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请求获准后，在北京市大兴区某监狱会客室，我见到了郝修平。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与我先前在心中所设想的那个形象完全吻合。中等的个儿，稍微偏瘦，显得有点虚弱。头上已经能见到不少白头发，鼻梁上架着副金边眼镜，不是很漂亮，但是非常整洁，举止也很文雅，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有气质。我真的很难把眼前的这个人跟头脑中“罪犯”的概念联系起来。

　　我们握了一下手，然后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郝修平的学位，才识都比较高。出事之前，她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要是我早些时候认识她的话，肯定就不是采访她的犯罪心理，而是报道她的成功事迹了。世事就是这样变幻莫测，捉弄人。我了解郝修平过去的辉煌，她那条从小学，中学，大学再是硕士，博士、博士后直至女科学家的人生之路正是我们每个人儿时曾经做过的梦，那曾经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所以，我从心底就钦佩她。

　　我称呼她“郝老师”，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她迟疑了一会，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

　　我18 岁那年考上的大学，读的就是物理专业。我家在农村，没去过农村的人真是不知道那时候农村的苦。我从小学习就很好，因为我实在不想在那块地方待下去了，所以就拼命地读书，下了狠心要考出去。我父亲挺开明的，没有说因为我是个女儿就不让我读书，他看我努力的样子很高兴，就说我一定会考上，为家里争光，于是，他就自己勒紧裤腰带供养我。

　　父亲是前年去的世，一生操劳，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儿女。他临终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我知道他想说的话，他很幸福，因为女儿为家里争了光。可是，他哪里能料到我竟然会有今天呢？

　　我明显感到郝修平的鼻音浓重起来。她摘下了眼镜，擦了擦眼睛，又重新把眼镜戴上，尽管愧疚，感伤，但一切又是那样的从容、平静。

　　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实在是困难，最后是父亲狠狠心，把还未出栏的两头猪卖了，再加上家里向亲戚借的钱和乡亲们自动凑的一点钱，总算是让我到了北京，跨进了校门。

　　我们那会儿大学不收学费，而且每月还有助学金，不像现在。工作一般也有保障，所以许多人进了大学后就像进了保险箱，捧上了铁饭碗，于是就不怎么学习，天天只是玩。但我不行啊，我什么都得靠自己，而且从小就养成的努力学习的习惯使我总觉得没事就去玩是浪费时间，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同学们见我这个样子，就不再拉我去玩，说我是书呆子。

　　我想啊，学生就是以学为生，就是读书，读书能谈到书呆子的境界，还不容易呢，有什么不好？我乐意做一个书呆子。不过，现在回过头看看，当时是有点错了，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大学四年，我没看过一场录像，一场电影，从没玩过扑克，从没出去郊游，跳舞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最多就是去操场打打羽毛球，也是冲着锻炼身体去的，不是纯粹为了玩。记得大三时，我们班里有个男生跟与我住同一宿舍的女生打赌，说如果有谁能说服我去看场电影，他就请全班同学出去吃顿饭，结果我宿舍的那些姐妹们输了。那时候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样子在我上了硕士研究生时也没有多大变化。

　　其实，我当初那个样子，虽然与我的性格、习惯有关，但也是给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我家里没有钱，更没有什么背景，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学习，这是我唯一的路，而且，父亲对我期望很高，他在千里之外的家里看着我，我感觉得到那种目光。这样一来，经济和和道德上的双重压力使我不得不努力，努力再努力。

　　“你是北京人吗？”

　　郝修平突然问我，我点了点头。

　　北京的本地人永远不会知道外地人在北京的感受，不会理解和体会到外地人要想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艰难。我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就像大海里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被风浪吞没的危险。我没有别的资本，唯一的优势就只能是自己的学习和才识。

　　我的努力学习没有白费，本科毕业时，我是全班第一名，于是就被免试推荐直读研究生。选导师时，系里那些导师都争着要我，因为我踏踏实实，心无旁鹜，做起实验来特别认真，舍得花时间，而且，我的基础知识扎实，导师只要稍微指点指点，不用费什么心思。一时间，系里搞得还沸沸扬扬的，最后系主任要了我。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大概就有二十四五岁了吧。我身边的许多女同学都几乎有了男朋友，我没有。一方面，用不着说，我的长相放在这，而且我又不会打扮，另一方面，我整天呆的地方就是教室、图书馆，当然还有宿舍，面对的不是实验仪器就是书，那些诸如溜冰场，舞会等等的娱乐，社交场合我根本就没去过，后来读博士时，同学强拉着我去过一两次，总算知道了在什么地方。即使去了，我也适应不了那种环境，自己又不会玩，像个傻子一样晾在那儿，觉得没什么意思，过不了多久便走了。其实，我现在知道那些地方还是很好玩的。可是，正是我知道了这些，才使自己落到今天的地步，我要是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些地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