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确定以后，我很快地收拾好了行装，准备立即启程。1925年5月30日下午，我到南京路上一家布店买衣料，准备去缝一件换季的衣服。那天天气晴朗，南京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点也没有异样的迹象。前十多天已发生了日本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上海的工人和学生组织了宣传队，分赴租界，进行宣传。我们都预料到工人运动的**即将形成，但却没有想到暴风雨来得这样迅骤猛烈，而且就发生在这条世界闻名的繁华绮丽的南京路上。

　　我正在挑拣布料的时候，突然门外一片吵嚷的声音，布店里也起了一阵**。许多人都跑到门口去观看，我也跟着走出去。只见从黄浦江边拥来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外国巡捕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走在前面的几个巡捕象凶神一样挥舞着棍棒；后面几个巡捕捉着两个学生连拖带操地走向前去，学生嘴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再后面跟着许多徒手的学生；路上很多行人，也陆陆续续地参加逬学生队伍里去。南京路上交通为之阻塞。我看了这种情景，心里感到又愤怒，又兴奋：偾怒的是帝国主义分子竟敢穷凶极恶、无理逮捕徒手的学生；兴奋的是中国人民终于觉醒了，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战胜黑暗势力，一定能够把万恶的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我挤在人群里看了一会儿，队伍逐渐走远了。我返身回到布店里，匆匆忙忙地买了衣料，心里惦念着被捕去的学生，想去打听打听消息。我的脚步刚跨出店门，突然一排响亮的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几秒钟后又是一排枪声。接着街头上一片骚乱，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激动得不能抑制自己，我的心几乎要随着加快的脚步而跳出胸膛来。我一直往西走，想到现场看个究竟。但是，队伍象潮水一样退下来了，不能前进。只听得人们惊呼：“巡捕开枪啦！”人们沉浸在严肃、悲愤的气氛中，却并没有慌乱的迹象。我目送着这些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人们，向他们默默致敬。我的心中交织着忿怒和悲痛，很久不能平静下来。一直到傍晚，我才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寓所。

　　“五卅”惨案的发生，立即引起了上海和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各界人士的反响。上海和各地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我也因此推迟了行期，暂时留在上海，做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准备出一个刊物，定名“反日战线”，却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对。戴季陶是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主任，他搞了一套所谓“孙文主义”的谬论，拿着刚刚逝世的孙中山先生作为招牌，到处招摇撞骗。在讨论出版刊物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说：“‘反日战线’这个名字不好，这次惨案要英国负责，跟日本没有关系，日本和我国是东方友邦，应该争取它，团结它，现在应该联络日本，单独对英。”我听了非常气愤，立即反驳他：“逮捕青岛纱厂工人，是不是日本人干的？残杀福州学生的主谋者，是不是日本人？顾正红是不是死在日本资本家手里？日本帝国主义从来就是我们的凶恶敌人，假使连‘反日战线’的名称都不敢提，那么罢工罢课、罢市都用不着搞了，我们只有坐持当牛马做奴隶了！”接着很多同志都起来反对戴季陶的主张，戴坐在那里，被驳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后来他仍旧到处宣扬“单独对英”的谬论，但除了在資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中间有些影响外，他的主张在群众中是完全孤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