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到十分好奇的是，他住的地方给人一种修道院、休养所的味道。走进大门便是低矮的拱形天花板，客厅四周的墙面上镶着桃花心木板，电梯就像是狭窄的忏悔室。每家公寓都有一个窄小的石板门厅，门厅上方装着一盏哥特式的照明灯具。拉维尔斯坦家门前的楼梯平台上经常放着一件家具，是买了新家具的时候给换下来扔掉的——五斗橱、小型衣柜、雨伞架，还有一幅描绘巴黎的画作，一开始他对这幅画还心存疑虑。说起收藏的马蒂斯和夏加尔的油画，他可没法与格里夫夫妇比。这对夫妻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收藏那些名画了。不过，要是论起厨房设备，他却远远胜过他们。他从一家餐饮设备公司买来一台浓缩咖啡机，装在厨房里。这家伙把洗涤池占得严严实实，像发生了爆炸似的，喷着热蒸汽，发着咝咝声。我拒绝喝他的咖啡，因为这个咖啡是用经过氯化处理的自来水冲出来的。这台商用咖啡机很大，弄得洗涤池无法使用。好在拉维尔斯坦从来也不用洗涤池——唯有咖啡是重要的。

　　拉维尔斯坦和尼基铺的是普达狮牌亚麻床单，盖的是经过完美加工的安哥拉山羊皮。他清楚地知道，买这些奢侈品都是可笑之举。人们指责他荒唐，他却我行我素。他并不想长命百岁。我常想，他同荷马一样，认为英年早逝比较好。在世几十年，终有一死，何必要处处克制自己呢？再说，拉维尔斯坦天赋过人，视野开阔，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这不仅仅是有钱——作品畅销，带来巨额意外收入——就能搞定的问题，还得有能力才行。这种能力通过拉维尔斯坦在一场场思想交锋中已经得到了验证——他获得的地位、他挑起的论战、他与牛津大学那帮古典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展开的论战。他对自己信心满满，就像戴高乐说的犹太人那样。他非常喜欢辩论。

　　罗莎蒙德和我住在街北面的一栋楼里。这栋楼会让你想起马其诺防线。我们的房间可不像拉维尔斯坦的那个公寓——布置得就跟修道院似的，富丽堂皇，豪华奢侈。这些房间就像鸽子笼似的，我当时急于找个栖身之所，找了好久。我被从家里轰了出来——我的家在上城，结婚十二年后，我被赶出了家门。还算幸运，我在一栋形如碉堡的混凝土小楼里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顺着这里直走下去，就到了拉维尔斯坦的家，距离他那个中西部哥特式铁大门和穿着制服的门卫大约有五十码[34]——我们可没有门卫。

　　我有的，只是走在这些洒满斑斑点点阳光的人行道上，和走过我朋友们曾经住过的房子的五十年。四十年前，一个叫阿贝克龙比小姐的人住在这里，现在住着的是一个日本神学人员。阿贝克龙比小姐是个画家，她嫁给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嬉皮士盗贼。这个家伙擅于不断表演攀爬二楼入室盗窃，以此取悦同伴。附近每一条街上都有临街的居室，供朋友居住——卧室的边上都有窗户，这是他们去世的地方。还有许许多多，有些我想不起来了。

　　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你就不要再抱太多幻想了。当然，假若你生活积极，那就另当别论。总体而言，我是积极的。不过，还是有差异，而且这些差别只有死了才会消失。

　　拉维尔斯坦认为，我这个人对真理是既简单直率，又严肃认真。他说：“你从不撒谎自欺欺人，奇克。或许，你一时半会儿不愿承认，但终究会认可我这个看法的。这可是个优秀的品德。”

　　我虽然在大学圈子里待了有好几十年，长期以来，有些教职员工甚至把我看成他们的老同事，可我并不是一个教授。搬回学校附近没几天，我有一次出门散步。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气候干燥，天气寒冷，晴空万里。我碰到一个熟人，叫巴特尔。他是一名教授，英国人，正穿着一件又薄又旧的轻便外套，在寒冷的大街上阔步行走。他六十多岁，人高马大，红光满面，浑身是肉。冰冷的大脸，冻得像敦实的红甜椒；头发又密又长，有时会让我想起燕麦片盒子上的贵格会教徒形象。他的热量很足，足以把两个人的身子焐热。他双肩高耸，这才看出来气温已是零摄氏度之下——耸着肩膀，两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只有大拇指露在外面；他的双脚贴在一起。他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什么“爱好运动的人”，却总是穿着一双时髦的鞋子。

　　据说巴特尔知识渊博（人们这么说，我不得不信——我怎么会知道他是不是精通梵文和阿拉伯文呢？）。他不是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的，他是英格兰一所地方性红砖大学[35]培养出来的产物。

　　遇到他这种情况，你就不能简单地说，你碰见了一个长发飘逸、戴帽子都嫌多余的巴特尔教授。巴特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伞兵，也是一位飞行员。他曾经驾机护送戴高乐将军飞越地中海。除此之外，他退役后还是一个著名的网球选手，还在中南半岛上教过交际舞。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跑起步来速度惊人。曾经有一个人行凶抢劫，就是被他追上去抓住的。他冲上去就是一拳，狠狠地打在抢劫犯的肚子上，结果弄得警察不得不叫来救护车。

　　巴特尔是拉维尔斯坦最喜欢的人之一，他也喜欢阿贝这个好老头。不过，要说清楚巴特尔对拉维尔斯坦究竟是什么看法，那是不可能的。巴特尔强健的脑门儿后面，那个大脑到底是怎么想的，无从知晓。他的脑门很有力量。脑门儿下，眉骨突出，眉毛笔直，与挺拔的鼻梁垂直相交，和紧闭的双唇相得益彰——一张凯尔特国王式的嘴。经过训练，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奥运会级别的举重运动员。这家伙真是健壮如牛——可为何要练得这么强壮呢？巴特尔不去发挥自己的天赋，而是一心要把自己变得精明、奸猾——行动都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秘密行动，隐秘、复杂而又大胆。他的目的也许是要向一个保持中立的院长施加影响，通过他向教务长传一句话什么的，从而打击一下系主任。没有人对这种阴谋诡计的存在产生过怀疑，更不会有人费心调查谁是幕后的操纵者。拉维尔斯坦把这一切都向我作了解释。他不停地大笑，嚷嚷：“这个……啊，这个……啊。”他说：“他跑过来和我讨论各种各样的个人、异常私密的个人这个……啊问题，但他对自己背后干的那些事却只字未提。”

　　只要稍加鼓动，拉维尔斯坦就会透露出巴特尔——或者别人——的秘密。他会借用我们一位已故朋友的话说：“我说这些，并非耳食之言，而是社会历史。”

　　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个人特有的嗜好是属于社会的，属于公共范畴，就像空气或其他免费商品一样，可以尽情享用。对于日常生活，他总会不失时机地进行心理推测或分析。对于“这种自省式的胡言乱语”，他忍无可忍。他更喜欢机智俏皮，甚至残酷无情，不大喜欢对那些因循守旧、宽容大度的人进行友好、善意的解释。

　　大街上，虽然阳光明媚，但依旧寒气逼人——凛凛的寒风抽得他脸都皱到了一起。巴特尔说：“阿贝这几天接待访客吗？”

　　“为什么不接待呢？他见到你总是很开心。”

　　“我说得不对……他对玛丽和我总是彬彬有礼。”

　　玛丽是一个体态丰腴、幽默风趣、身材不高、笑容可掬的女人，我和拉维尔斯坦都特别喜欢她。

　　“那么，要是巴特尔欢迎你，对你又很好，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他身体不是很好，是吗？”

　　“他虽然人高马大，健壮如牛，可身体总有不适。”

　　“他病得比平时更厉害吗？”

　　巴特尔在试探我，想从我嘴里得到拉维尔斯坦身体状况的蛛丝马迹。尽管我知道他喜欢拉维尔斯坦，可我并不打算告诉他任何情况——不知为什么，我对他很是尊敬。和性格古怪的人打交道，我只能交到这里，不能再多了。巴特尔鼻孔里戏剧性地吹出冰冷的寒气，吹得脸更红，一直红到下巴的皱纹里。他很少戴帽子，满头的黑发似乎把他后脖子保护得暖乎乎的。他穿着一双探戈舞鞋。他怪癖很多，我很是同情。他这个人似乎是个矛盾体，既优雅之至，又野蛮无比。

　　巴特尔夫妇对拉维尔斯坦评价甚高，对他很同情。可以断定，他们俩会经常谈论他。

　　“嗯，”我说，“他得过一系列传染病，每一次都把他给折腾得够呛。”

　　“比如带状疱疹，这是肯定的。”巴特尔说，“神经感染，异常麻烦，疼痛难忍，还经常影响到骨髓和大脑神经。我就见过这样一些病例。”

　　听他这么说，我便跑去看看拉维尔斯坦。我看见他静静地躺在羽绒被里，两眼发黑，眼眶都凹进去了。他头枕在枕头上，看他的姿势，一副在休息的模样。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得到休息。

　　“他好了，是吧？”巴特尔问道，“可是不是又染上了另外一种病，一种新的毛病？”

　　确实如此。他染上的这个新毛病，经最终确诊，是神经病学家称作的吉兰-巴雷综合征。当时，这个病还诊断不出来。阿贝从巴黎飞回美国，出席市长为他举办的晚宴。身穿晚礼服，社会名流发表演讲——拉维尔斯坦一直异常渴望能在这种正式的场合，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他无法拒绝。他原打算待在巴黎休假一年，于是在紧靠爱丽舍宫的领馆区和官员住宅区的一条街上租了一套公寓。周围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察巡逻，弄得夜里回家都成问题，因为阿贝挤不出时间，也不愿浪费时间到官僚作风盛行的巴黎市政厅申办居留证。所以，警察拦住他、要他出示身份证时，他拿不出来，结果在三更半夜和警察解释了很久。他跟警察说，他的房东是某某侯爵。那些街上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出一些理由进行解释。就连说起诸多不便，巴黎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比起他遇到的真正麻烦，这些科西嘉岛人（拉维尔斯坦觉得所有警察——法国警察——都来自科西嘉岛，不管他们的脸刮得多么干净，腮帮上依旧有胡楂儿）不管从什么角度讲，都是令人非常开心愉快的。

　　总之，拉维尔斯坦急忙飞回美国，出席市长专门为他举办的宴会，不料病倒了（是一个法国人最初发现的），住进了医院。医生将他送进重症监护室，给他输氧。每次探望的人不允许超过两个。他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偶尔会注视着我，表明还能认得我。他光秃秃的头颅像瞭望塔似的，一双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手臂一向柔弱无力，本来就不多的肌肉也不见了。刚染上吉兰-巴雷病毒时，他连手都不能动。即便如此，他还设法示意要抽烟。

　　“把氧气罩摘掉，好吧，要不然这里全要炸飞了。”

　　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自己老喜欢警示别人，不能自拔；警示大家要重视那些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可听者根本不把谨慎当一回事，为此还沾沾自喜。我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到底是别人造成的，还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我进行洗垢求瑕式的自我批评时，我就把自己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我这个毛病，拉维尔斯坦很了解。

　　在这一点上，尼基和我可谓如出一辙。他更尖锐，更爱批评。拉维尔斯坦从北边的苏库米安买回一条昂贵的地毯时，尼基大声嚷道：“你花一万美元，就买来这样一件千疮百孔、线头松脱的破玩意儿呀——只因为这些破洞，就证明这是件古董真品？老板告诉你什么来着，说这就是他们用来把赤条条的克莉奥佩特拉[36]裹起来的那张地毯？正如奇克常说的那样，你果真是这样的家伙，认为花钞票都像是从特快列车车尾扔出去似的。你站在二十世纪的观测台上抛撒百元大钞。”

　　尼基接到电话，被告知拉维尔斯坦又病了。当时，他还在日内瓦的酒店管理学校。我们听说他随即就赶了回来。尼基对阿贝极为依恋，这一点无人置疑。尼基为人特别坦率——天生率直、英俊潇洒、皮肤光滑、头发乌黑、举止优雅、稚气十足，有一点儿像东方人。他觉得自己有一种异国情调。我的意思不是说他装腔作势。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天性所为，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拉维尔斯坦的这个保护人，我觉得——或者说过去觉得——不知怎的被宠坏了。我这样说，又错了。他从小到大都像王子一样，一点儿都不夸张。即便还没有写出那本售出高达百万册的名著，尼基的穿着打扮也比威尔士王子要好。他聪明过人，目光敏锐，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自叹不如。而且，他敢于维护自身权利，向来表里如一。

　　就像拉维尔斯坦指出的那样，这可不是装腔作势。尼基的外表毫无矫揉、表演的成分。告诉你，他从来不去自找麻烦，但“他时刻准备和人打架。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感觉，以致……他要打架。我时常不得不把他拉回来”。

　　拉维尔斯坦谈起尼基时，有时会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他们俩并不亲密，“更像父子关系”。

　　在性的问题上，我有时感到，在拉维尔斯坦的眼里，我是一个老古董，不合潮流。我是他的挚友。但我出生于欧洲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用词可回转到两千年前，甚至更遥远。犹太始祖们最初使用的是隐性人这个词，大概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囚虏犹太人时期。有时还用另一个词，雌雄同体。这个词明显源于亚历山大和希腊化时期——两性合一，这种状态能引发性欲，却不为外人所知，有悖常理。古代性和现代性，两者兼容并蓄，这是拉维尔斯坦特别喜欢的。他不能只埋头生活在现代里，任凭其他时代一个个随风而逝。不可思议的是，他偏偏就是这样的人。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拉维尔斯坦的双脚还不能行走。不过，双手则很快恢复了部分功能。手不用不行，因为他得抽烟。在医院病房里一安顿下来，他就叫罗莎蒙德出去给他买一包万宝路香烟。罗莎蒙德做过他的学生，拉维尔斯坦把他学生需要理解的知识，全部传授给了她——他深奥的知识体系中那些基础理论和设想。她当然清楚。他刚能自己呼吸就抽烟是非常有害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几乎可以肯定，抽烟是要禁止的。

　　“你不用告诉我现在抽烟不好。可要是不抽，则更不好。”看到罗丝[37]有些犹豫，他这样对她说。

　　他最近开设的课程，罗丝全都选了，对他当然了如指掌。

　　“所以，我下楼到自动售货机那儿买了六盒万宝路。”她告诉我说。

　　“就是你不买，至少有十个人愿意为他跑腿去买。”我说。

　　“这是肯定的。”

　　医院里，他最好的学生们——核心圈子成员——在候诊室里走来走去，聚在一起聊天。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第二天，拉维尔斯坦还没有恢复双脚的功能，就再次拿起电话，和巴黎的朋友们聊上了，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回去。租的房子不得不放弃。他只好委婉地向贵族房东进行解释，退回租房订金。高达一万美元呢。房东们也许会忍痛退给他，也许不会。他说，他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还说，那些都是他住过的最漂亮、最高贵的房间。

　　拉维尔斯坦尽管和巴黎的学术界联系密切，但是并不指望拿回租房订金。他在法国有许多重要的关系——在意大利也是如此。他非常清楚，尽管自己很想要回这笔钱，但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尤其是这个案例，因为租客是个犹太人，房东的家谱里有一支叫戈比诺的。这些戈比诺家的人是出了名的犹太人仇视者。我不仅是个犹太人，更糟糕的是，我还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他们认为，美国犹太人对文明造成的危险更大。总之，他们还是愿意让一个犹太人住到他们这条街上，前提是这个犹太人必须付得起钱才行。”

　　这段时间拉维尔斯坦空闲无事，可由于生病，他的身体还是很虚弱，眼睛只能睁开一半，说话也不清楚，意思大都靠语调来传达——有好几天，他说话就像是眯着眼睛在凝视我。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想说什么——就现在这副样子他还在安排人弄一辆宝马车过来。

　　“从德国？”

　　好像是的，尽管他没明说是船运过来的。我的印象是，车子已经装船，行驶到大西洋中央了。甚至有可能已经从船上卸下来了，正用卡车往中西部运呢。

　　“是给尼基买的。”拉维尔斯坦说，“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豪华轿车。这你是理解的，对吧，奇克？而且，他可能迫不得已，要从瑞士酒店管理学校辍学回来。”

　　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完全能够理解。首先，你穿的衣服——和奇克一样——不是范思哲、乌提莫，就是古驰这些名牌，你怎么可能去乘坐公共交通呢。这种细致的观察满足了我渴望幽默的奇怪需求。现在，我可以面对现实了。目前的现实是：拉维尔斯坦侥幸逃过了这一劫，但还处在医生所称的“生命维持”期，下半身依旧瘫痪，双腿也不能走，即便瘫痪症状消失了，还会出现其他感染症状等待治疗。

　　“现在告诉我，这个……啊，奇克，你觉得我现在看上去怎么样？”

　　“脸吗？”

　　“脸，头。你目光独特，奇克，直截了当地说。”

　　“你枕在枕头上，看上去像一个熟透的蜜瓜。”

　　他一听笑了，眯着的眼睛闪闪发光。我的这句精神安慰，他听了特别满意。他觉得，这句评论说明，他的身体功能运转得更好了。他又提起车子的事说：“车行想卖给我一辆深红色的宝马，可我喜欢栗色的。那边有张颜色图表……”他用手指了指。我拿过来递给他，他迅速打开图表。各种鲜亮的瓷漆色，一条一条的。对样品颜色冷静研究后，我说深红色不行。

　　“你的品位从来不会错的。尼基也是这么想的。”

　　“很好呀，可我从未想到他会注意这种细节。”

　　“你穿的衣服也许不是最时髦的，但你的衣着打扮却很有气质，奇克——曾经如此，在某些方面。我还记得你的那个芝加哥裁缝，就是给我做过一套西装的那个。”

　　“你几乎就没穿过那套西装。”

　　“我在家里穿呢。”

　　“可后来就不见了。”

　　“尼基和我提起那套西装的裁剪，两个人都笑傻了。穿上它去拉斯维加斯再适合不过了，也适合给政客穿，穿上去俾斯麦酒店参加民主党领导核心年会——别难过，奇克。”

　　“我才不呢，我又不会因为自己的西装那么敏感。”

　　“尼基总说，你选择衬衫和领结的品位一流。亲亲嘴儿&舔舔屁股服装店。”

　　“当然啦，亲亲嘴儿&舔舔屁股服装店。”

　　“就是！”拉维尔斯坦说，随即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我不想让你累着。”我说。

　　“没有，没有，”阿贝仍旧闭着眼，“我还活着呢，在和你说俏皮话。你这样做，对我身体很有好处，比静脉注射十几针的效果强多了。”

　　此话不假，拉维尔斯坦可以倚仗我。我也来到了医院的窗前。到，就像在学校点名时回答一样——或者像我们看到座位空着时会异口同声地说没来一样。

　　时值晚秋，整个城市已是满目萧瑟荒芜——天寒地冻，林荫大道上空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公寓楼的颜色似大漠般荒凉，公园里的绿色也不再葱茏——温带和温暖的季节正渐渐逝去。冬天来了。

　　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话筒，准备为拉维尔斯坦筛选出来电者。是那个宝马汽车女推销员。他要和她说话。“我们来照着清单核实一下。”他对她说，“你给我们的肯定是手动挡……自动挡的不行。”

　　加上配件，车子总价是八万美元。

　　“乘客座位和驾驶员座位一样，肯定也有安全气囊吗？……”

　　“现在再看看车内的颜色吧——座椅是小山羊皮的，装在后备厢里的CD音响应该能够播放六张唱片！八张！十张！

　　“门锁都是电子开关吗？我他妈的可不想摆弄什么钥匙。我现在给不了你保付支票，我在医院里。我不管这是不是你们公司的规定，我要求你们星期四之前要把车子送到。尼基——泰林先生周三夜里从日内瓦飞过来，所有的文字工作必须准备好。不，我记得跟你说过，我住在医院的病房里。这个……啊，这个……啊！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就是这家医院不是精神病医院。你有我的美林投资银行账号。什么？你肯定快速审查过我的信用，素拉巴赫小姐——是巴赫还是赫巴？”

　　关于车子，他每天咨询可能不下十次。“尼基这家伙非常挑剔。”拉维尔斯坦说，“不过，干吗不把万事做得尽善尽美呢？我要让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发动机、车身、所有电子装置。一切就绪。稳定器保持平衡。以前是《快乐的铁匠》——现在是快乐的计算机。新车里没有内置巴洛克歌剧，配的全是中国爵士乐什么的。”

　　我很了解尼基，这家伙很挑剔。这从他平时和人交往中便可一目了然，与物质的关系肯定也是一样。

　　“我不想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因为生病了而被宝马推销商给骗了。我必须要预想到尼基的反应。他虽然不大吭声，却特别喜欢吹毛求疵。”拉维尔斯坦说，“天性如此。不错，他是在分享我的富足。不久前，他还在说多么希望我对他能有个表示——某种大姿态。不只是我的富足，而是我们的富足。”

　　我没要他讲述细节。既然我们俩是挚友，那么尼基在他的生活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应该由我自己来思考。我相信自己机警过人，完全懂得这一点。不过，我也可能一点儿不机警。拉维尔斯坦的所作所为，常常让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我说：“你拿到的这些担保书，没有一个月时间是看不完的。”

　　“你说得像拜苦路祈祷[38]似的。”拉维尔斯坦笑着说。

　　“这是德国一家大公司，你和尼基与它打交道不会有事的。它就像资产阶级的王室一样。我在想，战争期间他们有没有用奴隶充当劳工？”

　　由于手臂虚弱无力，拉维尔斯坦点燃罗莎蒙德买来的香烟时，双手大得显得不可思议。他随后把香烟放进烟灰缸里，挥手驱散烟雾。这时，我意识到有人进了病房。

　　来者是施莱医生——拉维尔斯坦的心脏科医生。他也是我的心脏科医生。施莱医生身材矮小，清瘦。不过，他虽然清瘦，但并不显得虚弱。他不苟言笑，倚仗自己在医院里是老资格——医院心脏科的主任医生。他话不多，不过也无须多话。

　　“拉维尔斯坦先生，你刚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你清楚吗？就在几小时前，你甚至都不能呼吸。你的肺现在还很虚弱，可你怎么又抽起烟了？这很严重的。”施莱说，冷冷地斜了我一眼。我本该阻止拉维尔斯坦点起香烟。

　　施莱医生的头也秃顶了。他穿着白大褂，口袋里装着的听诊器露了出来。他气得紧紧地握着听诊器，就像握着一把弹弓似的。

　　拉维尔斯坦没有吭声。他才不怕威胁呢——不过他身子还虚，还无力反驳。总之，他根本不把医生放在眼里。医生都是那些怕死的资产阶级的盟友。他不会为任何医生改变自己的习惯，即便是他尊敬的施莱，也不行。罗莎蒙德出去买烟时就很清楚，阿贝恶习难改。他从来没有摆出一副整天担心自己健康的样子。

　　“我要求你，拉维尔斯坦先生，戒掉香烟，直到肺功能变得强壮起来。”

　　拉维尔斯坦依旧一声不吱，只是点了点头，但这并不表示接受。他甚至都没正眼瞧一下施莱医生——他将视线跳过了他。施莱不是他的主治医生。他的主治医生是阿本医生。当然，施莱是他的治疗团队队员，更重要的是，还是团队领导之一。对于我嘛，施莱则非常满意——循规蹈矩的。你从未听到施莱医生说过这么多话，可你要是善于心灵感应，你很快就能收到他的信息。拉维尔斯坦是最高学术圈中的主要人物，说他举足轻重，一点儿也不为过。相比之下，我在同类中算相当不错的了，可要称得上重量级人物，那还差得远呢。

　　对于我，施莱通常叮嘱我要保持体内奎宁的浓度，控制心跳。我患有房颤症，有时会出现呼吸困难。他给我开了葡萄糖酸奎尼丁，可剂量太大，吃了可能会造成双耳失聪。我是服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的。总之，我和施莱有联系，实际上完全是因为我患有这个心脏小毛病。拉维尔斯坦可不一样，施莱对他十分着迷。在施莱看来，拉维尔斯坦可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战场上的一名伟大斗士。阿贝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场演讲，轰动一时。他对听众说，他们都是精英主义者，可装成一副平等主义者的样子，从此以后——“精辟！”施莱医生对我说，“还有谁能有如此的学识、如此的信心、如此的权威，说出如此的话来？而且是脱口而出，没有丝毫矫揉造作！”

　　对于拉维尔斯坦而言，他绝不会只是找一个医生而已。对自己不得不要打交道的人，他必须弄清楚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他好奇心极强，对他的粉丝学生们如此，对商人也一样，对高水平的工程师、牙医、投资顾问、理发师，当然还有医生，也不例外。

　　“施莱是这里数一数二的医生，”拉维尔斯坦说，“是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他是这里政策的制定者，管辖所有科室，视病人为自己人——就像他对我一样。但是，他的家庭生活……”

　　“我从未想过他的家庭生活。”

　　“你见过他太太吗？”

　　“从来没有。”

　　“啊，传闻都说他家是个女人的王国，一切都是妻子和女儿说了算。施莱的真正生活是在这里，在这些诊所和实验室里。”

　　“是吗？性格严厉的人往往都是这样……”

　　“就像你自己，奇克。在这方面，你可是经验丰富，这你是知道的。”

　　“又多了一个无处安身的人。”我说。

　　“喂，别遗憾了好吧？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没什么好抱怨的。”拉维尔斯坦说。

　　我无话可说，能够说的只是施莱医生缺乏朋友，缺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帮他指引方向。

　　“可怜的施莱，医术越来越高明，”拉维尔斯坦接着说，“可妻子是个悍妇，再加上两个女儿还待字闺中。一帮积极分子，三个人都是，整天忙于女权主义、环保主义之类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施莱医生在诊所里是个暴君，可到了家里就成了一个饱受冷落之人的原因。”

　　“我也把他给惹恼了。”我说，“真正的朋友是应该把你的烟给拿走！”

　　我跟拉维尔斯坦说起的事情，他都知道，我对他并没有隐瞒什么。

　　宝马740已经送来了——是在尼基到达前一个小时送到的。他径直来到了医院。拉维尔斯坦还不能下床走动，胳膊和双手也只恢复了部分功能，但抽烟可以，也不妨碍他拨打电话——否则，用他喜欢的法语来讲，就是“废了”。他一到，罗莎蒙德和我就退了出来，在病房外面等着。

　　不一会儿，尼基脸上挂着泪水走了出来。他很少和我或其他朋友谈论拉维尔斯坦。他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都已经通过了阿贝的审核。阿贝常和我们这帮人交谈，而他——尼基——对我们交谈的内容则兴趣索然。当然，尼基对我们每个人，对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阿贝已经学会重视他的看法。

　　“你现在就得下去取你的新车。”罗莎蒙德说。

　　我们和尼基一起下楼，看着他坐到方向盘前。公司派来的驾驶员已经等在那儿。奇克后来解释说，驾驶员向他简单地介绍了这令人着魔的宝马740全部特有的功能。我瞥了一眼控制面板上的开关和指示灯——看上去像是战斗机的驾驶舱。这些东西我一窍不通——就连怎么除霜，或怎样打开引擎盖都不会。

　　毫无疑问，拉维尔斯坦是想用这个庞大的玩具，把尼基的注意力从他的病情中转移开来。他的目的只达到一部分了。尼基坐上驾驶座是挺开心的，但他告诉我不打算回瑞士了。现在，这一切都要停下来。他必须要中断训练课程。

　　出院回家时，阿贝说他不想坐救护车。他说尼基可以开着新买的宝马740送他回家。施莱医生认为，拉维尔斯坦还不能行走，不能坐立，必须用轮床推出去。可阿贝说，他既不需要轮床，也不需要担架，更不需要救护车。学生和朋友们会用轮椅把他推进宝马740里。

　　施莱不同意这么做。否则，他拒绝在出院单上签字，他说。阿贝最终只好听他的。他们把阿贝，连同**被褥等所有东西，一起抬进了轮床。他一声不吭，但并没有生气或记恨。他可没有病人那种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样子。

　　宝马740已停在车库里。打个电话，几分钟就会开到门口。

　　我正在重读凯恩斯的回忆录。这是拉维尔斯坦推荐的，他要我以凯恩斯为榜样。不管是在重症监护室的休息室，还是遇到病人在睡觉或默默沉思——像是睡着了，我总是捧着一本书打发几个小时。在等救护车的时候，我和罗莎蒙德坐在拉维尔斯坦家公寓楼下的院子里，阅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书。

　　凯恩斯的回忆录中记录的争论，是一九一九年德国人发售黄金，筹措资金购买食品，帮助遭受封锁、忍饥挨饿的城市。负责执行停战协议的委员会设在斯帕。这是比利时边界上一个时尚的温泉胜地，曾是德军总部。鲁登道夫的别墅就在那儿，此外还有德皇和兴登堡的别墅——你立马就会感到，这些内幕情况，凯恩斯都是为他的布鲁姆斯伯里的亲密朋友们写的，而不是为普通的报纸杂志读者而写的。

　　凯恩斯说，比利时的国土上笼罩着一种情绪。“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国土大面积沦陷的悲观气氛。那儿满是悲伤，有一种黑松林中日耳曼人的戏剧性忧伤。”凯恩斯认定，理查德·瓦格纳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承担责任，这个观点引起了我巨大的兴趣。“很显然，德皇对自身的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兴登堡有啥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男低音吗？鲁登尔夫又怎么样？充其量不过是瓦格纳三流歌剧中的一个胖子男高音而已。”

　　然而，有一个危险现象，就是德国不知不觉中有可能会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饥饿和生病人数在上升，死亡数字不断增加，导致盟国受损，劳合·乔治这样告诉与会人员。克里孟梭回应说：“明白，一准会送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协议。”“一准”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了，我对罗莎蒙德说。

　　德国建议用黄金支付他们的食品，但是法国依然不同意。克里孟梭坚持认为，德国的黄金要用于战争赔偿。法国有一个部长，名叫克罗兹，是个犹太人。他宣布，应该允许忍饥挨饿的德国人改用别的方法，而不是用黄金来购买粮食。如果他的国家的利益得不到妥善解决，他就不可能再谈下去。“这是底线（他盛气凌人，试图摆出一副高贵的神情），是他的职责。”

　　劳合·乔治——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结这个问题呢？我也说不清为何自己受影响这么大——现在将仇恨转向财政部长克罗兹了，凯恩斯写道。“你看克罗兹面熟吗？——又矮又胖，满脸浓密的胡须，眼神游离不定，转来转去，溜着个肩膀儿，本能地流露出轻蔑的神情。劳合·乔治总是很讨厌他，瞧不起他。他瞬间意识到，他可以把这家伙的提议给否决了。他大声说，妇女和儿童正在挨饿，财政部长克罗兹却在这里喋喋不休，扯他的‘黄——金’，他身体前欠，双手做着手势，向大家展示可恶的犹太人死抱着钱袋子不放的模样。他怒目圆睁，滔滔不绝，话中满是鄙夷和蔑视，像是要冲他啐唾沫似的。在这样一种会议场合，本来就不大掩饰的反犹主义情绪，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涌了出来。一时间，大家纷纷露出鄙夷和憎恨的目光，看着克罗兹。这个可怜的家伙俯身坐在位子上，显然是退缩了……接着，他（劳合·乔治）转过身来，要求克里孟梭制止这些妨碍会议进展的伎俩。要不然，他大声说，财政部长克罗兹便会和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齐名，在欧洲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首相停了下来。环顾四周，你可以看见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在咧着嘴笑，与邻座的人耳语‘克罗茨基’。”

　　还有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在德国政府供职，名叫梅尔基奥尔博士。他不像凯恩斯那样和自己的代表团关系密切。凯恩斯总是站在劳合·乔治一边，只要讨论面包、猪肉制品或财政计划，就反对赫伯特·胡佛。梅尔基奥尔似乎和凯恩斯感觉一样。凯恩斯描述道：“（梅尔基奥尔）目不转睛，眼皮耷拉着，一脸无助的神情……恰似一个痛苦不堪的尊贵动物。我们难道就不能打破这个会议的无聊程序，避开三种语言翻译导致的三重障碍，像神志正常、头脑明智的人那样，讨论真相和事实吗？”

　　德国在挨饿，法国却差一点儿流血而死。英国和美国真的打算提供食品。一吨一吨的猪肉已经准备就绪，只等赫伯特·胡佛下令开始运货。“我猜想，我们最近采取的行动，还不能使他相信我们的诚意；不过我恳求他（梅尔基奥尔）相信，至少当时我是真心实意的。他和我一样，深受感动。我想，他是相信我说的。我们俩会谈时一直站着。我甚至有些爱上他了……他要和魏玛政府通电话，敦促他们授予他一些自由的决定权……他说话带有犹太人那种富有**的、悲观主义情绪。”

　　在我坐着阅读的地方，罗莎蒙德和我在等救护车送拉维尔斯坦回家。这儿是个小院子，门口装着一扇精致的铁门。院中有一座石头池子、灌木和草地，甚至还有荫地冷水花。这里要是有青蛙和蟾蜍就好了，但得从外面引进来。从哪儿引进呢？这座圣地周围，方圆数英里都是乱石，见不着一只青蛙。这个院子就像一个减压舱，在此租住的一些教授，或许会回想起十八世纪英国先生们建造的隐居石洞。你不愿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想寻求某种保护。要想完全意识到这既是圣地又是贫民窟，非拉维尔斯坦不行。“在外面那儿，”他会笑着说，“遇到红灯，警察会告诉你不要停下。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你要是停下来，就可能完蛋了。”你一定不要被自己的历史给吞没了，拉维尔斯坦常常这么说。他引用席勒的话来表达相同的效果：“活在你的时代，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

　　建筑师在这儿建造了一个小阿尔罕布拉宫拱廊，并装着水管，种着阴生植物。他也认为：“要与城市共生，不要成为城市附庸。”

　　罗莎蒙德挨着我坐在石头池子边。我埋头看书，她丝毫没有被晾在一边的感觉。

　　拉维尔斯坦过了好一段时间才习惯起来，把我和罗莎蒙德看成两口子。他有一种怪癖，对自己的学生总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罗莎蒙德就是他的一个学生。要是有人问起这一点，他会说，考虑到他们接受的教育特别强调“情感”——爱情，一点儿也不含蓄——假装教学可以不涉及灵魂的结合，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是他的老观点。希腊语中自然有词汇能够表达这个意思。从他那儿听到的希腊词汇，你不能指望我全都记得。厄洛斯是半人半神，是宙斯提供给人类的一个守护神或半神，用来补偿残忍拆开原本具有男女两性特征的完整之人。阿里斯托芬的性神话的这部分内容，我相信自己已经完全搞明白了。在厄洛斯的帮助下，我们每个人继续寻找他迷失的那一半。拉维尔斯坦充满渴望，对这一探寻很是认真。并非人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渴望，即便感受到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亲口承认的。在文学中，这种渴望，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离我们这个时代更近一点儿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爱玛·包法利也有，而司汤达的德·雷纳尔夫人的渴望则是通过她的质朴与纯洁体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未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们的渴望是隐隐约约表现出来的。拉维尔斯坦一直在关注这个现象，而且是全神贯注，几乎就要给人做媒配对了。他竭尽全力，尽一切可能满足这些强烈的、但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用一剂止痛药，缓解并非时刻都意识到的渴望之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方法生活下去。必须要结婚。男女之所以通奸，就是希望借此从毕生都未品尝过爱情的痛苦中，暂时解脱出来。通奸，要是拉维尔斯坦来判决，是可以原谅的轻罪，因为它是我们的渴望之痛无情地驱使我们造成的。“没有渴望的灵魂”曾是他那部名作暂定的书名。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彻底埋葬了渴望。

　　——我怎么扯这么远了？

　　作为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我一定要把拉维尔斯坦具体的做事方法给阐释清楚。他要是关心你，他就会从关心你的角度描述你。你或许难以置信，他居然对每个人，对每一种情况都深思熟虑，对招进来接受进一步深造或学习的学生们，对那些宁愿放弃深受职场欢迎的正统社会科学专业的学子，都进行密切观察。要是学生跟了拉维尔斯坦，他们会很难找到工作。因此，你必须考虑怎样为你招进的年轻人提供生计。从职业角度讲，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拉维尔斯坦经常征询我的意见。“要是史密斯和莎拉配对怎么样？史密斯是有些同性恋倾向，但绝不会是个同性恋者；莎拉是个很严肃的年轻女性——生活作风严谨，勤勤恳恳，酷爱读书，虽然称不上才女，可也有众多优点。她刚好有一些阳刚之气，这或许会让史密斯欣然同意。”

　　想方设法给他人做媒配对，已经成了拉维尔斯坦的习惯，以致薇拉和我离婚后，他显然就动起脑筋为我打算了。我这个人缺点很明显，所以人们都不相信我能做出什么正确的事来。早在七八年前，他就准确地预测说：“用不了多久薇拉就要和你分道扬镳。她会跑遍世界出席会议，在家决不会待上一个星期。而你又有妻管严这个毛病，奇克。你现在只能和她挂在衣橱里的那些衣服住在一起。她还需要丈夫，可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已。我认为，她最喜欢的并不是男人。不过，她这个人倒是有点儿怪，拥有一副美人坯子的条件，可看上去并不怎么漂亮，不论穿什么衣服，也不管怎么化妆，都不行。既然你是个艺术家，奇克，你能看出她美在何处。不错，她的眼睛确实很漂亮。可走近看，你便会发现，她有点儿像欧洲军人，举止得体。她审视你的话，你根本就达不到她的要求。出于精神需求，她走近你，可随即又离开你，而且脚上的高跟鞋能迈多快，她就跑得有多快。她真是个怪人，奇克。不过，你自己也是怪怪的。当然，这是艺术家在热恋，不过恋爱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才能。他们爱他们的栋梁作用，爱他们发挥自己的天赋，而不是爱具体的女人。他们有自己的推动力。歌德就有自己的守护神，这一点确信无疑，而且他还一直在和艾克曼谈论此事。老了以后，他还热恋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毫无疑问，这种热恋是可笑的——荒谬透顶……”

　　这就是拉维尔斯坦陈述话题的方法——有点儿奉承，但从不拍任何人的马屁；也不实话实说，免得让你失望。他只是相信，是否愿意忍受别人攻击、摧毁你的自尊，是检验你态度严肃程度的试金石。别人说你坏话，哪怕是最难听的，你也应该能够听得见、忍得住。

　　其实，一段时间前薇拉就已经开启离婚程序了，做得很体面，却很笨拙，而且不切实际。她好像一年前就已经找好了律师。律师是个女的，在市中心一家非常有名的律师行工作。她把我的资产调查得一清二楚。薇拉索要我银行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且是免税。薇拉定期去市中心护发、修眉，去购买衣服、鞋子等。她经常约朋友——要不就约她的律师——一起吃饭。

　　我们家没有一点儿家务，家里的安排也不是井然有序——仅仅是个家庭而已，婚姻里没有什么爱情，甚至连感情都谈不上。家里生活用品快要用完时，薇拉就会跑到超市里狂购一番——苹果、柚子、冻肉、糕饼、用作餐后甜点的西米布丁、罐头金枪鱼、番茄鲱鱼、洋葱、大米、干早餐麦片、香蕉、色拉蔬菜、甜瓜等。我有好几次试图教她怎样用鼻子闻甜瓜的底部选购甜瓜。但很显然，她这样一个容貌美丽、举止优雅的女性，是不愿意让人看到她做任何与其身份不相吻合的事情。她还买了面包和卷饼、洗碗机用的肥皂粉以及擦洗坛坛罐罐的钢丝球。这好几百美元的食品杂货，装在纸箱里，随后送到了家门口。买完东西，她却没有回家，而是开车去了学校。我把东西搬进家里，塞进冰箱和厨房的架子上，然后把一个个纸箱踩平，乘电梯送到楼下。我与公寓管理员关系很好，不想用这些垃圾给他添麻烦。

　　克里根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和岳母一起住在我们楼上。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要自己去扔垃圾。我向他解释说，我和公寓管理员的关系比较好。他说：“除了自己，你对谁都很尊敬。”我回答说，也许是吧，不过没有必要去麻烦管理员。管理员虽然没说，但已表现出来，他的尊严也需要得到尊重。我宁愿自己把那些踩平的纸箱拖到楼下去，也不愿意费脑筋去想他需要尊重什么的。

　　直到最后我都没有意识到，最终期限已经在眼前，可我还在苦思冥想薇拉到底怎么了，试图弄清她的动机。她只喜欢做，不喜欢说，承认说不过我。一天，我正在看书（这是我定时的文字食粮），她赤身**地走进房间，来到我的床前，用**摩擦我的颧骨。她一定知道我会有反应的。可我做出反应时，她却露出一副已达到目的的神情，掉转屁股走了。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赢了，一个字也不用说。她的身体替她说了，而且说得铿锵有力：分道扬镳的时刻就要到了。

　　我躺在**看的那本书对我毫无帮助。我也不能追上去问薇拉：“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公寓很大，被分割成了好几个区域——她有她的地盘，我有我的领地。我要找她，必须得跑过去——无论怎么问，她都不肯讨论刚才传递的那个信息。

　　因此，我只好求助拉维尔斯坦。我给他打电话，说要立刻和他谈谈。我开车穿过整个城市，开了十二英里。这个距离是我算出来的——当初设计师或建设者是按八个街区一英里设计的。

　　到了他家以后，我头一次接过拉维尔斯坦递上来的他自己煮的咖啡。我需要喝些浓烈的东西。我当然知道，他对我要讲的事情兴趣盎然。重压之下，人会变得荒诞不经，会即兴表演——你越是傲慢，他就越是珍惜你。

　　“嘿，赤身**？就像他们说的，她这是在宣告。你是怎么想的？她这样做没教养，她要告诉你什么？”

　　“我想她是想说，她不想再做我妻子了。”

　　“要分道扬镳，是吗？是不是出乎你意料——或者说你骨子里已经预料到这一天正在到来？”

　　“我当然看到这一天正在到来。她和我的关系向来不好。”

　　“可我想你是不是忽视了一些事实，奇克。你从自身的角度要求她应该尽一个妻子的本分，这我不怪你。可是女人也有她们的角度呀。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是声名显赫。她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他们都这样跟我说。她或许不喜欢为你做晚饭——但五点钟就准时赶到家削土豆皮。”

　　“她可是在一个饥饿的国家里长大的呀……”

　　“在世人的眼里，混沌物理学家是很了不起的——我不懂混沌物理是研究什么的，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门高深的学问。只有你不把她放在眼里。”

　　“她走过来告诉我别想再碰她的身子。不管交流什么重要的事情，她都用行动，不愿用语言。她告诉她母亲我们决定结婚了，可她一直拖到那天她母亲到机场准备飞回欧洲，可能挨到登机的最后一刻她才说：‘我决定嫁给奇克。’那个老姑娘很不喜欢我。薇拉要让人觉得她很爱妈妈，可实际上她总是想方设法和妈妈对着干。”

　　“可对着干的想法是正确的吗？”拉维尔斯坦问道。

　　“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谁也不清楚。人们不辞辛劳，把自己的观点整理得有条不紊，这种观点确保他们做到言行一致，或者看上去如此，这好像也是社会的要求。可薇拉缺乏的正是这种有条不紊……”

　　“好了，好了，”拉维尔斯坦说，“你的观点是她要来爱你。她爱你是因为你可爱。但是，你的这个薇拉把聪明才智全都用到了物理学上。过温暖的家庭生活，是她最反对的想法。所以，我们转开这个话题，来谈谈超市购物。薇拉买了好几百美元的食品，装进纸箱，让少年犯送到家里。这些少年犯可是一直由假释官盯着呢。你自己可以烧这些破玩意儿，自己一个人吃，吃完后把锅碗刷干净，就像你妈妈，满怀爱心地给家人做好一顿美餐，家人吃好后又刷锅洗碗。你以为自己只要能说服薇拉满怀着爱为你做晚饭，她就是爱你了？她给你的答案可是嘲讽性的。她把食品货物买好了给你送去。就像她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你属于一个第三世界，一个正在消失的守旧的犹太人世界。别人的灵魂世界，犹如俄罗斯人说的，是一个黑暗的森林……你喜欢俄国人的说法。”

　　“不，现在不喜欢了。”

　　“喂，我承认你说得对，俄国人并不是像他们希望我们认为的那样人性化。这些东方帝国，个个都是由警察掌控的。”

　　“黑暗的森林就是灵魂，但是你别奢望能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那里获得保护。我现在没心情和你开玩笑。”

　　“这我知道。”拉维尔斯坦说，“她向你宣告说你不能再碰她的身子，你租期已过。但这并不是说就一成不变呀。不能指望任何人的生活里没有爱情，或是爱的幻影。大多数人都必须拥有一个和谐的**。”

　　离婚手续办好时，我并没有指望薇拉会来到法庭，可她来了。她穿着一件纽扣缝得很高的外套，不大像女人衣服，倒像一件纹章图案。铜扣从喉咙处一直扣到膝盖，化了妆，还像舞厅里的舞蹈演员一样盘起了头发。她发出的信息是不大可能传达出去的。我曾有过机会，是人家像女王一样极为慷慨地送给我的。很显然，我没有它要的东西。

　　薇拉根据18k金挑选原则，制定了一个深奥的理性逻辑，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具有女王般的高贵，但照样也有蹩脚的一面。你要是以为自己能够说出她来自哪里，那你就错了。“这个人（奇克）好像可以做我的丈夫，但这是个错误——需要证明。”她迈着奇特的脚步，大步离开。每迈一步，脚尖都向前一插——只用脚尖。而脚跟则靠自个儿撑着。这种步态毫不奇怪，它是一种奇特的表现方式，不过没人能说出其中的含义。

　　罗莎蒙德不是拉维尔斯坦出类拔萃的学生，但非常善于自学。“她的功课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希腊语水平相当不错。她从不放过任何问题，课文理解得非常透彻。容易紧张，缺乏自信。她非常迷人，对吧？不是那种性感美，而是真的漂亮。”

　　这一点他不知道，我可是头一回走在了他的前面。我不打算要拉维尔斯坦为我去考察罗莎蒙德。我不能让他像对他的学生那样，安排我的婚姻。如果他对你没有一点儿感情，他才不管你做什么呢。但是，他认为，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万事都自己做主，可不是个好主意。他的朋友们——尤其是他天天碰面的那些人。什么事都瞒着你，你会非常痛苦的。

　　送拉维尔斯坦从医院回家的救护车，缓缓地开了过来，停在路边。罗莎蒙德和我站了起来。我合上看的书，看到凯恩斯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叙述他担任副财政大臣在最高经济委员会所承担的职责。轮床被悄无声息地迅速推了过来。我看到拉维尔斯坦像甜瓜一样光秃秃的脑袋，在我们眼前穿过阿尔罕布拉宫式的拱廊拱门，通过阴生植物和水池。池子里细水涓涓，长满了苔藓。尼基急急忙忙地跟在轮床后面，穿过一道道黄铜玻璃门。

　　罗莎蒙德和我乘客用电梯去大楼顶层。顽皮的小孩儿把每层的按钮都按了一下，所以你常常是到一层就要停一下。电梯门不停地开、关，我们花了十五分钟才到顶楼。我们到达时，拉维尔斯坦已经躺在**了——但不是他的四柱大床，而是订购的一张医用病床，一个机械师（医院里的技工）正在床的上方安装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不锈钢架。拉维尔斯坦可以利用架子来转移身体的重量。要是必须坐到椅子里去进行物理治疗，架子的底部还可以滑到他大腿的下面。只要有气无力的他抓住钢管时，床脚上安装的小机器便会嗡嗡地转动，缓缓地升起一个船帆似的装置。突然，你就会看到他两条不能动的双腿，从被子里被吊起来。由于他还无法完全张开眼皮，因此脸上只露出一半惊愕的神情。

　　或许，他在思考问题，在考虑如何顺其自然对待生命，因为生命遭受损害、伤害乃至杀害的方法实在是不计其数——对他来说，这样思考问题可谓别具一格。护士突然出现在眼前，机械师站在一旁帮忙。拉维尔斯坦被吊到床边，然后轻轻地放进轮椅。施莱医生的目的是要阿贝站起来，重建肌肉。他的两条腿又细又长，没有一点儿小腿肚；胳膊内侧白惨惨的，血管清晰可见。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血管里的血都染上了病毒。护士想把他的**遮上，而他则好像在思考一个紧迫的问题——问题大概是：拼尽九牛二虎之力求生有何意义？没有意义，可他依然在拼命挣扎。他抓住钢架。钢架可能冰冰凉，他的两只拳头紧贴着一对大耳朵，都快贴到光秃秃的发际下枕骨上凸起的头发。光头，往往表明力大过人。以前，拉维尔斯坦的光头就是如此，可现在却变得羸弱不已。我相信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犹如装进了海军索具[39]，“吹哨行礼，越过船舷”，看了让人不寒而栗——甚至会到歇斯底里的可笑地步。不过现在他已经从三角形钢架上被放下来，坐进了轮椅。尼基推着他在公寓里转了一圈。罗莎蒙德和我跟在后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一切如故。照管公寓的是两个女士——波兰人瓦德佳，她每周二过来做保洁，是真的做；黑人鲁比·泰森夫人（年纪太大，干不了什么保洁活儿），每周五过来。泰森夫人的使命，是要维护自己从事家政工作的尊严。对瓦德佳来说，拉维尔斯坦只不过是又一个爱出风头的犹太佬罢了——她不着边际地想象他有大把的钞票，吵吵嚷嚷的，不可理喻。鲁比对拉维尔斯坦则更了解一些：他是个教授，一个神秘的白人名流。几乎同所有白鬼子一样，他也很同情她的难处：女儿当了妓女，一个儿子犯罪进了监狱，另一个儿子正遭受艾滋病的折磨，两个生活乱成一团的儿媳和孙子们，情况则更复杂，难以言表。在安静的下午，他，拉维尔斯坦，有时会带着同情，似梦非梦地听鲁比·泰森夫人讲述自己丈夫的故事——这些故事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也超出了他的兴趣。老太太给人的印象是寡言少语、孤独忧伤，但不失尊严。你可以想象拉维尔斯坦聆听时是何等的模样。这种人的生活必定是乱七八糟的。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太太为院长、教务长以及其他学术官僚整理床铺，打扫会客厅，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白人之间的事。当然，还了解到了他们的家庭问题，他们的太太都患有精神病，这个秘密鲜为人知。这些事她都会以小时为单位，讲给拉维尔斯坦听。在他家里，她什么事都不做，在付费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坐在厨房的高脚凳上。她时不时地会从凳子上爬下来，去烤个馅饼。结实健壮、咄咄逼人的瓦德佳，则在不停地擦洗。搬动家具、清洗卫生间、吸尘、除尘、刷锅擦罐、清洗水晶用品，这些活儿全是瓦德佳在干。不一会儿，她便大汗淋漓，于是脱掉连衣裙和衬裙，只穿着硕大的胸罩和佐阿夫式的宽松灯笼短裤。

　　看见拉维尔斯坦坐在轮椅里，瓦德佳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同情，又像是嘲弄——眉毛挑着。她本打算好好说两句，但打住了，一席话从她扁平的鼻子上溜走了。唉，真是倒霉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毕竟也是犹太人。有时你会听到她擦除灰尘或擦亮东西时嘀咕说：“摩阿沙拉。”刚开始几天，拉维尔斯坦还是很虚弱的。他一边抬起食指向她打招呼，一边对尼基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叫她别碰那些拉利克水晶玻璃品了。”

　　“她对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冲洗玻璃酒杯，”拉维尔斯坦对我说，“水龙头把一个个杯子磕得缺牙少齿。我拿给她看，她哭了起来。她说，她去伍尔沃思廉价店买新的赔我。我说：‘你知道这些拉利克玻璃杯多少钱一个吗？’我说了一个数字，她咧嘴笑了起来。她说：‘先生，你真会开玩笑。’”

　　“你告诉她价钱了？”

　　“你禁不住地会想，这帮女人毛手毛脚的，就像是在拨弄男人的**似的。”他会说，“想想吧——这些**要是玻璃的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或许要拿出一些材料，来表明我和拉维尔斯坦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俩——当事人——其实都不清楚。这个问题，拉维尔斯坦也许觉得没必要讨论。他说他非常满意，因为不管说什么我都会不折不扣地去做。他生病期间，我们像好朋友该做的那样，天天见面，不仅如此，还打电话，一打就是很长时间。我们是密友嘛——这还不够吗？我在书桌抽屉里翻到几个文件夹，里面夹着一页一页的东西，全是关于拉维尔斯坦的。但是，这些资料好像只涉及友谊主题。现代词汇中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讨论友谊或其他更高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世间不管何事，人这个动物都要说道一番。

　　拉维尔斯坦很愿意向我**心声。这位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人高马大的犹太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劳心费神地跟我说这些事呢？因为不得不说，而且是刻不容缓。他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眼看就要死于种种并发症。他身体虚弱，没完没了地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感染。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要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什么叫爱情——是需要，是意识到不完整，是渴望完整，是如何将小爱神厄洛斯的痛苦与狂喜极乐融为一体。

　　回头想想，这可是我享有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从我的角度讲，凡是不能告诉别人的东西，我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跟拉维尔斯坦讲；凡是我的弱点、缺点、堕落可耻的秘密以及费尽心机瞒天过海的事情，我全可以说给他听。他时常觉得我的忏悔令人笑不可抑。最让他觉得好笑的是一个个思想上的杀人念头。我这样说，或许有些戏谑化，有些歪曲，不过我不是存心的。总而言之，他觉得这些令人捧腹。他说：“你读过著名的德国心理分析大师西奥多·莱克医生的东西吗？他说过一句话，叫‘每天思想上杀一个人，精神病医生不会找上门’。”

　　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拉维尔斯坦却认为这样做有益处，是好事。自知之明需要严格。我总是很乐意和这个叫作自我的、变化莫测的怪兽进行搏斗，所以我这个人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原来还想再前进一步。我觉得，别人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你的，除非你找到方法，能够传达那些“难以言传”的东西——你私密的、玄妙的东西。对此，我采取的探讨办法是，没有出生前，你从未见过这个世界的生活。探得这个秘密，认清这个世界，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挑战。你从一个无人知晓、无人存在或是无人记得的原始状态中，来到这个高度发达、清晰而真实的世界。以前你从未见过生命。在等待初生的黑暗中，在等待死神迎接你的黑暗里，在这两者之间，你可以时断时续地见到光明。这时，你必须要竭尽全力，认识这个现实世界，领会这个高度发展的状态。为了看这个世界，我已经等了千万年。接着，我学会了走路——在厨房里——然后被送到大街上，近距离地审视这个世界。我最初获得的印象，是大街上耸立着的一排排高大的木头电线杆。这些杆子全是棕灰色的、软软的，已经腐烂了。上面装着横档或多个侧臂，架着许多电线或电缆，一节下垂，一节上升，又一节下垂，一节上升，绵延不断。在固定的下垂处和流动的电缆上，一只只麻雀落在上面，一会儿飞走，一会儿又飞回来。落日下，人行道上的砖块已经破损，露出了原有的红色。那个时候你很少见到汽车，能见到的只是双轮双座马车、运冰车、啤酒货运马车，个个都是由高头大马拉着。我根据不同的脸部特征，认识不同的人——红脸、白脸、满目皱纹的脸、斑斑点点的脸或光洁如玉的脸；笑脸、暴躁的脸或愤怒的脸——以及他们的眼睛、嘴巴、鼻子、声音、脚和举止。此外，还有他们如何弯腰逗小男孩儿玩，问他问题、同他开玩笑或是充满爱意地戏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