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其本质就是章太炎所说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减轻中央集权在治理方面的压力。对此，宋教仁也有比较深人的理解和阐释，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偏重于中央集权固不宜，偏重于地方分治亦不宜，最合理、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分权折中，将对外的、消极的、各种政务归之于中央，将对内的、积极的、建设的各种政务归之于地方，如此，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或许会达到恰当平衡，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推动与发展。

　　然而，理性的分权模式并没有在民国初年获得实现，甚至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省独立，也没有成为革命党人一度期待的联邦制的基础，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基本上没有给地方分权留下活动空间，中央集权的思想渐渐被联邦思想压倒了，一度活跃的地方自治思潮再度潜伏。直到袁世凯大权独揽，各省皆为北洋系的将军、巡按说宰制，国民党被摧毁，进步党也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以前反对联邦制、主张中央集权的进步党人，忽然又觉得中国的出路在于扩大各省的自治权，于是地方自治的思潮在思想理论界渐渐萌生，并逐渐引起一些政治家的兴趣。

　　谭延阅（1880—1930）

　　最先将地方自治从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是湖南。这可能因为湖南在维新运动时就有了地方自治的实践基础，陈宝箴主导的湖南新政从本意上说，就是一场地方自治运动，其最初发动就是希望以湖南一省的发展为中国未来复兴预留一个基地。所以当政治发展转变到了1920年的时候，愤怒的湖南人将张敬尧驱逐出境之后，以“开明将军”自居的吴佩孚就作了一个顺水人情，同意湖南人进行地方自治的试验。而湖南自治的主导者，也是以文人督军的湘军总司令谭延阅。

　　7月17日，谭延阅向全国发布通电，宣告湖南自治的宗旨，希望湖南能够通过地方自治超出南北政争之外，能够给湖南全省带来和平，能够使全省人民休养生息。谭延闾的宣言获得了南北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这其中也包括章太炎，何况章太炎本来就认为中国应该这样走！

　　章太炎等南北各界名流的同情和支持，极大鼓励了谭延闾实行地方自治的勇气。7月22日，谭延阆发表还政于民、湘人治湘的通电，宣布以湘政还诸湘人。紧接着，邀请章太炎等各界名流前往湖南，帮助湖南制定省宪法，推动湖南自治运动的开展。

　　章太炎欣然接受谭延闾的邀请了。10月14日，章太炎在湖南省图书馆馆长易培基的陪同下抵达长沙。谭延闾、赵恒惕等湖南军政长官隆重迎接，给予最高规格的待遇，称誉章太炎为民国先觉、革命元勋，其道德文章久为世人所钦仰，真诚期望章太炎在湘期间指导一切，对于国家、对于湖南，均大有裨益。

　　在此后的日子里，章太炎通过几次演讲详细阐释了自己对地方自治的看法，以为南北政府目迷五色，莫知适从，中国政治的未来希望不在中央政府层面能否走出一条新路，而在各省能否实现真正的自治。假如每个省实现了自治，各省实现联合，那么不管南方政府还是北方政府，他们存在与否，都不那么重要了，即便南方政府继续存在，各省不妨把它当作罗马教皇看待；假如南方政府倒了，那也就不必再设第二个军政府了。因为军政府本是无用的长物，强权者得之，不过是增加了侵略的利器；无权者得之，不过是谈判的筹码、议和的机关。拿这样的政府去与北方作战，是根本没有用的。

　　对于湖南省自治，章太炎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认为湖南有很好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好的士绅阶层，这些士绅阶层在过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与那些完全依靠专制的省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自治的机会和可能，所以湖南的自治要比其他省份更容易，只要将过去的绅权转换为民权，这就往前走了一大步。所以，章太炎希望湖南各界一定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不要妄自菲薄，以为民权断非中国所可行。发奋为雄，向来是湘人的特点，章太炎希望湘人在这一点上发扬光大，继续奋斗，不要有丝毫退却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