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中国大陆股市的情况，也是同样波澜壮阔。

　　1996年年底，股市全线飘绿。但是新年刚过，四川长虹就开始往上拱，接着深发展也掉头向上，大盘开始转缓。到了阳春三月，沪深两市都已收复失地。自此股民们你追我赶，步步跟进，纷纷牛起。4月，上层开始吹冷风，股市却不理。5月，利空消息不断，股价不跌反涨。两个月后香港回归，本该利好，香港也有杂志发表文章说，股市将“稳中有涨”，股市反而矜持与冷淡。也是凑巧，7月2号泰国就发生金融危机，并且引发了长达两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0月，央行第三次降息，这是利好，主力却开始撤退，差点儿又来一回胜利大逃亡。

　　幸亏此前的当年九月份，中共十五大召开，关于股市有两个重要消息：一是改变了公有制必须是国有制的概念，也即只要国资占大头，包括集体、个体、外资都算公有制。这意味着经济所有制的大混合与大改组；其二就是股份制改造，允许兼并收购、资产重组。而要实施这些方案，股市是最好的运作场所，于是其重要性又一次显露出来。

　　几乎与此同时，沸沸扬扬了好几年的一些传闻也被证实——STAQ系统和NET系统终被关闭，法人股市场也是同样。这两个自动电子交易平台系统，曾与深市和沪市并肩作战，如今却命运迥异。而对这两个系统的合法性，至今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

　　这时联办已经先行一步，除了《中国财经报道》、《天下财富》、《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时报》等几家杂志，又建了一个网站，名为《和讯》。和讯第一个成功设计的栏目，叫“股市大家谈”，当时股市即人气大涨，总有许多股民聚在里面，热闹非凡。而联办的骨干林亦明、杨柳青、周锐和郑智等人，最关心的是和讯如何利用互联网来赚钱？由于电信的垄断，收入一开始很可怜。后来他们明白了，虽然联办在财经尤其是证券信息领域具有优势，但必须把这信息服务做得独到、且让它市场化才行。1997年，和讯与北京市电报局共同建立了中国金融资讯网。1998年，又与中国电信总局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获得在全国范围内，利用电信163平台来发展用户的资格。至此，联办看到了互联网能与金融、媒体并重，决心大张旗鼓来做大做强。联办成立了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郑智任总经理，周锐任副总经理，又动员了所有可能的资源，对其进行全力支持与配合。到1999年，和讯网站的访问量平均水平为每天60万次，注册会员也有十来万。和讯网的内容分为几大块：网上服务、财经新闻、股市播报、和讯投资等。提高了访问量，再增加点击率和现金流，网站才有广告收入。至此，和讯战略已全盘托出：信息、电子商务和增值服务，是它的三大收入来源。最终这三者将齐头并进，共同组合起和讯的“钱”景。郑智和周锐对林亦明和杨柳青保证说，他们争取在两年内赢利。林亦明笑笑说：我期待着……

　　这期间，中国证券业又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是第一代证券商退出江湖。这是指1990年两市成立后的近十年内，当时成立的若干证券公司，其领导人或退休、或离职、或去世，或被关押和在逃……他们创造了常人难以创造的辉煌，也犯下了常人容易犯的错误——干这一行，**太多；在证券业，太容易赚钱；因而券商们的命运也就跌宕起伏。

　　有意思的是田希云。证监会与证券管理委员会合并，有传闻说，将把他调回证监会。他听了根本不信，还对杨柳青说：“关键是我完全不想回去，再干这件事！”

　　第二天，他就接到一个证监会副主席打来的电话：“希云，欢迎你回来啊！”

　　“什么意思？”田希云此时已经是大学教授，说话不喘气。

　　“你还没接到调令吗？”对方也楞了楞，“都给你发过去一个星期了！”

　　田希云又气愤地对林亦明说：“这是咋回事儿？也不跟我谈话，征求我意见。”

　　周锐在旁边笑了笑，“大律师，你就接受现实吧，这是你应该做的。”

　　于是一锤定音，田希云终于回到证监会，担任了副主席。据说这是副部级，田希云从美国回来，在联办折腾一阵，又去外面转了一圏，再回到这个岗位上，也算是修成正果吧！

　　此时证监会已经换了好几任主席，不断对证监会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田希云担任副主席后，戏说自己智慧不见长，耐心却见长。他发现很多事情让众人争论得挺激烈，但过后争赢的许多问题又转回去了，而争输的问题不知何时又转回来了——也许这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他决定更加谦虚谨慎，少说多做。因为有很多事情，他恐怕用毕生的精力都解决不了。

　　不料有一次，他应邀去北大参加一次高水平的对话，迎战北大教授章维平，却遭遇了一点尴尬，因为他当着一群大学生的面，多次谈到：“解决这件事需要时间。”惹得学生们都笑起来。他也沉重地感觉到，自己说话已经像一个涉事太深的老年人了！

　　那场精彩的舌战耗时挺长，仅仅采摘一点小花絮，已经能看出其涉及广阔的全貌。

　　章维平开头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是在支持中国股票市场的试验这样一个前提下，来讨论它的得失。我觉得为时近十年的股票市场的试验，成就当然很大：它经受了意识形态的攻击，取得了合法性，开辟了个人投资的渠道，让中国企业能到海外去融资，并且给了国有资本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但它也存在着一些失误，那就是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而股票市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竭尽全力去证明它确实姓社，证明它具有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的功能。因此整个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是考虑什么样的设计是合理的，而是考虑什么样的设计才有可能被接受？这也为今后股票市场的发展壮大，埋下了一些障碍……”

　　他说完一通之后，就该田希云接招，于是他笑道：“章教授说我要后发制人，那我就讲讲自己的感受。今天的题目吓死人，叫《中国股市何处去》？这可不是由人来决定的，更不能由我们俩来决定。其实这个题目已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辩论过多次了！但我们现在还要历史地看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几个月前我去华盛顿开会，遇到莫斯科股票交易所的董事长兼主席，他每天吃饭时都来找我谈，说中国这么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每一步都走对了，而俄罗斯每一步都走错了！我说我们可从不敢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在走的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付出了多少代价。他说尽管这样，社会科学是不能单独放到某个独立的真空的场合去做试验，都是有特定环境的。俄罗斯也罢，中国也罢，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试验，到了今天，回头来看，社会科学也只能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我可以骄傲地说，这个试验成功了！”

　　这场谈话引来颇多关注，因为对话双方都是学问高深、水平相等，而且博引旁证挺潇洒。据说章维平是中国最聪颖的学者，田希云跟他自然是旗鼓相当。尽管这场对话没有定论，但却有人评论说，从田希云的顽强上来看，他已经深得汪国鹏的精髓。

　　汪国鹏早就调离北京。那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他被中央紧急派遣到广东，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主管金融，领导处理即将蔓延全省的支付危机。

　　在那次金融危机中，香港的经济也遭到重创，危机迅速向香港的后院、中国最大的外贸省份广东省蔓延。金融风暴的冲击导致香港红筹、内地国投和负内债的各种地方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发生了大面积的支付危机。此前凭借政府信用的变相担保，广东省各级政府和40多家国投、红筹以及上千家“窗口公司”，向国际商业银行举借了远远超过其偿还能力的巨额外债，支付危机即将由此而爆发。一时间，广东金融宣告危急。面对国际国内的追债狂潮，处置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燎原大火，推倒中国金融体系的多米诺骨牌……

　　汪国鹏第一天走进广东省政府的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广信”和“粵海”的问题。“广信”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属于国家指定的对外借贷和负债的地方级“窗口企业”。“粵海”则是广东省政府全资拥有的在中国大陆以外最大型的商业实体，也是于1980年在香港成立，而且是中国最早的“窗口企业”之一，业余主要分布在广东省及香港。这两大企业都是以政府支持的背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活动。而此时，它们都不仅是自身资不抵债，且负债额度远远超过了广东省政府可以考虑的支付能力。经审计，“广信”总资产为214亿元，总负债为361亿元。这其中，境外债权人超过130家，负债金额近160亿元。而在此背景的冲击下，“粵海”的融资也出现困难，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同样面临走投无路的局面。

　　怎么办？在内部的激烈争执中，汪国鹏拿出一个既干脆又显大局观的方案：不向中央伸手，不给香港添乱；抓一个——重组“粵海”；放一个——让“广信”破产。这个方案也体现了中央高层关于金融改革的原则：“谁的孩子谁抱走！”关闭严重资不抵债的“广信”，为的是政企分开；改变过去政府替国企还债的做法，也终结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不分的风险时代。而保住同样资不抵债的“粵海”，则是超过了纯粹的经济考虑。因为“粵海”是境外集团，涉及到5 家上市公司，因而要考虑到香港市场的稳定，不想给香港股市添加混乱。

　　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公告，鉴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即日起关闭该公司。并决定对“广信”的境外债权人和自然人的债务予以优先偿还。但当全部债务黑洞被掀开，发现债务规模远远超出预料之后，为了严肃整饬金融秩序，央行又痛下决心，让“广信”彻底破产，以儆效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破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企破产案，又是涉及金额最大的一起倒闭事件，还是首次涉及外债的破产案。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也为中国的金融安全敲响了刺耳的警钟。

　　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这就意味着对所有债权人都一视同仁，而上百家境外债权人投给“广信”的巨额资本，也可能将血本无归！于是全球哗然，广东省政府乃至中央都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许多境外债权人更是大为不满，甚至扬言要状告中国政府，由此演变为一场累及中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全世界的金融界都在关注着汪国鹏，看他又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汪国鹏也深知此次困境非同一般。长期以来，很多外国债权人都认为，借给“广信”的钱就是借给广东省政府的钱，应当属于国家的“主权债务”，由政府来最后偿还。其次，“广信”的债务规模之大、债权人之多，都是前所未有，几乎囊括了当时国际最知名的金融机构。如处理不当，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信用，给中国企业日后的国际融资带来巨大的消积影响。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的债权人联合起来，向汪国鹏的意志力发起冲击。他们叫喊着，要广东省政府“百分之百偿还债务”，而且马上要现金，否则就将“粵海”清盘，“大家同归于尽”！更有国际银行家放言，将停止向中国发放贷款。这也难怪，此前中国特色的“官商一体”，使国际债权银行领会了一个潜规则，即借钱给“窗口公司”就是借钱给中国政府，是最安全的主权债务。谁也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在一夜之间，推翻了这个历史悠久、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不再为一家自己全资拥的企业买单。于是风起云涌，愤怒、抗议、威胁的巨浪来势凶猛……

　　面对这个复杂形势，汪国鹏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软，当硬则硬、当软则软的策略方针。他抵达广东后，一方面态度坚决地表明：“中国政府对广信的破产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应该也不会替它还债。”另一方面，他又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反复向债权人解释：“广信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乎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信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这种信用的内涵早已发生变化，政府背景也被渐渐稀释，接近于零。”对于那些大吵大闹，威胁要控告中国政府的国际债主，汪国鹏也放出了狠话：“你们可以去告，上哪儿都可以。若要打官司，你们在国内、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但是你们若要去国外打，我们也肯定会奉陪到底！”

　　实质上，汪国鹏处理“广信”事件正是要以此为标志，表明这种过去被混淆、实际已成为泡沫的信用的破灭。也以此来整饬信用环境，促使借贷双方都真正按商业规则来办事，并为外资创造更好的金融秩序。此后企业必须靠自己的实力，去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信用。

　　他的努力没白费，多数欧美债权人最终与汪国鹏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这件事的处理说明，中国政府决心严厉处置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致力于金融改革。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有助于中国防范源于国内的金融风险，对他们日后在中国的投资也更加有利。最终“广信”事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汪国鹏以其泰山崩于前而决不弯腰的姿态，捍卫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和权威，也避免了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界信用等级的恶化，使中国政府遭受的损失与影响降到最低。

　　接着处理“粵海”事件，也是困难无比，重组方案出台后，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广东省政府拟以注入东江水厂和先行垫支3亿美元，以及用长期债券和十年期的优先股来代理10亿美元的债务，欲把“粵海”由一家欠债39亿美元的企业，变成一个全无负债的纯净公司。但这方案又让债权银行变相削债约40%，令80多家债权银行大为不满，当晚便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五天后，进行了“粵海”债权人的最后咨询，与会者就此方案提出反建议，要求广东省政府注入一些具有高现金回报的资产。债权人希望获得可以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股票，以取代重组方案中的优先股。不久，广东省政府决定不向“粵海”债权人偿还债务利息，并且修订了重组方案呈交债权人委员会。这一决定又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当时最轰动的金融经济案件。

　　此时一个叫保罗的美国人帮了汪国鹏的忙。他时任一个金融集团的主席，汪国鹏觉得面对上百名国际债权人，不能由内地政府的官员来单干，必须要有具备国际权威的金融机构参加，便请这位保罗担任“粵海”重组的高级顾问。在这位金融权威的参与下，广东省政府终于跟这批国际债权人一道坐下来，就“粵海”重组展开了旷日持久而又艰苦绝伦的谈判。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汪国鹏又显示他的铁腕作风，丝毫不肯让步。面对债权银行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他当即宣布停止代“粵海”偿还贷款利息。在这场高强度的国际博弈中，汪国鹏又赢了！经过一系列谈判，广东省政府最终和国际债权人就“粵海”重组达成了协议。在这些谈判过程中，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从而给外界树立了处事果断、意志坚定、雷厉风行的印象。

　　此外，在这个一抓一放的同时，汪国鹏还发现广东省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不良资产贷款已高达50%，这将影响到全省及至全国的经济改革的进程。于是他向央行借款380亿元，重组和关闭了省内800多家地方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广东省的经济最终转危为安。

　　就这样，汪国鹏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成功处理了当时影响极大的“广信”破产和“粵海”重组案。这两大事件的处理和引起反思，也让汪国鹏的金融思想与实践给中国的金融创新和风险规避带了好运与经验，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而历时近三年的一系列金融风波的处置，汪国鹏以其超群出众的智慧和他的铁腕风格，又让世人认识了这位从历史故纸堆里走出来的金融专家——他的冷峻与理性，职责与忠诚，都为人称道。

　　21世纪快要来到时，汪国鹏奉命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任。虽然这是个正部级职务，但许多人替他惋惜，觉得他不该离开金融圈和政界，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上任时两袖清风，离开时也不带走一片云彩，提了两个箱子便返回京城。

　　方克冰恰好在北京，便开车送三姐去机场接他。只见这位颧骨高高，一脸刚硬线条的金融家潇洒地走出来，随随便便地推着行李车，两人都笑了，连忙迎上去……

　　“我真该给你带一束鲜花来！”方克冰笑道，又四处看了看，“哎，怎么没人献花呀？”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汪国鹏顺手打了他一拳。

　　“这是应该的。”方克冰认真地说，“你还不知道呀？你在金融界又有了一个美誉，叫救火队长！如今你回到北京，是应该有人给你送上鲜花呀！”

　　“嗨，那算什么？”汪国鹏不在意地挥挥手，“我在广东的一系列行为，说穿了，不过是在揭房顶、开窗口，为全面化解金融风险，杀开一条血路而已。”

　　“还而已呢！”方克冰赞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历史就需要你这样敢于担当犯险克难、快刀斩乱的强硬角色呀！”

　　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三姐，这时笑道：“克冰，你就别再夸他了！也别给他戴什么桂冠。如果说他是救火队长，那么他也是在替国家救火。我呀，是早就看明白了，他这十来年金融家的财经生涯，就是咱中国金融改革的所有艰难、压力和希望的一个缩影……”

　　方克冰有些吃惊，没想到平日里朴实无华的三姐，竟然说出这么发人深省的话来。

　　汪国鹏却不感到意外，他亲呢地握着妻子的手，深情地望着她，“你说得对，再造富有竞争力的中国金融体系，这条道路依然很艰巨，我们是任重而道远呀！”

　　“嗨，你就是个学历史的呗！以史为鉴，观照现实，什么样的复杂事件处理不下来啊！”三姐也微笑地看着他，“别看你现在声名大噪，我呀，可是希望你能重回理论战线呢！这样或许更从容，也让你能有更多时间，对成功的实战经验进行沉淀和总结。”

　　这话又让方克冰对她刮目相看。他跟这位大姐从小一起长大，却没发现在她那平实的外表下，居然深藏着这么多富有哲理的真知灼见。她似乎是不动声色地隐藏在岁月深处，很少站出来描摹世事人生。但正是那一份得天独厚的宁静，让她更深刻地体验着生命的况味。而这些感悟像石头一样深藏，又散发出璞玉一般质朴温润的光……

　　汪国鹏也让他感到意外——从此人进入金融界的锐意革新，到这次化解广东危机的一役成功，都能看出一个政治家的综合素质。虽然他在广东任上的星星点点，只是体现了他做实事、打硬仗、不回避的工作作风，但他在遇到危急情势时，却总是以领导者的风范去处理，抛开了各种顾虑去勇敢面对，以自信的各种努力去战胜困难，从而化解危机，赢得胜望。正如三姐所说，他那深厚的历史修养，已经把历史上成大事的杰出人物的行事作风，都潜移默化为只属于自己的内在特质，遇到重大和突发的事件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人的运程是难以预料的，汪国鹏也不会停下他的脚步，中国还有更重要的岗位和更重要的工作在等着他。

　　于是方克冰意味深长地说：“像国鹏这样的人，是不会被高层遗忘的！下一个关键时刻，他会再次被人们记起，让他的救火经验去再创辉煌！”

　　他们返回市区时，方克冰一边开车，一边把自己在香港的遭遇全都告诉了汪国鹏。也提到自己跟杨玉刚在股市的争斗，以及他在船上时最后的死因……

　　“他不仅是死于贪欲。”方克冰感叹地说，“我看，这也是金钱的罪恶。”

　　“哎，这个我不能同意。”汪国鹏却说，“金钱和爱情一样，虽然会给人们造成巨大伤害，但它们本是纯洁与无辜的。人们用来玷污爱情的那些破事儿，怎能归罪于创造生命的爱情？金钱也同样，对于它所造成的肮脏与罪恶，又为什么要叫金钱来承担呢？”

　　方克冰再次感觉到，这正是一个金融家对金钱的感悟，而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大浪起，云飞扬。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历史的脚步也不会停下。

　　在中国大陆，股市带给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股民的梦想也时而沉郁，时而热烈。他们也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黄金时代，新世纪就要来临，因而满怀希冀。

　　1999年5月中旬，股市连续出现32天的井喷。这也是高层早就在期待的事儿，却在不经意间就自下而上地喷了出来。领头的是东方明珠、广电股份、中信国安、深桑达等，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网络股。到6月下旬，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创历史纪录！自此，深沪股市的市盈都达到了48倍左右，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都在20倍左右，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但《人民日报》却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强调股市是“恢复性上涨”，要求各方面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文章还说，新增开户人员也是推动市场的动力之一。

　　很显然，中央高层的思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前几年美国出现了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周期，股市连续上涨，银行没有呆财了，老百姓花钱也很爽。咱中国也学学美国怎么样？让股市热点没坏处吧？国企脱困财政收入，解决下岗刺激消费。于是国资也巨量进入股市，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和洗钱狂潮席卷中国大地，股市进入了“无股不庄”的时代。

　　而联办虽然退出了股市，其身影却一直在风口浪尖上起伏腾挪。从几个操洋文的精英学子，到几百号人一摊事在手的机构；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推动中国证券市场为己任，到渐渐离开证券业，联办走得是一条康庄大道。此外，他们每年都坚持举办“恳谈会”，采取主题发言加自由辩论的方式，成为京城经济学界、官员阶层和操作者的一大乐事。1999年更是**澎湃，竟然举办了六次。每次恳谈会都要发给与会者一件衣服，最后一次是红色。

　　这时离新年没几天了，21世纪也快到了，人们都很兴奋，过节的气味也很浓。无论站在时代的峰尖浪谷大声疾呼或者呐喊，还是仅仅去倾听，都传递着生活的诗意，因此来的人也挺多。恳谈会在一个摩天大楼的顶层召开，其专用电梯是半透明的，被称为“神梯”，豪华与典雅的程度都令人惊艳。它在空中闪着耀眼的光芒，50层的高度只需半分钟即可到达。这种一步登天的感觉，将物理高度与客人们的心理高度，都巧妙地嫁接到了一起。

　　方克冰约着田希云一起去参加，走出电梯，来到陈设华丽的大厅，正好看见杨柳青和林亦明。后者对他们连连拱手，“好啊，你们都来了，欢迎欢迎，谢谢各位光临！”

　　田希云见他着装整齐，还打着领带，便打趣道：“真是**澎湃呀，怎么总跟孩子似的？”

　　“哪儿像你呀，现在是官人，官至副部级，也会和稀泥了……”林亦明反唇相讥。

　　田希云和方克冰都笑起来，知道他指的是基金的事儿。基金财大气粗，就有十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指责《基金黑幕》一书严重误导投资者，全盘否定了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官司打到田希云那儿，他却难以表态，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方克冰却打趣地对杨柳青说：“哎，你们今天怎么发红衣服啊？应该发金色的嘛！下一个新纪元就要到了，祝大家都发财，黄金滚滚来呀！”

　　杨柳青笑道：“怎么我们发衣服也不是，不发也不是？别忘了，你也是联办的人呢！”

　　方克冰爽直地笑道：“放心吧，我在汪总影响下，已经变得厚道多了！不会再把联办看成自己的王国。你们各位老朋友的坚持和奋斗，也是联办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啊！”

　　众人都知道，最近香港有家大型金融财团，邀请杨柳青去他们公司做高级顾问，兼香港电视台的首席评论员，年薪高达上百万美元，却被她拒绝了，对联办始终不离不弃。

　　今天来了不少名人显贵，还有学者和官员。这时又来了一批客人，大厅里掀起一阵**，照相机的闪光灯也不断闪亮。他们看见汪国鹏陪着妻子走来，脸上笑容可掬。有人给他让路，他便跟他们挥手，或者笑着打招呼，态度亲切，平易近人……

　　方克冰连忙迎上去，对三姐点点头，“三姐，你也来了？”

　　“国鹏让我来看看，我是不幸荣胜。”她朝他眨眨眼，故意这么说错。

　　“我过去可是看走眼了！”方克冰笑起来，“你呀，就是个女政治家。”

　　会议开始后，林亦明坐在主席台上首先发言：“各位专家朋友，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联办成立十周年，又是迎接新世纪的好日子，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畅所欲言，无所不言，真是人生一大快事！联办召开恳谈会是一个传统，最近有个词很时兴，叫观点领袖。指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能代表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我们希望，联办恳谈会能成为观点领袖的一个助产士……下面，我把话筒交给著名的联办恳谈会主持人杨柳青教授，大家欢迎！”

　　在全场的鼓掌声中，杨柳青大方从容地走上台，接过话筒说：“十年前联办认定的宗旨，就是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当时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困难也很大。其中一个难点就是要解决观念问题。现在回头看，联办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理论、观念和观点上的贡献。我们举办这个恳谈会的目的，也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讲台，让大家能充分地、自由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提出观点，供大家辩论，在辩论中产生一些可能对国家有用的观点……下面我首先请证监会的副主席田希云，上台抛砖引玉。时间是十分钟。”

　　田希云毫无防备地站起来，“哎，你们事先可没通知我，我不知道说什么？”

　　“恰恰相反。”杨柳青说，“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说你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的对话引起一片笑声，田希云只好上台去，也发表讲话：“那么我今天就要来个危言耸听：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异化，它不仅起到了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作用，也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首选工具。有趣的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此作了个惊人的概括，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而战争是对外的掠夺。究竟是什么制度造成这种异化？因为我们缺乏一个监督机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属于行政权力机关，缺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冷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尽管中国目前对金融体系的行政监管，是世界上最严苛的，但却收效甚微。所以现在不能自我陶醉，还要多方面继续努力！如果历史走到另一个极端，那么我们这些曾为经济改革而热情呼吁和努力奔走的一代精英，情何以堪？”

　　周锐在台下欣慰地看着杨柳青。命运让他们邂逅，历史的洪流卷走了青春岁月。幸好，他们并非壮志未酬，而是大业已成，如今只剩下温润思辩的关怀之溪，还在潺潺流淌……

　　这时，杨柳青又说：“我们在这里很乐于提到一个金融界的领军人物，那就是联办的发起人之一汪国鹏。他在广东处理实际问题的表现基称完美，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处处从维护党和国家的整个大局出发，按照中央要求来坚持原则，坚持政企分开，改变了政府替国有金融机构还债的做法。他具有长远的历史眼光，能够以历史的视野来观察时局，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把握机遇，显示个性；又能守在规则与框架内，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现在请他来谈谈，如何从根本上消除金融体制的弊端？怎样使中国金融业从人制走向法制？由法规制度来裁判、监控和管理市场，建立起刚性的约束机制……现在请他上台讲话。”

　　汪国鹏在如雷的掌声中走上台，从容接过杨柳青递来的话筒，笑着说：“今天台下都是一流人才，我可不是。但我记得大约在十年前，我也在联办讲过一次话，那时跟现在有相似之处，也是各方面矛盾纠结在一起，大家的情绪比较压抑，气氛也挺沉闷。但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当时正酝酿着小平同志的南巡。过了近十年，我们的事业就上了一个台阶！正是在这个高度上，我们又碰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结，似乎看不到出路在哪儿？但是我要说，在各种矛盾中，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出路！如果你要问，如何才能走向这条路？那么我就回答说：我们正走在这条大路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如何建立？金融系统的制度和机制又如何完善？我们都在反思……康德说过，大海之所以伟大，除了它的美丽、壮阔、坦**之外，还有一种叫做自我净化的力量。我们的金融改革，也必将在不断地实践和摸索中，走向成熟！”

　　场内掀起了一阵暴动骤雨般的掌声，人人都觉得他这番话讲得挺过瘾。

　　杨柳青又接过话筒，笑道：“国鹏同志总是这样，他当年在联办的发言也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今天我们正要跨越到一个新世纪，中国的经济又面临着一个新阶段，我们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预测好不好？就算是一个新世纪的预言，或者是寓言吧！”

　　汪国鹏又接过话筒说：“好呀！前不久，股市又开始大跌，似乎齐刷刷地一个跟斗全都翻倒，许多股民都在一日之间，就把上半年的胜利果实丢尽了！也有人来问我，今后会怎样？我说啊，这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虑。我预测未来一、二十年，股民将破亿，股市更辉煌！”

　　大家又是欢呼雷动，掌声把这大厅的屋顶都快掀翻了。许多人热泪盈眶……

　　十五年后，也即2015年，牛市骤起，股民破亿，续写了中国资本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