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参观日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是我们的许多友朋，曾在这个大学里毕业。但是没有这个机缘，我们的旅游程序单上，也没有这项节目。不过到神田区那里去逛了一逛，看看那里的书店。那里的书店分两种，一是新书店，一是旧书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正是他们文化发达时期，新书固然风起云涌，每天必有若干种发行，而旧书店里，也颇为拥挤，尤其是那些学生哥为多。我是喜欢逛旧书店的，走进去看看，却见许多号称旧书的实在和那些新出版的相差无几。原来日本的读书人，见新出版了一部要读的书，立即去买，买了来就读，读完了便售给旧书店，再购买新出版的。不像我国人，见出了新书，也必须去买，买了来不看，或看了一半，便堆在书架里，古人所谓“束诸高阁”，甚而至于供蠹鱼的享受，给蟑螂做食粮，不说别人，我就有这个坏脾气。
他们这种旧书店，有一定的价值，譬如收进打几折，卖出打几折，各家旧书店一例。那些新书店里，出版的倘然是一位名人著作，几万册在一星期内，可以一扫而光，你要是迟一步，只好仰望于旧书店了。当然，也有好多学者，即使读完了，用备研究参考，不肯即付诸旧书店的，但旧书店总陆续有些收进。故一部名贵的书，在新书店已经绝版，而旧书店反可以获得，大概一部新书，不到三个月，便可以降级到旧书店去，此是书的可悲处；但虽到了旧书店，仍有人赏识它、渴求它，捧之而归，视同良友，则又是书之可喜处了。不过我以为这样吐故纳新之法，颇足以促进日本的文化进展呢。
我虽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学校，我却曾参观过日本当时的新闻事业，只可惜事隔数十年，大半都已忘却了。而况日本近来的新闻社，随时代而进步，也已大异于昔日的新闻社了。我只能就现在所尚能记忆者，一鳞半爪，略述数端。我所参观的新闻社，就是《大阪朝日新闻》。日本的新闻界，当时最发达的便是大阪，而东京次之；这好比我们中国的新闻界，当时亦是最发达的是上海，而北京次之。
最先自然是参观他们的编辑部，编辑部本来不大让人家看的，除非是预先约定，我们上海的报馆，也是如此。但我们也是记者，以记者的身份，而先有波多博的介绍，乃得参观。可是约定的时候，乃在上午，谁都知道上午新闻社编辑部，乃是空旷时期，编辑先生一夜辛勤，这时家中作元龙的高卧（那时《朝日新闻》无夕刊）。不过我们去看看他们编辑部的规范陈设，亦无不可。不出大家所料，上午此间也是空****的，那里有一大间，排列着无数的桌子，有的一人一桌子，有的数人合一大桌子，编辑长（中国称总主笔，后改称总编辑。有一家报馆，又有总主笔，又有总编辑，询之，则曰：“总主笔管言论，总编辑管新闻也”）独居一室，这与我们上海大报馆无大差异，也收拾得清清楚楚。但回顾我们《时报》，便逊色得多，写字台上故纸成堆，灰尘厚积，哪有如此整齐。若《民国日报》，更是拆滥污，叶楚伧的桌子上，绍兴酒、花生米，一塌糊涂，因为他不喝酒，不能写出文章来呀！
我本想详细观察一下，譬如附属于编辑部的图书室之类，但此次我们是集体参观，大家也不甚注意于此，我随众鱼贯而入，匆匆忙忙一览而已。不过我看到，他们每一记者的桌子上，大都有一具电话，这就我们上海报馆所不及了。像我们《时报》而言，总共只有两只电话，一在主笔房，一在营业部，都是装在墙壁上的。《申》《新》两报多一些，但编辑室里，也没有桌上电话呢。上海最初的有电话，不是自动电话，要报了对方的电话号码，由电话局接线生给你接通了，方可谈话。接线生倘迟迟不接，或故弄狡狯，真是要命。有的人急得在电话里恳求：“谢谢你！爷叔！我在这里向你下跪了！”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今见日本的记者桌上，都有电话，可见日本的电路，四通八达，大有益于新闻的报道。西方人说：“新闻是从屋外飞来的，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就是这个缘故吧。
我们参观了他们印报的机器房，那就觉得伟大了，他们总共有轮转机近二十部，导观的日本先生说：“有十余部是自己制造的，有四五部是舶来品，自己制造的还不及舶来品，现在正加研究精进，可以不需舶来品。”想想正要脸红，《申报》馆自史量才接手，在外国特买了一部新的轮转机，装在楼下沿马路，从大玻璃窗外可以看得到，赢得许多路人围而观之，以炫示《申报》力求革新，标明一小时可印若干报纸。若我们《时报》馆则更是丢人，还是老爷式的两部平板机，这老爷机又时时喘息走不动，常常挤不上火车报（最先出版，送火车站早班车），这真是小巫之见大巫了呢。
这个机器房，地下全是小铁道，纵横贯穿，有如蛛网。你道是为什么？原来那些印报的机器，每天张大口，要吃进多少吨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必需要一个大仓库可以堆积的。像《朝日新闻》这样一个新闻社，他们的纸库，至少也储藏几百吨卷筒纸的。从纸库到机器房，也有一段路，谁去扛抬这些笨重的纸料，这就只有把卷筒纸装上小铁车，推上小铁道，送进机器房，装入印报机了。报纸印好吐出，连折叠，包扎也是用机器的，便也由小铁道间运出，送上运送报纸的大汽车，应送火车站的到火车站，应送轮船码头到轮船码头（那时还没有飞机），自有人管理，很快地运送出去了。
说到报纸，我又想起我们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了。中国自从创兴了新闻事业以来，一直是用外国纸张。最初《申报》《新闻报》，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他们用外国纸，不必去说它了。以后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也是靠那些舶来品。
起初外国纸输入中国来的，也是平板纸，我记得那时多数是瑞典、挪威出品，随后也就有加拿大的出品。这些平板白报纸，以五百大张，称之为一令（就各报纸的篇幅大小，一开为二），自从《申》《新》两报有了转轮机后，方始外国有卷筒纸输入（还有西文报纸，也用卷筒纸，但销数极少），但平板纸仍有进口，因别家报馆还是平板机，不能不用平板纸呢。不过《申》《新》两报是向外国直接定购的，其他报馆，就在上海的纸商购买的，因为那些穷报馆，资力不充，只有零零碎碎去购取的了。
于是上海的有些纸商，想出新花样来，开了一种切纸公司。怎叫作切纸公司呢？据说是把卷筒纸切成平板纸，仍是以五百大张称为一令，你可以临时要买多少令，就买多少令，他们只是做生意，却加惠于那些穷报馆。而且都开在望平街附近，而且还做夜市，可以做到深夜十二点钟。不过要现钱交易，不赊不欠。那时《民国日报》，是上海著名的穷报馆，赖邵力子、叶楚伧两君，苦力支持，常常报已编好，无力买纸，于是楚伧飞一笺，向我告贷，其词曰：“今夜又断炊矣，恳借我十元，以疗我饥”云云。我即解囊予之。其时的纸价，有十元可买四令纸，不出三日即偿还。其实他们馆中经济，由力子主之，但力子觉得不好意思，而楚伧与我同乡，又以我编杂志，请他写稿，有文字缘，较不客气耳。
这个时候，日本已是纸业发达，纸厂林立，并不要仰仗于外力了。颇闻有新闻社自办纸厂的，也有与纸业公司合作的。我还记得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所用的纸，别创一格，乃是淡红色的，这必是定货的了。日本以文化发展，印刷事业随之扩大，各种纸品费用日繁，即对于印行书刊图画等物，用纸亦已不少咧。此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到现在更不知进展如何了。
在我中国，记得曾有一度，以上海用纸最多的如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等，曾合议在浙江某一地方创办一制纸公司，结果，意见不协，未能成功，这事我当时略有所闻，此刻却已想不起了，许多老朋友，当还记得。后来上海有一家较大的造纸公司，居然也能试造卷筒纸，曾经请过申报馆作试用。史量才告诉我，那天夜半开印时，不旋踵而机器就停了，问他们为什么呢？回说这种纸经机器一卷，便即破碎了，须停十五分钟，方能接上。量才说：“我报夜半三点半开印，六点钟要送火车站，经得起每次停十五分钟吗？”不得已只好仍用舶来纸。一个国家，欲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自己造纸，差不多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我在报馆里的时候，常常看到日本报，所有东京、大阪的各大新闻，都有得寄来。因问楚青，是否与他们特约交换的。据楚青说：“我们并未与他们交换，我们开报馆后不久，便送来了。”我起初以为楚青、景韩、继兴，他们都是日本通，所以与日本新闻界有所联系，特别寄送《时报》。继见别家报馆，也一样赠送，可见日本的宣传性质，器量甚大。不过这种日本报纸，送到各报馆，大家看也不看，原封不动，送之字纸箩中。不但他们不懂日文的人，即如我们馆中景韩、继兴，都谙日文的，也不屑一顾呢。我这一回到日本，倒是很想参观一下日本新闻界的状况的，无奈这是个团体旅行，不能自由，而且这一个集团中，还有几位不是我们同业中人，说是走马看花吧，不但花香未曾嗅到，花影也未曾窥见呀。
当时我所参观的《大阪朝日新闻》，觉得最特异的便是他们的改版室（按，“改版室”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何谓改版室呢？原来他们的报，一清早已印好发行出去了，但在印刷发行的时候，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他们等不及到明晨始行见报（那时还没有夕刊），于是就在第一次原报上，挖去一些旧新闻，补入了新新闻，打好纸板，重新开印，这便是所改的第二版。当第二版开印时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仍要挖旧补新，开印第三版……如此的改版，一天甚至可能改版到六七次，要看新闻的来源重要不重要。假定上午五点钟出第一版，七八点钟出第二版，中午出第三版，以及下午出若干版，一天工夫，便是改版不停，出版不停。
有人说：这样的改版，不是使读报者迷乱吗？究竟是读了哪一版才对呢？不！他们是有规定的，排好了次序，有条不紊的。
尤其是运输到外埠、外国的报纸，何处是第一版，何处是第二版，不叫人看重复新闻，也不使人有漏网新闻之虞，那是联系了国内外的交通邮便寄送出去的。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刻，是在上午约十点多钟，而他们的报纸，还正在机器上印行，也不知是第几版。却见有两位校对先生与排字工友，围聚在机器旁边，就地在那里工作，满头大汗的形势紧张得很，而频频听得有铃声，似乎是催促他们，时限已到，我们也不敢打扰他们，只得望望然去之了。总之我觉得日本那时，对于无论何种事业，都是一本正经，不像我们那时的喜欢轻松、懒散、写意、省力，甚至不负责任、乱搭架子。我不是扬人之长，揭己之短，当日的感想，实在如此。那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正年代，而我国亦在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时代呀！
回国以后，不多几天，我遇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凤谦）。那时我已住在爱而近路的庆祥里，在这个里口却开了一家小小的闽菜馆，店名唤做“又有天”，那个名字，当然由一时著名的闽菜馆“小有天”化出来的。而这家“又有天”的老板，从前原来是高先生家的厨子，所以梦旦先生常常约了二三知友在此小吃。那天我刚走出庆祥里口，便被高先生拉住，同往吃饭，在座好像还有李拔可先生。
高先生知道我新从日本回来，问我有何记述。我告诉他集体旅行，实在没有看到什么，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归。既而谈到了新闻界，我们当记者的，就如俗语所说的“三句不离本行”，讲到在《大阪朝日新闻》看了一看，也只看到一点外表，未审其内容。高先生说：“您何妨写点出来呢！我们出版界，也与新闻界息息相通，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中，也没有一种对于新闻事业的著述，近来到欧美各国去留学的，也有几位研究新闻学的，我们不管它，先把日本新闻事业，写出来给人看看也好。”
我经他一说，心中不免也有所忻动，回国以后，关于日本社会上、风俗上，琐屑的事，在《时报》上（尤其在《小时报》上），也零零碎碎地记述了一些，可是也不免杂乱无章。如果此行是写了日记的，那就好了一点，但也没有，我便是上文所说的轻松懒散的一流人吧。
我便和梦旦先生说：“让我考虑一下，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对于日本新闻事业，虽然略看一点儿，实在资料不多，而且不能作统一贯穿的叙述，我当整理作为笔记体裁，或可以编一小册子。”
我那时便穷了一个月之力，约莫写了有二万字，因为资料不多，实在枯窘得很。且在此时代，新闻事业正在日趋进步，日本又是同文之国，可以做中国一个榜样，而我不能向之研究采访，深自抱愧。不得已将日本新闻的普通状况（与《大阪朝日新闻》齐名的，有大阪《每日新闻》，而且东京也有《朝日新闻》）叙述一番，杂凑成文，怕还不到三万字。题其名曰《考察日本新闻略述》。自己看看，也不能满意，但高先生说可以印行，而且还取了我一张照片去，登在扉页上（按，我所著述的刊物，从未有印出照片，仅此书有之）。可是出版以后，销数寥寥，远不及我译写的小说，这是冷门货，谁也不高兴去看它。不用说不是报业中人了，即使是我们同业，也懒得看它，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吾行吾素。至于物质上的发达，问之报馆老板好了。但是仔细想来，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看到日本的日趋进步，而我瞠乎其后，不能不有些愧怍，有所警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