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是近几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的选集。想在后边说几句话。

　　之一：我已经写了十几年的小说，感觉小说越写越难了。经济大潮已经把小说推到了大众生活的边缘。如果说现在想找几个能风雨不误雷打不动的读者，不会比找几个认认真真的作家容易。总这么想，就成了悲观派。好在中国很大，有千分之一的读者和万分之一的作家，就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总这么想，就是乐观派。现在这么多的刊物不都在活着吗？于是常常提醒自己稍安匆躁。

　　但文学毕竟不似当年那样热闹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轰动效应已经是一句扔进了历史仓库的老话。当年那些一哄而起的文友，现在已经一哄而散。忙挣钱的，忙做官的，都已经忙做一团了。坚持下来的，已经没有几个。也呈散兵游勇状态，且写法各异，各树旗帜，也都忙做一团了。道不同不相与谋者多，便淡了。偶尔见面，也只说些吃了、喝了、今天天气之类的水话，都不再提小说。会也少，于是各自为战。细想，写作本是一种个体劳动。只有关住门，自己苦苦用力，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功夫。

　　但我一直觉得小说并不是一种只以遣词造句为宗旨的劳动。有人说小说第一位的语言搞不好，就不是写小说。也对。可细想也不大准确，小说还是让人看的，如果只强调语言和一些其他别的，而忽略了写什么，怎么写，那小说就不大好弄了。

　　小说第一要解决写什么。这是我多年的小说观。这层意思说到底，还是要解决一个读者的问题。读者读什么小说？常常被小说家们忘记。忘记得久了，读者们便失去了耐性，于是读者就丢掉了小说家。在这个问题上，读者总是赢家。

　　近年有一种观点，是套用的一句商业用语：读者是上帝。抛开一味应和的成分，我觉得这句话大概不错。如果真是不顾读者，读者就真得不看，那写书的和卖书的真就吃不上饭了。所以小说还是要关注读者的。这决不是机会主义的理论。

　　现在的小说怎么写？有人说随便写。听得很潇洒，操作起来怕是不好办。文以载道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就那么陈旧了？再有，小说要远离政治真的就那么真理？这两个问题近年不怎么争论了，但是骨子里边还是在叫劲。有文友把一些贴近现实的小说看成了政治品，我不以为然。我们应该正视一种现象，一些贴近现实生活的小说，被读者们看得很热烈，而这种现象被许多文友解释为读者层次太低。如果这样，小说就会被搬进象牙塔的。

　　只要我们不闭上眼睛，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生活并不轻松，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不是像听通俗歌曲那样让人心旷神怡。它所带来的震**，有时是惊世骇俗的。工人农民不比我们，他们现在干得很累。我们应该把小说的聚焦对向他们。写这些劳动者的生存状态，调动我多年的生活积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使命。守望相助，出入相扶。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共同的中国，这更是一句让人提神的口号。这一宗旨，应该是小说家们要记住的。

　　我从不反对别人写历史，写未来，写私人生活，但写直面人生的现实，也是更应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轨期，个人的痛苦和欢乐，都不应该算做什么，既使这种痛苦和欢乐再多再大，那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种事情会随着你的消失而在这个地球上消失的。而社群的痛苦和欢乐，并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消失或者溜号而消灭，这应该叫做历史。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讲远离政治，那就是远离社群。这种小说只能越写越远离读者，只能是形影只单。也算是一道风景。但是，这样的小说家不应该再在乎读者，如果在乎那就是不讲理。你已经不在乎别人了，干嘛还要让别人在乎你呢？

　　有人提出了小说的公民意识这个概念。我十分赞成。这就要求小说家从象牙塔中走向民间。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个概念理解为又一种文学的个体试验。

　　之二：让我们退到问题的最初，小说首先是产生于民间的。其本身就带有一种民间文化的特征。什么时候小说走进了文人的象牙之塔，我搞不清楚。但是，只要小说这种东西躲进去，就失去了为大众代言的可能。而大众也就会掉头而去。失去了大众的对应，作家们应该是很荒凉的。

　　一些经典作品往往开始时并非是经典，时间久了，便成了经典。无论是《红楼梦》、《三国演义》。就算是《诗经》这样越千年的精品，也大多是由民间的歌谣中记录的。小说还不像诗词散文。就小说的读者面来讲，是应该更接近民众的一种样式。

　　小说要具有公民意识吗？肯定要有。因此，公民意识进入小说，或者说小说进入大众，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社会来说，应该是太阳光下面的事情。小说应该是读者和作家共同创作的。这是一句老调子，今天重新提起，是为了纠正我们过于的木讷或者顽固。对于小说家来说，今天的写作，应该是出于对当下的历史和生活的敏捷的应对。小说应该成为公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与之相反的一种观点，小说不应该在乎部分读者。其实这是一句没用的废话。任何一种小说都是有一部分读者喜欢，另一部分读者不喜欢的。的确，有些小说是为专家研究而写的，有人自费印刷的集子，就印十几本赠送亲友，你能说人家什么，尽管这也是一种传播方式。但我们已经不能苛求其他的公民阅读范围的广阔性，其本身就是一种反小说的作法，已经不在小说创作研究领域里了。但是我听到已经有人把这句话简略为“小说可以牺牲读者”了，这就很不讲道理了。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创作原则，那么我们的小说没有大众去读，就是活该的事情。还是那句话，你不在乎读者，还能要求人家在乎你吗？有时小说家像一群淘气的孩子，玩得太久了，走得太远了，以至丧失了归路。可以说，文学搞成现在这种灰头土脸的样子，文学期刊卖不出去，作家们是很尴尬的。如果硬起头皮继续叫劲，仍然不管不顾地一味玩下去，试验下去，那我们就只能输到底了。

　　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是做学问的一句名言。这句话的核心，大概是指学问的严肃性。小说也应该是一种学问。严肃往往跟沉重扭结在一起，我反对把小说搞成插花艺术（可以有一类小说是插花艺术，而这类小说绝不能太多，它只是给抱着叭儿，喝着滋补品的闲人们看的）。小说应该是野生的，野生的才有地气。没有地气的小说只能是摆设。民间需要小说的艺术启蒙，而小说家则需要民间的生活启蒙。小说招来民间的关注，民间支撑着小说创作。如果我们真正失去了对公民生活的关注，小说就像失血的纸人一样。小说应该是一种公共话语，应该以公共话语发言，这是对公众的尊重。如果我们下决心让读者费劲，读者一定不再废劲了。其实这只是一层窗户纸，谁都可以捅破的。

　　小说家要学会抵抗。尽管这是一种没有什么输赢的抵抗。面对一片躲避民间的狂欢笑语中，我们要有自己的应对。

　　热热闹闹的九十年代已经过半了，文学界到底高扬起过多少面旗帜？恐怕一时难以说清，但是被读者记住的有多少呢？这种情况是应该让作家们深思的。我曾亮明过自己的小说观念：小说要与大众接轨。此种意见招来许多白眼。但我还是要提醒诸位同仁，不论我们在小说的创作上变换什么样的把戏，读者总是赢家。小说家们要永远记住读者。

　　之三：小说怎么写？什么叫形而上？

　　前一个问题不好回答。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高家庄的地道里能盛多少水？李家庄的地道能盛多少水？这都是属于各自的事。不好细问。现在都市场经济了，这类问题怕也是属于商业秘密。

　　后一个问题更不好回答，但硬起头皮也要回答一下了。这些日子好多人总在问：谈歌，你们那种小说里，形而上的东西是什么？常常问得我张口结舌，挺狼狈的样子，让人感觉谈歌发傻。

　　其实这里扯到了一个对文学标准的认识。这是一个挺乱的狗扯羊皮的理论问题，怎么扯也扯不大明白的。写现实往往被人误解为功利，逃避现实往往被理解为超越与永恒。小说的样式不同会带来阅读和评判的差异。但是我们不会傻乎乎地在“纯文学”这棵树上吊死。哪一种小说是纯粹的“纯小说”的正宗？谁用尺子量过？还要问这是谁家的尺子？公证过吗？用这样的尺子会造成尴尬，既是读者的，更是作家的。

　　一味强调小说的哲学性好不好。这个口号喊得时间太久了，容易误导作家。我觉得小说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别的什么。写得比哲学家还高深，是不是种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有抢别人饭碗之嫌，且不说你抢得过抢不过那些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们。现在有人固执地要打倒小说的“故事”。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小说没有了故事还算是小说吗？提倡小说家学者化，还讲得过去，发展到提倡小说学者化就荒谬了。老百姓管故作高深叫作装蒜。说到底，小说是一种大众艺术，不是大众哲学。

　　之四：全部的问题都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谁来仲裁？由谁来判定一部小说是纯文学还是非纯文学？读者还是作家？事实是往往说不到一起。小说界定上的所有的麻烦概出于此。于是就有了“圈子”。往往这种圈子是属于“白领”的，脚上有牛屎的人是进不来的。所谓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最聪明。但是这种圈子大都是自己哄着自己高兴。

　　我们可以干预读者，但不能控制读者。读者想看什么你写什么当然不对，你写什么读者看什么更是梦话。当文学期刊订数下降，消闲读物潮水一样涌来，作家们忙着给报纸写专栏时，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有伤纯文学尊严的尴尬。

　　是谁控制谁？

　　小说既要写得“纯”，又要写给读者，这两者在理论上是一致的，而这中间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所有的小说家们都在做这两件事，也仅仅是在做这两件事。不要总是硬着头皮说不在乎读者，如果某一天，读者们恶作剧似地相互约好了，一本小说也不看了，齐着心要跟纯文学别扭别扭，那我们真就丢了饭碗，真就成了小丑。只要印成书的小说后边有定价，读者就会控制作家。

　　读者是小说家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切不要忘记。

　　以上只是谈歌的一家之言。

　　谈歌

　　1996年11月于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