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嗞、嗞”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画，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啰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嗞、嗞”地吸着气说：
“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撂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十五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儿，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儿，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哪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一百年，过二百年，甚至过三百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儿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儿。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儿，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儿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
“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
“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
“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五十八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板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五十八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杜万清不知道属于自己的岁月究竟还有多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是，一年？两年？三年？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这具稍嫌肥胖的具体，在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儿。
杜万清在转椅上呆呆地坐了大半个时辰。他试图想清楚一些问题，试图想清楚一些人和事，试图回忆起一些属于他的、曾经美好的岁月……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也想不清楚，越想越混乱，越混乱就越想不起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大权在握的县委书记，杜万清从来没有迷信过什么。但现在，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迷信了，他甚至不无悲哀地想：难道这就是报应？难道这就是老天爷对他应有的惩罚？
手机铃声一直在叮铃铃地响着，杜万清没有去接，他甚至看都没有看手机一眼。他觉得，自己浑身已经没有了一点点力气，连把手机举到耳朵边去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瞬间，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死了，僵硬的尸体摆在灵堂里，尸体上盖着白布，两边一溜儿摆开去的，是红红黄黄的花圈，一些面目模糊的人前来上香、鞠躬，然后离开……这个可怕的想象几乎彻底击垮了他，他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跟任何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一样，他的呻吟声中充满了恐惧、绝望，是那么的落寞，又是那么的无助和忧伤！
……
似乎过去了半个世纪，县委书记杜万清才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猛丁清醒过来。不管怎么说，该来的终究来了，作为一名久经风浪的领导干部，杜万清知道恐惧和忧伤不解决任何问题。他感到自己虚弱到了极点，也脆弱到了极点。他很想找个人来倾诉倾诉，哪怕就是陪着自己安静地坐一会儿也好啊，但是，他在自己大脑里面起劲儿搜索了半天，没有找到那个可供他倾诉的人——妻子是不能告诉她的，儿子和女儿，也不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只会引来他们无尽的担忧和伤心！自己已经这样了，他不想让身边的亲人再替自己担心。但是，除了自己的亲人，杜万清又能跟谁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呢，又敢跟谁说呢？
这就是杜万清面对的现实，身在官场，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一位可供说真话的朋友都没有。但紧接着，杜万清就反应过来，意识到现在千万不敢泄露自己身患绝症的消息！多年丰富的从政经验告诉他，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从衢阳市到蓟原县，上上下下将会惊动很多人，弄不好，又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杜万清自己究竟能不能全身而退，都尚是未知数——这是杜万清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也有另一种可能，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上面直接拿掉他的县委书记，让他提前退休，但这样的结果，同样是杜万清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在官场浸**了大半辈子的人，无法想象自己从权力的核心位置退下来之后，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手机铃声还在不停地响着，杜万清艰难地抬起手，慢慢拿过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看都没看，就摁了。过了几分钟，电话又不依不饶地响起来，这次，杜万清看了一眼，是老同学的电话，就摁了接通键，老同学焦急的声音从话筒中清晰地传了过来：
“老同学，万清啊，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你要急死我啊？”
杜万清心底滑过一股暖流，温温的，有种湿润的感觉：
“没事！没事的，我挺得住！”
老同学说：
“万清，我的话没有说完，你就挂了电话……”
杜万清说：
“你说，我听着呢。”
老同学说：
“老同学啊，病情已经很明朗了，你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杜万清苦笑了一下，肝癌晚期，担心与不担心，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病，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还是有法可治的，”老同学字斟句酌地说，“我已经跟北京一家医院联系过了，可以做手术的，完全可以做手术，而且成功率高达73%。”
杜万清突然就精神一振，坐直腰身问：
“你是说，可以治好？”
“是，完全有治愈的可能。”
老同学详细地告诉他，肝癌听起来可怕，但现在的医疗条件先进得很，只需做一个肝脏移植手术，就完全可以治愈肝癌，美国和德国早在十年前就有成功移植的例子，国内是近一两年才有，只有北京这家医院能做，当然，费用很大，一般人根本承担不起。
老同学说，一个肝脏移植手术做下来，最保守的估计，也得一二百万元。
杜万清沉默了：一二百万元，放在普通老百姓头上，就是一个天文般的庞大数字，放在一个县委书记面前，只不过是冰山下的小小一角。一个县域的一把手，动辄成千上万的资金从他手里面过，一二百万元，实在算不得是多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不大的一笔钱，对蓟原县的县委书记杜万清来说，却让他感到非常作难。他的内心很矛盾。这笔不大不小的费用，搁在别的县委书记头上，也许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但搁在他杜万清头上，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窘。他承认，自己的工资账户上没有攒下那么一大笔钱——尽管他非常想去北京做这个肝脏移植手术。
这无疑意味着，他杜万清又要做一次非常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