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察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
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儿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
大陈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儿，不要再说了。”
纪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察员这么高腔大嗓地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
“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它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社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311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里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
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了。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纪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纪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便离开这间屋子。
纪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叠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务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叠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
“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
“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有点儿火地，“一科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
“懊，这件事呀，我问了间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
“我看了那房子了，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里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
“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不给上帐啊，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
“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察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的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察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的失职！”
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
纪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
“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净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
“高就高点儿吧。”纪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
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纪真便开口说：“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儿，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木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
“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儿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
纪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儿的侦察员，也不愿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拓我们一身是非。”
段兴玉好半天没有说话，纪真又说：“对侦察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是问。”
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纪，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隔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功夫坐下来好好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察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靠我们侦察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察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
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
纪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晤——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
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的，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
“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
“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
“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啊——，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纪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
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儿！”
个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陆振羽的声音尤其不让人。
“……你别傻了，上次帮刑警队正了误，你以为他们就从心眼里怎么感谢你了吗？我看不一定。而且说实在的，那次你也是三分主观努力，七分客观机遇，你承认木承认？”
大陈的声音：“话木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类事最好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是人家的案子，你插进去一只手总要慎重，搞好了，没什么，搞不好，一身膻。”
严君的声音也加进来，“纪处长本来就对你有点儿成见，你何苦还要跟他顶呢……”
始终不见周志明的回答。
段兴玉推门进了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周志明脸上挂着几分孤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略一思索，用婉转的口气说道：“好啦，过去的是非问题暂停辩论吧，大伙儿都把精力收拢到查纸上。小周，处长对你的批评，有些原则是对的，一个侦察员，对于自己的直觉不要自我轻信，这些话都值得你考虑。”
周志明突然神情激动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抓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往桌上一放，“你们看，你们看，这不仅仅是直觉，不是的！”
大陈把本子拿起来，翻开来看了两行，“这是社卫东的嘛。”他念出声来：“热爱书吧，它会使你愉快，……使你尊重别人和自己。——高尔基。”又翻了几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人们爱你——法国，雨果。这是什么玩意呀？”
“这是他从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东西，有诗，有格言警句，后面还有歌曲，不要觉得这是幼稚可笑，你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真是希望自己上进的。他死前几个小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找我面谈，可是我没来得及见到他，他就自杀了，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了解他，所以才知道他死得暖跷，我不能不想办法搞清楚，这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周志明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大陈放下本子，沉默不语。
段兴玉却语气严厉地说：“你对某件事情有怀疑，是可以的，木用说我们公安人员了，就是普通群众，碰到这类可疑问题，也是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些调查研究的。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样急迫的案子，特务分子还逍遥法外，每分钟都可能有我们国家大量的机密情报出现在外国间谍机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陈把爱人孩子放在一边，小严一个女同志也这么长期地奔波熬夜，案子不破就还得熬下去。可今天下午，大家光等你就等了十五分钟，如果人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还怎么作战？”
“这是我的错，我准改。”周志明大声说。
“这件事，”段兴玉又指指那个本子，“你要查的话，事先要跟组里讲。”
“……好吧。”周志明点了一下头。
因为晚上要加班研究那张原件纸，大家都到楼下的饭厅吃晚饭去了。周志明眼在后面慢慢走着，心里头淡淡地泛着股苦味儿，他感到气闷，又感到委屈，论起在这个案件中他个人的损失，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大了，上下疏远，爱人反目，自己又极不体面地被指定了回避，这一切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个要命的死认真吗？假使依着中国的那句老话：“不为祸始”，也“不为福先”，为人处事都恬淡一些，岂不更好吗？其实，以他性格中原有的中庸成份，他本来是可以凭自己的谦恭和刻苦独善其身的，完全用不着这么直抒胸臆，惹是生非。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真恨不得大声说一句，“妈的，再也不操这些心了！”
吃过晚饭，刚一回到办公室．严君把电话听筒向他伸过来。
“正好，找你的。”
他接过电话，从对方大声的喂喂两声呼唤中，他一下子就听出是谁来了。
“喂，你是志明吗？”对方不放心地问着，“怎么没精打采的，告诉你呀，我已经问清楚了，那种药，全市有八家医院都在用哪。按说试用药物是不应该发这么广的，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喂，怎么样？喂喂，你怎么啦，有主意没有？”
“啊，没怎么，八家医院是吗？”他几乎是一种敷衍的口气。
“对，这些医院里我倒都有认识的人，有的不熟，不熟也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可能方便些。”
“啊——”他迟疑着没答话。
“怎么样？我只有中午有空，我们一中午跑一个地方，加上星期天，一个星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