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怪，人类的恩人居然要想方设法取悦于人。至少在美国时常是这样的。不管是谁，要想主政这个国家，就得绞尽脑汁哄老百姓开心。南北战争期间，人们对风趣的林肯就颇有微词。林肯大概觉得，幽默风趣总比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要好。可评论家们却批评他不够稳重，连他的战争部长都管他叫猿猴。

　　我们这代人的品位和思想都是在揭露者和讽刺者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其中，亨利·路易斯·门肯[1]最负盛名。我高中的朋友们都爱看《美国信使》。他们阅读门肯写的报道，追踪斯科普斯案[2]的审判进展。门肯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3]、美国南部基督教流行地区以及美国的愚民百姓，向来没有好脸色。替斯科普斯辩护的克莱伦斯·达罗，代表着科学、现代和进步。在达罗和门肯看来，信奉特创论[4]的布莱恩，注定是农业地区的一个荒谬现象。用进化论的术语讲，布莱恩是生命之树上的一个枯枝。他提出的银本位币自由铸造[5]实在是滑稽可笑，同样可笑的还有他在国会发表的那些过时的演说，以及在内布拉斯加农场盛大晚宴上狼吞虎咽的吃相。门肯说，布莱恩吃得太多了，结果把命给吃掉了。他的那些特创论思想，在斯科普斯案审判时遭到了人们的百般嘲弄。布莱恩就像那些会滑翔的爬行动物——翼手龙，会进化成能飞会唱的温血动物——小鸟。这个想法犹如天方夜谭，可后来居然成真了。

　　我以前喜欢随手摘抄门肯作品里的锦言妙语，足足抄了一大本，后来又添加了一些讽刺作家和自嘲作家的隽言慧句，比如威廉·克劳德·菲尔兹、查理·卓别林、梅·韦斯特、休伊·朗[6]、参议员德克森[7]等，甚至还有一页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幽默感。对民主社会里的智慧和自嘲，我自有考量，不过不想把你们扯进来。别担心，那个摘抄本已经丢了，我很开心，也不想去找。虽然有时我还会想起，可那就像脚注，不过是思想的一种延续罢了。

　　我对脚注总是情有独钟。我觉得，脚注要是做得好，做得巧妙，会帮助文章省掉一大堆废话。我发现此刻就是在用一个长长的脚注，开启一个严肃的话题——快速切转至巴黎，转到克利翁大酒店[8]豪华顶楼套房。此刻，六月初，早餐时分。主人是我的好友拉维尔斯坦教授，阿贝·拉维尔斯坦。我和太太也住在这家酒店，就在顶楼套房的下面——六楼。太太还在睡觉。我们下面一层（这跟我的话题没什么关系，可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句），就在刚才，整个楼面被迈克尔·杰克逊及其随从包下了。晚上，杰克逊要在巴黎一家大礼堂演出。不出几分钟，他的法国粉丝们就会蜂拥而至，翘首齐声高呼：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警察组成的人墙拦住了他们。酒店内，要是顺着大理石楼梯从六楼望下去，你会发现一群杰克逊的保镖，其中有一个在玩《巴黎先驱报》上的填字游戏。

　　“太棒了，是不是，居然遇到和这位流行歌王有关的欢乐场面。”拉维尔斯坦说。教授今天早上心情特别好，因为通过和酒店管理层的关系，他终于住进了炙手可热的顶楼套房。这可是在巴黎——在克利翁大酒店呀。花一大笔钞票在这里享受一次，再也不住龙街上那家叫“飞龙”的臭烘烘的旅店了——管它叫什么呢——也不住圣父街医学院对面的学院宾馆。克利翁大酒店可是富丽堂皇之至，豪华奢侈至极，没有一家酒店能与之比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加和谈[9]的要员们就下榻在这里。

　　“棒极了，对吧？”拉维尔斯坦快速地打着手势说。

　　我承认，确实如此。我们下面就是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方尖碑、橘园美术馆、众议院、塞纳河、河上壮观的大桥、宫殿、花园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风景名胜。但是，今天从拉维尔斯坦住的豪华套房里放眼望去，这些景观显得尤为赏心悦目。要知道，仅去年一年，拉维尔斯坦就负债高达十万美元，或许更高。以前他常和我打趣，说他就是一个“偿债基金”。

　　他常说：“我在像这个基金一样偿债——你知道这个金融术语吗，奇克？”

　　“偿债基金？大致知道一些。”

　　想当年，他没有走大运的时候，没人质疑他的种种需求，比如阿玛尼西装、LV箱包、美国买不到的古巴雪茄等；再比如，登喜路配饰、万宝龙纯金钢笔、巴卡拉或莱俪水晶器皿，用来盛酒款待客人，或由他人盛酒来招待。拉维尔斯坦人高马大的——块头大，但不是很壮——可一干杂务事手就抖，这倒不是他身子骨弱的缘故，而是因为满身都是力气，再加上操之过急，所以一用力便会颤抖。

　　好了，他的朋友、同事、学生，还有崇拜者们，现在不用再自掏腰包，满足他购买奢侈品的习惯了。谢天谢地，他现在可以自己去买詹森银器、斯波德或坎佩尔陶器，不用再绞尽脑汁地和学术界的朋友们进行交易了。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如今，他发财了，腰缠万贯。他写了一本书，把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这本书充满**、智慧和挑衅，难以卒读，却很畅销，以前卖得不错，如今依然很抢手，在东西半球，在赤道南北，都很热销。这本书可谓一挥而就，但写得很认真，没有屈从压力，也没有鼓噪宣传，没有骗人的智力把戏，也没有替什么教义辩护，更没有贵族派头。他完全有权像现在这样，一边享受服务员为我们准备早餐，一边俯视巴黎。他智慧过人，成了百万富翁。他能把你的所思所想变成文字，而且一字不差，用的还是你的语言，绝不含糊。这可不容易啊！他因此而名利双收。

　　今天早上，拉维尔斯坦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和服。这件衣服是他去年在日本讲学时主人馈赠的礼物。当时，人家问他最喜欢什么，他说想要一件和服。这一件和服，日本古代将军穿起来会很合适，一定是特别定做的。他身材高大，但不是很有风度；宽大的和服穿在他身上，松松垮垮的，一半都敞开着；他的两条腿特别长，线条则不敢恭维；**耷拉着，也没提上来。

　　“服务员跟我讲，迈克尔·杰克逊不在克利翁大酒店里吃饭。”拉维尔斯坦说，“他有自己的厨师，乘着他的私人飞机跟着他到处飞。天哪，这可要把克利翁大酒店大厨的鼻子给气歪了。他的厨艺可是一流啊，足以招待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他是这么说的。还可以招待一大群国王、皇帝、将军、首相，等等。可这个衣着华丽的小猴子居然不屑一顾。《圣经》里不是有这样的记载吗：‘双脚残疾的国王们，寄居在他们征服者的餐桌下，靠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度日。’”

　　“我想是有的。我还记得他们的大拇指都被剁掉了。可这和克利翁大酒店、跟迈克尔·杰克逊有什么关系？”

　　阿贝笑了，说对此不敢肯定，因为这在他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楼下传来粉丝们阵阵的尖叫声，巴黎的青少年——少男少女们在齐声尖叫，同时混杂着公共汽车、卡车和出租车的喇叭声。

　　这一历史性的场面构成了我们的背景。我们喝着咖啡，欢度愉快的时光。拉维尔斯坦兴致勃勃，可我们还是压着嗓门儿，因为阿贝的朋友尼基还在熟睡。在美国时，尼基有个习惯，就是爱看他的家乡新加坡拍摄的功夫电影，一看就看到凌晨四点。在这里，他照旧是熬到大半夜才睡觉。服务员将推拉门一个个都关了起来，以免惊扰尼基的好梦。透过窗子，我不时地瞥见尼基浑圆的手臂，一层又一层乌黑的长发披在光洁的肩膀上。尼基相貌堂堂，三十出头了，可依旧孩子气十足。

　　服务员送来野草莓、奶油糕点、果酱罐，还有我打小起就一直将其叫作酒店银器的小坛小罐。拉维尔斯坦一面向嘴里塞着小圆面包，一面在账单上草草地签了名。我吃饭比较斯文，而拉维尔斯坦吃东西、说话，让你感觉像是什么生物在活动，他在给身体提供食物，给思想添加养料。

　　今天早上，他又敦促我要走进公众视线，不要老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把兴趣转到“公众生活和政治上来”。他要我尝试写写传记，我答应试试。根据他的要求，我写了一篇小传记，是关于约翰·凯恩斯描写德国战后赔偿问题的争议以及解除一九一九年盟军的封锁。看到我写的文章，拉维尔斯坦很高兴，但不是非常满意。他觉得我的文章修辞不当。我回答说，过分注重文学修辞，会大大削弱作者的创作兴趣。

　　我完全可以那么去做。我的高中有位英文老师，名叫莫福德（我们管他叫“疯子莫福德”），他要我们阅读麦考利对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的评论。我不知道，这是莫福德的主意呢，还是学校董事会制定的教学大纲规定的。麦考利的这篇文章是十九世纪《大英百科全书》向他约的稿子，由河畔出版社出版，是美国教科书版本。读完后，我一下子就对华丽的辞藻产生了强烈兴趣。在这篇文章中，麦考利本人对人生的看法以及文中约翰逊的“丰富”思想，我读得如痴如醉。此后，我又读了不少客观评论麦考利的文章，它们批评他那种过于矫揉华丽的维多利亚式风格。可我对麦考利的这种风格就是情有独钟，这个毛病至今未改，我也不想去改。真得谢谢他，我今天依然能够看见可怜的约翰逊身体抽搐着，一边摸着街上的一根根路灯杆向前走，一边吃着变质的肉和发酸的布丁。

　　传记到底怎么写，这是个难题。约翰逊亲自给朋友理查德·萨维奇写的回忆录，是个不错的范例。当然，还有普鲁塔克。我跟一位希腊学者提起普鲁塔克时，这位学者有些不屑，说他“充其量只是个作家”。可要是没有他，《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能写得出来吗？

　　接下来，谈谈奥布里的《名人小传》。

　　可我不想罗列所有的名单。

　　我以前尝试跟拉维尔斯坦这样描写莫福德先生：疯子莫福德一看就是个酒鬼——因为他有一张酒鬼式的红脸，可他上课时从未喝得醉醺醺的。他每天穿的都是那套大减价时买的西装。他不想了解你，也不希望你了解他。他那对醉意浓浓的蓝眼睛深不可测，从不正视任何人。凌乱的眉毛下，一双眼睛不是盯着墙壁、窗外，就是瞧着课本。那个学期，我们跟着他读了两部名著，麦考利的《约翰逊传》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尽管约翰逊有淋巴结核，又全身水肿，而且衣衫褴褛，但依旧广交朋友，著书立说。就像莫福德要上课，听我们背诵课文一样：“这个世界的所有需要，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一件不让人身心疲惫，断烂朝报，枯燥乏味，徒劳无益。”他剃着一头短发，让人望而生畏，脸总是红红的，双手喜欢扣着背在后面，一副枯燥乏味、徒劳无功的样子。

　　我这样描述莫福德，拉维尔斯坦不大感兴趣。我干吗要请他想象我记忆中的莫福德是什么样子呢？但是，阿贝鼓励我写凯恩斯的文章，这是对的。凯恩斯可是一位震古烁今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其《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名扬天下。他给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10]的朋友们又是写信，又是写备忘录，报告自己战后的种种经历，尤其是战败国德国和同盟国领导人——克里孟梭、劳合·乔治以及美国人——之间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如何讨价还价。拉维尔斯坦这个人不大赞美别人，这一次却称赞说，我写的那篇记述凯恩斯给朋友便笺的文章，堪称一流。在拉维尔斯坦看来，作为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地位要比凯恩斯高。他说，凯恩斯夸大了同盟国的严正要求，结果便宜了德国将军，让纳粹成了最终受益者。《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严重不足。希特勒一九三九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与一九一四年德皇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毫无二致。不过，撇开这个严重的过错，凯恩斯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他上的是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的又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熏陶，社交和文化修养自然不俗。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政治培养了他，成就了他。我猜想，私生活里他是把自己看成了乌拉诺斯[11]式的人——英语中同性恋的委婉说法。拉维尔斯坦提到，凯恩斯曾经娶过一位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他还跟我解释说，乌拉诺斯是阿芙洛狄特[12]的生父，可这位爱与美之神没有生母，她是大海泡沫孕育出来的。他对我讲这些事，并不是认为我对此一无所知，而是觉得，在特定的时候，我该把思想转到这些问题上。所以，他提醒我说，乌拉诺斯是被泰坦神克罗诺斯杀害的，他的**流进了大海。这是个神话故事，不知怎么和德国赔偿扯上了关系，也不明白和当时仍在遭受封锁的德国人忍饥挨饿有什么联系。

　　拉维尔斯坦敦促我撰写有关凯恩斯的文章，是有其原因的。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德国银行家如何无力满足英、法两国的那些要求。法国人一心想要德皇的金库，要求德国必须马上交出金子来。而英国则说，给硬通货也行。德国的谈判代表中有个犹太人。劳合·乔治勃然大怒，令人吃惊地做出各种动作，羞辱那个犹太人，比如一会儿点头哈腰、弯腰驼背、一瘸一拐，一会儿又随地吐痰、怪声怪气、弓腰撅臀，甚至还迈着八字步，戏仿犹太人走路。凯恩斯把这些嘲笑动作，向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描述。拉维尔斯坦对这个文化圈的文人墨客没有什么好感。他讨厌他们一副装腔作势的模样，也厌恶他们诡谲怪异的举止，更不喜欢他称之为“同性恋的行为”。这帮人喜欢流言蜚语，这一点他不能指责，也不想指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而且特别喜欢散布流言。不过，他说那帮人不是什么思想家，只是一群附庸风雅之徒，其影响极坏。后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或者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成功招募的那些间谍，都是这个圈子培养出来的。

　　“可你写劳合·乔治恶意戏仿youpin写得很漂亮呀，奇克！”

　　Youpin是法语，意思是“犹太佬”。

　　“谢谢。”我回答。

　　“我压根儿也不想多管闲事，”拉维尔斯坦解释说，“只是想帮帮你，这个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当然，我明白他是什么动机。他要我为他写传记，同时要帮我摆脱那些恶习。他觉得我整天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应该要回归社会。“关得太久了！”他老是这样说。我亟须接触政治——但不是地方或政党政治，甚至也不是什么国家的政治，而是像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所理解的那种扎根于我们本性中的政治。一个人的本性是无法悖逆的。我向拉维尔斯坦坦言，阅读凯恩斯的文献，撰写那篇文章，就像是在度假，十分愉悦。重归人类，去沐浴人性。有好几次人流高峰时，我专门跑去乘地铁，跑进满座的电影院里——去沐浴我所说的人性。就像一头牛必须要舔一舔盐一样，有时我也异常渴望身体上的接触。

　　“对于凯恩斯、世界银行、他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以及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猛烈批评，我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是没有好好整理。我对凯恩斯可谓了如指掌，用字谜游戏填对他的名字都不在话下。”我说，“很高兴，你引起了我对他备忘录的关注。他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一定非常想了解他对巴黎和会的印象。多亏了他，他那帮朋友才能近距离地了解世界历史。我猜想，林顿·斯特雷奇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绝对要知道内幕消息。他们代表着英国社会更高的利益，有责任——一个艺术家的责任——知道。”

　　“那么犹太人那一边的利益呢？”拉维尔斯坦问。

　　“关于这一点，凯恩斯不是很开心。你或许还记得，他在巴黎和会期间结交的唯一朋友，就是德国代表团里的一个犹太人。”

　　“是呀，可他们才不会去关注一个像劳合·乔治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呢，这帮布鲁姆斯伯里的家伙。”

　　但是，拉维尔斯坦深谙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朋友圈的价值。他自己就有这样一个圈子，成员都是自己以前教过的政治哲学课程的学生和毕生的好友，其中大多数都像当年达瓦尔教授训练他那样培养出来的，使用的都是他们圈子里的语言。拉维尔斯坦教出来的年纪大一点儿的学生，现在有些已经在国家级报社里担任要职，还有一大批供职于国务院。有些学生不是在军事学院里教书育人，就是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有一个是保罗·尼采[13]的弟子，还有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华盛顿时报》担任专栏作家。有些已经威名远扬，个个消息都很灵通。他们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一个团体。拉维尔斯坦经常从他们那儿获得大量报告。一回家，他就抓起电话，和弟子们一聊就好几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才没有透露出他们的秘密，最起码没有把他们的姓名说出去。就算是今天，在克利翁大酒店顶楼套房里，他也是把移动电话夹在**的双膝之间。身上的日本和服从腿上滑了下来。他的腿比牛奶还白，小腿肚子一看就是个久坐不起的人——腿骨又细又长，腿肚肌肉松松垮垮，一点儿也不浑圆。几年前，他得过一次心脏病，医生告诫他必须要锻炼。所以，他买了一套昂贵的运动服和一双高级运动鞋。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跑道上没跑几天就放弃了。锻炼身体不是他喜欢的活儿。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交通工具在使——就像一辆摩托车，贴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狂奔。

　　“劳合·乔治那样做，我并不很奇怪。”拉维尔斯坦说，“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小浑蛋，生性好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跑去拜访希特勒，离开时对希特勒赞不绝口，说他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领袖，不管何事，他想干立马就干，果断迅速，向来有条不紊，从不无事自扰，执政风格与议会政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能听到拉维尔斯坦这样谈论他所称的伟大政治，真是让人开心。他经常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思考，对戴高乐推崇备至。他这个人，只要打开话匣子，往往就收不住。就说今天吧，他又谈起劳合·乔治如何“尖刻”。

　　“尖刻是好事呀。”我说。

　　“就语言而言，英国人可比咱们强，特别是他们的力量开始衰竭时，语言便成了自我激励的重要工具。”

　　“就像哈姆雷特提到的**，必须借用语言**心扉。”

　　拉维尔斯坦天生一颗聪明的脑袋，头发已经所剩无几。谈起重大声明、重要问题、社会名流来，他总是轻松自如，可以纵横几十年、横跨好几个时代、超越几个世纪。然而，他对梅尔·布鲁克斯那样的艺人也非常熟悉，就像他谙熟经典名著一样。他可以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巨大悲剧，一口气谈到布鲁克斯饰演的摩西。“他是带着诫命从西奈山一路下来的。上帝原本是授予他二十条诫命，可看到一群以色列小孩儿围着金牛犊嬉戏，有十个诫命从梅尔·布鲁克斯的怀里掉了下来。”拉维尔斯坦酷爱卡茨基尔[14]的这些文娱节目，他在这方面颇有天赋。

　　我这样描述凯恩斯，拉维尔斯坦非常满意。他记得丘吉尔称赞凯恩斯富有远见，能够预测未来——阿贝很喜欢丘吉尔。要说远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能力，那可是没几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不过，弗里德曼只是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狂热分子，文化上则是一个平庸之辈。凯恩斯则不同，他智力超群，文化修养极高。然而，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是不对的，表明他政治上不成熟。说起政治，拉维尔斯坦可谓深谙此道、见解独到。

　　阿贝在华盛顿“人脉”很广，总是电话不断。我开玩笑说，他一定是在幕后操纵着一个影子政府。他笑了笑，承认确有此事，可那笑容像是说，他觉得这很正常，是我少见多怪。他说：“我过去三十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至今一个个还是离不开我。多亏了电话，我们可以不断地进行研讨。正是有了这些讨论，他们把二三十年前学到的柏拉图、洛克、卢梭或尼采等人的思想、理论，有效地用到了他们在华盛顿每天处理的那些政策问题上。”

　　能博得拉维尔斯坦的肯定，那可是一大幸事。因此，他的学生总是不断来找他——这些男人如今一个个都四十出头了，其中有些在海湾战争中担任过要职，和他电话一通就是个把钟头。“这些特殊的关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重于一切。”对于唐宁街或者克里姆林宫的一举一动，拉维尔斯坦必须要有所了解，这就跟弗吉尼亚·伍尔夫必须要阅读凯恩斯关于德国战争赔偿的私人报告一样，都是很自然、很合理的。拉维尔斯坦的见解或观点，对政策的制定说不准有时候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应该用某种形式，继续负责对以前的这帮老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他在巴黎也不乏追随者。在法国高等研究院上过他的课的学生，从莫斯科完成使命回来，也给他打来电话。

　　他们关系亲密，相互信任，还有性的友谊。他家有张宽大的黑色皮沙发，他常坐在里面接电话。电话边上有块电子控制板，他用起来得心应手。可我就不行，我对高科技一窍不通。拉维尔斯坦不一样，尽管手还会抖，用起这些仪器来却操控自如，就跟魔法大师普洛斯彼罗似的。

　　不论怎么打，他现在都无须为电话账单担心。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克利翁大酒店的顶楼套房里。

　　“你天赋很高，奇克。”拉维尔斯坦说，“可你写虚构作品，没有多少虚无的东西，这样很不好。你应该更像塞利纳那样，去写虚无主义的喜剧或闹剧。那个遭人白眼的女人对她男朋友罗宾逊说：‘你干吗就不肯对我说“我爱你”？你和别人有啥不同？你那个玩意儿不是跟人家一样可以**吗？什么？衣服不脱？’在她看来，爱情就是**。但是，罗宾逊是个虚无主义者，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坚守原则，就是在屈指可数的几件举足轻重的问题上决不撒谎。他可以尝试各种**、下流的东西，但最终会和那些东西全部划清界限。结果，他被这个满腹屈辱的流浪女人给开枪打死了，因为他就是不肯说‘我爱你’。”

　　“塞利纳的意思是说，这样写他就真实可信了，对吗？”

　　“这意味着作家应该写出你的喜怒哀乐。这些都是人类在寻找的东西。罗宾逊的这种情况是中世纪戏剧的再现。那些戏剧表现的，往往都是恶毒至极、无耻透顶的罪犯再次投向圣母寻求帮助。不过，在这一点上毫无异议。你是怎么写凯恩斯的，我想让你就怎么来写我，而且要写得更加全面。你对凯恩斯太客气了，写我的话你可不要这样，想多尖刻都行。你看上去不像是个人见人爱的宝宝呀，你写我，或许能把自己给解放出来。”

　　“从什么当中解放出来？”

　　“随便什么，只要是束缚你的——一把悬在你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对。”我纠正说，“是傻瓜克利斯之剑。”

　　要是在餐馆这样对话，其他客人准以为我们俩是在讲色情笑话，寻欢作乐。“傻瓜克利斯”，这是拉维尔斯坦式的幽默噱头。他笑得前仰后合，就像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中那头受伤的马似的，向后仰着。

　　拉维尔斯坦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是个创作主题——他想他正在给我提供一个主题，这也许是我平生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不过，这笔遗产意味着他将先我而死。要是我死在他前面，他肯定不会为我写回忆录的，充其量只会在追悼会上朗读一页简短的讣告，再要他做些别的，想都别想。然而，我们还是密友，没人有我们这么亲密。我们笑谈死亡。当然，死亡的确加强了喜剧色彩。我们一起欢笑，这是事实，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笑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拉维尔斯坦把那些最严肃的思想写进一本书里，居然成了百万富翁，想起来就好笑。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天才，竟然能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学说变成一件价值连城的商品。别忘了，拉维尔斯坦可是一位教师，不是把自由市场经济吹得神乎其神的保守分子。他有自己的政见和道德观，不过我没兴趣去阐述，这会儿我更是不想提及。这里我只想三言两语介绍一下。他是位教育家，把自己的思想汇集成书，变成了大富翁。他挣钱快，花钱也快。就在刚才，他还在考虑签订一份五百万美元的出书合同。巡回做学术报告又能赚上一大笔。他毕竟是个学识渊博之人，这一点毫无异议。你也必须学识渊博，方能充分领悟其作品的复杂性和现代性，评估出它对人类的价值。在社交场上他可能显得孤僻古怪，可一站到讲台上，他就会鸿篇大论，而且有根有据，一清二楚。大众把接受高等教育看作一种权利。这样的看法白宫也认同。学生就像是“满是鲭鱼的大海”，每年要缴的学费平均高达三万美元，可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呢？大学太放任，管理太松散，早已没有了当年严格的清教主义。根据相对论理论，在圣多明各是对的东西，到了帕果帕果就错了。因此，道德标准千万不能绝对化。

　　现在，拉维尔斯坦不再跟享乐过不去了，也不反对爱情。相反，他认为爱情可能是人类最大的幸福。一个人克制欲望，必然会导致心理畸形，无法享受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必将抱疾而终。我们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模式，它置灵魂于一边，强调纵情享乐对缓解（生物静力学和生物动力学）压力是何等的重要。关于性欲，我不打算在这里解释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或是《圣经》里的那些教诲，这个问题你们得去请教拉维尔斯坦，因为他认为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大文明的发祥地。我则不大喜欢这两个地方。祝你们好运。我可是年纪大了，当不了拉维尔斯坦的弟子了。我现在想要说的就一句话：即便是白宫和唐宁街，都不敢怠慢拉维尔斯坦半点儿。撒切尔夫人邀请他周末到契克斯首相别墅里做客。我们的总统也没有怠慢他。里根总统邀请他出席晚宴，拉维尔斯坦花了一大笔钞票，买来礼服、皮带、钻石饰纽、黑漆皮鞋等。《每日新闻》的一位专栏作家形容说，对拉维尔斯坦而言，花钱犹如站在风驰电掣般的火车车尾平台上抛撒东西一样。拉维尔斯坦哈哈大笑，拿出那张报纸给我看。这件事令他乐不可支。当然，我不会为同样的原因而兴高采烈。控制这个国家的强大势力选中的是他，又不是我。

　　虽然我岁数比拉维尔斯坦大许多，可我们依然是密友。我们俩都有大二学生那种学识浅薄却又自命不凡的臭德行。在这一点上我们俩不分上下，平分秋色。我的一个老熟人说，我比任何一个有权选择单纯生活的成年人都还要单纯，就好像我刻意要单纯幼稚似的。再说，事实上一个人再怎么幼稚，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利益。就连头脑异常简单的女人都知道，什么时候要与难以相处的丈夫划清界限——知道何时必须把存款从他们共同的银行账户里悄悄地取走。我没有特别注意要保护好自己。但幸运的是——或者说也可能不是非常幸运——这是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国家都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物质层面上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今天这样的盛况，这么一大批人口都能丰衣足食，免遭饥饿和疾病之苦，人们无须为生存苦苦挣扎。从这部分中解放出来，人们变得单纯、幼稚了。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人们可以不受约束，任凭自己的想象驰骋。根据不成文的协议，你开始接受那些肯定被篡改过的条文。别人都是通过这些条文来展现自己的。你阉割了自己的批判力，扼杀了自己的精明智慧。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就向一位妇女支付一笔天价费，协议离婚。而这位妇女曾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非常单纯，对钱之类的问题一窍不通。

　　要想了解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从他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

　　在这个六月的早晨，我来到拉维尔斯坦在巴黎下榻的顶楼豪华套房。我来不是讨论我要写的传记，而是来采集他父母和他童年的生活情况。这些情况我写作用到多少就收集多少，决不多打听一句。现在，我对他生活经历的基本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拉维尔斯坦的故乡是俄亥俄州的代顿市。母亲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力充沛。父亲是一家全国性大型组织的地方代表，由于工作不是很出色，被发配到了代顿市。这个家伙矮矮胖胖、神经兮兮的，身为人父，经常歇斯底里，对子女管教甚严。每次体罚小阿贝，他都命令儿子脱光衣服，然后从腰间抽出皮带一阵猛抽。阿贝对母亲敬重有加，对父亲则恨之入骨，对姐姐鄙夷不屑。可你再瞧瞧凯恩斯，对克里孟梭的家族史，他几乎只字未提。克里孟梭饱谙世故，愤世嫉俗，对德国人深恶痛绝，缺乏信任。他戴着一副灰色羔羊皮手套坐在谈判桌前。我们不去管手套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在探讨心理传记。

　　再说了，拉维尔斯坦今天上午没心情谈论自己的童年往事。

　　协和广场上，早晨的清新渐渐退去。下面大街上车少人稀，六月的夏日越来越热；阳光下的我们，脉搏越跳越弱。经过起初的一番心潮起伏，一股强烈的满足感从心头油然而生。一件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的荒谬之事证明，心生满足感是对的。正是因为这一切，拉维尔斯坦，一个学者，一个邋里邋遢的政治哲学教授，成了巴黎达官贵人社交圈里的座上客。圈中既有住在克利翁大酒店里的阿拉伯石油大亨们，也有下榻于丽兹大酒店的首席执行官，还不乏在莫里斯酒店夜宿的花花公子。我们晒着阳光，谈话停了一下，拉维尔斯坦耷拉着脑袋，一时间沉默不语。不过，他扬起两道弯弯的眉毛，张嘴还想说，可一时间什么也没说出来。看着他光秃秃的头，你感觉上面还有造型师的指印。此时，他好像身在异处，思绪时断时续。一双眼睛虽然睁着，但很可能没有看着你。他睡眠很浅，很少能一觉睡到天亮。所以，对他来说，尤其是天气暖和的时候，昏昏沉沉，打个盹儿，或是小睡一会儿，都是很正常的，不足为奇。这时，他长长的双臂耷拉着垂在椅子两边，双脚大小不一，一只比另一只大三个尺码，样子怪怪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睡眠不沉的原因，还有精神上的因素，比如激动、痛苦、兴奋导致的紧张等。

　　拉维尔斯坦今天早上感到疲惫，或许是昨晚盛宴款待我们的缘故。他在玛德莲广场上的卢卡斯·卡尔通饭店特别设宴。菜一道接着一道，把它们全部消化下去，一定会把你累个半死。主菜是鸡，是伴着蜂蜜、用黏土裹着烤出来的。这是一道古希腊时期的菜，菜谱是不久前考古学家在爱琴海上的一处历史遗址考古时发现的。至少有四个服务员伺候我们享受这道美味佳肴。侍酒师站在一旁替我们斟酒，身上的钥匙链别着他的工作牌。每道菜都配有相应的红酒。其他几位服务员像表演杂技似的，在餐桌上重新摆放瓷盘、银制刀叉。拉维尔斯坦看上去异常兴奋，笑声不断，说话都结结巴巴，连续说话时总是这样——每次开口说一个长句的分句前，都会说“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是欧洲最美味的佳肴；这个……啊，这个……啊奇克对法国疑心重重。他，这个……啊，认为，这个……啊……这个啊，一九四〇年，人们蒙受了奇耻大辱——胜利的希特勒得意地跳起吉格舞，从那以后，美食成了法国人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在萨特的笔下，在对美国的厌恶里，这个……啊在对斯大林的崇拜上，在哲学和语言学理论里，奇克随处可见腐烂的法兰西。这个……啊阐释学——他说，和声阐释学是音乐家幕间休息吃的小三明治。不过，你不得不承认，在别处你是吃不到这么美味的食物的。看见没有，罗莎蒙德红光满面，这个女人一边在享用美食佳肴，一边在欣赏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餐馆里的陈设。还有尼基，一个美食家——这个你不会不承认吧，奇克？”

　　是的，我承认。尼基正在一家瑞士酒店管理学校参加培训。我能说的就这么一丁点儿，因为我这个人不善于回忆那些鸡毛蒜皮的细节。尼基可是一个经过认证的领班。他穿上领班长礼服，俨然一个模特。他向拉维尔斯坦和我展示礼服时，准备好哈哈大笑，同时摆出一副职业的尊严。

　　今天的晚宴是拉维尔斯坦专门为我举行的。这是他感谢朋友奇克的一种表达方式，谢谢奇克在他撰写那本畅销书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他说，创作那本书的想法一开始是我提出来的。要不是我催他写，永远都不会有这本书的。阿贝总是十分大方地承认说：“是奇克鼓励我写的。”

　　美国是冷战的赢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城市内部乱象丛生，相应地，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是错乱压抑的。这是三言两语概述美国的一种方法，也是拉维尔斯坦的小说和文章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他带你从古代到启蒙运动时期，然后——经过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直到尼采、海德格尔——再到现在，到集团公司，高科技的美国，美国的文化、娱乐、出版、教育制度、智库、政治等。他向你描绘了这个大众民主及其典型的——悲哀的——人类产品。他不论上课还是演讲，都是听众如云。他一会儿咳嗽、结巴、抽烟，一会儿大呼、大笑。他要学生站起来开展辩论，鼓励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对决，从而观察他们，锻炼他们。他不会像宗教卫道士那样问“你以后在哪里度过来生？”这样的问题，好像世界末日马上要降临似的，而是会问，“在这个现代民主社会里，你用什么满足自己的灵魂需求？”

　　这个高个子家伙已经秃顶（你总觉得他花白的头皮、传递的威严、头上的凹痕有一种威胁之感），喜欢穿细条纹或细白条花纹西装。他不会跨上讲台，傻乎乎地列举什么时代发展的正确顺序（信仰时代、理性时代、浪漫主义革命等）让你觉得索然无味，也不会炫耀自己是个大学教授，或是校园里的叛逆者，煽动革命行为。他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那些罢课和接管校园事件，导致美国严重倒退。他既没有通过营造自由讨论的氛围去讨取学生的欢心，也没有像善于表演的老师那样，叫嚷“狗屎！”“**！”之类的污言秽语招惹学生的厌恶——实际上这是在取悦学生。他身上没有一点儿校园狂徒的影子。他的弱点十分明显。他非常清楚，他终将葬送在自己的过失和缺点中。但是，完蛋前，他要把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写给你看，让你知道自己的灵魂几乎空空如也，而且还在加速萎缩，速度越来越快。

　　天资聪颖的学生都很喜欢他。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所以，我马上想到，他只需把讲课内容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对拉维尔斯坦而言，写本畅销书是世上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而且，非常坦率地说，一听到拉维尔斯坦那些破事我就心烦，比如不满意工资，拜占庭式的借钱习惯，与他人做交易，订计划，抵押财富，他的詹森茶壶、坎佩尔古董盘子等。那只漂亮的詹森茶壶，作为五千美元贷款的抵押品，落进了他的一个博士生塞西尔·莫尔斯的手里达五年之久（这个博士生最后又以一万美元的价格将茶壶卖给了某个商人）。五年来，拉维尔斯坦一直跟我讲这个故事，我听了很是恼火，兴趣索然。我责问他：“这烦人的争论、讨厌的茶壶，还有你那些令人厌恶的奢侈品，你还要让我忍受这一切多久？阿贝呀，你要是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就像一个贵族，穷困潦倒，却还要追求奢侈品，沦为欲望的牺牲品，那你为什么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收入呢？”

　　我记得，听到我这么说，拉维尔斯坦立马就抬手捂住耳朵。那双手白皙绵软，耳朵却粗糙不堪。“什么——难道要我去登记提供陪护服务不成？”

　　“瞧瞧你，又不大会陪人跳舞，受雇陪人家吃饭聊天也许还行，一晚赚个一千美元什么的。还是不行，我心里想着你最合适做的还是写书，就以你实际上课的讲稿为素材，写出来的书一定很畅销。”

　　“是呀，”他说，“就像菲尔丁笔下那个可怜的亚当斯牧师，跑到伦敦去印刷自己的布道词。牧师需要钱，可除了布道词，他没东西可卖。他把布道词都写了下来，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讲稿呀。奇克，你这个建议只适合送给著作等身的作家。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他有个朋友，叫威内茨基，现在破产了——这家伙对财务一窍不通。他对这个穷光蛋说：‘威内茨基，你手头要是这么紧，干吗不卖掉手中的一份债券？谁都会这么做的呀。’可他压根儿也没想到，威内茨基根本就没有债券。麦克唐纳有，但他没有。”

　　“麦克唐纳在这方面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倒是很像。”

　　“一点儿不错！”拉维尔斯坦大叫，并哈哈大笑，“这个……啊，是个令人压抑的陈年笑话，讲的是一个流浪汉。他遇到一个上了年纪的阔太太，对她说：‘夫人，我三天没吃东西了。’老太太回答说：‘是吧，真可怜，那你得强迫自己吃呀。’”

　　“我弄不懂你怎么就没想起来这么做呢。”我对拉维尔斯坦说，“你要做的就是拟订一份计划，这样你至少可以先拿到一小笔预付款，起码也有两千五百美元吧，我猜可能会接近五千美元。计划要写的书就是一个字不写，你也可以拿这笔钱来还债，这样你还可以再借。你有什么损失呢？”

　　他欣然接受这个绝妙的建议。从出版商那儿骗来几千美元，既能摆脱债务，转身又可以去借钱，这个买卖太诱人啦！从思想道德上讲，他绝不是那种猥琐的小人。他可没有指望从我这番乌托邦式的洗脑中得到什么好处。玩这种小把戏、小诡计，他早已习以为常，玩得得心应手，而且还不乏冷嘲热讽，以展示自己具有崇高的境界与宽阔的视野。于是，他写好提纲，寄出去，签上合同，结果预付款立马就汇来了。虽然那把价值连城的詹森茶壶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拉维尔斯坦的信用额度却重新打开了。他给远在日内瓦的尼基汇去一笔钱，尼基用来买了一套新的詹弗兰科·费雷牌[15]服装。尼基天生就喜欢享受，像个王子似的，穿着打扮也确实有几分像。在拉维尔斯坦的眼里，尼基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完全有权这么表现自己。这不是什么时尚或自我表现的问题，我们这里谈的是年轻人的天性，不是什么策略。

　　就连阿贝·拉维尔斯坦自己都觉得吃惊，后来发现自己竟然真的写起了那本签了合同的书。他的朋友们，还有他教过的第三、第四代学生，一个个也很惊讶。他们中有些人是不赞成这样做的。他们反对拉维尔斯坦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就这样通俗化、这般廉价地出售。不过，教书，即便教的是柏拉图、卢克莱修、马基雅维利、培根或是霍布斯等，本身就是一项通俗化的工作。千百年来，这些人的伟大思想被印成书籍，对他们的深奥思想一无所知的普通大众，得以接触它们。所有优秀的教科书都有深奥的思想。他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这样教导学生。我想必须得提一提这一点，但也就是提一下而已。要知道，即便是最简单的人，也有其深奥难懂、神秘莫测的一面。

　　那天晚上在卢卡斯·卡尔通饭店还有一件怪事，就是晚宴后送上一杯红酒就结束了晚宴。我们去那里享受美味佳肴，再次感受到家常便饭与美食有着天壤之别。拉维尔斯坦掏出他的法国支票簿。从前他在巴黎可从未开过账户。多年来，他只是一个游客而已，顶多算是一名崇拜法兰西文明的中等水平的消费者——他的预算可是压力重重——要想进一步提高消费，非破产不可。在太平洋彼岸，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有同样的隐忧。你不仅是一名犹太人，而且还是一名美国人，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又不是。然而，不妨设想一下，你把手伸进口袋里，想同财主一样掏出一笔不菲的小费，却发现除了毛茸茸的衣服线头，里面空空如也。但是，今晚，拉维尔斯坦异常开心，用颤巍巍的手开出了支票。现在，服务员送来账单时端上了一盘松露巧克力。罗莎蒙德打开自己的随身小包，把上面裹着一层可可粉的巧克力，全部包起来塞进了包里。看见这一幕，拉维尔斯坦禁不住哈哈大笑。“全部拿走！一个也别留下！”他笑着说，活脱脱一个犹太喜剧演员。他像夜总会的演员似的提高沙哑的嗓门儿说：“这些都是可以吃的纪念品，你每吃一粒，都能回味起今晚的美味佳肴。你可以把这一切在日记里记下来，别忘了把你是怎样毫无顾忌、如何毫不掩饰地将那些巧克力装进包里也记下来哦。”

　　你要是举止出格，拉维尔斯坦反而会对你留下好印象。后来，他偶尔会对罗莎蒙德说：“别在我面前装出一副用惯了花边餐巾纸、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样子。我看到你在卢卡斯·卡尔通饭店把那些巧克力偷偷地装进了自己的包里。”实际上，他倒是挺喜欢这种小偷小摸、无伤大雅的不端行为。从他种种的偏好中往往就能看出他的真实思想。就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吧。拉维尔斯坦的真实思想是，一个人的品行要是自始至终都那么端正，往往是有严重问题的。再说，拉维尔斯坦本人也很喜欢好吃的东西——他称之为甜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时常光顾杂货店，买一袋小孩爱吃的糖果。他很喜欢甜果冻，不吃到肚子撑了绝不撒手，尤其爱吃柠檬味的半月形果冻。

　　罗莎蒙德将松露巧克力洗劫一空，这个举动之所以那么惹眼，是因为她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而且又有教养，彬彬有礼，聪明伶俐。拉维尔斯坦非常开心地发现，这样的女子竟然爱上了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头。他说：“有一种女人，天生就喜欢老男人。”就像我前面说的，拉维尔斯坦就是喜欢不循规蹈矩，尤其是在爱情方面。他把渴望爱情看得很高。正如阿里斯托芬所说，追求爱情、坠入爱河，是渴望找回失去的另一半自我。其实，这句话压根儿就不是阿里斯托芬说的，而是出自柏拉图，是柏拉图在一次演说中讲的。那个演说与阿里斯托芬有关。人类伊始，据说男人和女人都长得圆鼓鼓的，就跟太阳和月亮似的。他们既是男性，又是女性，拥有两套性器官。有时，两个器官都是男性的。神话是这样传的。这些人深感自豪，十分满足。他们公然藐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结果遭到众神的惩罚，被劈成两半。这便是人类遭受的肢解之痛。从此，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寻找那失去的一半，盼望重新成为一个完整之人。[16]

　　我自认不是什么学者。和我同时代的所有或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我感到那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啊！是拉维尔斯坦督促我重读的。不是字面意思上的督促。可你要是一直和他待在一起，就得回头反复不断地重读《会饮篇》。人得要受苦受难，得被百般**，人是残缺不全的。宙斯是个暴君，奥林匹斯山上暴政肆掠。受苦受难的人类，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回那失去的一半。千秋万代过去了，可人类还是没有找到那真正的另一半。宙斯将小爱神厄洛斯赐予人类作为补偿，或许是出于他自身的政治考虑吧。人类找回那迷失的一半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于是纵情于性，暂时忘却自我。然而，肢解之痛在人类的脑海里始终不能忘怀，而且永远挥之不去。

　　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待到午夜过后才离开饭店。马路对面的花店里兰花绽放，分外夺目。花店灯火通明，万紫千红，我们忍不住穿过空****的街道走了过去。厚厚的橱窗玻璃上有一条垂直的口子——上面镶着两道铜边线——让花香飘入玛德莲广场，驱散上面的一氧化碳气味，更增添了法兰西迷人的**力。拉维尔斯坦提醒我说，玛德莲教堂是举行国葬的地方，可以前教堂门口经常聚集着一群妓女。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拉维尔斯坦。你要是不知道这些，你就无法理解他。一个人，心灵要是没有渴望，那无异于一只旧的汽车内胎，也许只有夏天到了海边才能用一用，别无他用。热情奔放的男女，尤其是年轻人，都会全力追求爱情。相比之下，那些资产阶级则终日笼罩在暴毙的恐惧中不能自拔。通过这种可能是最简单的办法，你便会了解到什么问题对拉维尔斯坦来说是举足轻重的。

　　我把拉维尔斯坦说得这么简单，感觉对他有失公允。其实他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他真的认同这个观点（苏格拉底将之归为阿里斯托芬）吗？对他来说，真正能够打动他的，莫过于这种追求的实际例子。而且，他在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不断地观察有没有这种追求。说来奇怪，一个大学教授，居然把自己研讨班上的学生们看成演员，正在演出这部令人震惊的永恒戏剧。这些学生走进班级时，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他们忘掉自己的家庭。他们的父亲全是商店店主，不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克劳福兹维尔，就是在伊利诺伊州的庞蒂克。这帮儿子认真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会饮篇》《费德罗篇》，并且苦思冥想很久。他们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多久他们就会熟知古希腊的尼西亚斯和亚西比德，而且熟悉程度要超过运牛奶的火车或是廉价杂货店。渐渐地，拉维尔斯坦还设法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把自己的隐私都讲给他听，而且不加一丝隐瞒。拉维尔斯坦因此对他们了如指掌，真令人啧啧称奇。他很喜欢聊天，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由此获得了所需信息。他不仅训练这帮学生，还塑造他们，将他们编成不同的小组、小小组。编组是按照他认为的恰当方法，按性别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种类。有些会成为丈夫和父亲，有些则可能变成非异性恋——这里既有正常的、不正常的、思想深刻的、趣味十足的、赌徒、投机者，又有天生就成为学者的、具有哲学天赋的，还有恋人、苦干者、官僚分子、孤芳自赏者、风流鬼等。他对这一切都进行了大量思考。他对自己的家庭恨之入骨，早已断绝了来往。他告诫学生们，上大学是来学习知识的。言下之意，他们必须要摆脱父母给他们灌输的那些思想。他会引导他们进入一种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高质量生活，一切听从理性——千万不能过那种枯燥无味、毫无生气的生活。他们要是运气好，又聪明好学，而且心甘情愿，拉维尔斯坦很可能会送给他们一件礼物，一件他们渴望能够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引导他们阅读柏拉图，给他们讲解迈蒙尼德的奥秘，教授他们如何正确理解马基雅维利，怎样熟悉莎士比亚高尚的人性——一直讲到尼采及之后。这不是他要开设的课程——这比课程要灵活、随性得多。总的来看，他这样随性而为，授课效果很好。虽然这些学生中没有一个像拉维尔斯坦那样知识渊博，但他们大多数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着实令人欣慰。他希望他们个个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甚至非常喜欢那些怪异、变态的学生——再怎么怪异，再怎么变态，他都能接受。当然，他们必须掌握所学专业的基本知识，而且要谙熟于心。“这家伙怪不怪？”他时常这样谈起自己的学生，“你有没有收到他的最新力作《历史主义和哲学》选印本？我告诉他要将它放在你的信箱里。”

　　我看了，但那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蚂蚁动身去翻越安第斯山脉，心有余而力不足。

　　拉维尔斯坦敦促自己的那帮年轻学生要抛开自己父母思想的影响。可是，在以他为中心的这个师生圈子里，他自己却一步一步地扮演起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当然，他们要是不喜欢这样，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赶出去。可他们一旦成为他的心腹，他就会为他们规划未来。他常跟我说：“阿里和那些学生一样聪明，你喜欢和他同居的那个爱尔兰姑娘吗？”

　　“嗯，我没怎么见过这姑娘。她看上去确实很聪明。”

　　“聪明只是一个方面。她居然放弃自己法律方面的事业，跑来师从于我。而且，她还有一对硕大的**。她和阿里同居已经有五年了。”

　　“那么她在他身上进行了合法的投资。”

　　“我明白你的意思，尽管你这样比喻阿里，听起来他就像一件财产似的。别忘了，他可是一个穆斯林，有一个金字塔式的、教规严格的埃及家庭……这是我要说的意思。”他想知道穆斯林是不是不大恋爱。长期以来，他对热恋一直是兴趣盎然。但是，中东地区的风俗依然是包办婚姻。“尽管如此，埃德娜凭借一己之力，可以打垮任何一座金字塔。”他也研究过埃德娜，对学生们的男女关系费了不少脑筋。“她一看便知是个很有思想的姑娘，而且还是位大美女。”

　　我前面说过，我们原本打算今天讨论我准备写的那本回忆录。可是，今天不是个好日子，不适宜讨论传记细节。“回头想想，”阿贝说，“我真不愿意再回首自己的童年生活——我母亲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力充沛，是班上的高才生。父亲则是个冥顽不化的家伙，就因为我没能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总是看我不顺眼。我就算得了最好成绩，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必修课能得B和C，已经是相当不错了。然而，无论我干得多么出色——比如应邀去耶鲁大学或哈佛大学做学术报告——我那个老爹最后还是要当面骂我，骂我没能成为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会员。他那个脑子犹如佐治亚州的沼泽地——奥克弗诺基沼泽地，上面闪耀着神经质的光芒。他是一个失败者，十足的失败者，不过也有某种深藏不露的优点——只是藏得太深，人们再也无法察觉。”

　　拉维尔斯坦停了停，接着又说：“我想，今天上午最好去圣奥诺雷街[17]逛逛……”

　　“或者想想上午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罗莎蒙德今天要很晚才会起床的。昨天的晚宴那么美妙诱人，我们可把她给累坏了——一位秀色可餐的女士和三位魅力十足的男士一起共进晚餐。一点钟之前待在这里，只会打搅你妻子。我在浪凡专卖店看中一件运动外套，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跟售货员说上午会顺道过去。可我今天早上有点儿困——刚才还打着盹儿呢。我最讨厌这种无精打采的样子了……”

　　我们走出房间。离开的时间很巧，电梯走到下面的几个楼层时打开了，恰巧碰到迈克尔·杰克逊带着保镖们走了进来。只见他穿着一身缀满金属饰片的亮闪闪衣服，黑底，闪着金色——很紧身，也很合身。他的卷发是刚做的。他面带淡淡的笑容，很纯洁。你情不自禁地细细打量起他，看看他脸上有没有整容的痕迹。我感觉，他那个神情是希望有所变化。金童子下凡尘埃间，像个清扫烟囱的童工。

　　拉维尔斯坦身材高大，不亚于杰克逊的任何一位保镖——甚至比他们还要高，不过没他们壮实。他很喜欢这个短暂的巧遇。他好像是——全身都充满了喜悦。

　　到了一楼大厅，保镖们像蛙泳似的为杰克逊清开一条路。大厅里人很多，外面更多，警察组成人墙，外面的大街上人山人海。我们挤成一团，被人流挡在了金色警戒线的后面。巨星一边向外走，一边向成千上万失声尖叫的粉丝优雅地挥手致意。阿贝·拉维尔斯坦被挡在绳子外面，可一点儿也不介意。今天的巴黎和它应该的样子没什么差别。亲手设计凡尔赛宫的法国皇帝们，指导建筑师们建造了帝都这个壮观的公共广场。今天，拉维尔斯坦就置身在这个环境里。他是这个新秩序里的贵族，揣着信用卡和支票簿，一心想花掉自己的金钱——要是有比克利翁大酒店更豪华的酒店，阿贝一定会住到那儿。如今的拉维尔斯坦可是地位显赫，用信用卡支付账单，然后把账记到他在美林银行的账户上。他很少核实银行寄来的对账单。这本来不该是尼基的事，可每次都要他来核实。尼基之所以这么做，唯一目的就是要保护阿贝。还真是多亏了他，否则发现不了新加坡的那个大骗子。有人在新加坡盗用阿贝的维萨信用卡消费，账单高达三万美元。“签名明显是伪造的，”阿贝说，好像并不是很恼火，“信用卡公司会处理的。现在，国际电子诈骗越来越多。当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还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保持高科技领先时，骗子们就已经学会了走在高科技的前面，就跟善于发明创新的细菌骗过了药剂一样。校园里的小天才要比五角大楼里的那帮大家伙聪明多了。”

　　走在圣奥诺雷大街上，拉维尔斯坦兴高采烈。我们逛了一家又一家商店。

　　法语称浏览商店橱窗为lèche-vitrines——舔玻璃。这需要悠闲自得、不急不躁，可光是早餐我们就吃了大半个上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那些陈列袜子、领带的橱窗前慢悠悠地溜达，在衬衫定制店前闲逛。后来，我们稍许加快了脚步。我跟阿贝说，看到这些昂贵的名牌商品我心里十分紧张。实在是太诱人了，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我简直都不想走了。

　　“我注意到了。”拉维尔斯坦说，“自打结了婚，你穿衣服的水准便直线下降。以前你可是个公子哥哟！”

　　他话语里透着一丝遗憾。他时不时地给我买条领带——是我自己绝不会买的那种。这些礼物领带让我非常难堪，因为它们是在提醒我，我衣着过时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拉维尔斯坦身材比我高大多了，演讲总能引人入胜。因为身材高大，他穿起衣服来也更有派头。这一点我做梦都不会质疑。仪表堂堂的男人就该是高高大大的。悲剧性的英雄也必须有伟岸的身材。我虽然很久没读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了，但依然记得他在《诗学》中讨论的这些内容。

　　圣奥诺雷大街处处洋溢着法兰西历史和政治的辉煌——都是法兰西文明的特别见证——我由此想起了音乐厅里上演的那部古老的喜剧《赌城风流史》。有一个浪子在布洛涅森林里自由自在地溜达。他温文尔雅，周围人自然会好奇地盯着他。

　　不论什么事，只要不是发生在巴黎，或者没有引起巴黎人的注意，那都不叫事。这条规矩，是那个像燃烧的老壁炉的巴尔扎克起初定下来的。凡是未经巴黎验证过的，都等于不存在。

　　当然，拉维尔斯坦太了解现代世界，对这个旧风俗可能不大会认同。记住，拉维尔斯坦可不是一个平凡之辈，在他的私人指挥室里，摆放着一台台电话，键盘复杂，室内灯火通明，最先进的立体声音响播放着早期乐器演奏的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唉，如今的法国已不再是评判的中心、启蒙的基地，也不是网络空间的重地。法国再也吸引不了世界上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文化精英。法国已经辉煌过了。戴高乐就跟一头长颈鹿似的，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丘吉尔说起他时爆料，英国当初援助法兰西，居然被视为一种冒犯。这个傲慢好战的家伙凝视着后现代世界的树梢，实在无法忍受他的国家需要援助之类的念头。

　　阿贝的脑子里向来不乏好词好句，来描绘、记录各个时代。“‘法兰西要是没有军队就不能称之为法兰西了’——这也是丘吉尔的名言。”我和阿贝一样，对谈话也很感兴趣。但我谈不来，只是喜欢听他谈古论今。拉维尔斯坦在这方面要比我强千万倍。再说，他对伟大政治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如今的法国已经没落了，一无所有，只剩下派头了。他们把派头发挥到了极致，装模作样，明知废话连篇，却依旧喋喋不休。他们依然擅于套近乎，而且本领高超。还有烹饪，依然享誉世界——就比如昨天在卢卡斯·卡尔通饭店吃的那顿晚宴。巴黎的每个区都有新鲜菜市场、香喷喷的糕点店以及冷切猪肉店。对了，还有漂亮的内衣展、令人害羞的**用品。“过来，快到我怀里来吧，我给你巧克力吃。”把人们的隐私、活生生的人及其需求，堂而皇之地当众展示，真是妙不可言。纽约那些精美的通俗杂志纷纷效仿，可从未成功过……对了，还有法国的街头生活。“美国住宅区的大街上几乎不见人影。可这里呢，依旧是人声鼎沸。”拉维尔斯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