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街口靠近华天宾馆，有一个贴满小广告的邮局报亭，居然还是三年前的老样子。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当时被警察反剪双臂，额头顶住了一个肮脏的垃圾桶，屈辱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我曾经在监仓里狠狠掐自己的大腿，想把时间掐回到这个垃圾桶，掐回到我到达垃圾桶之前的一刻。

　　现在我回来了，对着垃圾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两个同案犯后来终于落网，使案子得以审结，我可以获得轻判和出狱。但我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一消息时，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像经过旷日持久的排队，总算排到商店柜台前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不知道柜台里的东西是否物有所值。母亲的**已经空去并且积有灰尘。未婚妻的床下已经有了另一双男人的皮鞋。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大多已经改变——我现在应该往哪里去？我当然还能慢慢地找到朋友，听他们谈GRE，谈技术移民，谈欧二标准，谈真人秀，谈上网灌水，谈党校中青班，还有台阶和助巡……这都是我听不大明白的，就像我当初听不懂犯人的黑话。

　　他们拍拍我的肩，给我加上葡萄酒和巴西烤肉，约我下一个周末去打球，看他们如何赢下350杆的耐克或者300杆的登喜路……这又是我不懂的黑话，再一次让我额头冒汗，手心发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他们像我当初见到的犯人，对我这个新来的家伙饶有兴趣。

　　我不是一直在向往这样的自由吗？不是一直向往这样的明亮和舒适吗？为何一落到自由里反而一身哆嗦？

　　是的，我自由了，听不懂上等人的黑话但还是应该高兴自由的降临。我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必担心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不必担心任何保安和警车，就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队伍开过来，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口哨。我没犯法，没有案情。你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看天色，挠挠头发，挖一挖鼻孔。我既可以上中巴车又可以招的士，既可以看广告又可以看橱窗，既可以摸电杆又可以摸墙壁，既可以踢一个饮料纸盒又可以踢一块小石子，既可以走进一家小酒吧又可以走进一家理发店……我再一次确认头上没有四方形的天空，确认自己可以在这里幸福地打滚，翻斤斗，做广播操——我曾经昼思夜想的一幕。

　　我给安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魏告诉我的。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电话里口香糖的咀嚼声，还有歌舞厅嘈杂的喧哗。

　　“我是收音机，你不记得了？”

　　“什么收音机？”

　　“我是9号仓的男高音呵。”

　　“有这样的事吗？”

　　“我当劳动仔的时候，帮你递过不少条子，还替你到外面补过鞋。”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不是安妮？”

　　“对不起，我不叫这个名字。”

　　“你又改名了？”

　　“国家机密，不告诉你。”

　　“不就是藏在哪首诗里吗？怎么不藏在性病广告里？藏在老鼠药广告里？”

　　我有点生气，也生自己的气。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做什么？是要与她分享自由的幸福或者沉重？是要与她分享回忆的辛酸或者快乐？还是要找个女人唱上一支《红河谷》然后蹭她一顿饭，再蹭她两支烟？我已经重返生活，正在与人们相忘于江湖。方形天空下的往事一去不返，不再需要我暗暗坚守。

　　“喂喂，”她打断我，“你小子怎么这样嘴臭？不是想来绑票吧？你这个人，想绑票也得先引诱引诱吧。你小子听着，你要是说借钱给我，要是打算送我什么金项链玫瑰花，就再打这个电话。”

　　啪，对方挂机了。

　　我像挨了一记大耳光，怏怏地走出电话亭，把门上掉色的“中国电信”四个字看了好久，好像我还能镇定自若。我看了看天，那片无限开阔的云天，被城市灯光映照得一块块发红，如同一片片无人扑救的大火。大巴车在疲惫地喘息，出租车在鬼鬼祟祟地逃窜，自行车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像是在跟踪前面的自行车。三两成群的街头闲人看上去在观望与等待，等待着一片无人扑救的大火之下某个事件的发生。

　　我被三个黑影围住了，退到了墙根。这里离路灯较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脖子下凉凉的刀刃，表明了他们的来意。我有点好笑，因为提包里只有两件臭烘烘的衣裤，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手表、钱包以及金戒指，仅有十几块钱还是老魏刚才借给我的，只能让他们白忙活一阵。但他们发现了我手臂上的刺青纹身，都是当初用瓷片扎到皮肉里去的：有一条小龙，是我的属相。数字1994612——是我被捕的日子。

　　“唐家河出来的？”一个黑影这样问。看来他也蹲过仓，知道看守所就在唐家河，知道唐家河这个俗称。

　　“当然。”

　　“哪个仓的？”

　　“9号，12号。”

　　“刚出来吧？”

　　“三天了。”

　　“刚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呵。这么晚了还轧马路？提了个包，跟真的似的！”黑影生气地把什么东西往我衣袋里一塞。

　　等他们走远，我掏出衣袋里的东西，发现是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大概是他们一气之下，勒令我打车滚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