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今年八十三岁，不熟悉她的人很少有人猜得准她的年龄。有一回我陪她出去逛街，乘坐926路公交车，看见有个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老婆婆正上车，妈妈便伸手帮了她一把，还劝说道：“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出门要叫小辈陪着。”问起岁数，那老婆婆叹道：“老了，今年七十又三了。”妈妈听罢仰面哈哈大笑， 自豪地说：“你不老，你比我还年轻十岁！”车上乘客都惊愕了：“老妈妈，你哪里看得出有八十三岁呀！”

　　妈妈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已经八十三岁了。她耳朵不好，说起话来声音总是很响亮，让人觉得她中气很足；她胜子急，走起路来甩开双手一阵风似的快，有时连我都追不上；她吃饭的速度也极快，稀里哗啦风卷残云，据说是年轻时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行军途中哪里有时间让你慢嚼细咽？其实，妈妈身上里里外外有许多病，听听都是蛮吓人的，糖尿病、胃窦炎、颈椎炎、冠心病……为此，妈妈每年都要住一两次医院，每天早中晚都要吞下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片。可是妈妈仍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并且常常趁我们不注意， 自己攀高落低地拿东西，让人心惊肉跳。为了妈妈的安全，我关照家中阿姨：“你的工作主要就是照顾妈妈，你要做到她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阿姨非常尽责，却把妈妈惹火了，她大发脾气道：“我现在变成管制分子了，‘**’中在牛棚也没人日夜跟着我！”

　　婆婆比妈妈小几岁，今年整八十。婆婆的头发黑黑的，只夹杂些许银丝；面孔上总是笑容可掬，皱纹也很少，哪里像是八十岁的年纪？婆婆还极少进医院也极少吃药，她自己创作了种种自我疗法，凡遇头昏脑热腰酸腿痛的，便自行操练起来，按摩呀、扭捏呀、运气呀，据她说是很有效果。她曾经几次三番将她的自我保健法推销给我妈妈，怎奈妈妈没有那种耐心和灵性，总也学不会。

　　世俗间婆媳关系最难处，我自1975年结婚后，与婆婆在一月屋檐下生活了十多年，却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有时候我与丈夫争吵，婆婆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先批评她的儿子，逼她的儿子向我道歉。其实我知道，婆婆最疼这个大儿子，因为这是婆婆惟一自己接生自己奶大的孩子。我父亲去世得早，1988年，我小妹出国留学，我妈妈便是一人独居了。于是我和丈夫便离开了公婆家，搬去陪伴我妈妈。后来，小叔子一家移居美国，公公婆婆身边没有小辈同住了。逢周末假日，我和丈夫去探望二老，婆婆总是关照我：“你妈妈身体不好，你们要好好照顾她。”言词间仿佛她自己不是八十高龄也需儿女们照料的老人。

　　妈妈和婆婆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都是有着六十余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回首平生风雨，多少回出生人死，方有了如今亦无风雨亦无晴的豁达和恬淡。

　　“七七”卢沟桥事变，妈妈高中未毕业便辍学奔赴抗日前线，作为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流动宣传队，她们被派往国民党十六师工作。不久，国民党右派觉察到这支流动宣传队是“共党”分子，居心巨测地派宣传队上九江前线打仗，企图借日本鬼子之手歼灭这支“共匪”。九江失守后，妈妈和几位战友身陷重围， 口袋里揣着几把生米粒，钻进洪泽湖的芦苇**，在湖水中躲了七天七夜，饿了就吞米粒，方才死里逃生。抗战胜利那年，妈妈在淮安市任市委书记。当时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订立了双十协定，根据地难得有一段和平局面。妈妈决定将我奶奶接来共享天伦之乐。我奶奶独自在上海生活甚是艰辛，但她毕竟生活在十里洋场大上海，想着要与从未谋面的儿媳妇见面，便买了一瓶雪花膏一块绸围巾作见面礼。可是，我奶奶在苏北平原的田间小路上见到妈妈时，她愣住了：妈妈穿一件齐膝长的土布褂，腰间束了根麻绳，短发被海风吹得乱蓬蓬的。奶奶做梦也没想到她当大官的媳妇竟然这样“丑”，她终于没有将见面礼拿出来。我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提起这段往事，还对我们说：“你们妈妈是愈老愈俊了。”

　　逢年过节公公婆婆举办家宴之时，有一出常演不衰的节目便是听公公说他与婆婆的恋爱史，公公稍喝了几口酒兴致便高涨起来，每每将许多细节描述得活灵活现。那种时候婆婆通常是安详地微笑，偶然慎怪一句：“你们不要听爸爸瞎讲。”抗战胜利之后根据地刮起了一阵“结婚潮”，大家都将鬼子投降当作人生盛典，我公公甚至将生日都改在八月十五日了。公公婆婆也在那段时期结的婚，组织上发的两块土布、两斤棉花，缝了条新被子；门上贴上一副对联，就算是新房了。大喜之夜，公公开会直至半夜才归，次日清晨，值勤的同志特地到他们窗前使劲吹哨子，催新郎新娘起来出操。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国民党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当时婆婆调到后方医院工作，局势紧张，组织上决定整个后方医院北撤山东。婆婆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率领着孕妇及轻病号一行十多人艰难跋涉，与敌人抢时间，深夜冒雪越过了陇海路。他们前脚离开，追击他们的敌人后脚就到，却扑了个空。有个怀孕的女战士因牛车颠簸而早产，当时后方医院没有其他产科医生，婆婆便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为那位女战士接生。婆婆曾是产科学校的高材生，所学的助产技术紧要关头派上了用场。又过了个把月，婆婆自己也临产了，婆婆只好忍着剧痛指导一位护士替自己接生，教她怎样做**保护；怎样把孩子肩膀抓住，顺他自转的方向拉出来；怎样把孩子嘴里的一口痰挖掉；怎样倒拎孩子双脚拍打屁股让孩子哭出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折磨，婆婆终于生下了一个胖儿子，他便是我的丈夫。却因为当时条件简陋，婆婆产后仅一个星期部队又要北撤，没有充分的休息，婆婆落下了种种后遗症，至今仍经常发作。所以说孩子的生日便是母亲的受难日，譬如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生日，因为我出生时，正值国民党大扫**，妈妈乘一叶小舟隐蔽在射阳河中，就在河边的茅草棚中生下了我，却染上产后热昏迷不醒， 日后竟将我出生的那个日期忘记了，便胡乱拣了个数字给我做生日。

　　在我的“逼迫”和鼓励下，妈妈现在开始写她的回忆录。起初我给妈妈准备了一台录音机，让她口述，我以为这样比较轻松。偏偏妈妈怎么也搞不清录音机上那几个按键的用法，只好作罢。如今妈妈已经写满了厚厚三本笔记本，有时她写到激动处便会放下笔对我手舞足蹈地描述起来。妈妈写回忆录从来不打算拿出去发表，妈妈笔下提及的老战友已有不少先后谢世，每每收到那触目惊心的讣告，妈妈总是感慨良久。

　　婆婆也在写回忆录，让我惊讶的是婆婆在年近八十之际竟然学会了使用电脑写作。看着婆婆的文章一篇一篇排得整整齐齐地打印出来，婆婆的好学和勇气实在令我汗颜，因为至今我对电脑这个无所不在的精灵依然敬而远之。婆婆有很扎实的文字功底，她的回忆文章已有不少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了。

　　妈妈和婆婆离休以后都开始习练丹青。妈妈以前从来没画过画，一提笔竟然就画得有模有样。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蓄积着艺术的潜质，并且艺术原本就是人们心灵憩息的港湾。妈妈学画有个特点，哪怕对着老师的画稿一笔一划地临摹，最终画出的东西却总是不像老师的样。后来她索性不拜师傅了，只由着自己的性子东涂西抹。她最擅长画梅花，她笔下的梅花用笔朴拙，天然成趣，不是寂寞优伤的孤梅，而是茂盛兴旺的繁梅。妈妈还挑头组建了上海市老年书画会，年年举办各种画展和讨论会，忙得不亦乐乎。婆婆少年时代研习过书法，所以她弄丹青是有基础有功底的。婆婆却又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她竟然学会了书画的装裱手艺！裱画原是桩耗神费力的活，婆婆胆大心细，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装裱得还很挺括呢！

　　妈妈有一次应邀参加一家公司的开张典礼，主办者发给来宾每人一只信封。妈妈回家后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两百元钱。妈妈立即打电话给同去参加会议的老同志，讨论他们该不该收下这两百元钱。我对妈妈说：

　　“现．在时兴这样的，两百元钱算什么？”妈妈怔忡片刻，叹道：“我们是老了，许多事情看不懂了。”定居国外的妹妹要离婚，妈妈写信去狠狠批评她，以至这封信后来在法庭上成了对方指责妹妹的证据。妈妈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出国访问过。妹妹们抢着接妈妈出国居住，妈妈却未到签证期满便回家了。一来，妈妈说她在外国成了“聋子”（听不懂话）、“哑巴”（开不了口）、“瘸子”（不会开车）；二来，妈妈放不下她的社会工作。妈妈除了负责上海老年书画会的常务工作，还参加新四军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最近，妈妈和许多老新四军战士正在为老根据地的脱贫事业四处奔波。

　　大家都说婆婆福气好，有财运，因为婆婆的生日是农历年初五，正是财神爷的生日，可婆婆偏偏却是个极其节俭的人。为了更换客厅中用了二十多年的旧沙发，公公跟婆婆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装修厨房和厕所时，婆婆看看有的旧瓷砖还能用，舍不得敲掉，如今便形成了新旧瓷砖共存的尴尬局面。婆婆离休之后和妈妈一样还参与许多社会公益活动，按规定，她可以让单位里派车接送，婆婆却从来不提出要求，她说单位的车都很忙，能够不麻烦公家就尽量不去麻烦了。我们说不麻烦公家也行， 自己叫出租车，这点钱还是付得起的。可是婆婆总是不肯，婆婆说她要锻炼腿脚功夫，好几站路她就这么走去走回。我妈妈在花钱上比婆婆想得开，春节前，妈妈在徐家汇一口气买了三件新毛衣。妈妈美美地穿着新毛衣去给亲家拜年，并竭力鼓动婆婆也去买几件穿。婆婆却说：“我毛衣很多，小鹰送给我的还没穿坏呢。”说得我两腮发烧，十多年前我只花了二十九元钱买了件毛衣送给婆婆，可婆婆还不舍得丢掉。大约过了个把月光景，我们发现婆婆穿了一件款式花样与妈妈一模一样的新毛衣，我们都很惊喜，以为婆婆真的想通了，婆婆却笑呵呵地说：“这毛衣现在跌价了，半价还不到呢。”妈妈听了瞪直了眼道：

　　“怎么正规的大商厦也会宰客的？”婆婆为了将顺妈妈的气，故意说：“噢―仔细看看，你这件质地比我这件好，我这件肯定是假冒产品，所以才便宜呀！”

　　于是妈妈与婆婆相视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