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秋，16岁的邹容踏上了艰辛的求学路。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进入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补习日语，为留学日本进行准备。

　　留学日本时的解容

　　翌年春，邹容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开始在日本的留学生活。

　　1894年的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原本自信满满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反省过去30年的发展道路，发现原本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日本，真正找到了回应西方压力的正确道路，那就是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中国先前所坚守的“中体西用”，除了增加一些物资的财富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而这些简单的物质财富被一场战争几乎彻底摧毁了。物质上的靠不住震惊了中国人，知耻而后勇，中国人重新上路，由先前30年向西方学习转而踏踏实实向东方学习，留学日本成为那个时代时尚青年的第一选择。

　　日本成了中国的榜样，大量青年学子纷纷前往日本取经求学，据说当邹容来到日本的时候，在那里求学的中国人已有上千人之多。

　　到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与先前远赴欧美的留学生不同，欧美留学**时代时还是遵循中体西用的救国原则，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层面的东西，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那时的留学生除极个别的少数如严复，大家很少注意。因为当时大家普遍相信中国文明在制度、文化层面的成就远过于西洋，中国的问题只是没有追赶上西方工业化的机会，在技术层面上错过了一次大创新、大发展的机会，所以只要中国向西方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必将完成全面振兴，中国的制度、文化，必将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完美结合，创造出西方人无法追赶的新文明。

　　毫无疑问，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人太幼稚、太乐观了，不懂得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不懂得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单单是科学技术，而是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制度因素。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人有了新的觉悟，所以这一次转身向东，向日本学习，主要的不再是学习日本人的科学技术，而是更多地关注日本的法律、政治、制度等层面。所以这些留学生后来或成为革命者，或成为改良主义者，差不多都以政治为职业。

　　在这种大环境下，留学日本的邹容自然无心于自然科学。他和那些年轻同学一样，醉心于卢梭、孟德斯鸠、林肯，如饥似渴地阅读近代东西方启蒙时代的著作，《民约论》、《万法精理》，以及《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等，都是邹容反复研讨的对象，从中汲取丰厚的民主思想营养。

　　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制定的《革命方略》。邹容的思想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通过对东西方近代文明的研究，邹容的思想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已超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改良主义，超越严复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郑重思考清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逐渐接受孙中山几年前的一个重要判断，即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一个来自周边的异族统治者，中国要想迈出现代化的坚实步伐，就必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邹容思想的一个实质性飞跃。

　　1903年1月30日，东京留学生举行新年团拜会。马君武发表演说，宣传排满革命要旨，大受留学生欢迎。图为马君武。

　　邹容还和同学钮永建等一起规划建设中国协会，参与组织中国青年会等革命组织，积极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一切革命活动，成为留日学生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1903年1月30日（中国旧历癸卯年正月初二），留日中国学生千余人在东京留学生会馆集会，兼请国人到馆演说。时有广西人马君武在座，众首推之。马君武遂登台发表演讲，历数满洲人人主中原以来的残暴统治和罪恶，强调满洲人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启发青年学子清醒认识满清政府。马君武受孙中山思想的深刻影响，将中国不发展的责任归罪于清廷的愚昧统治。

　　接着马君武的演讲，邹容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声言不推翻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中国就没有半点希望。昌言清政府不变法改革，即使变法，也没有继续存在的依据，也必然要被革命。这些激动人心的言辞犀利悲壮，鲜与伦比，固然激起留学生的热烈回应和欢迎，毫无疑问，也必然会为邹容惹来麻烦。

　　参加当天集会的并不都是革命者，因为是留学生的新年集会，因而不仅有几十名满洲学生，而且还有清国驻日公使蔡钧和留学生监督汪大燮。满洲学生对马君武、邹容的演讲当然不高兴，他们窃窃私语，认为满洲贵族统治层所确立的“宁送友邦不与家人”的统治原则，现在看来还真的没有错。

　　至于官方代表蔡钧和汪大燮，当然也很难高兴，职责所在，最怕留学生在政治上出差错。汪大燮马上接着演讲，强调各位留学生的主要职责是学习，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思不出其位。汪大燮劝告各位还是要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