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加深了。“三国还辽”的结果，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招来了无穷的后患。什么是“三国还辽”？原来《马关条约》已规定中国把辽东半岛割与日本，这引起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嫉恨。于是它便联合法、德帝国主义一起，由三国同时出来强迫日本帝国主义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法国是沙俄的盟国，自然乐意参加；德国当时正想插足中国，因此也很积极。英国和沙俄虽然有着深刻的矛盾，但对日本发展的过于迅速也深感不安，因而对三国的干涉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这样，日本势孤了，不得不在三国的压力下屈服。日本是宁可对三国屈服也绝不肯对中国让步的，它硬要中国再拿出三千万两银才让把辽东半岛赎回来。这便是后来许多卖国外交家所津津乐道的“三国还辽”的故事。其实，这完全是帝国主义之间利害冲突的表现，并不是它们中间哪个对中国有什么好意。以后的事实马上证明了帝国主义险恶的居心。俄、德、法三个帝国主义都以“还辽”有“功”，争着向清朝政府要求“报偿”。于是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强租了广州湾。英国也不甘落后，趁机逼迫清朝政府把威海卫租了去。帝国主义强盗群起向中国劫夺，就象在死尸上窃取东西一样。它们把中国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各在其势力范围内以主人自居。长江流域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两广（其中一部分属英）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东三省被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这时，中国大有被瓜分之势。美帝国主义来迟了一步，没有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因此便提出了狡诈的“门户开放”政策，希图取得比其他帝国主义更多的权益。它一方面以“保持中国之领土主权完整”为名，来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一方面又要求“门户开放”好让它的势力渗入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和全中国所有的地方；而最后的目的则是想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的险毒，以后越来越厉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以“门户开放”为幌子召集了华盛顿会议，缔结了最有利于它的“九国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更进一步，准备假手蒋介石，把中国囊括而去。美国的这一新殖民主义计划在中国实行了五十年，当它快要完成之日，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它彻底粉碎了。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剌激而得到了发展。变法维新的思想一时传布全国。上海、湖南和广东成了维新运动的三个中心。四川虽終僻处西南，但变法维新的思想也极为流行。当时四川有这样一个传说：乙未科殿试的时候，清帝光绪要大家不拘陈例，直言无讳。骆成骧就根据这个精神投机取巧，他写的殿试对策，不仅摭拾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词句，而且还打破了以往对策文章的规格。光绪帝一看，认定是康有为写的，便把他点为状元。等到打开密封，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广东的康有为而是四川的骆成骧。骆成骧中状元的传说，助长了“新学”在四川的流行。不但那些真正热心于维新的志士较前更为积极了，就是那般追逐利禄之徒从此也不得不学点新东西，以便猎取功名富贵。从前的“尊经书院”是最尊崇汉学的，现在却大讲其“新学”了。以后在戊戌政变中牺牲的所谓“六君子”中，就有杨锐和刘光第两个四川人（虽然他们两个的思想在维新派中最为保守），这并不是偶然的。

　　我开始接触“新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二哥最喜欢买书，他于母丧服满之后，仍回成都“尊经书院”续读，那时成都有一“志古堂”书店，也趁时逐势，大卖新书。于是我二哥便成了它的好主顾。他曾经为买书而负债累累。我那时虽在乡下，但我二哥却能按时不误地把新书寄回来。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和斗争，至1898（戊戌）年1月，康有为又上“统筹全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纲领，要求：大誓群臣心定国是；设“上书所”以广言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各省设“良政局”实行地方自治。就是说，要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要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变法，这样就开始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从这时起，光绪帝又连续颁发了许多诏书，自上而下地预备实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这些措施概栝起来，约有如下数端：1）兴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2）变更科举办法，选拔新人才；（3）开放言路，鼓励上书；（4）发展实业，保护并奖励农工商业；（5）裁汰繁冗的机构，整顿腐败的军队。由于光绪帝当时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一切实权都操在顽固守旧派西太后及其亲信荣禄等人的手里，因此上述那些措施，并未认真地贯彻施行。当变法维新日益威胁到顽固守旧派的切身利益时（例如裁汰机构就会夺去许多顽固守旧分子的饭碗），他们不但要起来扑灭维新派，而且还要干脆把光绪帝的帝位废掉。为此他们布置了天津阅兵的阴谋，准备于10月间清光绪帝同西太后一起去天津“阅兵”，乘机发动政变。光绪帝见情势紧急，乃密诏康有为等设法。康有为等有什么办法呢？康本人顶多算是一个皇帝的顾问，梁启超实际只管一点翻译的事情，至于四个“小军机”（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京卿在军机处任职，时称“小军机”）也不过是四个小秘书而已，既无兵，又无权，怎么能干“勤王”的大事！不得已只好求救于握有兵权的袁世凯。但袁乃无耻小人，他立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西太后于囚禁光绪帝之后，再度亲政。康梁被迫流亡，“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惨遭杀害。这就是史称的“戊戌政变”。至此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局面完全结束了。

　　“百日维新”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而促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次变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曾经震撼人心。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别深刻。那时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贡（贡井）地方的“旭川书院”读书，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把我叫做“时务大家”。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真是欢欣若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更使我们感到鼓舞，增长了我们的气势，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对光绪帝的迷信，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我们的思想要算是最进步的了。我们在书院里占了上风就表明进步思想在那里占了上风。可惜好景不常，很快“戊戌政变”便发生了，“六君子”也被杀了。守旧分子立刻向我们反攻。他们嘲笑道：“早说不对吗，要杀头哩！”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引谭嗣同的英勇事迹来回击他们。谭在就捕之前，曾有日本人劝他去避难，但他谢绝了，并慷慨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使我们在守旧派的面前不肯屈服。但是中国的旧势力毕竟太强大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窒息着人们的呼吸。变法维新的失败使守旧顽固势力更其嚣张。不但维新期间的一切措施很快被摧残净尽，就是任何一点小的改革也遭到顽强的牴抗。关于我侄女缠足的事情可为一例。在此之前，上海已成立了天足会，我和我的二哥便成为反对缠脚的激进分子，我的大哥（吴永挦）也同情我们，但是在维新派的失败声中和守旧势力的包围下，我的大嫂却无论如何也不听我们的话，竟自把她女儿的脚给缠上了。唉！变什么法？维什么新？就在自己家里也行不通呵！这真使我感到痛心。其实，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放脚的问题，这乃是一场严重的新旧的斗争。在当时新旧势力对比的条件下，要求象我大嫂那样的人也赞成放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是会改变的。1903年我到日本以后，我的女儿又届缠足的年龄了，我妻写信来说要给她缠脚，我立刻写信回去严厉地反对，于是我女儿那双刚刚缠上的小脚，居然得到了解放，她便成了我家乡第一个不缠脚的女人。这一行动在开始虽然也曾遭到亲友们的非笑，但因我坚决不动摇，随后也就有些人跟着来学了。这说明要移风易俗，既要具备先决的客观社会条件，也要有人敢于出来带头，勇敢地向传统势力斗争，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