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成立的煤矿整顿（监管）检查小组，先后从煤炭、国土、公安、电力等各个部门抽调了将近一百来人，全部集中到牛头岭的矿山上，个挨个儿的查，任何一家煤井都不放过，只要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井，先停业，后整顿；而那些无证照非法乱采的小煤矿，得，先把煤井填上，然后就开罚单，看交多少钱了事。
公安这块儿，代县长李明桥点名让副局长沈小初上，沈小初就和韩大伟带着十几名干警，在牛头岭驻扎了月余天气，专门配合检查组的工作。应该说，这次整顿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先后关闭了非法煤井37个；经检查存在安全隐患，吊销证照、勒令停业整顿的的矿井17处。按沈小初的意思，还要把各家煤矿雇用的工人摸个底，明确一下工人们的身份，这样便于管理，但限于人力物力，最后不了了之。矿山上一下整肃了许多。也是多亏了上次的械斗事件，一位老板死了，一位老板在逃，抓了一名矿长、两名副矿长和四名小喽啰，而刁富贵的华光煤业公司，更是没讨到任何便宜，硬生生掏了将近三百万元，才算把事情“摆平”……有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大部分煤井的老板在检查组来了以后，表现得比较乖巧，敢于耍横的没有几个。但是，沈小初心里明白，这样的整顿，不过是暂时性的，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建立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等风头过去了，一些有背景的非法煤井，铁定会卷土重来，照开不误，毕竟，巨大的利润在那儿放着，说谁个不眼馋，肯定是假话。
这段时间，公安局大门旁边的“半山人”包子店，生意却是出奇地好，也不知是黑蛋做的包子打响了名气，还是受了副局长沈小初的影响，反正，公安局的大部分干警，早点都是去黑蛋的包子店对付，局长黎长钧也时不时踱进去，叫一盘酸菜包子吃吃。沈小初自己反倒去得少了些，一则是因为工作太忙，二呢，这酸菜包子吃得久了，胃里老泛酸味儿，时间长了，整个人也非得变成酸菜不可。
一天，韩大伟跑来告诉沈小初，说他带人在半山村排查的时候，了解到一个情况，是关于黑蛋父亲的。
黑蛋姓刘，他的父亲叫刘大彪。黑蛋家里原先条件一般，后来满山遍野都是挖煤的人，有一个老板看上了一处地方，刚好是黑蛋家的承包地，就给了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一笔钱，把地租过来开矿。刘大彪手里有了一笔钱，日子倒也过得滋润。黑蛋家的邻居，就是半山村的村支书，在山上开得有煤窑，家里挺富裕。支书家新修房子，刚好占了黑蛋家巴掌大一个地角。刘大彪不愿意，跟对方起了争执。支书的儿子历来在村里比较霸道，见刘大彪竟然敢跟自己的父亲较劲儿，上去就是一顿拳脚，刘大彪名字虽然威风，但人老实，被打了个鼻青脸肿。这还不算，支书的儿子非要刘大彪给自己的父亲跪下来磕头赔罪。刘大彪那哪儿丢得起这个人，爬起来就跑。支书的儿子不依，扛着一把铁锨在后面追。刘大彪逼急了，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顺手朝支书的儿子扔了去……
沈小初“哦”了一声，问：
“后来呢？”
韩大伟说：
“也是巧了，砖头刚好砸到对方的太阳穴上，支书那个儿子当场就死了。刘大彪被抓了起来，第一次判了十二年，死者家属不愿意，打了个二审，判了死缓……”
“死缓？”沈小初疑惑地问。
韩大伟回答说：
“是的，死缓。村里人说，刘大彪被判刑以后，家里的钱也全部赔给了支书家……家道就败落了，黑蛋老大不小了，也娶不上媳妇，没人愿意嫁给死刑犯的儿子。”
死缓？量刑也未免忒重了些。凭直觉，沈小初觉得背后肯定有问题。这几年，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引发的案件多了去了。就说前年吧，有一户人家，儿子在部队上当了大官，平常就跋扈些，看邻居不顺眼，每天都把洗锅的溲水端过去泼人家大门口儿，弄得邻居家大门口又溲又臭，还净是烂泥。邻居家的男人老实，不敢吱声，妻子就骂他窝囊。骂急了，这男人抄起一把斧子，冲进这户人家，连老带少七口人，全劈翻在了地上，没留一个活口……老祖先说得多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很多人就是不晓得“忍”、不懂得“退”，尤其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但不“忍”不“退”，还一个劲儿往前“冲”。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哪一年的案子？”沈小初问。
“案子是九年前的。奇怪的是，刘大彪在看守所里关了不到一年时间，判决书刚下来，就得病死了，说是心肌梗塞……村里有人告诉我们，说刘大彪死了以后，黑蛋家里突然富了，变得似乎有钱了。”
沈小初很惊讶，问道：
“死了？你是说，刘大彪死在了监狱里？”
“是的。”
“九年前的案子？也就是说，黑蛋的父亲是八年前死的？”
“是，那时候您不在蓟原，在北京学习呢。”韩大伟说。
沈小初记起来了：八年前，沈小初第一次获得全国优秀警察的荣誉称号，被选去参加公安部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说是培训结束以后，给他个县局局长干干，但沈小初培训回来以后，八年过去了，还是副局长。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二十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一辈辈子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百分之百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
“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
“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尅。”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
“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
“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
“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
“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
“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陪着笑容：
“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
“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帐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
“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
“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
“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
“哪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
“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刘东福苦着脸，喏喏地说：
“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
“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儿，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儿，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儿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儿，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儿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儿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儿跟他没关系，坏事儿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儿。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儿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
“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
“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儿，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
“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
“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吭、吭两声，清了清嗓子，说：
“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儿，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
“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