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茨图书馆是A类会员，会花上半克朗去舞厅跳舞，还是当地一家网球俱乐部的会员。在那种故作高贵的郊区常有这样的网球俱乐部——木制的小看台，场地用高高的金属网围着，年轻的小伙子们身穿很不合身的白色法兰绒球衣，上蹿下跳，大声喊着“十五比四十”和“得优势分”。他们在模仿上流社会，却也干得不错。我学会了打网球，舞跳得还算可以，并且跟姑娘们处得不错。当时我已年近三十，是个模样不算太差劲的小伙儿，我那红扑扑的脸庞，黄油色的头发，在那个年代，还是打过仗的标准。那时候，别管什么时候吧，我的模样反正看上去都不像绅士，不过现在你很可能看不出我是乡下小镇一家小型零售店店主的儿子了。我会在一个诸如伊林这样的人口相当混杂的地方生存下去。公司里，普通员工和中层员工混在一起，等级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明显。正是在网球俱乐部，我第一次见到了希尔达。

　　那时候，希尔达二十四岁，个子小巧而苗条，非常害羞，黑色的头发，举止间透露着优雅。还有，她的眼睛相当大，跟野兔的很像。她是那种没有多少话的姑娘，却总守在一旁听人家谈话，给人留下一种她在听的印象。说话时，那也不过是一句“哦，是的，我也这么看”，不管是谁，她总是同意人家的说法。在网球场上，她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球也打得不坏，可不知为何，总给人一种无助、幼稚的感觉。她姓文森特。

　　结婚了，你会无数次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结婚？”这种话我问过多少遍，只有上帝才知道。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我再次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娶希尔达？”

　　当然了，一方面是因为她年轻，从某一方面来讲，还挺漂亮。除了这个，我只能说，因为她的出身跟我完全不同，我弄不懂真实的她是个什么样子。我得先娶她，然后再了解她。比方说，要是我娶的是艾尔茜·沃特斯，就知道娶的究竟是什么人。希尔达的家世我只从别人那儿听过一点儿，她出生在一个贫困潦倒的干部家庭。几代以来，她的家人都是士兵、水手、牧师、印度裔英国官员等等。他们从未有过钱，可从另一方面讲，在我看来他们也没做过什么正经事。随便你怎么说吧，我娶她，是有点儿像势利小人那种做派的，要知道我可是属于敬畏上帝的开铺子的那个阶层，去简陋教堂做礼拜的那个阶层，喝下午茶的那个阶层。现在，这种事我是没什么感觉了，可那时有。别误解我说的话，我的意思可不是说因为希尔达属于我曾在柜台上服务过的那个阶层所以才娶她，心怀卑鄙的念头，想要通过一种欺骗的手段挤入上层社会。我仅仅是因为不懂她，所以才为她神魂颠倒。有件事我实在是百思不解：这些来自一贫如洗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姑娘，为了离开家，竟然愿意嫁给任何一个有裤子穿的男人。

　　没过多久，希尔达带我去看她的家人。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在伊林，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印度裔英国人社区。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意外的事！

　　老文森特是1910年退休的，自从那时候起，老两口儿就像某种贝类动物一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就几乎不活动了。不过在那时候，这家人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家里出过少校、上校，甚至还出过一名少将。我和文森特一家彼此对待的态度是一幅很有意思的画，两种人从各自的世界里出来，碰到一起，看看哪个傻！他们把我当生意人看待了——看成了公司的董事长或者跑业务的人——而我，在看人方面也的确是把好手。不过对于那些家里既出过军官又出过牧师又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家庭，我是从未见过的，我只想对这些衰败的、被抛弃的人下跪膜拜。我觉得他们无论是在社会等级上，还是在文化水平上，都要优于我；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后面这一点儿上没有看准我：认为我是个前途广大的生意人，用不了多久就会赚大钱。在这种人眼中，生意，不管是从事海洋保险生意的，还是卖花生的，都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他们只知道，靠做生意赚钱是十分庸俗的事。老文森特常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语态跟我讨论我在工作上的事——我记得有一回，他说漏了嘴，提到了“做买卖”这个词——显而易见，他分不清员工和老板的区别。他总是隐约觉得，我在“飞翔的蝾螈”上班，通过一系列的提升，日后定能爬上高层。我觉得他的脑子里已经浮现出了将来某一天向我借五英镑花花的画面了，这是有可能的。哈罗德肯定这么想过，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了。说实在的，凭我现在的收入，如果哈罗德还在世的话，我是愿意把钱借给他的。幸好我们结婚没几年，他就死了，好像是死于肠热病还是什么，后来，文森特老两口儿也去世了。

　　然后，我跟希尔达结婚了，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那你为什么要娶她？你会问。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你？这些事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刚开始结婚的那两三年，我连杀死希尔达的念头都有。当然了，真杀是不敢的，只是脑子里不时出现这样的念头，并且一想起来还很享受。还有，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了总要被抓。不论你把不在场的证据做得多漂亮，他们心里还是非常清楚这事就是你做的，不论采取什么办法，反正他们总会把责任归结到你的头上。一个人的妻子被杀死了，丈夫就成了警方首先怀疑的对象——人们对婚姻究竟是怎么看的，从这件事上，你就可以有所感受。

　　时间长了，一个人什么都能适应。又过了一两年，我要杀掉希尔达的念头没了，我开始琢磨她，只是琢磨。周日下午或者晚上下班回家后，我脱掉鞋子，和衣躺在**琢磨女人，往往一琢磨就是几小时。我在想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她们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她们这么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些女人刚结婚，整个人就完全垮掉了，身材走了形，精神气质也没了，这似乎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似乎她们一辈子就只为了结婚这件事在做准备，这事一办完，她们就像一朵刚把种子孕育出的花儿一样，枯萎掉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这件事暗示出的、女人对待生活的那种可怕的态度。哪怕婚姻只是一场公开的骗局——哪怕女人让你钻进了她设的圈套之中，然后回过头来，对你说：“哈哈，你这个家伙，我可把你逮住了，现在就踏踏实实给我干活儿吧，我一边享受去！”——我也不会这么在意。可不是一点儿也不在意。她们不想去过快乐的生活，只想着尽可能快地步入中年。经过一场可怕的战争，终于让她的男人娶了她，然后她就彻底放松了，她的青春、容貌、精力和生活中的快乐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希尔达就是这样的女人。当初，在我的眼中，她还是一个漂亮、优雅的姑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确是这样的——是个小尤物，比我长得要强，可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她就已经成了一个闷闷不乐、死气沉沉、衣着邋遢的中年妇女。无可否认，她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有原因。不过，无论她嫁给谁，到最后也会是这个结果。

　　希尔达缺少的是什么？结完婚，过了差不多一周，我有了答案。她缺少的是生活情趣和乐趣。做一件事，觉得喜欢才做，这种观念希尔达是几乎不能理解的。正是通过她，我才对这些衰退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面貌有了一个初步的看法。最重要的一点儿就是，因为缺钱，他们的所有活力都被抽干了。这样的家庭，只靠一点儿微薄的退休金和养老金活着——也就是说，靠一点儿永远也不会增加只会慢慢减少的收入活着的家庭——对贫困的理解，对清扫掉在餐桌上的面包屑的理解，对每次花掉六便士之前都要瞅上两次的理解，抛开我这样的家庭不说，就是跟那些工人家庭相比，也要深刻得多。希尔达常对我说，她家的钱总是不够花，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当然了，对这样的家庭而言，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纪，那时候才是最难的。等他们长大以后，尤其是女孩子，脑子里就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一个人不仅应该永远过穷日子，而且应该为贫穷感到悲哀。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在一栋狭窄而拥挤的公寓内，靠着我那点工资度日。后来，我被调到西布莱奇利分公司工作，收入多了些，可希尔达的态度仍没有改变，总是为了钱的问题闷闷不乐！牛奶账单！燃煤账单！房租！学费！我们的生活永远在演奏这样一个调子：“下个礼拜，咱们就要去救济院了。”说老实话，希尔达不但小气，还很自私。有时，碰巧有了点闲钱，我也无法说服她去为自己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她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你应该永远为了钱不够花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出于某种责任感，你永远应该在一种痛苦的气氛中过日子。我跟她不一样。在对待钱的态度上，我更像是一位无产者。生活是用来过的，如果下个礼拜我们将要陷入困境之中——那么好吧，下个礼拜还得有一段挺长的时间才能来呢。真正让她感到震惊的是：我竟然拒绝忧虑。她总在这一点儿上攻击我，“可是，乔治！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没钱啦！事态很严重！”她总爱陷入一种恐慌的状态中，因为觉得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是“严重的”。后来，她学会了那套把戏，每次为什么事发愁时，她的两个肩膀总拱起来，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一天下来，要是把希尔达说的那些话列个单子，便会发现有三句话并排处于频率最高位置——“我们买不起”“能省下不少钱哪”，还有这句“我不知道钱从什么地方来”。做任何事，她都抱以悲观的态度。每次做蛋糕时，她想的不是蛋糕，而是怎样节省奶油和鸡蛋。每次跟她在****时，她心里想的总是如何避孕。每次去电影院时，她总在为座位的价格不停抱怨。她管理家务的方法，所有的重心都集中在“把东西用光”和“物尽其用”上了，母亲要是见了，定会哈哈大笑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希尔达一点儿都不势利，她从未因为我不是绅士就看低我。相反，在她看来，我的习惯太过于贵族气了。每次去茶馆，我俩总会低声大吵一番，因为希尔达嫌我给女服务员的小费给得太多了。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最近这几年，她变得比我还“下中产阶级”了，无论是在见解上，还是在外表上。当然了，“节省”这件事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从来也没有过任何结果。我们的日子过得跟埃利斯米尔路上别的人家一样糟糕。不过，那种在煤气账单、牛奶账单、奶油那可怕的价格、孩子们买靴子的钱以及学费上的永远的忧虑仍在继续。希尔达在玩一种游戏。

　　1929年，在比利出生前不久，我们搬到了西布莱奇利，并打算第二年在埃利斯米尔路上买房子。当上检查员以后，我离家更远了，跟别的女人接触的机会也多了。当然了，我是不忠的——也不能说总是不忠，反正一有机会，就会跟其他女人鬼混。为这事，希尔达竟然心生嫉妒，真是莫明其妙。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以为这种事在她眼中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料到她会在意。跟所有嫉妒成性的女人一样，她有时会表现出一种你想象不到的精明。有时候，她抓住我的那种方式让我相信心灵感应真的存在，如果那是在我碰巧没有做错事，而她也没有怀疑我的前提下。尽管这样，最近几年，我还是或多或少处在被怀疑的境地之中——不管怎么说，最近这五年——我是够清白的了。胖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想做出轨的事都不可能了。

　　总的来说，我跟希尔达之间的关系，跟埃利斯米尔路上的半数夫妻比较起来，是不能再坏了。有时，我会想到分居或者离婚，不过对于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来说，不能这么做，因为你负担不起。等时间长了，你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你跟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了十五年，没有她的日子是很难想象的，她成了有序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敢说，你会找出天大的理由来反驳我说的话，可你真的想改变它们吗？还有，孩子们呢？人们常说，孩子是纽带，或者约束，可没说是炮弹和脚镣。

　　最近这两年，希尔达结交了两个了不起的朋友，一个叫维勒太太，另一个叫蒙斯小姐。维勒太太是个寡妇，我猜她对男人怀有很深的成见。每次走进屋里，我都能感觉到她因为憎恨而全身发抖。她是个小个子，姿色早已没了，给你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印象，你觉得她浑身都是那个颜色，某种发灰的、像尘土一样的颜色，不过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她对希尔达有非常坏的影响，因为在“省钱”和“物尽其用”上，她同样热情高涨，尽管方式不太一样。她的方式是这样的：不花钱，还能玩得痛快。她总在四处打探，哪儿有特价品和不花钱的娱乐活动。对这样的人来说，需不需要某件东西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东西是不是便宜。每次大商场里搞清仓处理，她总会排在队伍最前面，这是她最得意的地方，在柜台周围拼杀了一整天，等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屁都没买一个。蒙斯小姐大不一样。她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例子，可怜的蒙斯小姐。她又高又瘦，年纪三十八岁上下，漆黑的头发，脸上透露着善良和信任。她靠着一点儿固定的收入过活，养老金还是什么，我猜她是西布莱奇利古老社会中的遗物，那时这儿还是个乡下小镇，还没有发展为郊区。她的父亲是位牧师，生前对她极其严厉，这些都写在她的脸上了。她们属于中产阶级的某种副产品，还没有想出办法从家里逃出来，就一个个萎缩成了丑女人。可怜的蒙斯老小姐，她的脸上皱纹堆积，可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对她来说，不去教堂做礼拜，那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她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妇女运动”，似乎还有某种模模糊糊的渴望，要做点事，来“增长她的见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想，刚开始的时候，她之所以对希尔达和维勒太太有好感，完全是因为孤独，可现在，不论她俩去哪儿都要带上她了。

　　说了这么多，这就是希尔达。瞧见了吧，她就是这么个人。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她跟我一样差劲。刚开始结婚的那段时间，有时我还心生邪念，要勒死她，可后来我不在乎了。再后来，我发福了，踏实了。我肯定是在1930年开始发福的，这事来得如此突然，就像一枚加农炮弹击中了我，瞬间在我身体内爆炸了，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某天晚上，你上床睡觉时，觉得自己还有点儿年轻，一只眼不停朝姑娘们身上瞟啊瞟的，结果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等你足够清醒了，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可怜的老胖子，除了拼命工作、给孩子们买靴子外，这辈子再无前途可言。

　　现在到了1938年，全世界的造船厂都在制造战舰，为另外一场大战做着准备，我偶尔在海报上看到的一个名字竟然勾起了我这么多的回忆，其实，这些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该埋葬掉了。