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突承璀，闽人也，以黄门值东宫。

　　仇士良，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

　　杨复光，闽人也，本乔氏，少养于内侍杨玄价家。

　　同书二〇八《宦者传下》云：

　　田令孜，蜀人也，本陈氏，咸通时历小马坊使。

　　据此，可知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兹先举二三显著之例，以见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后再推论其种族与统治阶级之关系焉。

　　杜牧《樊川集》六《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通典》四〇《职官典》末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议”（参《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略云：

　　今田悦之徒并是庸璅，繁刑暴赋，唯恤军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虏。

　　此可以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游河北序》乃世所习诵之文，兹为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起见，仍移写之于下，并略诠释，以佐证鄙说。至韩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为然之意固极明显，不待解说也。其文云：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据此，可知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

　　其文又云：

　　夫以子之不遇时，敬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庐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请俟后论之。

　　其文又云：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然则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观此数语，即可知矣。

　　又《全唐诗》第五函《李益小传》（参《旧唐书》一三七《新唐书》二〇三《文艺传下·李益传》、《唐诗纪事》三〇、《全唐诗话》二，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益传》等）云：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授郑县尉，久不调，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宪宗时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幽州诗句，降居散秩。

　　考益之《献刘济诗》云：

　　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花偏落，驰年水不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

　　据此，又可知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犹去京洛，而北走范阳；则董召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然于此益见大唐帝国之后半期其中含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而此二团体之统治阶级，其种族文化亦宜有不同之点在也。

　　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兹就安史叛乱发源之地域及其时代先后之关系综合推计，设一假说，以俟更详确之证明。即使此假说一时难以确定成立，但安史叛乱及其后果即河朔藩镇之本质，至少亦可因此明了也。

　　当玄宗文治武功极盛之世，渔阳鼙鼓一鸣，而两京不守。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古今论此役者止归咎于天宝政治宫廷之腐败，是固然矣；独未注意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如：

　　《旧唐书》一〇《肃宗纪》云：

　　是日（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御灵武南门，下制曰：“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旧唐书》一二〇《郭子仪传》载建中二年德宗褒恤之诏有“羯胡作祸”，《新唐书》一九二《忠义传·张巡传》亦有“柘羯千骑”之语，至杜甫《喜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诗》所谓“柘羯渡临洮”之柘羯，虽非指安禄山，但亦可为旁证参考也。）

　　又同书一〇四《封常清传》略云：

　　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临终时表曰：“昨者与羯胡接战。”

　　又《颜鲁公集》六《康金吾碑目安禄山为羯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一书亦多羯胡之语，若杜工部咏怀古迹之诗其“羯胡事主终无赖”之句，则不仅用梁侯景之古典（如《梁书》五五《武陵王纪传》云：“羯胡叛涣”，即是一例），实兼取今事入之于诗也。

　　考玄奘《西域记》一“飒秣建国（即康国）”条云：

　　兵马强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

　　《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传》云：

　　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寅恪案：突厥应作“匈奴”，《唐会要》九九“康国”条云：“其人土著役属于突厥，先居祁连之北昭武城，为匈奴所破。”宋子京盖涉上文突厥之语致误也）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又同书同卷《安国传》云：

　　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寅恪案：上引《西域记》之文有“赭羯之人”一语，然则赭羯乃种族之名，此云“犹中国言战士”，若非宋景文误会，即后来由专名引申为公名耳）。

　　又同书同卷《石国传》云：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

　　据此，可知“赭羯”即“柘羯”之异译，凡康安石等中亚月氏种人，皆以勇健善战著闻者也。《旧唐书》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

　　《旧书》所谓“杂种胡”之确切界说尚待详考，但《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少孤，随母嫁安延偃，乃冒姓安，通六蕃语，为互市郎。

　　寅恪案：《安禄山事迹·上》引郭子仪《雪安思顺疏》，谓安禄山本姓康。今敦煌写本《天宝·丁籍》亦有康、安、石等姓以羯为称者（见《历史与地理杂志》第三十三编第四卷天宝十载丁籍及同书第四十一编第四卷天宝四载丁籍），故安禄山父系之为羯胡，即中亚月氏种可无疑矣。至史思明之种族则《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史思明传》云：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与安禄山共乡里，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

　　疑史思明非出中亚胡种者。然《旧唐书》二〇〇《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前已引，兹为论述便利起见，特重及之。）

　　同书同卷《史思明传》云：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

　　又《旧唐书》一〇四《哥舒翰传》（《新唐书》一三五《哥舒翰传》同）略云：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安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

　　据此类史料，初视之，似当时所谓杂种胡人者即指混合血统胡族，如哥舒翰等之例。但更详考史传，则知当时杂种胡人之称实径指昭武九姓月支种而言，如《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参《通鉴》二二六“建中元年八月甲午张光晟杀突董”条）云：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

　　所言与《旧唐书》一二七《张光晟传》云：

　　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

　　者同是一事，而旧传之所谓杂种胡即九姓胡，可为确证。然则《旧唐书》之称安禄山为杂种胡人者，实指其九姓胡而言，又其目史思明为突厥杂种胡人者，殆以其父系为突厥，而母系为羯胡，故曰“突厥杂种胡人”也。观于史思明与安禄山俱以通六蕃语为互市郎，正是具有中亚胡种血统之特征。至其以史为姓者，盖从父系突厥姓阿史德或阿史那之省称，不必为母系昭武九姓之史也。

　　又考安史生长之地即营州，在开元之初已多中亚贾胡，如《旧唐书》一八五下《良吏传·宋庆礼传》（《新唐书》一三〇《宋庆礼传》同）略云：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翙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乃诏庆礼等更于柳城筑营州城，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招辑商胡，为立店肆。

　　此必其时营州区域之内或其近傍颇有西域贾胡，庆礼始能招辑之也。故营州一地在开元以前已多中亚胡人，可知之矣。

　　更试一检《新唐书·安禄山传》（参考《安禄山事迹》），如言：

　　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轮百万。

　　及

　　凡降蕃夷皆接以恩，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

　　等，则安禄山利用其中亚胡种商业语言特长之例证也。又如言：

　　养同罗降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

　　及

　　禄山已得〔阿〕布思之众，则兵雄天下。

　　则安禄山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善战胡族，以增强其武力之例证也。

　　故据《新唐书》一一八《韦凑传》附见素传云：

　　明年（天宝十四载），禄山表请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帝许之。见素不悦，谓〔杨〕国忠曰：“禄山反状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汉，难将作矣。”未几，禄山反。

　　可知禄山之举兵与胡汉种族武力问题有关也。至《旧唐书》一〇六《李林甫传》（《新唐书》二二三上《奸臣传·李林甫传》同，又《大唐新语》一一《惩戒篇》及《谀佞篇》尤可参校）云：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玄宗）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其“寒族蕃人”一语涉及唐代统治阶级全部，俟后论之。然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则可与《新唐书》韦见素一传互相证发也。

　　又《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高丽传》（《新唐书》一一〇《泉男生传》附献诚传同）云：

　　〔泉〕献诚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土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

　　寅恪案：泉献诚、薛土摩支皆蕃将也。武则天时，蕃将之武艺已远胜于汉人，于此可见。《邺侯家传》言府兵制之破坏实始于则天时，此亦一旁证。盖宇文泰所鸠合之六镇关陇胡汉混合集团至武曌时已开始崩溃，不待玄宗朝，而汉将即此混合集团之首领，其不如蕃将之善战已如此矣。至泉献诚为盖苏文之孙，男生之子，亡国败降之余裔，其武伎精妙犹称当时第一，则高丽之以东隅小国能屡抗隋唐全盛之日倾国之师，岂无故哉！岂无故哉！

　　复次，《新唐书》一二七《张嘉贞》附弘靖传（《旧唐书》一二九《张延赏传》附弘靖传同，但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之语）略云：

　　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幽蓟初效顺，不能因俗制变，故范阳复乱。

　　寅恪案：圣人者唐俗称天子之语。如《通鉴》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条（《旧唐书》二〇〇上、《新唐书》二二五上《史思明传》附朝义传略同）略云：

　　〔史〕朝义泣曰：“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寅恪案：此圣人指思明言。）

　　胡《注》云：

　　当时臣子谓其君父为圣人。

　　盖安史俱称帝，故在其统治之下者率以圣人称之，自无足异。所可注意者，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兹节录《两唐书》所载安史同时并后来河朔及其他藩镇胡化事迹于下，其种族、文化二者之关系不待解释，自然明了。至其人前后逆顺贤否虽各有不同，但非此篇所论范围，故不置言也。

　　其血统确有胡族分子者，如《旧唐书》二〇〇上《安禄山传》附孙孝哲传（《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同）云：

　　孙孝哲，契丹人也。

　　《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史宪诚传》（《旧唐书》一八一《史宪诚传》同）云：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

　　同书二一一《藩镇镇冀·李宝臣传》（《旧唐书》一四二《李宝臣传》同）云：

　　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也，善骑射，范阳将张锁高畜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为卢龙府果毅。

　　同书同卷《王武俊传》（《旧唐书》一四二《王武俊传》同）云：

　　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年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

　　同书同卷《王廷凑传》（《旧唐书》一四八《王廷凑传》同）云：

　　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五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同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李怀仙传》（《旧唐书》一四三《李怀仙传》同）云：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

　　同书同卷《李茂勋传》（《旧唐书》一八〇《李可举传》同）云：

　　李茂勋本回纥阿布思之裔，张仲武时与其侯王皆降，资沈勇善驰射，仲武器之，任以将兵，常乘边，积功赐姓及名。

　　同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旧唐书》一二四《李正己传》同）云：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

　　同书一四四《侯希逸传》（《旧唐书》一二四《侯希逸传》同）云：

　　侯希逸，营州人，天宝末为州裨将，守保定城。禄山反，以徐归道为节度使，希逸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之，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玄志卒，共推希逸，有诏就拜节度使。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略，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

　　据上引《李正己传》，知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虽其初不从安禄山之命，然其种族固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

　　《新唐书》一四八《张孝忠传》（《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同）云：

　　张孝忠本奚种，世为乙失活酋长。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孝忠始名阿劳，以勇闻。燕赵间共推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也，天宝末以善射供奉仗内，安禄山奏为偏将。禄山、史思明陷河洛，常为贼前锋；朝义败，乃自归。

　　同书二二四上《叛臣传·李怀光传》（《旧唐书》一二一《李怀光传》同）云：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怀光在军以积劳为都虞候，节度使郭子仪以纪纲委怀光。

　　寅恪案：李怀光乃朔方军将，属于别一系统不在河朔范围，然以其先尝居幽州，故亦附及之。至唐室中兴元勋李光弼，则《新唐书》一三六其本传（《旧唐书》一一〇《李光弼传》略同）云：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父楷洛以武后时入朝。

　　是亦出于东北胡族，且与安禄山同乡里，不过政治上适立于相反之地位耳。

　　以上诸人皆确为胡族无复疑义。又有实为汉人，或虽号汉族，而带胡种嫌疑未能决定者，兹并列之于下。其要点在无论实为汉人或有胡族之嫌疑，其人必家世或本身居住河朔，久巳胡化，故亦与胡人无异者也。如《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传》（《旧唐书》一四一《田承嗣传》同）云：

　　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也，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

　　《旧唐书》一四一《田弘正传》（《新唐书》一四八《田弘正传》同）略云：

　　田弘正祖延恽，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弘正善骑射，为衙内兵马使，既受节钺，上表曰：“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驱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官封代袭，刑赏自专。”

　　《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何进滔传》（《旧唐书》一八一《何进滔传》同）云：

　　何进滔，灵武人，世为本军校，少客魏，委质军中。

　　寅恪案：前引《新唐书·西域传》，昭武九姓中有何姓，何进滔又从灵武徙居于魏，故疑其先世是羯胡，其本身又居魏，而当时魏地亦胡化区域也。

　　《旧唐书》一八一《韩允忠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韩君雄传》同）云：

　　韩允忠，魏州人也，父国昌，历本州右职。

　　同书同卷《乐彦祯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乐彦祯传》同）云：

　　乐彦祯，魏州人也，父少寂，历澶、博、贝三州刺史。

　　同书同卷《罗弘信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罗弘信传》同）云：

　　罗弘信，魏州贵乡人，曾祖秀，祖珍，父让，皆为本州军校。

　　据《北梦琐言》五“中书蕃人事”条，罗亦胡姓，然则罗弘信不独世居胡化之地，且有本出胡族之嫌疑矣。

　　《新唐书》二二五中《逆臣传·朱泚传》（《旧唐书》二〇〇下《朱泚传》同）云：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怀珪事安史二贼。

　　《旧唐书》一四三《朱滔传》（《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朱滔传》同）云：

　　朱滔，贼泚之弟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朱克融传》（《旧唐书》一八〇《朱克融传》同）云：

　　朱克融，滔孙也。

　　《旧唐书》一四三《刘怦传》（《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刘怦传》同）云：

　　刘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贡尝为广边大斗军使，怦即朱滔姑之子。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李载义传》（《旧唐书》一八〇《李载义传》同）云：

　　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刘济在幽州高其能，引补帐下。

　　寅恪案：李载义之称承乾后裔，固出依托，即使其真出自承乾，亦与河朔诸汉将同为胡化之汉人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杨志诚传》（《旧唐书》一八〇《杨志诚传》同）云：

　　〔杨〕志诚者事〔李〕载义为牙将，载义走，因自为都兵马使，〔大和〕八年为下所逐，推部将史元忠总留后。

　　寅恪案：杨志诚、史元忠之氏族史传不详，无以确言，但俱为胡化之人，则无可疑者。突厥阿史那氏、阿史德氏皆渻作史氏，中亚昭武九姓中有史氏，史宪诚本奚族，亦姓史氏（见前引《两唐书·史宪诚传》），故史元忠殊有源出胡族之嫌疑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张仲武传》（《旧唐书》一八〇《张仲武传》同）云：

　　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会昌初为雄武军使。〔陈〕行泰杀〔史〕元忠，而仲武遣其属吴仲舒入朝，请以本军击回鹘。〔李〕德裕因问北方事，仲舒曰：“行泰（及杀行泰之张）绛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旧将张光朝子，年五十余，通书习戎事，性忠义，愿归款朝廷旧矣。”德裕入白帝，擢兵马留后，绛为军中所逐。

　　寅恪案：陈行泰、张绛始末不详，可不置论。张仲武受汉化较深，在河朔颇为例外，然迹其所以得军心者，以本为范阳土著，且家世旧将，而陈行泰、张绛俱是游客，故不能与之争，然非李文饶之策略，仲武亦未必遽得为镇将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张允伸传》（《旧唐书》一八〇《张公素传》同）云：

　　张允伸，范阳人，世为军校。

　　同书同卷《张公素传》（《旧唐书》一八〇《张公素传》同）云：

　　公素，范阳人，以列将事〔张〕允伸。

　　同书同卷《李全忠传》（《旧唐书》一八〇《李全忠传》同）云：

　　李全忠，范阳人，仕为棣州司马，罢归，事〔李〕可举为牙将，可举死，众推为留后。

　　同书同卷《刘仁恭传》云：

　　刘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阳，为李可举新兴镇将，故仁恭事军中。

　　《旧唐书》一八〇《朱克融等传》末略云：

　　史臣曰：彼幽州者，其民刚强，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横海·程日华传》（《旧唐书》一四三《程日华传》同）云：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父元皓为安禄山帐下，伪署定州刺史，故日华籍本军，为张孝忠牙将。

　　同书同卷《李全略传》（《旧唐书》一四三《李全略传》同）云：

　　李全略事〔镇州〕王武俊为偏裨。

　　同书二一四《藩镇彰义·吴少诚传》（《旧唐书》一四五《吴少诚传》同）云：

　　吴少诚，幽州潞人（父为魏博节度都虞候）。

　　同书同卷《吴少阳传》（《旧唐书》一四五《吴少阳传》同）云：

　　少阳者，与〔吴〕少诚同在魏博军，相友善，少诚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养以为弟，署右职，亲近无间。

　　同书同卷《藩镇泽潞·刘悟传》（《旧唐书》一六一《刘悟传》同）云：

　　刘悟其祖正臣，平卢军节度使，袭范阳，不克，死。

　　寅恪案：《旧唐书》一四五《刘全谅传》（《新唐书》一五一《董晋传》附陆长源传同）略云：

　　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天宝〕十五载四月授客奴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袭范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而卒。

　　据此，知刘氏亦家于幽州昌平，渐染胡化者也。

　　《旧唐书》一二二《张献诚传》（《新唐书》一三三《张守珪传》附献诚传同）云：

　　张献诚，陕州平陆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守珪之子也，天宝末陷逆贼安禄山，受伪官，连陷史思明，为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

　　同书一二四《薛嵩传》（《新唐书》一一一《薛仁贵传》附嵩传同）云：

　　薛嵩，绛州万泉人，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有膂力，善骑射，不知书，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五，委质逆徒。

　　寅恪案：张献诚、薛嵩虽俱大臣子孙，又非河朔土著，然以其父官范阳之故，少居其地，渐染胡化，竟与田承嗣之徒无别。甚哉风俗之移人若是，而河朔当日社会文化情状，亦可想见矣。

　　《旧唐书》一二四《令狐彰传》（《新唐书》一四八《令狐彰传》同）云：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父濞，初任范阳县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满，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长范阳，善弓矢，乃策名从军。事安禄山。

　　同书同卷《田神功传》（《新唐书》一四八《田神功传》同）云：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胥，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

　　《新唐书》一四八《康日知传》云：

　　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日知少事李惟岳，累擢赵州刺史。

　　寅恪案：以康日知姓氏及籍贯言之，当亦中亚胡种也。《新唐书》一四八《牛元翼传》云：

　　牛元翼，赵州人，王承宗时，与傅良弼冠诸将。良弼清河人，以射冠军中。

　　《旧唐书》一四五《李忠臣传》（《新唐书》二二四下《叛臣传·李忠臣传》同）云：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忠臣少从军，事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

　　同书同卷《李希烈传》（《新唐书》二二五中《逆臣传·李希烈传》同）云：

　　李希烈，辽西人，少从平卢军，后从李忠臣浮海至河南。

　　综上所引诸人氏族或确是汉人，或有胡种嫌疑，或为唐室大臣子孙，或出微贱之族，其于中央政府或忠或叛，复有先后顺逆等之互异。要而言之，家世或本身曾留居河朔及长于骑射二事则大抵相类，斯实河朔地域之胡化演变所致者也。《新唐书》一四八《史孝章传》载其谏父宪诚之言曰：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又同书二一〇《〈藩镇传〉序》云：

　　遂使其人由羌狄然，讫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

　　故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谓“悉化戎墟”矣（见上引《田弘正传》）。尤可异者，即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此点自昔史家鲜有解释，兹试作一假说，以待将来之确证，然私心殊未敢自信也。

　　依据上列史料，知神州东北一隅河朔地域之内，其人民血统属于汉种者，既若是之胡化，则其地必有胡族之迁徙无疑。凡居东北与河朔有关之胡族如高丽、东突厥（《唐会要》《旧唐书》俱谓之“北突厥”，盖旧称如此）、回纥、奚、契丹之类移居于与其部落邻近之地，如河朔区域，自有可能，而于事理亦易可通者也。独中国东北隅河朔之地而有多数之中亚胡人，甚为难解。若彼辈远自西北万里之外短期之内忽迁移至东北端滨海之区，恐不可能。姑就旧史所载者考之，似有三因：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所谓隋季之丧乱者，即《旧唐书》九三《唐休璟传》（《新唐书》一一一《唐休璟传》略同）略云：

　　授营州户曹。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略州县，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超拜丰州司马。永淳中朝议欲罢丰州，休璟上疏曰：“丰州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

　　寅恪案：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而渐至东北。在隋末中国扰乱之世最为中亚胡人逐渐转徙之良机会，两唐书《唐休璟传》或可于此事略露消息也。唯《新唐书·唐休璟传》及《通鉴》二〇二“调露元年十月”条俱无“奚、羯胡与桑乾突厥同反”之语，又《新唐书·唐休璟传》虽亦作“戎羯交侵”，而《通鉴》二〇三弘道元年五月条改“戎羯”为“胡虏”，固以“戎羯”为泛称（见《后汉书》四八《吴盖陈臧传》论章怀太子注），然于此恐不免疏误也。然则调露前后中国东北部已有不少羯胡，而羯胡之迁徙实由隋季侵入西北，辗转移来，此于事实颇为合理者也。所谓东突厥之败亡者，即戈本《贞观政要》九《安边篇》略云：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寅恪案：《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传》上与此同，盖皆源出《太宗实录》也。惟无“太宗不纳”之句，当是杜氏略去。又“拓拔”作“柘羯”，尚未经后人误改。《旧唐书》六二及《新唐书》九九《李大亮传》纪此事，俱只举酋长之名，而《通鉴》一九三“贞观四年秋七月”条则不着酋长之名，而以“西突厥”一语概括之，盖柘羯一种原在西突厥范围内也。又两唐书《大亮传》俱言太宗从大亮之请，与《贞观政要》不合，鄙意《吴书》似得其实，而两唐书《大亮传》乃后来修饰之词，故君卿于此阙疑耶？然则东突厥之败亡，必有少数柘羯因之东徙者矣。所谓东突厥之复兴者，即综考上引史料，诸胡人入居河朔或归降中国之时代大抵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此三十年间中国东北方胡族之活动其最有关大局者，莫过于东突厥之复兴，即骨咄禄、默啜兄弟武力之开拓远及中亚，竟取西突厥帝国之领部置于其管制下之事实也。关于东突厥自颉利于贞观时破灭后至骨咄禄而复兴之始末，非此所能详及，兹唯就两唐书所载东突厥复兴与西突厥关系之史料略引一二，以供推证焉。

　　《旧唐书》一九四上《北突厥传》（《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同）略云：

　　骨咄禄，颉利之疏属，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杀，骨咄禄天授中病卒。

　　骨咄禄死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为可汗。

　　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马二万余人，又立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仍主处木昆等十姓（寅恪案：《旧唐书》一九四下《西突厥传》云：“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仍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其左厢号为五咄陆，其右厢号为五弩失毕。五咄陆部落居于碎叶已东，五弩失毕部落居于碎叶已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其咄陆有五啜，一曰处木昆啜云云。”）兵马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

　　初默啜景云中率兵西击娑葛，破灭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自恃兵威，虐用其众，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

　　〔开元〕四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拔曳固大败，默啜负胜轻归，而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于柳林中，突出击默啜，斩之。

　　同书同卷下《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传》附孙献传（《新唐书》二一五下《西突厥传》略同）云：

　　长安元年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献本蕃渐为默啜及乌质勒所侵，遂不敢还国。

　　同书同卷《阿史那步真传》（《新唐书》二一五下《西突厥传》略同）云：

　　自垂拱已后十姓部落频被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及随斛瑟罗才六七万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遂绝。（寅恪案：《通鉴》二〇四纪此事删去“默啜”二字，盖与上文“垂拱”二字冲突之故，于此足征温公读书之精密。）

　　同书同卷《突骑施乌质勒传》（《新唐书》二一五下《突骑施乌质勒传》同）云：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乌质勒卒，其长子娑葛代统其众，景龙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

　　综合上引诸条，可知东突厥复兴后之帝国其势力实远及中亚，此时必有中亚胡族向东北迁徙者。史言“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然则中国河朔之地不独当东突厥复兴盛强之时遭其侵轶**，即在其残败衰微之后亦仍吸收其逃亡离散之诸胡部落，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夫此区域之民族既已脱离汉化，而又包括东北及西北之诸胡种，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性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岂得仅如旧史所载，一出于李林甫之私谋而已耶？

　　更总括以上所述者论之，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画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