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回到家时，我还在想那十七英镑怎么花。

　　希尔达说要去左翼读书俱乐部，好像是有个从伦敦来的家伙准备发表什么演讲，不用说，希尔达是不知道演讲内容的。我告诉她跟她一起去。通常来说，我不是个喜欢演讲的人，但那天上午，从我看到飞过火车上方的那架轰炸机开始，脑子里浮现出的一系列的战争幻景让我深思。像往常那样，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我们把孩子早早打发上床睡觉，及时溜掉去听演讲。演讲定于晚上八点开始。

　　那天傍晚有雾，会议室里很冷，照明效果不是很好。那是一间铁皮顶的木头结构的小会议室，属于非国教徒还是什么人的财产，花费十英镑就能租一次。已经来了十五六个人，通常情况下就是这么多人。看台前面，贴着一张黄色的海报，表明演讲的题目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乌奇特先生，是这次会议的主席，私下身份好像是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上班。他把演讲者请到台上，向大伙儿做了介绍，这人叫什么来着，好像是某某先生，名字我忘了，反正是某位“知名反法西斯主义者”，这种说法就像你称某个人是“著名钢琴家”一样。演讲者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小个子，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头发差不多全秃了，只留着一小缕，想盖住秃头，结果盖得很不成功。

　　这样的会从来没有准时开始过，总会拖延那么一会儿，就好像还有几个人要到场似的。八点二十五分左右，乌奇特先生敲敲桌子，开始忙活他那一套。乌奇特是个长相温和的家伙，一张婴儿般的粉脸上总是堆满微笑。我觉得他是当地自由党的秘书，在区教会还有点儿职位，在女修道院院长协会举办的魔术般的幻灯片演讲中担任司仪。这家伙是天生干大会主席的料儿。当他跟你说我们是如何如何有幸把某某先生今晚请到这个讲台上来时，你能看出他是真诚的。我看他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想这家伙极有可能还是个处男。小个子演讲家拿出一小沓稿子，多半是剪报，用他那杯水压住了。然后他用很快的速度舔了一下嘴唇，开始连珠炮似的一通乱喷。

　　你参加过演讲会、公开性的会议这类活动吗？

　　我是去过的。傍晚，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会想一个同样的问题：他妈的为什么我们要干这种事？人们为什么会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出来干这种事？我环顾大厅四周。我坐在后排，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参加公开会议，只要能，我总是坐后排。希尔达和那两位照例早在前排坐下了。这间小会议室看上去非常阴暗。这种地方是个什么样子，我想你是知道的。松木板的墙，起皱的铁皮屋顶，冷飕飕的，让你想把大衣裹上。我们这几个不多的人围坐在讲台周围，身后是三十排空****的椅子，所有的座位上都落满了灰尘。讲台上，演讲家身后有一个巨大的方形东西，上面盖着布，布上同样覆盖着灰尘，很可能是一个盖着棺罩的大棺材。其实是一架钢琴。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怎么听。小个子演讲家长得很猥琐，不过口才倒是不错。因为经常要讲话的缘故，他的脸变成了白的，嘴也变得十分灵活，声音还是嘎嘎响的那种。当然了，他正在猛烈攻击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他讲的这些东西我没什么兴趣——每天早晨的《新闻记事报》里尽是这个——不过这人说话时略带一点儿含混粗浊的乡下口音，给我留下了点印象，而且还时不时地冒出一个短语，吸引了我的注意：

　　“暴虐无道……性虐待狂的可怕爆发……橡胶警棍……集中营……对犹太人极其不公正……重回黑暗时代……欧洲文明……趁为时不晚赶快行动……全体正派人的愤怒……民主国家联盟……坚定的立场……保卫民主……民主……法西斯主义……民主……法西斯主义……民主……”

　　这类演讲的风格，你是知道的。这些家伙能够数小时不间断地说废话，就像一台留声机，转下把手，按动按钮，就开始了。民主，法西斯主义，民主。可不知为什么，我看着他，倒觉得挺有意思。他是那种卑鄙小人的相貌，一张白脸，一个秃头，站在讲台上，正在喷射口号。他在干什么？他在激起仇恨，他在蓄意这样做，他在公然这样做，他在尽最大努力让你恨某类被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外国人。这位某某先生，竟是位“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想到这个，我觉得奇怪。反法西斯主义，是种奇怪的行为。我想这个家伙正是靠写一些反对希特勒的书来维持生计的。可希特勒出现前，他都做了些什么？希特勒如果从此消失，他又会做什么？当然了，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医生、侦探、告密者等等这些人。那嘎嘎响的声音仍在继续，我又有了一个想法：这家伙是认真的，一点儿都没装——他说的每个字都是真心的。他正努力在听众中制造仇恨，不过这跟他自己感觉到的那种仇恨没有任何关系。对他来说，每个口号都是绝对正确的。把他的肚子切开，你会发现里头尽是民主、法西斯主义、民主。如果在私下生活中与这样一个家伙相识，那肯定是很有趣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家伙有私人生活吗？或者换个说法，他只是马不停蹄地在一个个讲台上制造仇恨吗？也许，他做梦的时候，梦到的都是口号。

　　我坐在后排，能好好看看那些听众。你可能会觉得，在冬天的夜晚，我们（鉴于这次我是主动来的，所以觉得有资格被纳入“我们”中去）这些人不睡觉，跑来坐在一间四处透风的会议室里，参加什么左翼读书俱乐部举办的会议，对我们来说，这种会议肯定是意义非凡的。我们是西布莱奇利的革命者，第一眼瞧上去，这些人可是希望不大。看看周围的听众，我突然发现只有六七个人真正知道演讲者在说什么，尽管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攻击了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半个多小时了。参加这样的会议，结果总是这样的。像往常一样，有半数的人因为不知道演讲者到底说的是什么中途退场了。演讲家的桌子旁边，乌奇特端坐在椅子上，注视着演讲家，脸上露着愉快的微笑。他的脸就像一个小号的粉红色的天竺葵。演讲家刚一落座，乌奇特开这个会的目的你就知道了——就像那次为美拉尼西亚人筹集裤子而举办的魔术般的幻灯片演讲，在结束之时他说过的那番同样的话一样：“表示我们的感谢——说出我们每个人的观点——最有意义——都能让我们想很多——最有激励性的夜晚！”前排，蒙斯小姐坐得直直的，头微微歪向一侧，就像一只鸟。演讲家从水杯底下把那沓纸拿出来，开始朗读关于德国人自杀率的一些数据。你可以从蒙斯小姐那又长又细的脖子上看出她并不快乐。这增长了她的见识吗？前提是她得真搞懂了演讲家到底在说什么！另外两人，还像两块布丁那样待着。她们旁边，一位红发小个子妇人正在织毛衣。用平针织一针，再用反针织两针，放一针，再把两针织到一起。此刻，演讲家正在描述纳粹分子如何把叛国者的人头砍下，有时候，行刑的刽子手还会失手。听众中还有一位女士，是位姑娘，黑色的头发，是一位中学老师。不像别人，她听得极其认真，端坐在椅子上，一双大眼睛睁得溜圆，盯着讲台上的演讲家，嘴微微张着，正把演讲的内容全部吞下。

　　她后面坐着两个老家伙，是当地工党成员。一个头发灰白，剪得极短；另一个是秃头，留着低垂的胡子。两人都穿着大衣。你是知道这种人的，他们很及时地加入了工党，把这辈子都给了运动。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企业主开列的黑名单之上，另外十年，吵着闹着要国家做点事，改善贫民的生活。突然间，世道变了，老工党那一套没人在乎了，他们就涉入对外政治——什么希特勒、斯大林、炸弹、机关枪、胶皮警棍、人民阵线、反共产主义协定这些事，做得既不超前也不拉后腿。我前面坐着几个当地的共产党员，三个人都很年轻，其中一个很有钱，在赫斯珀里得斯地产公司上班，我猜是老克拉姆的侄子。另一个是当地一家银行的职员，偶尔为我兑换支票。还有一个是个帅小伙儿，一张圆而稚嫩的脸上透露着渴望，婴儿般的蓝眼睛，头发是那么漂亮，总让你忍不住想不会是漂白过的吧。他看上去只有十七岁左右，尽管我觉得他已有二十岁了。紧挨着这三个人坐着的是另外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这人瞧上去跟一般的共产党员很不一样，不太像这类人，因为他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类托洛茨基分子，其他几个人都瞧不起他。他更年轻些，很瘦，很黑，是个看上去很紧张的孩子，脸上透露出精明。当然了，他是犹太人。这四个人听演讲的时候跟别人大不一样。提问时间开始后，他们总是踊跃站起来提问。小个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屁股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争着抢着先于其他几人发言。

　　演讲我不再听了。除了听，还有别的方式，于是我暂时闭上了眼睛。效果是惊奇的，只听他的声音，我似乎觉得看他看得更清楚了。

　　那声音给你一种能连续说两个礼拜而不停的感觉。此时此刻，有个人正用一架管风琴朝你猛喷口号，这真的是一件很让人讨厌的事。内容永远都在重复：仇恨，仇恨，仇恨，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仇恨。一遍遍总是如此。你感觉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你的头骨，正在被锤子钉入你的脑子。不过此时，我的眼睛闭着，这一局面被我扭转，我进入了他的头骨。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有大概一秒钟的时间，我进入了他的脑子，你几乎可以这样说，我就是他。总之，他感觉到的我都能感觉到。

　　他看到的幻景，我也看到了。这种幻景说不出来。他正在说的只是希特勒的罪过，我们得携起手来，一起仇恨。他没有深入，没有谈到细节，都略掉了。不过，他看到的可不太一样，那是一幅自己正在用扳手打烂别人脸的画面，当然是法西斯分子的脸，我知道他看到的就是这个。有那么一两分钟，当我在他的脑子里停留时，我看到的也是这个。打烂！正中脸的中部！骨头像蛋壳一样凹进去，一分钟前还是脸的模样，可现在成了一大块草莓酱。打烂！下一个！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醒着时，睡觉时，想的都是这个，他想得越多，就越喜欢。不过这没关系，因为他打烂的是法西斯分子的脸。从他的腔调中，你都能听到这些。

　　可是为什么？最可能的解释是：他感到恐惧。如今，每一个能思考的人都被恐惧吓呆了。在这儿的，只是一个具有足够的洞察力、比别人更加感到恐惧的家伙。希特勒在我们前面！赶快行动！让我们每人拿起一只扳手，团结起来，先打烂他们的脸，或许他们就打不成我们了。联合起来，选出你们的领袖。希特勒是黑的，斯大林是白的。可小个子演讲家有另外的看法，在他心里，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一样的。两个都是扳手，都是被打烂的脸。

　　战争！我又想到了战争。战争马上就来了，这是确定无疑的。可谁会害怕战争？换句话说，谁会害怕炸弹和机关枪？“我怕”，你会这样说。是的，我怕，任何亲历过战争的人都怕。不过，可怕的不是战争期间，而是战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变成了某个充满仇恨的世界，某个充满口号的世界。五颜六色的衬衫，铁丝网，橡胶警棍。隐秘的号子里，电灯不分白天黑夜亮着，你睡觉的时候，密探还在盯着你。游行的队伍，海报上巨大的脸，上百万的人为领袖欢呼，直到耳朵都被震聋，开始真正去崇拜他；与此同时，在私底下，他们又是那么恨他，恨得想呕吐。这些事都会发生的，不是吗？有时候，我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有时候，又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总之，那天晚上，我知道是会发生的。我从小个子演讲家的声音中听出来了。

　　或许，对这一小撮在冬天的夜晚赶来听这种演讲的人来说，演讲是有点儿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对那五六个听懂演讲内容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一支浩**大军的前哨部队。他们是有远见的人，是第一批发现船正在沉没的耗子。赶快，赶快！法西斯分子就要来啦！孩子们，把扳手准备好！先打烂他们的脸，不然咱们就遭殃啦！我们惧怕未来惧怕得要死，个个都像小白兔直接跳进了大蟒蛇的喉咙里。

　　法西斯主义蔓延到英国的时候，我这样的家伙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很可能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当然了，在那位演讲家和那四位共产党员看来可是大不一样。他们会打烂别人的脸，或者自己的脸被别人打烂，这都取决于谁是胜者。不过，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日子还会像以前那样过下去。可是，战争让我感到恐惧了——它让我感到恐惧了。我刚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演讲家不说了，坐下了。

　　像往常那样，一小阵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了，听上去是那么沉闷，听众席上只有十五个人左右，这种结局是能想到的。老乌奇特照例说通废话，那四位共产党员立刻从座位上同时站起。他们大吵了一架，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说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没人懂，什么唯物辩证法啊，无产阶级的命运啊，以及列宁在1918年都说了些什么啊。演讲家喝完那杯水，站起来，做了一个总结，这让那位小个子托洛茨基分子不舒服地在座位上扭来扭去。不过，见此情景，那三位倒是高兴了，激烈的争论又以非公开的形式持续了一会儿，除了他们几个，没人说一句话。希尔达和另外两位在演讲刚一结束时就溜了，她们担心的很可能是怕被挨个敛收会场租金。红发小个子女士继续坐着织毛衣。那几位共产党员争论的时候，你能听到她在低声数着织了多少针；乌奇特端坐着，要是有谁碰巧说句话，就把脸朝向谁，你能看出他正在想这一切多有意思，能看出他正把这一切记在心中；那位黑发姑娘，嘴微微张着，目光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老工党成员，胡子低垂着，大衣裹到了耳朵上，真像一只海豹，坐得直直的，盯着周围那些人，在想这到底是他妈的在干啥呢。最后，我站起身，开始穿大衣。

　　激烈的争论已经变成了小个子托洛茨基分子与帅小伙儿之间的一场私人争吵。他们争论的是战争爆发时应不应该参军。我正侧身走过一排椅子，帅小伙儿向我提出恳求。

　　“保龄先生！听我说。要是战争爆发，咱们又有机会把法西斯主义彻底碾碎，那么你会参战吗？我的意思是，假如你还年轻的话？”

　　我猜他觉得我有六十岁了。

　　“肯定不参加，”我说，“上次我早打够了。”

　　“可这次是碾碎法西斯主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