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言儒学者，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一词，本始于清人之反宋明而上追两汉考据之业。宋学一词，本指两宋濂洛关闽诸大儒心性或义理之学。(钦夫、伯恭，皆朱子同调，永嘉一派亦伯恭开之。)其实，言宋学即已摄明学。明学以阳明为主。阳明仍是承两宋心性之学，但自有创发，且与陆子较近，其视伊川、紫阳，则入手工夫不必同。而陆王之彻悟，实有高过于程朱者。此心性学之内部，所以有程朱、陆王二派之争。(亦可云宋明之争。)但如对汉学而言，(即对考据之业而言。)则阳明固是程朱象山后嗣，即明学统于宋学，不须别出言之也。

　　晚明诸儒之学，(明季诸子，今人多列入清初，此甚无理。)虽多力反阳明，且上诋程朱，然诸儒根本精神自是宋学，后当略说及之。

　　汉学全是注疏之业，盖释经之儒耳。宋学于心性或义理方面确有发明，衡其学术，盖哲学上之唯心论者。(明儒便立心学之名。)其思想甚有体系，其所造极深邃。明儒陈白沙曰：“斯理也，宋儒言之备矣，吾恶其太严也。”白沙此评，其胸中元有千言万语，无法向人道。斯理是何等道理?云何见得宋儒言之备?又云何见得太严?又云何恶之?后人既不会白沙意，亦不复求之，真可痛惜。白沙天资甚高，所以能见宋儒得失。晚明习斋诸儒，其评宋儒已多失当，至清人则皆为狂犬之吠矣。呜呼，论学谈何容易?宋儒因受禅家影响，不注重辨析，而宗教气味颇深，难免迂固拘执等病。此其短也。要之，宋学自是哲学，本非以注释经书为务者。宗经之儒，古有孟孙诸贤，后世则宋学家亦其流类。夫汉学，但治文籍，而搜集其有关之材料已耳。清世所称经学大师，其成绩不过如此。宋儒则穷经而能得意于文言之外。《易·系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先圣苦心诲人语也。今人必谓义尽言中，此则三家村较晴量雨之言，可作是说。圣贤所穷者极其大，所造者极其微，其深远之蕴，何可于文言中表达得出?文言毕竟如箜蹄，要须会意于文言之外耳。其学主反己，而天下之理得。《礼运篇》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郑玄注：“反躬犹言反己。”按反己二字，确是孔孟最上一着工夫。宋学能寻此血脉，而勿失之。工夫是否做到好处，乃别一问题，其认定此项工夫去努力，则不容忽视。天下之理得者，言自反而识得吾生之真，则万化之源、万物之本，无待外寻。吾与天地万物，非有二本故。此就源头上立言也。由实践以契真源，(宋学精神在此。)其所自得者深，岂为注疏之业者可测其中藏哉?汉学家每以空虚薄宋学。其实，程朱陆王诸大师探造化之微，究天人之故，其思理深邃，其生活充实，庶几宗庙百官之美富，空虚云乎哉?或曰：宋学短于致用，故不免空虚之讥耳。答曰：汉学之所考核者，果为何事?其空虚不又甚乎?虽宋学未识先圣之全体大用，而于本原处，要自有所认识，未可薄也。闻今人谈学术史有欲泯汉宋之界者，不知汉学仅为治经之工具，(此等工具，为宋学家所必须留意不待言。)宋学才是一种学术，(即是哲学。)实乃宗经而特有创发。二者不容混视，何须深论。若谓一人为学，于汉宋宜双修兼备，此则另是一事。而汉学宋学之类别不可紊，则有识者当不以余言为妄也。

　　汉学毕竟是学术界万不可少之工作。凡读古书者，于其训诂名物度数等等，(度者，度制，凡社会组织与政治中一切制度、法令，以及礼俗等等，皆属度制。数者，数量。一切事物，莫不有数量存乎其间，故考据之业，亦须通数学。)若茫然不知，则与不曾读书者何异?如此，则古人之精神遗产，吾实未能承受之，是自处于孤穷也，不智孰甚。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又言：“夏殷之礼，而伤杞宋之文献不足征。”则孔子如生乎后之世，其必不忽视汉学可知也。大凡注重哲学思想者，其读书于考据方面决不轻忽，而亦决不能如考据家一般精博，因其为学路向不同，其致力处自别。彼之从事考据，大抵视其思想之路向，与构成其思想体系之所需要者。如《论语》一书，考据家读之，于训诂名物等等方面，均须详考为佳，而哲学家读之，于名物等等，若无甚关于彼思想中之所急须参考者，则不妨阙疑。余尝言，各人读书之注意不同，正如多人入山，其注意各别，樵者入山只求薪木，工匠入山只求建筑材料，画家入山只领略自然神趣。善读书者，须识此意。汉学家见宋儒考核有未审处，便诋侮无所不至，此甚错误。汉学家补宋儒考核之所不及，固其宜也，若以其注经有未审而遂轻视宋儒学术，则大不可。然宋学家治经，如能创通大义，另有发挥，自属重要，而注经于训诂名物等等，不肯阙疑，则亦非注经之道。

　　汉世经师，约有数善：一、保存古义，功不可没。二、服膺经训，确立信条，躬行甚笃。如孝弟力田等信条，汉人特别提倡，一切道德均依此根本信条发生。孝弟为万德之萌芽，力田即注重勤劳与自食其力。故汉人笃实，无侥幸之风，但至东京此意渐衰。三、通经致用，非徒侈博闻，事笺注。但其致用，只在帝政之下言匡济，如辅君德及用人行政方面，竭力以图功效。自汉以迄于清世，所谓名儒名臣经国济民之大业，不过如此。至于社会及政治上许多根本问题，如君主之权力及贫富不均等等，汉以来儒者似少能注意。因其只为考据之业，未知于大处用思故耳。然昔儒能留心当世之务，大而宰天下，小而一官一邑，一旦居职，能切实奏效。汉世公卿与循吏，至今为美谈。四、西汉之儒，其尊信经义，期见之实行。至有犯死而不安含默者，如眭孟、盖宽饶等，欲实行经说中天下为公之旨，乃悍然据经义上书皇帝，请其退位。当昭宣之世，朝无莽操，野乏伏戎，其本人又无私党，而纯以崇信经义之故，遂以求贤禅位、责天子，至杀身不悔。此等精神，至为伟大。但至东京，则桓荣之徒，以治经干禄，后世经生，益不堪问。汉学有四善，今之学者，所宜恭敬奉持。清儒虽以汉学自标榜，然从许郑入手，只以博闻是尚，于西汉经儒之整个精神，全无所感。清人托于汉学，实已丧尽汉学血脉也。然清儒旁搜博考之勤，亦有足称者，由治经以及于天文算学乃至子史。逮清末而诸子思想渐昌，得与西洋思想相接纳。如严复评点老子，颇以西学相发明，章炳麟表章墨辩，梁启超等提倡荀子。诸人虽无所发挥，然已引起学者注意，足以开郁滞而起求知之欲，乃可吸收西学也。千载歇绝之佛家相宗，亦乘运而兴。晚明王船山首研相宗，而后无继者。至清末杨仁山，学佛虽宗贤首，而于相宗极提倡。其弟子欧阳竟无，遂盛弘斯学，几越唐贤。章炳麟于此宗，致力亦勤。语言文字之学，更蔚为大国。金石文字之研究，为近日发掘工作之先导，大有助于古史。(今之利用发掘物而逞臆论古者亦不少，所望有纯正谨严之学者能正其谬。)清儒最得力处，在其治学方法。胡适之曾有一文论之，兹不可赘。向者梁任公每颂清儒董理之绩，拟诸欧洲文艺复兴，余意未足相拟。欧人文艺复兴时代，自有一段真精神。申言之，即其接受前哲思想，确能以之激发其内在之生活力，而有沛然不可御与欣欣向荣之机。(沛然者，充实与盛大貌。)否则能有善果乎?

　　清儒之流毒最甚者，莫如排击高深学术一事。夫学以穷玄为极，而穷玄以反己自识真源，尽其心而见天地之心，尽其性而得万物之性。(天地之心、万物之性，并谓本体。夫言乎本体，则吾与天地万物之所同也，但以其主乎吾身则曰心，以其为吾所以生之理则曰性，故尽吾之心而见天地之心，尽吾之性而得万物之性者，以吾与天地万物本同体故。)斯为游玄而不失其居。《新唯识论》始于“明宗”,终以“明心”,此中土圣哲所共同之心印，吾承之而不敢坠耳。夫玄之为言，以其理之无定在而无所不在也，非逞臆谈空，可谓之玄也，非虚构一种全无根据之空洞理论，可以谓之玄也。穷玄而反诸自家心性，始悟天地万物同体之实。故宇宙生生不息之无尽大宝藏，自反而即得之，毋待外求，是云不失其居。居此者，天地之日新无穷，皆我之日新无穷，万物之变化富有，皆我之变化富有，岂不乐哉?故学术之穷高极深者，莫如谈心性，生生之源，化化之本也。(以上心字，皆谓本心。本心即与天地万物同体，非心理学之所谓心也。心理学之心，亦是本心发用，然已为形役，又杂习染，便不是元来体段，而亦成为物矣。此不可毋辩。)学必至此，而后一切学术有其宗极；知心至此，而后一切知识得所会归；万德以此而有根源，身心以此而有主宰。(身心之心，即心理学之心。)至哉斯学，千圣之所辗转相传，何可一旦废而不讲。夫宋儒心性之学，远承孔孟。周子以“主静立人极”,而于“静”字下，自注“无欲故静”,则此静非与动相对之静也，而以停止之静讥之可乎?“立人极”三字，的是尼山宗旨。明道《识仁篇》证之《大易》、《论语》及群经，孔子之学师本求仁，盖无疑义。(此意已见第一讲，可复看。)伊川朱子之学，“居敬”为先。敬则彻动静而一于仁矣。此以心之应接事物时名动，物感不交时名静。敬只是心不散乱，动时尽自澄明，泛应曲当，静时炯然，毋有昏昧。动静一于敬，即动静皆不违仁体。《论语》及六经，大都言敬。此是孔门心法，与禅家习静工夫迥别。伊川朱子皆有见乎此，虽不免有拘执之病，未得如孔门之自然。学者但知其病处，即不至误学，而何可根本排斥之乎?陆子之学，以先立乎其大为宗。大者谓本心也，仁体也。《论语》所云“三月不违”与“日月至者”皆此而已。(此者谓“本心”或“仁体”亦即谓“大”。)“日月至者”,知及乎此而未能立也；“三月不违”,则几于立矣。(三月，久词也，勿作三数解。)陆学远绍孔门，复何疑?阳明言致良知。《易》曰“乾知大始”,又曰“乾以易知”,是良知即乾元也。乾元亦说为仁，良知与仁非二也。(以生生不息言仁，以非迷暗之动，故言知，其实一体也。)宋学确承孔门心法，而言其受禅家影响者，只以其熏染宗教气味，工夫把持甚紧，(宋明儒亦皆知工夫不可把持过紧，而实则早已于无形中受此病。譬如佛家说不着，实则早已着了空寂也。孔子说话，便无所谓着与不着。)故本非禅而又不免似禅耳。禅家认识心体，何曾乖异吾儒?只禅宗未变更其出世教旨，工夫不免与吾儒异。则其于心体之证解，自有不与吾儒全同者。譬之嗜好不同之人同吃一菜而各人所得之甜酸等味，终有不全同者。此中以嗜欲不同喻工夫之异，菜喻心体。禅家证见心体，总是寂的意味深；儒者证见心体，只是仁。仁本未尝不寂，不寂便是私欲起而为障，非本心也，非仁体也。孔子说仁者静，此静字不与动对，乃寂之谓也。悟此，则无疑于吾《新论》“明心章”之旨。但仁体本寂，而儒家却于生生不息方面证会独深，因此不至耽寂。儒家毕竟得其大全，而一味滞寂却是逆造化，却是反人生。吾游于儒佛之间许多年，经历甘苦，实有不能为人道者。学问岂是闻见之功、猜度为务者乎?宋学虽不免有几分耽寂意味，然事上磨炼一语，却是宋学共同主张，程朱陆王皆然。此其所以异于禅也。宋儒失处不妨弹正，而绝不可一味轻薄，一概屏斥。清儒徒以考据之业，不知天地间更有甚理道，遂乃悍然诋侮宋学，若非灭绝之不可者。夫六经广大，无所不赅，而言其要极必归之心性。自汉以后，此意久绝，宋学确能续此血脉，何忍轻毁，又何可轻毁?

　　心性之学，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原，彰道德之广崇，(广者繁广，道德随事发现，无定形也。崇者崇高，超脱小己之私故。道德即心性之发现。)通治乱之条贯者也。(治乱之几，固视乎人群相生相养之制度与法纪之当否，而制度法纪之所以当者，必出于道德。道德必有内在之源泉即心性是也。功利论者，不明此理。他日有暇，容当论之。)此等高深学术，云何可毁?人生如果完全缺乏此等学术之涵养，则其生活无有根源，(古诗云“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只是不返自家生活根源，故有空虚之感耳。根源谓心性。)而一切向外追求之私，芒然纷然，莫知所止。(私者，言其纯是逞小己之欲，亦即罗素所云占有冲动。芒然，惑乱貌。纷然，繁杂貌。莫知所止，终无餍足，苦之甚也。)人生永无合理之生活，不亦悲乎?清儒反对高深学术，而徒以考据之琐碎知识是尚，将何以维系其身心，何以充实其生活?民质不良，至清世而已极。士习子浮浅，无深远之虑；逞于侥幸，无坚卓之志；安于自私，无公正之抱；偷取浮名，无久大之业；苟图嚣动，无建树之计；轻易流转，无固执之操。(为学则喜趋进时尚而无所守，喜新者不必有得于新，时尚而已，守旧者更不知旧学果为何物，保存国粹之声，出于口而实未曾经于心。此清末民初之情形也。)苏联革命二十年而已大强，吾国自清末以来，只见腐败势力之逐层崩溃，而实难言革命。人材衰敝，乃至如斯。盖自晚明诸子之没，将三百年，而士之所学，唯是琐碎无用之考据，人皆终其身而无有玩心高明之一几。(玩心高明四字，甚吃紧。此等境界，难以言说议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云云，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悟此者，便超越小己，才极高明而道中庸。)学则卑琐，志则卑琐，人则卑琐，习于是者，且三百年，其不足以应付现代潮流而措置裕如，固其势也。严又陵尝曰：“学术之敝，至于亡国。”吾于清代汉学风会，有余恫焉。此等风会，于今犹烈。国内各大学文学院及文科研究所，本当为高深思想之发生地，而今则大都以无聊之考据为事，士之狃于俗尚而无独立创辟之智与勇，非三百年来汉学积习锢之者深欤!夫汉学家，大多数与朝贵为缘，(内而王公与达官，外而督抚大吏，皆汉学家之所依附。宋明在野讲学之风，至清而绝矣。)故思想不得开拓，而以无用取容。儒学精神，至此剥丧殆尽，而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拟耶?晚世学人好为影响之谈，理不求其真，事不究其实，此可戒也。凡考古之学，与夫古籍训诂名物等等之考核，在学术界中本应有一种人为之，其有助于吾人稽古之需，功自不可没。然万不可谓此种工作便是学术，且踣击一切高深学术而欲率天下后世聪明才智之士，共趋于此一途。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

　　或有问言：先生之责清代汉学也，固不为过。考据可为也，而以是倡为风气，使举世为之，甚至三百年来之人皆为之，则民之智德力皆无所资以含育，而国有不危者乎?虽然，宋儒高谈心性，而于实用之学未免空疏。且心性之学偏于求静，其流失必归缓懦。民族之衰，实自宋始，先生独不责宋学耶?

　　答曰：宋儒之世，本当复兴晚周学术思想之全部，惜其识量太隘，错过此机。吾前已言之矣。然畴昔郡县之局，人智未易发展，宋儒殆亦环境所限欤。余尝言，宋儒之最可责者有二：一无民族思想，二无民治思想。典午至于北宋，胡祸已惨痛极矣。五代昏乱之小朝廷，几皆胡主。诸儒父祖，身受其毒。中夏之衰，由帝者宰割天下，使群黎百姓无以自献其智与力，故胡祸不可御耳。《春秋》著攘夷之义，《论语》大管仲之功，孟子有民贵之论，此皆诸儒所朝夕讽味者。而乃安于现状，一无省发何耶?孙复鄙陋，托《春秋》而张尊君之邪说。邪说既昌，夷狄以鸟兽行戮辱兆庶而干天位，则尊之亲之；盗贼以鸟兽行戮辱兆庶而干天位，则尊之亲之。乾坤毁，人道灭，可痛孰甚?《春秋》书弑君之事，称国以弑，明君无道，国民当行革命也。而复乃释曰“称国以弑，举国之众皆可诛”,以鄙夫之心，厚诬圣文，逆天理，祸生民。周程诸老先生不能正其谬，崇其邪说，流毒千年，直至欧化东来而邪说始息，岂不哀哉?

　　谓宋学不能大挽衰运，吾固相当赞成。(前已谓其不能倡明民族治等思想。)谓宋学绝无所补于衰运，余又何忍苟同?经胡祸之长久摧残与佛教之普遍侵入，北宋诸

　　师崛起而上追孔孟，精思力践，特立独行，绍心性之传，察理欲之几，严义利之辨，使人皆有以识人道之尊崇，与人生职份之所当尽，而更深切了解吾民族自尧舜以迄孔孟，数千年文化之美与道统之重，(余少时从事革命，对宋学道统观念颇不谓然，后来觉其甚有意义。盖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不过表示一中心思想而已。此中心思想可以随时演进，而其根源终不枯竭。)卓然继天立极，而生其自尊自信之心，自知为神明之胄，而有以别于夷狄鸟兽。故宋儒在当时，虽未倡导民族思想，而其学说之影响所及，则民族思想乃不期而自然发生。郑所南、王洙、王船山、顾亭林、吕晚村诸大师，皆宋学而盛弘民族思想者也。

　　理学跨越前代甚远，黄梨洲之言确尔不诬。明儒对禅宗之了解，比有宋诸师确深，其离禅而卒归之儒也，大抵由归寂而证会生生，其所得甚深。余欲得暇而详论之，却鲜此暇。盖自阳明倡学南中，承朱子而去其短，宗象山而宏其规，洒脱而无滞碍，雄放而任自然，其后学多有擒生龙搏活虎手段，奇哉伟哉!宋学传至阳明，乃别开生面。当此之时，君昏于上，学盛于下，自是而思想自由，人才众多。以逮晚明诸子，学不囿于一途，行各践其所知，庶几晚周之风可谓盛矣。清儒以考据眼光，轻薄明儒最甚，何损日月之光，适怜其螳臂而已耳。使明季不亡于满清，则中夏之隆，当以文化沾被大地。

　　宋学约分五期。一、肇创时期。周子、二程、横渠、尧夫，皆宋学开山。而伊川年事较轻，吸收较广，讲学著书较久，受患难较深，刚大不可屈挠之气，亦感人最深，故为学者所宗。

　　二、完成时期。朱子生南宋，值理学被禁几绝，独起而弘扬之。北宋诸大师遗书，搜集编订，以授学者，又遍注群经，以及于史。历算等学，无不研寻，地质且有发明。考据之业，实导先路。朱子愿力甚宏，气魄甚大，治学方面颇广，其真诚之心与勇悍之气，可谓与天地同流。朝野奸邪构害虽烈，初不以死生易虑。宋学盖完成于朱子，张钦夫、吕伯恭、陆象山兄弟，则皆与朱子相为羽翼者也。而象山之学，独与朱子有异。

　　宋学自其初创，以至完成，其最大之功绩，略言之：(一)自魏晋以来，经夷狄与盗贼长期**，人道灭绝之余，印度佛化乘机侵略，诸师始表章六经，寻尧舜禹汤，以至孔孟之绪，明道统之传，使人知人道之尊严与中夏文化之优越，卓然异于夷狄。吾人知所以自尊自信，故元、清以边疆夷俗入主，一则不久而覆，一则完全同化于中原礼义之教。吾人自尊自信之潜力，宋学养之已深也。(二)六经浩博，汉唐以来经师考据之业，于六经之大道，茫然无所究明。诸师始教人反求之心性，而又特标四子书①,以明六经宗趣，于是圣学的然可寻。人皆知心性之学，当实践于人伦日用之地，而耽空溺寂之教，异乎圣道。

　　三、宋学初变时期。宋元学者皆诵法程朱，明初犹然。及阳明先生崛起，龙场一悟，始以至良知教学者，其学与朱子大异，而与象山较近，是为宋学初变。程朱之学，历宋元及明代，传习日久，大抵注重践履，守先师语录甚严，而于本原处无甚透悟，学日益隘，人日习于拘执。故阳明先生发明良知，令人反己，自发其内在无尽宝藏与固有无穷力用，廓然竖穷横遍，纵横自在。庄生所云“自本自根”,朱子咏塘水诗所谓“为有源头活水来”,差可形容。宋学至阳明，真上达矣。(阳明虽发现良知真体，而禅与老虚寂意思究过重。吾《新论》谈本体，虽申阳明之旨，而融虚寂于生化刚健之中，矫老释之偏，救阳明之失，于是上追《大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人生毋陷于迷乱，毋流于颓废，其在斯乎。)

　　四、宋学再变时期。晚明诸子值东胡内侵，乃奋起而致力于学术思想之改造。是期之学者，大抵反阳明，而于程朱心性学之根本精神，则确守而益加虔，以矫王学末流狂放之弊。然诸儒皆严毅而不至拘碍，广博而备极深厚，崇高而不失恺弟，(《诗》云“恺弟君子”,言平易近人。)是其矫枉而无或过正，所以为美。此期学者甚多，思想派别亦极复杂。此中不及详，但

　　总举其优点，约有五：

　　(一)为学尚实测，堪为近世西洋科学方法输入之强援。明世王学，其长处在理性之发达。宋儒受外来佛教精神之震撼，(诸儒虽反佛，甚至昌言驳轮回，而实则皆深受轮回说之影响，其精神生活中，极富宗教气味。)及传统观念过重，(尊孔孟而过于排斥异端。)故理性受拘束。自阳明指点良知，而后去其障蔽。然王学末流，不免流于凿空，故船山、亭林、习斋诸儒之学，皆注重实用。其为学态度，皆尚经验，言治化得失，必征诸当代实情而复考历史，以推古今之变。(如船山《读通鉴论》、《宋论》等，其政治及社会思想，乃汉唐以来诸儒所不能发。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皆周流各地参访，而山川险要，每询诸老卒。)穷义理之奥妙，必本诸躬行实践，而力戒逞臆谈玄。(如船⊙论汉学与宋学及宋明理学史山、二曲、习斋皆然。亭林于义理方面，悟解似不足言，但确守程朱遗教，躬行切实，堂堂巍巍，有醇大气象。)诸儒注重实用与实测，乃王学之反响。此等精神，清儒早已丧失净尽，直至清末，始渐发露，而西洋科学方法输入，赖此为之援手。

　　(二)民族思想之启发。自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也。(夏者大也，中国人有大人之德。)但其诸夏夷狄之分，确非种界之狭陋观念，而实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判断标准。明季诸子始盛扬民族思想，在其前者虽有郑所南《心史》、王洙《宋史质》,而均无人注意。及至王船山、吕晚村、顾亭林诸儒，则发挥光大，千载久闼之义，一旦赫然，如日中天。晚村在当时宣传最力。(晚村学宗程朱，而深惜程朱未明此义，愿救其失云。)船山著书极多，深愤中夏圣作明述而成为崇高之文化，乃人道之极隆，不幸为夷狄鸟兽所残毁。(“深愤”至此为句。)其书字字句句，皆悲心流露。(世人徒知《黄书》,其实，船山各书随在可见其民族思想之活跃。)

　　(三)民治思想之启发。船山《读通鉴论·晋论》有云：“有圣人起，预定弈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详此所云，明是虚君共和制。其曰“预定弈世之规”,则主张制定宪法甚明。船山实持进化论者。汉唐诸儒，都无此见解。船山之民治思想，与其进化论实相关。大凡专政者，必以为人民不足进取，而因以总揽权力，恣一己之所欲为，以取覆败而不惜。若深信斯民之智德力无不日进者，则岂敢玩天下于股掌之上，以朽索驭六马，而自蹈覆辙哉!向者袁世凯欲叛共和，其文告与机关报纸，日以国民程度不足为言，卒至身与国俱蒙其祸。此亦执政者之殷鉴矣。顾亭林之民治思想，足与船山互相发明。亭林、船山，同注重学风士习，此实民治根源也。中国而欲转危为安也，王、顾诸儒之学，其可不急讲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言民治，颜习斋《四存》之论，尤为民治本根。

　　(四)此期哲学，仍继续程朱以来之反佛教精神，而依据《大易》重新建立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奏此肤功者，厥惟王船山。余昔与人书有云：“船山易内外传②,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易》为五经之源，汉人已言之。而易学不妨名之为生命哲学，特其义旨广远深微，包罗万有，非西洋谈生命者所可比拟。)明有以反空无，(横渠云：“《大易》言幽明不言有无，显而可见者谓之明，隐而不可目见者谓之幽。”船山以为，宇宙皆实也，皆有也，不可说空说无。其于佛老空无二词之本义，虽不免误会，然以救末流耽空之弊，则为功不浅。船山曾研佛家有宗，盖亦融有义以言《易》。)主动以起颓废，(此则救宋明儒末流之弊，与习斋同一用意，但习斋理解远不逮船山。)率性以一情欲，(船山不主张绝欲或遏欲，而主张以性帅情，使情从性，则欲无邪妄，而情欲与性为一矣。此与程朱本旨并不背，可惜戴震不识性而妄奖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此所举四义，实已概括船山哲学思想。学者欲研船山学，不可不知此纲要。自清末梁任公以来，时有谈船山者，大抵就涉猎所及，而摘其若干辞义有合于稗贩得来之新名词或新观念者，以赞扬之，至于船山之根本精神与其思想之体系及根据，则莫有过问者。今人谈旧学，无一不出此方式，而欲学无绝道、无丧得乎?呜呼，吾老矣!眼见此局，不知所底。余之言，将为世人所侮笑，吾固明知之，而弗忍无言也。吾有惧也，吾有痛也。中国人经三百年汉学风气，断丧性灵，生命力空虚已至极度。倚赖外人之劣性与贪**、冷酷、骗诈、萎靡等恶习，及思想界之浮浅混乱现象，皆由生活力太贫乏故也。船山哲学实为振起沉疴之良药。遗书具在，学者凝心读之，而得其深广之思，感其浓厚之悲，有不愤发为人者乎?吾终不敢薄今之人，吾信人生总是向上，譬如行者前进，或时失道迂回，终亦必前而已矣。(今人读书为学，只是广闻见找知识，以此博污俗浮名。如此，何能进学?何得成人?即读尽古圣贤书，亦感发不起。本讲首言立志、责志，此实程朱陆王相传血脉也。世不乏志士，幸垂察焉。)

　　[附识]船山易内外传，确甚重要。吾所举四义(即生、动、有，与情一于性，四大基本观念，此吾综其全书而言之也。)学者深玩之，可见其大无不包，足为现代人生指一正当路向。但船山于本原处不能无误，其言乾坤并建，盖未达体用不二之旨，遂有此失，坤元亦是乾元，非并立也。乾之不能无坤者，特故反之，以成其变耳。本体固绝待，而其现起为大用，则不能不有一反动，以成变化。老云“反者道之动”是也。学者细玩《新唯识论》翕辟之义，便知船山有未透在。船山未见本体，盖由反对阳明与佛老之成见误之也。船山读佛书似不多，虽曾究有宗(即相宗),想未得全解也。船山主张率性以一情欲，自甚谛，然反对阳明而不悟心即是性，则工夫似无入处。由阳明之说，本心即是性，非心之外别有性也。故自识本心，存养勿失，凡生心动念处，皆是顺吾本心之明一直扩充去，即一切情欲皆受裁于心，而莫不当理。易言之，即情欲莫非性之发，以无妄情邪欲相干故也。是则情欲一于性，而非有善恶之二元明矣。然若不承认心即性，则率性工夫从何入手?夫性既不即是心，则性便超脱于心之上，何得裁制情欲而使之当理乎?譬如主人不能裁制奴仆，则奴仆叛主而逞其妄，即不得以奴仆之动作，为主人之动作也。性不知节其情，而谓情与性为一可乎?阳明彻悟本体，故将心与性、理、天、命、道等名词，均说成一片，(复看第一讲释《大学》处，余虽颇有推演，而大体实本阳明。)扫尽因名词而起之种种支离见解。(戴震《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纯是葛藤，若肯虚怀细究阳明之旨，决不作雾自迷。)而名词之所以不得不异，阳明亦疏抉明白。此其扶翼六经之功，极不可忘。船山将性与天、命、道等，皆妄分层级，而心不即是性，则心性又分层级，又以理为气之理，不即是心，几成唯物论。(凡此，具详《读四书大全说》、“易传”等书，亦皆本此旨。余作《新唯识论》即欲救其失。若夫生与有等四大基本观念，余与船山未尝异也。)船山全书关于哲学思想者，自以“易内外传”、《读四书大全说》为最重要。而其他各书，无一不当参究。关于社会及政治

　　思想者，自以《读通鉴论》、《宋论》为最重要，而其余无一可忽，又不待言。《庄子注》③于治理，推究甚精。凡枭桀之壹意狂逞，以宰万物，而不惜自毙以祸天下者，船山此书，发挥尤多。《读四书大全说》体大思深，精义络绎，其于程朱后学种种迂拘之见，多所弹正，每令读者腐气一涤，新意顿生。独惜其根本未澈，(谓不见本体。)不免添出许多葛藤。此书谈心地工夫，于矫正阳明后学之误及狂禅之病，未尝无当，然以攻阳明，却是错误。其言存养诸义，又似于本体上欲有所增益，意在反阳明，而实自误也。船山书，学者不可不深研，然于六经、四子、老庄，以及程朱、陆王、佛学，若无相当功力者，又未易深研也。管子不云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鬼神将通之。”是在学者勿以粗心浮气承之而已。

　　(五)考据学兴，而大体归于求实用。晚明诸子，复寻朱子之绪而盛弘之，考据学遂大行。亭林、太冲，尤为一代学者宗匠。太冲尝病当时讲学家立学社，(当时学社，即以学术团体而兼有政治之结合者。)欲有所提倡，而本领皆太小，不能收实效。(清末以来，由维新以迄学生运动，及各种提倡，皆苦于领导者本领不足，都无善果。)故其为学务博通，而未尝不归于切实有用。亭林尤朴厚，其学之方面极广，而所成就皆极伟，然主要者在政治哲学。《日知录》一书即发表其政治哲学者也。是书外表为一考据家之笔记，而内容博大深远，乃其政治思想之所寄，为极有体系之著作。如教化根原、学风士习污隆、社会习俗好坏、法纪度制得失，食货蕃耗，乃至河渠道路兴废，皆征诸当世，而上下古今，以推其度。根本主张，厥惟民治，故于地方政制，考证极详。废君权而行民主，亭林确有此意，比太冲《原君》,尤明白彰著。亭林治学，确是以先圣哲精神而兼具西洋科学家之态度者。清人迄今士子，好为琐碎无聊之考索，不知果何所谓。亭林勤于考察，尤可爱慕。其《金石文字记序》云：“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此与汉唐儒生专守书册之风，固已大异。余以为考据之学，必若亭林，而后无愧于斯业。晚明之世，精考据者固多，船山此种工夫甚深，不待言，自余亦无须详述。

　　综上所举五项，可见晚明诸子学之概要。船山哲学思想，虽宗横渠，而于周子、二程、晦翁均服膺甚至。亭林自序《下学指南》有云：“有能繇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则此一篇者，其硕果之犹存也。”又祭朱子文曰：“两汉而下，虽多抱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又与人书有曰：“昔之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及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数十家，有明之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亭林于本原之学，确守程朱，其自立卓然，有以也。颜习斋虽诋及宋儒，不过攻其末流之弊而已。《四存》之论，其有一语一义不源出程朱者哉?黄太冲受学戟山，本阳明嫡嗣。(太冲所学方面极多，著述亦最富。振阳明之绪者，赖有斯人。)李二曲之学，亦宗阳明，而救其后学之失。以上所举，于晚明诸子中，最为大师，而无一非宗主宋学者。此外，宏博之儒，奇节之士，(《全谢山集》中所载甚多，然犹限于江浙一隅耳。)盖不可胜数。要皆宋学之所熏陶，无须具论。余故以晚明为宋学再变时代，盖纪实也。(皮锡瑞《经学历史》以晚明王、顾、黄诸儒为汉宋兼采之派，甚谬。宋学中自有考据一门，不曾依托汉学。当时本无汉学之名也。)宋学自阳明初变，而心性学始上探孔孟之微。程朱派以阳明为禅，适得其反。禅家言心即是性，本有合于孔孟者。汉以来经师皆不悟心性之旨，守文而已。程朱始究心性，而所见犹未的当，至陆王乃彻悟。世儒不知禅之有合于儒，而疑陆王袭禅法，岂不诬哉?此中不及详论，须另为文言之。宋学至阳明，确为极大进步。及末流空疏，而晚明诸子又复再变，于是思想自由，更注重实用。民治论出，则数千年帝制将倾；民族义明，而文化优崇之族类方得独立自由。历算地理诸学，是时讲者亦众，科学已萌芽焉。诸子虽反阳明，然实受阳明之孕育而不自知耳。明世如无阳明学，则吾人之理性，犹不得解放，而诸子之学术思想，又何从产生乎?诸子当神州沦陷，东胡入主之日，冒百艰，拼万死，潜谋光复；大功未集，乃从事学术思想之改造，期于唤起群众。此等伟大精神，真足挥落日，转大地。使清世儒生能继诸子之志与业，中国何至有今日哉!宋学经一再变，始有上复晚周之机。由今而论，中西文化融通，亦于晚明之新宋学可见其端。余每以晚明为汉以后学术史上最光辉时代，倘亦有识所公认也。

　　五、宋学衰落时期。[略]

　　[注释]

　　①郭按：此处“四子书”即“四书”,下同。

　　②郭按：这里所说的王船山的“易内外传”,或下面所说船山“易传”,即指《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

　　③郭按：应为《庄子解》。

　　原载《读经示要》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