禧就可以安心了。
第二，张之洞不属于任何派别，他和慈禧经常打压制衡的湘系与淮系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可以被慈禧作为第三方势力培植起来，打压制衡湘系和淮系，当然主要是针对李鸿章。
第三，张之洞是慈禧钦点的探花，慈禧对他有提拔重用之恩，而他本人也有赶超和打压李鸿章的意思，加上他的地位和人气直逼李鸿章，于是慈禧便盯上了他。因此，看了张之洞那道高明的奏折后，慈禧觉得这是一个扶持他打压李鸿章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十六日，朝廷和慈禧下令海军衙门就张之洞所奏修建卢汉铁路事宜进行复议。不久，海军衙门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并决定每年下拨200万两银专门用于修建卢汉铁路。
七月十二日，朝廷正式下旨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由他主持修建卢汉铁路，而反对修路的原湖广总督裕禄则被调为盛京（今沈阳）将军。
一句话，一辈子
在这场影响巨大的铁路纷争中，张之洞仅凭一道奏折就轻松获胜，并战胜了位高权重于他的政敌李鸿章，非常给力！除了他的奏折非常高明和给力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慈禧对他的倚重和利用。
张之洞深知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是慈禧用来打压、制衡李鸿章的一枚棋子，但这枚棋子不是谁都能当的，何况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他再度对慈禧充满了感激。
尽管这些年来，他对慈禧的一些所作所为都非常失望，但慈禧一直对他恩重如山，他的忠诚和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对于慈禧，他还是那句话：慈禧姐姐，这辈子，你当，或者不当太后，我都跟定你，不离不弃；你掌，或者不掌皇权，我都力挺你，一心一意……
一句话，要说上一辈子，也要践行一辈子。
暗藏心机
但对于政敌李鸿章，张之洞则有另外一番感慨：我说过，早晚有一天，我会取代你和赶超你。没想到，这一天就要来临，你感觉到后来者居上的压力了吗？
这几年，你把持海军衙门，既不给我广东水师一点儿经费，也无视我广东水师的存在，只把银子用来筹建你的北洋水师，真是自私自利，沽名钓誉！沽了名，钓了誉后，你还贪心不足，居然想抢修铁路头功！告诉你，连门都没有，你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揽上，我张之洞可不是吃干饭的，事实证明我怎么样？呵呵。
李鸿章确实无话可说。在表面上，他同意张之洞的方案，毕竟张之洞替他调停了各方言路，可他并不服气，他很不高兴，他是相当不高兴！因为在这场铁路纷争中，满朝文武让他下不来台，朝廷驳了他的面子，张之洞抢了他的风头。
其实朝廷在扶持张之洞的同时，也照顾了李鸿章的面子，即令张之洞督修卢汉铁路的南段，令李鸿章督修卢汉铁路的北段。朝廷这样安排，也多少为李鸿章挽回了一些面子，可李鸿章并不买账，他一直对张之洞耿耿于怀。
张之洞知道李鸿章心里很难受，接到朝廷的调令后，他就故意放低姿态，虚心向李鸿章请教：“听说我调任湖广，主修铁路这事，您没少出力，我谢谢您啦！我想关于修路事宜，您早就筹划好了吧（晾早经公筹定），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一切仰仗您教导才是啊！”
李鸿章听了，没好气地说：“调你到两广主修铁路是醇亲王的主意，而不是鄙人我，你要谢就好好谢他吧，我就免了！至于修路事宜嘛，我劝你不要太性急。你这人就是性急，你要是不性急，我对修路的事情也就无所隐含了（公毋性急，鄙固无所隐也）。”
李鸿章的言下之意是说：张之洞，你太得瑟了！太得瑟的人，一定会撞墙的！你等着，我是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你越是猴急，我就越是拖着你。没错，你是让我感觉到了后来者居上的压力，可我也要让你知道姜还是老的辣的道理……
张之洞并不知道，李鸿章在等着看他笑话的同时，竟然在密谋一件事：让他修建卢汉铁路的伟大构想破灭。后来，在李鸿章的怂恿下，他的伟大构想还真的一度破灭了。
防范的对策
修铁路事关重大，张之洞不能不急。听了李鸿章这番阴阳怪气的话后，他就加紧制订修建卢汉铁路的具体方案。
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初十，张之洞向朝廷上了一道《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他在这道奏折中明确提出：
“修建铁路，首先需要大量的铁轨，当务之急要炼铁存铁。而炼铁之前，就得筹款，开矿采铁，因此我计划以10年为期建成通车。前六七年主要做好筹款、开矿采铁、勘探路线、炼铁制轨、派学生出国学习铁路技艺等准备工作，后三四年则集中精力开工修路，南北并举，一气呵成！”
“我反对借洋款、买洋铁、修洋路，原因是洋款息外有息，耗中有耗，我们吃亏太多。我建议由户部每年拨银200万两，作为铁路专款之用。国家财政虽然紧张，断无天下合力一年筹不到200万两银子之理。中国土铁虽然不精，断无各省铁矿无一处可炼之理。”
张之洞上这道奏折，就是为了力促朝廷拿定主意，防止李鸿章节外生枝，他在等待批复。
挺进湖北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带着家眷和蔡锡勇、赵凤昌、辜鸿铭、凌兆熊、梁敦彦、张彪等二十余亲信幕僚离开了广州。张之洞本来想带更多的文武属僚，甚至想带走广胜军的精锐力量，但朝廷对此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他只好在后来的日子里暗度陈仓。
首席幕僚梁鼎芬，暂时留任广雅书院院长，但他的老上司换成了仇家李鸿章的哥哥，他很快辞职隐退，直到三年后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了两湖书院才邀他出任院长。而得意门生杨锐已考上了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目前协编《大清会典》，不久晋升内阁侍读。
兄弟们，出发吧！下一站，湖北。
湖北，我来了！
这里是我二十多年前首任学政的地方，也是恩师胡林翼三十多前建功立勋的地方。
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播下了教育的种子，创办了经心书院，如今桃李满天下。
三十多年前，我的恩师凭湖北“九省通衢，交通枢纽”的有利地势，在这里建立了不世之功，而湖北也成了他的国中之国。
如今，我的梦想和愿望，只会比恩师更加美好和强大。因此，我将竭尽所能，完成恩师的夙愿，把湖北建设成我的强大的天下！
我，可以的。一定！
二、惨遭算计，好事多磨
一个重量级商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月十二，张之洞一行经香港乘轮船抵达上海。他在上海停留了10天，约见了一个重量级商人——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
盛宣怀就是和李鸿章合谋整倒胡雪岩的那个家伙。同胡雪岩一样，盛宣怀也是一位红透晚清的顶尖商人。除此之外，他还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和社会慈善活动家。
盛宣怀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学历不是很高，可他的父亲盛康和李鸿章有故交。因为这层关系，盛宣怀于同治九年（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从此平步直云。
同治十一年（1872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的费用来建造兵舰，被李鸿章采纳。李鸿章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于是委任他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这是他办理轮船航运事业的开端。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任会办，他从此正式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委任盛宣怀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他又成了煤老板和铁老板。
光绪五年（1879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搞电报事业，李鸿章采纳后又命他督办。第三年，津沪电报总局正式成立，盛宣怀任总办，从此他又进入电信行业，成了中国电信行业的鼻祖。
光绪十年（1884年），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后来又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督办、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督办。
光绪十三年（1887年），盛宣怀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沿海，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
各怀心事
这是受张之洞约见之前的盛宣怀。而张之洞是通过醇亲王和李鸿章才约到盛宣怀的，盛宣怀是专程赶到上海来见张之洞的。张之洞为什么要费尽周折约见盛宣怀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盛宣怀在生意方面是个多面手，也是一个实干家，张之洞对他充满了好感与好奇，尽管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
第二，盛宣怀是个野心很大的生意人，朝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旨令下发后，他就觊觎湖北境内的铁矿煤矿，乃至觊觎张之洞主修的卢汉铁路。张之洞这次约见盛宣怀就是为了刺探一下他的真实意图。
第三，张之洞有求于盛宣怀。盛宣怀有丰富的办厂办矿经验，悉知湖北煤矿铁矿的分布与储量，张之洞欲向他寻经问宝。
第四，盛宣怀是李鸿章心腹幕僚，通过他可以拉近自己和李鸿章的关系。毕竟李鸿章和他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不在表面上和李鸿章搞好关系，那么卢汉铁路就很难修成。
盛宣怀对张之洞也极为佩服，他本来就是一个实干家，他觉得张之洞比他还要实干，如果今后真能和张之洞合作一把，那么他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他求见张之洞，就是谈今后的合作。他曾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湖北大冶等地开办煤矿铁矿，如今湖北成了张之洞的天下，今后要是再接手矿务，肯定要经过张之洞同意才行。
还有，他知道张之洞这次调任湖广总督，就是为了修建卢汉铁路，而修建铁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而炼铁又需要大量的煤。在这方面他是行家，他也熟悉湖北的煤矿铁矿，张之洞肯定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只要张之洞用得着他，他就有大利可图。
就这样，张之洞接见了盛宣怀，他们“连日晤谈，详加考究”。但盛宣怀的目的很明确，他要承包湖北的煤矿铁矿，对于卢汉铁路，他也要来个官督商办，即张之洞督建，他承办。
张之洞没有答应盛宣怀，他知道开办煤矿铁矿，修建铁路需要巨款，可他心里有底。因为在离任之前，他就向朝廷上了一道《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只要朝廷批准了他的方案，同意拨款，那就用不着官督商办了。到那个时候，他会居高凌下地对盛宣怀说：“这里没有官督商办，只有朝廷出钱，老子来办！其他人，都靠边站！”但眼下，他不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拒绝盛宣怀，而是好言抚慰，表示后会有期。
中国有句古话：买卖不成仁义在。对于盛宣怀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张之洞还是要极力维护的。盛宣怀虽然很失望，但对于张之洞以及未来，他还是充满了期待。而他今后的生意和他的成功，都和张之洞紧密相连。
做官要久居一地
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月二十六日，抵达武昌后，张之洞正式接任湖广总督。
他没有想到，他在这里一督就是18年。当然，在此之间，他曾两度署理两江总督，不过时间都很短，他的大本营一直在湖北武昌。
一个总督在一个地方一督就是近20年，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纵观整个清朝，李鸿章是一个，他督的是直隶；张之洞是一个，他督的是湖广（湖北和湖南）。
漫长的18年，足以让一个心怀伟梦的人干很多大事。对此，张之洞是这么认为的：
要想官运亨通，青史留名，就要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方长久做官。在做官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干大事，干那些“别人想为而不敢为”的大事，要让所有人觉得：没有你，这些大事就干不成；离开你，这个地方就完全乱套。
上级领导也许有权调动你，但只要你在干大事，那么领导就不会轻易动你，而你就会在这个位置上稳健发展，放手经营自己的天下。
切记，做官就要干大事，而且要集中精力干大事，干大事既能体现做官的价值，也能青史留名，这远比做一个空头衔的宰相有意义得多。只要能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份实体的民族产业，那么后世子孙会永远铭记你。
这既是张之洞这些年来的做官心得，也是他对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经验总结。
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至今已有20年了，一个总督在一个地方一干就是20年，这在清朝历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位。正是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干了这么长时间，李鸿章才能集中精力，大办洋务实业，而他也成了继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的洋务派首领。
李鸿章在直隶办的洋务实业，别人都没有能力接手，朝廷一直没让他挪窝。加上他身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因此他的权势和地位并不逊于军机大臣。
无独有偶。左宗棠虽然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在一个地方干那么长，但在陕甘总督的位子上，他也是一干15年。同样，他也趁此机会，集中精力，在陕甘地区大力兴办洋务实业，从而建立不世之功，成为晚清名臣。
探索了李鸿章和左宗棠的为官之道后，张之洞决定在湖北也这么干。
张之洞没有理由不这么干。因为湖北系九省通衢，全国交通枢纽，省府武汉三镇，水陆交通，山水宜人，其地理位置远远优胜于北方的直隶和荒芜的陕甘。只要能在这里长久做官，不断地干大事，大办洋务实业，其功名绝对会在李鸿章、左宗棠之上。
而且，湖北恰如一页白纸。自鸦片战争之后，到张之洞接任之前的那些总督，不是顽固守旧，就是碌碌无为，基本没有兴办洋务实业。因此，湖北的综合实力，以及武汉的城市竞争力，远远低于上海、天津、南京、福州、广州等城市。
湖北的惨淡，也激发了张之洞开发建设它的信念。在他看来，湖北是一页白纸，但白纸好写最好、最美的文字，好画最好、最美的图画。从现在开始，他将盛情谱写、勾画这幅宏伟的蓝图，而这幅蓝图也将成为他的强大天下。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画好了这幅蓝图，超越了自己梦想。因为他治下的湖北以及他后来主持的湖北新政，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
这是一个不朽的奇迹，必将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梦想和传奇也从这里开始。
梦想从喜讯中来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张之洞接任湖广总督不久，海军衙门就给他传来一个好消息：朝廷批准了他的《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并令户部每年拨款200万两，专门用于修建卢汉铁路！
张之洞大喜过望，更让他喜不自禁的是，海军衙门还问他：你在广东定购的炼铁设备是否可以移到湖北另行设厂呀？
这事太好啦！我一直想和李瀚章商谈这事呢，没想到好事竟找上门来，当然可以啊！
年近七十的李瀚章，显然没有张之洞那股子干劲。他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官僚，对洋务事业不感兴趣，他也觉得自己没几天活头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只想做个太平官，因此当张之洞定购的炼铁设备运抵广州后，他就立即致电弟弟李鸿章商议如何处理此事。
李鸿章倒是洋务派首领，可他觉得张之洞准备创办的那个炼铁厂，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在他看来，以中国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开发钢铁产业；以张之洞的实力，还不足以炼出钢铁。总之，创办炼铁厂绝非易事，谁要是摊上它，谁就会背上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包袱。
李鸿章的看法和担忧不无道理，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就委任盛宣怀在湖北大冶等地办理煤矿铁矿，为了提高技术含量，他们还从国外聘请了大量的专家，可因为资金短缺，最终半途而废。
后来，贵州巡抚潘霨筹款50万两银，在贵州青溪建了一个小型炼铁厂，开炉之后却因技术故障不能解决，而被迫拆除……可见，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开厂炼铁的条件。
因此，李鸿章在电报中这样回复哥哥：“张之洞办铁厂其实就是铺张浪费。他是巴结讨好醇亲王，才得到户部拨款的。但铁厂不是那么好建的，他终究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朝廷的大臣们都知道他这个人大言无实，好大喜功，我们就等着看他的笑话吧（抑扬铺张，欲结柢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
李鸿章的话显然是在诋毁张之洞，张之洞并没有巴结讨好醇亲王，醇亲王只是在利用他和倚重他，而他也有恩于醇亲王，两人的关系向来不错。
无论怎样，张之洞坚定了一个信念：办自己的铁厂，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于是，他立即奏请海军衙门：“既然瀚章大哥不打算在广州设厂炼铁，那就把炼铁设备移运到湖北来吧，我主修铁路正好用得上。但是机器的补价和建厂经费，当从户部拨的200万两银子中开销。另外，我在广州定购机器花的那13万两银子，也请瀚章老兄从闱姓赌捐中补贴。”
这个奏请，得到了海军衙门的批准，海军衙门还鼓励他好好干，等他的好消息。
张之洞信心满满，底气十足。他隐隐地有一种感觉：在不久的将来，他和他的名字将与钢铁事业紧密相连。他知道，钢铁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也是振兴民族经济的主导产业，他要是把钢铁事业搞起来了，他就是中国的钢铁之父、民族骄子和时代伟人。
那一刻，他的梦想更加宏伟和远大。
那一刻，他甚至产生了一种超越梦想的梦想——炼钢炼铁，富国强民，振兴中华民族！
李鸿章再导悲剧
张之洞太激动了，他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但历史无数次证明，人在大事面前，不能太激动，一旦激动过头了，大事就会被你整得无影无踪，就像五年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那样。
五年前，眼看着冯子材就要取得中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张之洞激动得不行，可不幸的是，李鸿章怂恿朝廷乘胜即收。一场即将完美收官的反侵略战争，就这样不败而败。
这一次，张之洞又这么激动，历史会重现吗？
历史，有时候真的很捉弄人。历史，有时候也总是惊人的相似。
五年前的悲剧，又重新在张之洞身上上演了。而悲剧的导演，依然是他的政敌李鸿章。
李鸿章一直对张之洞争修卢汉铁路的事情耿耿于怀，而且因为张之洞的那道奏折，朝廷驳了他的面子，他很难堪。因此，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张之洞的修路构想破灭的机会，企图挽回面子，打压张之洞。令他万分高兴的是，打压张之洞的机会竟然和他不期而遇。
光绪十六年（1890年）年初，沙俄决定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通往中国东北边境的东西向大铁路，这对东北的边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对中国藩属国朝鲜的侵略，关东边境也危机四伏。
李鸿章认为这是一个破灭张之洞修路构想的绝好机会，于是他电奏醇亲王：
“香涛当初所奏缓修津通铁路有五条理由，我本来是想逐条反驳的，但想到他的一道奏折调停了各方言路，我才没有和他较劲（本拟逐条驳斥，既思香涛之意不过调和言路，不值与之思辨）。朝廷采纳他的主张，驳我李某人的面子是小，可驳您海军衙门总理的面子事大，这事您不得不考虑。既然津通铁路作用不大，那我就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了。”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沙俄和日本同时威胁我东北边境，我们必须改变策略，缓修卢汉铁路，赶修辽宁营口至吉林珲春的关东铁路。那么，这样一来，朝廷原定每年拨给张之洞的那200万两银子，就该移交给我修关东铁路了。”
既然边防受到威胁，醇亲王不敢怠慢。听了李鸿章的这番忽悠之词后，他和慈禧都慌里慌张地同意先修关东铁路，缓修卢汉铁路。
这年三月，接到朝廷的旨令后，张之洞当即傻眼了。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李鸿章之前在电报中告诫他不要性急，竟然包藏着这样一番心思。
张之洞欲哭无泪，他实在想不明白：李鸿章，你为什么偏偏和我过不去呢？你两度破坏我的大好事，其实也是重创了朝廷啊，你怎就这么能害人误国呢？
李鸿章却在一边偷着乐：我就是偏和你过不去，我上次就暗示过你不要太性急，难道你就不明白吗？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真不明白呀？还是真不明白呀？
张之洞因为性急，还真没有多想李鸿章的那句话。如今真相大白了，他更加觉得李鸿章这人老奸巨猾，以后对他凡事得多长个心眼。因为这五年来，他先后被李鸿章害了两次。
五年前的那件事，让张之洞对李鸿章产生一丝恨意。
五年之后的这件事，他还会恨李鸿章吗？恨！但他难以言表。毕竟，李鸿章忽悠朝廷改修关东铁路，也是出于为国家边防考虑，尽管他的理由是那么的冠冕皇堂。
再就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既然朝廷都下令缓修卢汉铁路了，那就只好缓修呗，缓修总比不修好得多。好在，朝廷同意把已批拨给他的那200万两银拨给他，他也中肯地表示，将用这笔钱在湖北办理煤矿铁矿，炼制钢轨，专供关东修路之用。
仅凭“炼制钢轨，专供关东修路之用”这个决定，就足以表明张之洞是一个气度超凡的臣子。他是被李鸿章算计了，可他并没有挟私报复，而是舍己为人，大公无私，天下为公！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名臣，真正的名臣，就应该具有这样的大度胸襟和大家风范！
迟来的决定
李鸿章得逞了，他主持修通了关东铁路。卢汉铁路暂时搁置，张之洞的宏伟构想也暂时泡汤。但五年之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却有力地证明了他当年提出修建卢汉铁路的主张，是多么具有战略眼光，其战略眼光是多么高远和深长。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就是因为没有像卢汉铁路这样的南北大动脉，在粮械运输和军队调动方面，依然走十年前中法战争的艰难老路。最终，中国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那一刻，张之洞的心在滴血，他在心里一次次地叩问朝廷：只是因为在李鸿章的忽悠下，你们少听了我的一句话，少修了一条卢汉铁路，结果就导致中国大败，不知你们作何感想？
朝廷的感想，写满了后悔。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朝廷就深刻地意识到修建一条贯通中国南北大动脉的铁路有多么重要，于是立即同意张之洞再次提出修建卢汉铁路的奏请。只是，这个决定整整迟来了五年。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月，朝廷的旨令下达后，张之洞在武汉设立铁路总公司，举荐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采用招商入股、借贷洋款、朝廷拨款和地方协款的方式，完成整条铁路的修建。至此，盛宣怀终于达到了他当年的目的，而张之洞关于铁路的宏伟构想也从这里始发……
好事多磨，梦想成真
从光绪十一年（1895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历时10年，全长1 200余公里的卢汉铁路终于建成通车。
本书不详述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对张之洞来说，修建卢汉铁路的结果远比过程更重要。他要的就是结果，结果是卢汉铁路建成通车了，他心中宏伟的铁路构想实现了！
卢汉铁路建成通车之际又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是我国内省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全国铁路网的主干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再次奏请修建卢汉铁路之后，张之洞还奏请修建从武昌到广州的粤汉铁路。粤汉铁路早在张之洞的铁路构想之中。只有卢汉和粤汉两条铁路全部修通，连成一线，才算真正贯通祖国南北。
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并令他督办粤汉铁路，但因国家财政紧张、各条铁路都需要钱、鄂湘粤三省绅商抢办、西方列强施加压力、八国联军共同进犯等缘由，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粤汉铁路才动工。此后，粤汉铁路一直缺钱，矛盾纷争一直不断。无奈之下，张之洞决定同德、英、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但合同还没签字，他就病逝于军机大臣任上。
宣统三年（1911年），也就是张之洞逝世后两年，担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不顾全国人民反对而代朝廷贸然下令铁路收归国有，从而引发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十六日，历时36年之久粤汉铁路终于建成通车，全长1 096公里。张之洞虽然没能等到这一天，但为了修建这条铁路，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和汗水，他是这条铁路的奠基人！
除了户汉、粤汉两条铁路干线外，张之洞还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两江总督任上，奏请修建从上海吴淞到南京江宁的沪宁铁路。在他的主持和盛宣怀的督办下，这铁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一全线通车。
光绪三十四（1908年）年，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还主持修建了北起天津南至镇江的津镇铁路。津镇铁路修通后改名津浦铁路，全长1 000余公里，这也是一条南北大动脉，民国元年（1912年）建成通车。
至此，张之洞一生共主持修建了四条铁路大干线。尽管困难重重，步履艰难，但好事多磨。最终，他用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完成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也为中国铁路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绝对无愧于“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和“铁路主办元勋”的美称。
三、步步艰险，终建铁厂
另一张王牌
张之洞修建卢汉铁路的伟大构想，暂时被李鸿章破灭之后，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王牌——创建炼铁厂。
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海军衙门正式批准将原建于广州的炼铁厂移建武昌，并同意建厂经费在原来批拨的铁路款项下支用。海军衙门的态度，其实是醇亲王和慈禧的态度，张之洞吃了一颗定心丸。
谋矿，暗战
还有一件事，也让他信心满满。这件事说起来，还挺曲折，还得从头说起。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刚刚接到朝廷调令，他立即电告湖北巡抚奎斌（1821—1893年，内蒙古镶白旗人），请他密查湖北大冶铁矿的开采情况。
九月二十二日，奎斌回电：“我接到盛宣怀的来电，他说醇亲王已在北京当面令他勘探大冶铁矿了。现在他已派比利时的头等矿师白乃富来湖北，白已抵达镇江。”
盛宣怀的行动太快了！商人就是这么机敏。可他为什么能得到醇亲王的面令呢？他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呢？难道他有觊觎大冶铁矿之意？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在张之洞的脑子里打转。直到十月初一，盛宣怀才在电报中向他言明此事，盛宣怀还向他推荐英国矿师郭师敦赴湖北协办勘探。
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郭师敦就受聘于盛宣怀，他在湖北黄石境内大治县勘得一座可与欧美各大铁矿相媲美的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黄石因此轰动世界。
这下，盛宣怀的野心昭然于世，他就是在窥视大冶铁矿。
张之洞觉得盛宣怀好鬼，他心里有一丝不安，他不想用盛宣怀的人。因此，在接到盛宣怀电报的前两天，他就致电驻英公使刘瑞芬：“湖北大冶产煤铁，海军衙门已令开采。请速招聘著名矿师一人，代我订薪资和合同，然后令其赴汉口领事处报到！”
张之洞的反应也是迅捷的，但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明白醇亲王的意思，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面令盛宣怀到大冶勘矿。他想想试试醇亲王的态度。
十月初八这天，他电奏海军衙门，重复性地提出“各省分投采炼钢铁，专供卢汉铁路之用”的主张。这个主张，同他在九月初十上奏的《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想迫使醇亲王作出答复。
谁知在第二天，李鸿章竟率先回话：“开矿炼铁不是一件小事，所耗银两和机器甚巨，岂能各省同开？”李鸿章显然是反对张之洞分投采炼的主张，并断言各省都炼不出铁来。
李鸿章的意思难道就是醇亲王的意思吗？张之洞不相信，他在等待，他在耐心地默默等待。十月十四日，他终于等来了醇亲王的回话：“就是大冶铁矿了，你到任后，赶快下手吧，这才是正事（大冶下手自是正事）！”
好了，我明白啦，谢谢醇亲王！关键时候，您还是向着我的，谢谢！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张之洞对待炼铁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即由原来的“分投采炼”，迅速转变到“全力以赴开采大冶铁矿”上来。
醇亲王虽然为张之洞指明了方向，但大冶铁矿的内幕，他还不得而知。而熟知大冶铁矿内幕的人只有盛宣怀，盛宣怀却是政敌李鸿章的心腹幕僚，该怎么从他那里打探情报呢？
要是开门见山地找他，他肯定不会买账。他即使买账，李鸿章也不会答应。思想来去，张之洞想到了一个点子：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可以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在他看来，能够压制盛宣怀的人是李鸿章，而能够压制李鸿章的人则是醇亲王。
醇亲王完全可以帮我的忙，我知道他和李鸿章私交不错，也知道他一直防范李鸿章，但只要他发话，李鸿章不敢不听。于是，他找了醇亲王。
十月二十九日这天，醇亲王就对李鸿章发话：“你安排盛宣怀到上海去见张之洞吧，张之洞马上到湖北上任，他要经过上海，他想找盛宣怀谈谈大冶铁矿和开设铁厂的事。”
李鸿章不敢怠慢，他立即通知了盛宣怀。盛宣怀也不敢怠慢，他立即赴上海谒见张之洞。
商谈
冬月十二日，张之洞在上海约见了盛宣怀。见面之后，张之洞更加觉得盛宣怀这个人不是善茬儿。他彻底搞明白了一件事：盛宣怀觊觎大冶铁矿，乃至卢汉铁路的主修权。
还有一件事，他也搞明白了：盛宣怀派比利时头等矿师白乃富前往大冶勘矿，其实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在北京面见过醇亲王，醇亲王召见他只是询问大冶铁矿内幕，并没有面令他勘矿。他派出白乃富，搬出醇亲王，其实是在拉大旗，作虎皮。
张之洞很反感，他没有答应盛宣怀的合作要求。但他的态度很委婉，他一点儿也没得罪盛宣怀。毕竟，他从盛宣怀那里得知了大冶铁矿及其他煤矿的详情，这比什么都重要。
较量
冬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接任湖广总督的第三天，张之洞就给李鸿章发了一份电报。主要向李鸿章通报他和盛宣怀会谈的情况。毕竟，见了人家的心腹幕僚，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吧。但在这份电报中，张之洞并未表明他对合作事宜的意见和态度，只是在派遣洋矿师勘矿的问题上，他坚定了自己的立场：煤矿铁矿都是湖北的，我认为从湖北选派矿师为宜。
就是通过这句话，老谋机警的李鸿章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张之洞和盛宣怀八成是谈崩了！
发完电报，张之洞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立即派人到大冶铁矿进行实地勘探。然而，李鸿章方面早有动作。
早在冬月二十三日，盛宣怀就抢先采取了行动。他向李鸿章及朝廷上了一道《筹拟铁矿情形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主张：把大冶铁矿、武昌铁矿、当阳煤矿、江苏徐州利国铁矿及各地煤矿统归一局管理，再由该局统筹安排，择地开办，招股商办，另派大官督办，等等。
盛宣怀这些主张显然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而且明显地表露出他自己的企图。那时，张之洞还在由沪赴鄂途中，他完全不知情。甚至在他给李鸿章发电报时，也不知情。后来，张之洞倒是知情了，但盛宣怀的行动及主张没起作用。因为上面有海军衙门和醇亲王压着。这下，他可以放心了，放心地勘探大冶铁矿。
天降喜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勘探人员向张之洞报告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
1**在地表的大冶铁矿石约有2 700万吨。
2地下矿石储量无法统计，即使再添几个炼铁炉，也至少可以开采百年以上。
3矿石含铁量高达64%，含铜量27%，皆可用来炼钢。
4大冶邻县兴国境内勘探一处上等锰铁矿，含锰量高达37%，位列世界之首。
5大冶铁矿及兴国锰铁矿均产石灰石。
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啊，黄石再次轰动世界！
西方列强心里痒痒了，德国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向清政府施压，意图夺取大冶铁矿和兴国锰铁矿的开采权。清政府向来惧怕强悍的德国，便把皮球踢给了张之洞。
对于西方列强，张之洞的立场和骨头向来强硬。当德国差人前来商谈此事时，他大动肝火：“中国的铁矿，哪儿有洋人来开采之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老子还不够忙呢！”
德国告退了，可张之洞担心未来有变数，于是加紧修筑一条从大冶铁矿通往江口的铁路，以方便运输矿石。
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这条铁路正式动工，一年后建成通车，而铁矿的1 000多名工人也热火朝天地大干了起来，日采矿石达200吨！
喜讯传出后，对大冶铁矿觊觎已久的盛宣怀，心里也痒痒了。为了得到大冶铁矿的开采权，他是费尽心机，最后他非但没能成功，还让张之洞抢了一个盖世头功，他心里能好受吗？
由于大冶铁矿是他早年勘探到的，他便向张之洞提出了这样一个条件：每采一吨矿石提银3钱，或每炼一吨钢铁提银2钱，以弥补他当年开矿的亏空。
这个条件还不算苛刻，毕竟他是最早的开采者，他也是竞争失败者，他心理不平衡，那就给他点钱，让他找点平衡吧。那点钱，不算什么，只是一点蝇头小利。
大冶铁矿的勘探给了张之洞无穷的信心，而李瀚章主动奏请朝廷将广州炼铁厂移建湖北，更让他如虎添翼。当然，这也是海军衙门和醇亲王的意思，他要助张之洞成功。
一切都在张之洞的谋划中，也在海军衙门和醇亲王的操纵中。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张之洞在武昌设立铁政局，委任他的心腹幕僚蔡锡勇为总办，主持铁厂的创建工作，并令湖北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以及盐、粮两道会办一切。蔡锡勇曾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等国，熟悉洋务，精通英语，让他主持创建铁厂最为合适。
六月，从英国定购的第一批炼铁设备，以及从国外聘请的洋匠技师先后到达武汉，张之洞决定让这些洋匠技师，分头勘探铁矿和煤矿。
七月，张之洞又联系新任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国定购了炼钢炉和制轨等机器，并聘请了能够冶炼贝色麻钢和西门士钢（均为英国产的有色钢材）的工匠技师，他决定大干一场。
艰难选址
铁矿找到了，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张之洞：铁厂建在哪里合适？
在西方国家，钢铁企业通常建在煤矿或铁矿附近，有利于就近取材，节省中间成本。当时，大冶铁矿是已知铁矿，张之洞倾向于把铁厂建在大冶附近的黄石港，可李鸿章却反对：“西方国家多以铁就煤，而无以煤就铁者，你应该把铁厂建在煤矿附近，你赶快找煤矿吧。”
张之洞咨询了洋匠技师后，回答他说：“西方国家也有以煤就铁的啊，具体怎么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成不变。再说湖北铁矿集中，煤矿分散，具体怎么办，我得看着办！”
但当张之洞派人对大冶附近的黄石港进行勘探时，却发现此地狭窄，坑洼不平，根本不适合建厂。出于监管和销售方面的考虑，他觉得应该把铁厂建在武昌附近。因为铁厂不能离总督府太远，否则它将会失去监管，而且也不利于运输和销售。随后，他又派人在武昌附近选地。几经波折，他终于选定了一个地方——汉阳大别山（今龟山）下的一片平洼之地。
就是这里了。这里地势开阔，南枕绵绵起伏的龟山，北依逶迤流淌的汉水，直面滚滚而去的长江，水路陆路纵横，运输极为方便，也便于日常监管，绝对是建厂炼铁的好地方。
铁厂设在这里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铁厂聘来的洋匠技师和翻译，可通用于同时创建的湖北枪炮厂以等洋务企业。
张之洞当即拍板，并电奏了海军衙门，表示两年之内可建厂产铁。但李鸿章主张以铁就煤，当他从盛宣怀那里得知大冶明家山有上等好煤时，就主张在大冶设厂，张之洞却有理有据地回复他：“把铁厂建在大冶，倒是可以省下四五万两运煤费用，可那里坑洼不平，光是削掉几个山头，填平几个大坑，就花费一二十万银，你觉得哪个更合算呢？再说大冶明家山的煤，并不是什么好煤，好煤还得继续寻找！”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鸿章无话可说了，朝廷也同意了张之洞的方案。
一张空头支票
厂址选定了，可新的更大的问题又来了：在户部尚书翁同龢的阻碍下，朝廷此前批拨的那200万两银子从未兑现，那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实际建厂费用要远远超过这个数。资金紧缺便又成了张之洞建厂的头等难题！
张之洞郁闷死了，他急坏了，他急得夜不能寐，日不思食，他不禁悲叹：大清好不容易出了我张之洞这么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可翁同龢那老东西处处为难我，真是老天不开眼！这辈子，我什么都不缺，我就是缺钱，我不是缺自己的钱，而是缺干大事的钱！
但钱还得接着筹，怎么筹呢？张之洞想出了几个办法，于是奏请朝廷：我自己设法借贷，能借多少借多少，借多少最后还多少。不过，是我自己还，不用朝廷负担；创建铁厂是国家大事，而且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朝廷要是不掏银子，怎么着也说不过去吧。这样，我也不难为朝廷了，我想好了：湖北每年不是要向朝廷上缴各种款项吗，我想把这些款子截留下来，挪作建厂之用。如此一来，这些款子就等于是朝廷批拨的啦，形式虽然不一样，但意义是一样的，我看这样行……
朝廷同意了张之洞的奏请，但只允许他截留200万，而这200万恰好是朝廷原来批拨给他的数。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无论这200万从哪里来，只要能来，那就成。
截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之洞从英国定购的所有机器设备以及他聘请的30多位洋匠技师全部到位，而他招纳的3 000名中国工人也严阵以待。不仅如此，他还先后派出50来位中国员工到比利时学习冶铁技术。
至此，一个庞大的中国近代化钢铁企业队伍建立起来了，一个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钢铁工厂也将拔地而起。
这年七月，万事俱备后，张之洞一声令下：同志们，开工！
煤呢？没了
上等铁矿拥有了，大型铁厂也开建了，接下来就该开采煤矿了。然而，与大冶铁矿的天大喜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湖北及周边诸省缺煤特别是缺好煤的状况，远远超出了张之洞的想象，也令他一度高涨的心跌进了谷底。
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底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年底，张之洞先后三次派人马分赴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安徽、贵州和陕西等地勘探煤矿，结果表明湖北、湖南、江西境内倒是有煤质符合要求的煤矿，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煤矿储量太少，产量有限，且比较分散，根本无法保证铁厂每天三四百吨的用煤需求，也就是说这些煤矿没有开采的价值。
江西萍乡煤矿倒是可以开采，但这里和武昌水陆不通，运输艰难，只得放弃。
张之洞焦急万分，他一时陷入困境。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以前在《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说了大话，即“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没有了煤，炼什么铁啊？可见，他当初对湖北周边的煤矿分布及矿藏情况估计不足。
这个时候，他骑虎难下。铁厂要是因为没煤办不下去，他真就会被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人笑死，不仅颜面尽失，估计他后半辈子的仕途也会大受影响。
当然，也不是说整个中国都没有合适的煤矿，比如产煤大省山西和河南焦作生产的优质无烟煤，就很适合炼铁。只是山西和焦作距离武昌甚远，既不可能搞人力运输，也不可能先修一条铁路。因为只有挖出煤，炼出铁，才能修出铁路。
无奈之下，张之洞想出了三个办法：
其一，派人在湖北境内外进行地毯式勘探，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煤矿，找不到不罢休。
其二，发动湖北商民广泛开采属地煤矿，然后将合适的煤运抵武昌，铁厂照价收购。
其三，派人前往湖南、宝庆等地开采煤矿，并在水陆码头的湘潭设立煤炭采购与转运中心，然后直接将其运抵铁厂。
光绪十六年（1890年）年底，张之洞派出的人，终于在湖北勘探到了两处煤矿——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次年夏天，两矿正式出煤，与此同时，湖北商民的自产煤和湖南收购的湘煤也不断运来。
震惊世界的铁厂
缺煤的难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缺煤一直是困扰张之洞、阻碍铁厂经营发展的最大问题。好在，一个无比庞大的中国近代化铁厂建立起来了——汉阳铁厂。
光绪十九年（1893年）年底，汉阳铁厂以其崭新而雄伟的面貌矗立在龟山脚下。尽管它比张之洞预计的竣工时间来得稍晚了一些，但它还是完美地竣工了。
汉阳铁厂分为大小十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4个小厂。
汉阳铁厂占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近现代炼铁设备、机器和技术工匠一应俱全。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汉阳铁厂都位居亚洲第一，它的建成投产时间，比日本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要早七年。在全世界，它的规模也是名列前茅！
汉阳铁厂的建立，犹如一声巨雷，震惊了整个世界！
当时，日本的一家报纸这样描述汉阳铁厂：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几年之后出版的《东方杂志》（《今日东方》杂志前身）也刊载了西方人的惊呼：
汉阳铁厂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
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国际市场），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
呜呼，中国醒矣！此种种费祸，较多强兵劲旅，**老赢类之军队尤可虑也。
《东方杂志》最后一句话说得太给力了：哎呀妈呀，不得了啦，沉睡的中国已经醒啦！这个国家将从经济上给我们带来祸患，远比强兵劲旅欺负老弱军队更令人忧虑啊！
可见，西方列强对汉阳铁厂既是震惊的，也是恐惧的，因为他们最想把中国变成永久的殖民地，他们希望中国永远沉睡不醒。现在，中国醒了，他们能不惊慌吗？
的确，汉阳铁厂的兴建，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遗憾的是，满清王朝并没有醒，而满清王朝也找不到几个像张之洞那样锐意进取、奋力图强、开明豁达的中流砥柱。要不然，满清王朝也不会在二十年之后被推翻！
好了。眼下，还是炼铁要紧。
还是缺煤，还是缺钱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汉阳铁厂正式开炉炼铁，但因为煤炭不足，当时只开一炉。
四月二十三日，第一炉生铁终于出炉，产量达50万吨以上，达到了设计要求。
这年七月，就在铁厂如火如荼地炼铁时，大冶王三石煤矿却因为挖出了大水而宣告停产，此前花掉的50万两银付诸东流。这样一来，江夏马鞍山煤矿便成了铁厂的唯一。可是独木不成林。原来两矿加起来只能烧一个铁炉，现在形单影只，就更难维持局面了。因此，铁厂连续产铁半年后，被迫停炉。
无奈之下，张之洞又四处寻煤。一方面，他舍近求远，购买唐山开平煤矿的优质煤炭。另一方面，他又从英、比、德等国进口煤炭。但进口煤费用昂贵，成本太高，根本买不起，铁厂一直处于半停半开状态。
铁厂半停半开令张之洞忧心如焚，祸不单行的是，他又缺银子了！
据不完全统计，张之洞建汉阳铁厂共花银子高达560万两，是清朝举办各类工业花钱最多的一个企业。这笔巨款，除了朝廷同意他截留200万各项税款外，其他的都是他拆了东墙补西墙搞来的。他也曾向朝廷奏请拨款，但户部尚书翁同龢的答复是“不得再行添拨”。
醇亲王作古
张之洞得不到户部拨款除了翁同龢从中作祟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海军衙门总理大臣、醇亲王奕譞作古了！
醇亲王病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月二十一日，享年50岁。他死了，张之洞的筹款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过去，他一直罩着张之洞，他死了，就无法给张之洞提供帮助和方便了。
至此，张之洞已失去了两个强有力的靠山——阎敬铭和醇亲王。
张之万虽然仍以大学士的身份管理顾问户部，但前面作过交代，光绪亲政后，翁同龢把持一切内政，光绪凡事都听他的，张之万也就无能为力了。
张之洞深感无助。他知道，今后的日子会更加难过。但再难过的日子也得过啊。于是，他拾起悲伤，站在铁厂，仰望北方，隔空祈愿：醇亲王，一路走好！今生有你，三生有幸……
醇亲王作古后，他的五子载沣（1883—1951年）承袭王爵。载沣后来兼任摄政王，他是大清最后一位摄政王，他的长子溥仪（1906—1967年）在接替皇帝之位，成了末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