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初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全国工人运动正开始走向新的高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镇压了1923年的“二七”罢工，但是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把悲愤变成了冲击反动势力的更大的力量。从1924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彼伏此起，一场伟大的战斗在酝酿中。

　　1925年5月初，我奉党的命令从北京到了上海。那时上海的形势，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进步的报刊上登载着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和福州军阀枪杀学生的消息，登载着许多庆祝“五一”，纪念“五四”、“五七”等等文章，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也在酝酿罢工，我们的同志为了迎接一场新的战斗，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我找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同志，给他们带去了北京党委负责人赵世炎同志的一封介绍信。由于我与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党中央决定我留在国民党内，便于做统一战线的工作。随后的二十多天内，我一直在上海和许多同志研究情况，商讨工作步骤。

　　当时国共合作已有一年多，国民党虽然经过了改组和整顿，但是组织涣散的状况仍然是很严重的。国民党在广东已经初步建立起一片根据地，但这片根据地陷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全国范围内，大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等都企图进攻广东根据地；就是西南地区，如负隅东江的陈炯明、割据云南的唐继尧、统治湖南的赵恒惕等军阀，也都环伺着广州，虎视眈眈，待时而动；还有广东根据地内部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也在酝酿叛变。根据地的情况正是内外交逼，险象环生。同时国民党的中枢领导机构内，右派力量还不小。以邹鲁、谢持、林森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正在形成。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场政治决斗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形势下，怎样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呢？怎样巩固和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发展左派的力量呢？这是当时萦绕在我头脑中的大问题。我一直认为：整顿和巩固国民党应该从基层做起。基层是联系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单位，一个革命团体若没有健全的基层组织，就不可能有雄厚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也不可能有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所以我很愿意去做基层工作，并希望党中央派我回四川去，把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整顿好。我经常和王若飞、恽代英、李立三等同志进行研究。他们很赞成我的意见，并告诉我说：“上海工人运动的**不久就会到来，全国性的**也会随之而来，应该抓紧时机，扩大革命的影响，吸收进步的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壮大左派的势力，一定要使统一战线工作紧紧地跟上工人运动的发展，用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来健全国民党的组织。”他们这些意见，与我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党中央决定派我先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然后再回四川。这时我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单枪匹马地搞革命的感觉了，在我的背后，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和工人运动的支持。当我看到上海的许多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忘我地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工作抱着更大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